以下均為油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QGLrM54Q5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KiDvYJ4mo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h4qvwnaIX8
-----------分界線------------- 《打造美利堅》：美國為何要向世界傳播民主政治(ZT)
美國革命始自1775年4月19日，這一天，如同十九世紀中葉愛默生所說：「全世界都聽到了這一聲槍響。」事實上，十九世紀的人們就是這樣看待美國革命，一個具有世界性意義的事件。這次事件為美國人，最後也為全世界每一個人，打開了政治與社會層面一個新的時代。這樣看美國革命，這種觀點即使是美國人也不盡然每個人都能理解，但這就是本文的觀點。 …由於共和主義的傳播非常緩慢， 美國人漸漸就開始認為美國注定是這個腐敗的世界實行共和主義唯一成功的國家。當時這個世界應該有幾百萬人有此想法。一八二○到一九二○年間，各君主國足足有二千五百萬名難民移民到合眾國，使得 美國人自居為「揀選之民」的想法 神聖意味漸失，實際意義卻更為具體，當然也向他們證實美國人作為一個革命民族而言確實卓越。 我們必須在十九世紀這樣的背景脈絡之下，參照美國的共和主義革命傳統，以及 美國人相信自己站在歷史的前端領導全世界追求自由的信念，才能夠理解美國人對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那種不尋常的反應。 美國史上，截至當時為止，從來沒有哪一個外國事件像 一九一七年的布爾什維克革命那樣令美國人坐立不安。我們美國人經過這一次如此重大的事件之後，對於自己以及世界的理解開始動搖、錯亂。 俄國於一九一七年三月推翻沙皇，成立臨時政府。起先，美國人依照其一向歡迎歐洲反君主革命的慣例，向俄國表示歡迎俄國革命。沙皇退位七天之後，合眾國在各列強當中率先聲明外交承認新的俄國政府。威爾遜總統還因此想說他現在「在榮耀聯盟中有了好夥伴」。他希望他能夠以這個聯盟為工具，將共和主義推進到全世界。一九一七年五月，美國駐莫斯科大使寫信回美國說，他期待俄國經過這次試煉，將會成為「共和國，依據正確的原理......建立政府」。他所謂的「正確的原理」，指的是和美利堅共和國相同的原理。
然而，一九一七年秋，布爾什維克黨接收了革命，立即澆熄了美國人的熱忱。合眾國原本是俄國革命最堅定的友人，現在卻一下子變成了它的死敵。之前美國政府依照其十九世紀的慣例，迅速給予俄國外交承認，現在卻撤回對蘇聯政府的外交承認，從此一撤就是十六年，其間足足經過了四任總統。美國因此成了西方強權當中最後一個承認蘇聯革命政權的國家。 若以美國早期的革命傳統來看，美國對蘇聯撤回外交承認是此一傳統的重大轉折，我們唯有依據美國早期革命傳統才會了解這個轉折。現在不同的是，造成這種態度劇變的是布爾什維克的訴求，是他們那種新性質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俄國革命不是另一種美國革命，而是全然新品種的革命。布爾什維克非僅止於宣稱要仿效十八世紀後期美國及法國的革命，帶領又一次反君主共和革命。他們說的是，他們的共產主義革命代表的是世界歷史從新出發。很多人都了解這其中的涵義。瑞士劇作家、散文作家赫曼．凱瑟（Herman Kesser）一九一八年就說： 「現在人類確實已經必須決定是要選威爾遜還是列寧。」 美國及蘇聯之間於此立即開始相互對抗，這不但是因為強權政治的緊要性，或是雙方差異極大的市場體系環境使然，更重要的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革命傳統的競爭。所謂東西「冷戰」其實從一九一七年就已經開始。蘇聯的危害在於有可能完全取代合眾國，成為歷史先鋒。