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抱熊猫派的最后哀鸣(ZT)
二零一九年七月三日,「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封题为「中国不是敌人」(China is not an enemy)的公开信,呼吁「亲爱的川普总统和国会成员」重新思考中国政策。 这封信件由哈佛大学荣誉教授傅高义(Ezra F. Vogel)、美国国务院前代理亚太助卿董云裳(Susan Thornton)、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教授傅泰林(M. Taylor Fravel)、美国前驻北京大使芮效俭(J. Stapleton Roy)、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史文(Michael D. Swaine)等5人执笔。前美国在台协会(AIT)理事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与前AIT台北办事处长包道格(Douglas H. Paal)等95名联署人,联名发出公开信的共100人,他们「是学界、外交政策、军方和企业界成员,绝大多数来自美国,其中许多人专业生涯重心都放在亚洲」。
拥抱熊猫派极不光彩的谢幕表演 这封信劝告美国总统川普以及国会要员,美国「视中国为敌人」的政策倾向有害于美国以及世界的利益,呼吁美国政府在对中国的行为要做有力响应的同时,仍要允许中国建设性地参与世界事务。这封信开宗明义写道:「我们非常担心美中关系日益恶化,这样并不符合美国或全球利益。尽管北京近日的行为让我们忧心忡忡,也需要强而有力地响应,但我们也认为,美国的多番作为,才是双方关系急转直下的直接原因。」这段论述逻辑混乱、因果颠倒,宛如中国民族主义小报《环球时报》言论的摘录——似乎中国倒成了无辜的受害者。这封信又指出:「美国站在对立面,阻止不了中国经济继续扩张、阻止不了中企在全球市场更大的市占、也阻止不了中国参与全球事务;更有甚者,美国试图大幅拖慢中国崛起速度势必反伤己身。倘若美国压迫盟邦,要它们视中国为经济与政治之敌,不仅会打坏与盟邦关系,到头来,遭到孤立的或许也不是北京,而是自己。」这是典型的季辛吉式的失败主义言论——冷战中期,季辛吉坚持认为,美国及西欧不是苏俄和东欧的对手,只能拉拢和讨好中国,才能勉强对抗苏俄的扩张。 这封公开信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有人由此认为,美国两党、美国朝野以及民间社会,并未形成「中国乃敌国也」的共识,川普及白宫鹰派的对华政策并不占压倒性优势,拥抱熊猫派人多势大、根深蒂固、喊水水会冻。
然而,在我看来,这封公开信不过是拥抱熊猫派最后的哀鸣而已,是他们退出历史舞台前夕的一场极不光彩的谢幕表演。 在这封信的起草者和签署者中,不少人此前就因为站在中国和中共一边,而在美国备受质疑,虽不至于声名狼藉,至少其外交生涯和学术成已大打折扣。比如,傅高义为邓小平写作传记,替邓小平的六四屠杀辩护,受到中国异议人士和人权团体的严厉批评。傅高义精心呵护两名特殊学生——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和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几乎沦为暴君子女的私家保姆,毫无自由知识分子的风骨,也背弃了哈佛大学追求真理之校训。
董云裳激怒鲁比欧 再比如,曾被美国前任国务卿提勒森提名为亚太助卿的董云裳,是在川普政府的亚太政策大变局的背景下被强迫提前退休的,自然对新政策心怀不满。当时,担任白宫首席策士的班农直接批评董对北京「太过软弱」(Too Soft)。后来,虽然班农离开