現在，宣稱要指明未來之路的，是俄國人，不是美國人（更驚人的是，一九二○、三○年代美國有一些知識分子卻贊同俄國人此舉）。 美國人自一七七六年之後，此時首次遭遇另一種和他們一樣有普世情懷的革命意識形態。對我們而言，這種意識形態，由於會使美國傳承變得無關緊要，其危害比俄國人科技上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更嚴重，發展氫彈，發射史普尼克號太空船反而只是小事。如果我們美國人沒有要帶領世界邁向自由與自由政府，那我們的歷史是怎麼一回事？ 二十世紀驟然出現一個完全站在對立面的革命意識形態，美國人因此開始對自己及其歷史定位愈來愈疑惑。美國人固然不會挺身對抗革命這個理念，但是對於他們向來所說的革命竟會是共產主義的革命，他們卻無法再那麼熱烈以對。 一九四七年美國宣布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合眾國從此首次開始致力於支持建立「自由人民」的政府，藉以對抗「武裝少數」（大概就是指共產黨）在各國內部進行的顛覆活動。一九六○年代越戰爆發，我們和蘇聯的冷戰鬥爭也在對這一場戰事的干預中達到顛峰。大部分美國人覺得他們只是響應甘迺迪總統一九六一年的號召，要大家「付出全部的代價，承擔所有的責任，不畏艱險，支持每一個朋友，反對每一個敵人，確保自由的存續及成就。」只是，這一次所謂的「支持自由」卻是支持一個反革命的現行政府。 一個敵對的革命意識形態對美國歷史的意義造成了根本的危害，使我們看不到全世界各地已經興起一些民族主義勢力、民族文化勢力。在這樣的氛圍之下，我們變得很難再相信哪一場革命不是共產黨革命。所以我們對「自由」政府的定義便不斷擴大，最後終於變成凡是非共產黨的政府即是「自由」政府。不過當然，荒唐之舉所在多有。一九七九至八九年間，為了幫助阿富汗抵禦蘇聯接收，我們卻支援塔利班。 不過，如果認為我們支持腐敗政權或反動政權是美國資本主義直接反應的結果，或是某些人根深柢固厭惡革命的結果，那將是錯誤的。冷戰期間我們所做的事情，儘管常常很笨拙，荒腔走板，但很多都代表我們努力要維持美國革命傳統的普世情懷，只是有時候比較混亂，急迫罷了。我們的第四點計畫（Point Four Program）伴隨著杜魯門主義，和平工作團（Peace Corps）也和介入越南同時存在。這一切全部都有關聯，全部都是從同一匹意識形態的布剪下來的，全部都是美國革命使命感的表現，只是後來大家對於這個使命感感覺愈來愈模糊。
然而，一九八九年，這一切突然有了變化。蘇聯解體，他們多年來想要將這個世界改造成共產世界的革命情懷當然也隨之解體。美國工程師喬爾．巴爾（Joel Barr）一九五○年投奔蘇聯，一九九二年他告訴《洛杉磯時報》記者說他對共產主義的認識錯了。他說：「我相信當今歷史將會證明俄國革命是重大的錯誤。那是倒退。真正對人類有益的革命會持續多年，這就是美國革命。」 我們活在一個非凡的年代。我們此時經歷的諸般重大事件最後會產生什麼結果目前還完全無法預知。九一一事件似乎並沒有頓挫我們想要主導世界的想法，反而是加強。喬治．布希總統就任之初反對「民族建構」（nation building），不過後來對伊拉克卻決心如此處理。譬如《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新共和》編輯湯瑪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這種聰明的美國人很多起初都很歡迎將民主輸入到中東，但是經過長期的努力，不斷遭遇挫折之後，我們現在僅存的一絲希望就是我們離開伊拉克之後，它縱然不會變成民主國家，但至少也要能夠正常運作。阿富汗的話，不要說輸入民主，我們是連提都不願意提。我們只希望他們能夠建立穩定的國力好抵抗塔利班，至不濟也要有那個國力足以抵抗蓋達組織。中東各地的戰爭似乎已經消磨掉我們想要改變世界的理念。但是近年埃及以及中東一些地區的情勢，縱然並不明朗，卻讓我們重新燃起希望，期待民主在此地重現。 我們似乎是沒有折衷餘地的民族。對於這個世界，我們難以始終維持realpolitik（現實政治）的態度。我們拯救不了世界，就會閃避。一九九○年代，有些知識分子堅決反對從我們的革命傳統衍生出來的彌賽亞衝動（messianic impulses）。包括歐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在內，他們認為美國如今已邁入中年，和一些歐洲國家沒有什麼不同。不過，譬如國務卿歐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有些人卻認為我們至今仍是這個世界不可或缺的國家。在這個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的開頭，我們似乎不知道該做什麼才好，在這個世界該扮演怎樣的角色才適當。 我們仍然是獨一無二的超級強權， 但是卻不知道該如何發揮我們的力量。 未來的事情真的很難講。對於我們的歷史，我們所能做的唯有牢牢記住合眾國不論對我自己或是對全世界而言，主要始終是個理念。如果我們貶損了這個理念，貶損了這個道德權威，那麼，不論我們在世界各地可以召集多少部隊，都將毫無意義。這個道德權威才是我們的力量以及贏得世界各民族之敬佩與支持之能力的源頭。 我們的革命資產―我們奉獻於自由、平等，厭惡特權，畏懼政治權力的濫用，堅信憲政主義及個人自由，至今仍為世人所矚目。這一點我是三十年前在波蘭華沙發現的，這件事我永遠都不會忘記。一九七六年正值美國革命的二百週年，冷戰尚未結束，團結工聯運動也還是四年之後的事情，那是波蘭共產主義崩潰的開始。一九七六年我在華沙做了一場演講，探討美國革命。演講結束之後，一名很年輕的波蘭知識分子站起來說我的演講內容遺漏了最重要的部分。我聞之愕然。她問我為什麼沒有提到《權利法案》。《權利法案》是保護個人自由，以免受到政府侵犯的法案。 我確實沒有提到《權利法案》，因為我始終視之為理所當然。然而，波蘭這一位年輕女性 一直活在共產主義政權之下，她沒有辦法把個人自由視為理所當然。 有一些事情很重要，但是我們已經遺忘，視之為理所當然。波蘭這一位年輕的知識分子讓我明白
美國這個共和國至今仍是一次強大的實驗，值得向全世界示範。 我們只希望「美國」理念永不死滅。
-----------分界線------------- 程曉農：走出專制社會第一步 自發反洗腦(ZT)很多人長期以來都在想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國的民主化遙遙無期？因為中國有太多的人在「裝睡」， 他們不知道腐敗嗎，不知道專制的蠻橫嗎，不知道民眾被耍弄嗎，不知道自己不過是隨時會被「割掉」的「韭菜」嗎？但是，「裝睡」的人叫不醒，因為他們被共產黨灌輸的價值觀「催眠」了。一個社會的價值觀決定其民主化的走向，民主化過程中決定民眾投票意向的是他們的價值觀。唯一能打破這種「沉睡」的，不只是民主化口號，也不單純是「民主制度白皮書」，而是社會當中自由民主價值觀和紅色價值觀的對撞。
一、相熟不多談，一談就吵崩今天在中國，人們經常會注意到一個社會現象，即相熟不多談，因為一談就吵崩。很多人都不約而同地意識到，這種現象的發生，與對話者之間的價值觀不同有關。 同一個微信群裡的親屬、中學同學、大學同學、插隊知青、兵團戰友們，對時事的認知差別越來越大，甚至語言對立，動輒爭吵；當然，也有人會「和為貴」，避開爭論的話題，但是他們各自都不會改變自己的看法。他們對同一條時事新聞的看法不同，是因為各自知識面、信息掌握量的不同？是不是多交流信息，彼此就能看法一致了？事實上，很多人會在爭吵中拒絕接受更多的信息，也很難通過充分交流來溝通和形成共識；不少人僅僅是因為別人的看法和「上面」的說法不一樣，自己就必須和「上面」保持一致。 這種對「上面」的政治順從或者政治認同，對一些人來說，已經變成了一種約束自己的思維框架，這種思維框架就是，「上面應該總是對的，不要懷疑上面，不要隨便亂講、亂想」。這樣的認知模式正是紅色價值觀的一部分，它的官名是「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不止在中共治下如此，在蘇聯、在北朝鮮都一樣。 中國社會中很多人早就意識到了，不同人之間的價值觀差異越來越大。但到底什麼是價值觀、道德觀，很多人是分不清的。因為按照中共的洗腦教育，「上面」的話就是民眾的價值觀、道德標準，自己不能有獨立思維；所以他們也很難分清，價值觀和道德觀這兩者的差別在哪裡。中共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就是對上面「盲從」，很多人認同「六四」鎮壓、迫害法輪功，並沒有自己的是非判斷，更不去獨立思考，他們只是按照「盲從」在行事，甚至到了海外依然如此。 價值觀和道德觀並不玄奧。用最通俗簡單的話來講，價值觀指一個人相信自己應當追求什麼；道德觀即什麼事是錯的，錯誤的事可不可以做。其實，所有人都有價值觀和道德觀，但是不同人的價值觀和道德觀來源不一； 有人是全盤接受了中共的紅色價值觀，有人是自己反洗腦，清洗掉原來被灌輸的紅色價值觀，換成了自由民主價值觀。 二、人生在世何所求？任何一個社會的運轉，都以人們的價值觀念和道德觀念為基本前提。價值觀是決定一個人行為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影響這個人行動時的選擇，特別是在有若干選擇的情況下，自己主要追求什麼，是他的價值觀引導他做決定。人們的價值觀通常包含一個序列，有些事物排在前面，有些排在後面，有的重要，有的次要。比如，有人把做一個正直的人排在前面，有人把對自己有利排在前面。 沒有人生來就只喜歡孤獨一人活動，人們都願意與他人在一起交流，尤其在青少年時代的成長期，朋友之間的信任和友情比什麼都重要。從人們的社會活動來看，人的價值觀追求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內在價值觀，就是追求自我尊重、自我實現、自我愉悅和安全感；另一類是外在價值觀，那就是要與周圍人關係諧和，有成就感，希望獲得群體歸屬感，想要被他人尊重。 按照不同的人各自不同的價值觀排序，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行為選擇。注重內在價值觀的人，比較不在乎他人對自己的看法，自己覺得做得合意就行；注重外在價值觀的人，會為了贏得他人對自己的好看法，而放棄一些對自己有利的事務；也有人是既注重內在價值觀，也注重外在價值觀。 這樣講，似乎價值觀比較中性，不應該構成對時事政治那麼尖銳的不同看法。然而，價值觀從來與道德觀是「孿生兄弟」，如果說，價值觀主要是自我追求，那道德觀就是他人對自己的約束。各種各樣的道德觀與價值觀搭配在一起，會產生許多不同的行為。人們通常所說的價值觀，其實裡面同時包含著價值觀和道德觀這兩部分， 三、什麼事情做不得？價值觀影響一個人的人生追求之取捨；而從個人行為來看，道德觀比價值觀更重要，因為道德觀是人類社會裡約束社會成員行為的、共同認可的是非標準。任何社會都不能單純靠法律來約束人的所有行為，因為法律只懲罰那些明顯違反刑法或者民法的行為，人們的日常行為多半是在合法的邊界內。但在這個合法的邊界內，仍然存在著什麼事應該做、什麼事不應該做的問題；有很多事可能做了以後雖不違法，卻是不該做的。 道德是社會上絕大多數人共同認知的是非標準，是人類社會長期以來慢慢形成的。做什麼事是正確的，做什麼事是錯誤的，錯誤的事可不可以做，這就是影響、約束每個人行為的道德觀念。哪怕在原始社會裡，人類也有那個時代的道德。原始社會打獵或採集來的食物，不應由採集者一人獨吞，必須要交給集體，然後再由年長有威望的人或家長來分給大家，特別要照顧老、幼和婦女。 在任何社會裡，人們都會追求個人利益；但如果有人為了追求個人利益而不擇手段，損害到社會和他人的利益，就需要加以遏制，否則這個社會就會陷入秩序混亂。道德標準的作用就是遏制人們對個人利益、對慾望的盲目追求。人類具有道德，這是區分人和動物的一個重要標準。人如果沒有了道德，人的活動就會慢慢動物化，會變成不再關心是非，而只是一味滿足自己的需要。一個社會的大多數人心中都有一些遵守道德的意願；同時也還存在著某些貪慾，比如想要更多的錢。讓一個人不完全按照本性和貪慾來行動，而是對自己的行為有所約束，主要的約束因素就是道德。 一個人能不能得到他人尊重，是這個人社會地位的重要標誌。社會尊重來自他人，而他人對一個人的評價，取決於這個社會共同的道德標準。如果這個社會共同認為，不撒謊、不欺詐屬於基本的道德，那某人不斷欺詐或敲詐別人，大家就會認為這個人品行惡劣。 四、價值觀和道德觀從何而來？在不同社會裡，價值觀和道德觀都是客觀存在的。一個小孩出生後，他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從何而來？社會學裡有個概念叫社會化，指的就是從兒童到青少年時期人們的價值觀和道德觀的形成過程。一個人的社會化，是指青少年告別孩童時代、步入社會的過程；他們不再依賴父母，即將變成社會中的一個成年成員，在從幼兒到成年人的角色轉換中，他們各自從社會上接受多種看法、話語，從而形成自己的價值觀念和道德標準。 在青少年的社會化過程中，對他們影響最大的是三種人。按照青少年的年齡幼長階段來分，起初是家長和老師的影響最大；到了青年時期則同伴的影響變得更大，但家長和老師仍然有很強的影響力。社會化非常重要，因為多數社會成員在社會化階段形成的價值觀和道德觀以後很少改變，將潛在地支配他們一生的行為。 中共建立政權之前，雖然經歷了從清朝到民國的政治演變，中國社會傳統的道德和價值觀念還是相對穩定的。其中有一些內容陳舊落後，比如男尊女卑；但還有不少內容屬於應當堅持下去的是非標準，比如誠實不欺就很重要；另外，人們之間相互信任、樂於互助這樣的社會關係也建立在中國傳統價值觀的基礎之上。 中共建政之後，洗腦運動首先在成年人中展開，這同時也就改變了家庭教育對價值觀和道德觀的影響，因為父母為了孩子的安全，不得不按照紅色價值觀對孩子洗腦。與此同時，學校教育則對學生強制灌輸紅色價值觀，讓輕信的孩童自然而然地接受了這些紅色價值觀。最後，家長和學校的雙重紅色價值觀改變了年青一代的價值觀形成之後，青年人同伴的相互影響也變成了以紅色價值觀的相互傳遞。這就是紅色價值觀的灌輸方式，中國的傳統價值觀也就被漸漸弱化乃至出局了。 現在有些80歲以上的老年人回憶說，50年代初那個時候的人多好啊。其實，那個時候之所以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比較正常，是因為中國的傳統價值觀對成年人還起著作用。中共剷除原有價值觀的運動在文革時期達到了高潮，文革初期青少年多半以為，黨和領袖說什麼都是對的，絕不可質疑；不僅如此，還要為毛主席和「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獻出一切乃至生命，師生、親屬、同事、朋友之間則按照「革命」、「反革命」的標準界定親疏。今天中國人看到北朝鮮老百姓對金家祖孫三代的頂禮膜拜，可能覺得荒唐可笑。其實，文革初期的中國人誰沒經歷過每天必行的「向毛主席早請示、晚匯報」，跳過「忠字舞」的恐怕也不在少數。如今「忠字舞」並未老去，它走出歷史，回到了人間，在廣場舞裡重現痕跡。 五、「喝狼奶長大」的數代人為什麼今天的中國「小粉紅」那麼多，甚至「老粉紅」也不少？早在2006年上海大學的朱學勤教授就指出，中國的歷史教科書扭曲歷史，讀這種書長大的小孩是喝「狼奶」長大的。教育是中共洗腦機器的主要部件，可以說，從未經歷過民國教育的中國人，都屬於「喝狼奶長大」的。 專制國家的一個特徵就是政府強行介入青少年的社會化。社會化過程在專制國家和民主國家完全不同，在民主國家，政府不干預公民個人價值觀的形成，也不強制要求老師按照政府規定的教條去影響學生。而在共產黨國家，極權主義政治本身要對青少年全面洗腦；共產黨建政之後，必然要樹立共產黨灌輸給民眾的紅色價值觀和道德觀，同時摧毀社會上長期以來形成的傳統價值觀和道德觀。 在民主社會，中小學教育沒有統編教材和官方擬定的教學大綱以及強制背誦要求，道德和價值觀念的形成是一種社會的自然傳承；而在共產黨國家，集權政治不但對社會實行強制而嚴密的管控，同時力圖由官方灌輸一套「社會主義道德和價值觀念」，以取代並摧毀傳統的道德和價值觀念，不但青少年教育如此，成年人也不得不按照「政治學習」的要求，把自己變成「社會主義新人」。 共產黨國家必然要支配人們的思維和認知，即實行思想專制，它不僅全面控制人的行動和言論，而且要支配人的思想，以此達到徹底地統治人的目的。所以共產黨國家往往都會實施「思想改造」，一方面對「階級敵人」發動一輪又一輪的打擊，迫使老百姓學會「站隊」，不再發表「不合時宜」的言論；另一方面把所有媒體都變成喉舌，同時由當局統一編寫教科書，「從娃娃教起」，把官方意識形態教條灌輸到人們頭腦中。 久而久之，老百姓失去了自己獨立思考的機會和能力，反覆灌輸的宣傳教育充斥頭腦，所謂的「受黨教育多年」，其實也就是被灌餵「狼奶」歷經有年。這種荒誕劇般的教育和宣傳對某些獨立思考的人來說，反而成了自我洗腦、擺脫紅色價值觀的理由；但保持紅色價值觀的人面對這種宣傳和教育，便失去了對現實的分辨能力。年青一代中被「狼奶」「灌醉」的人比較多，對社會現實的認知能力卻很弱，於是他們在麻木當中形成了穩固的畸形價值觀。 當然，中共的「思想改造」不可能完全徹底，人們多少還存留一些與官方宣傳不一致的想法，但為了在專制的政治環境裡生存下去，大家學會了「公眾場合講假話，私下場合講真話」；甚至到了海外的自由天地，他們還會不自覺地遵循這個「假話真話分場合」的信條。 共產黨統治下，社會上大部分人出於現實考慮，不願意或不善於獨立思考，就自然而然地保持著自己在洗腦教育和洗腦宣傳中形成的紅色價值觀。但他們也面臨巨大的困惑，因為現實經常在拷問他們。比如，原來國企的廠長經理都是黨員幹部，一夜之間成了資本家。江澤民、朱鎔基在位時支持這些共產黨員資本家侵吞國家財產而致富，這種廣泛的社會現象讓很多國企工人既憤怒又迷惑。當大部分官員都涉入腐敗時， 共產黨那「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口號也被證明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面對這樣的紅色價值觀迷茫，一些不善於獨立思考的人會習慣性地回到毛澤東時代的政治教條，用擁毛來平衡內心對共產黨統治的不滿，這是一種精神無能和犬儒主義的表現。習近平反腐之後便利用了社會上這部分人的如此心理，試圖用共產黨執政初期的說教來拉住那些不願意自發反洗腦的民眾的心。 但是，對那些願意獨立思考的人來說，現實的拷問往往會激發他們自發的反洗腦行動。很多人早在文革時期就開始了這樣的反洗腦行動，不少77-78級大學生都有這樣的經歷，他們對中共意識形態的懷疑從林彪事件就開始了。 反洗腦並不難，只要願意動腦子， 又善於發現與洗腦宣傳不同的信息，就可能產生自我價值觀、道德觀的反洗腦效果。 獨立思考的人之所以會重建價值觀，其原因多種多樣，其結果也多種多樣。有些人是親身經歷或了解了與紅色價值觀對立的現實後，選擇了正視現實，開始了獨立思考；有些人身處逆境，為尋求個人的精神出路，從禁書或舊書裡尋找答案；有些人則完全憑個人的是非判斷去懷疑官版價值觀，在懷疑中形成自己的想法。獨立思考的人們之間對許多問題的認識並不相同。 現在很多國內的人「翻牆」出來看政治時評網站，不單純是獵奇，他們往往下意識地在吸收著自由民主價值觀的傳播。今天人們認識到，人群裡過去相熟的人現在的價值觀彼此不同，這是一個重要的社會進步，它標誌著，一部分人已經不願意為了隨大流而認同另一部分人的價值觀。 這個社會進步正是制度轉型最必要的一個前提。 (以上均轉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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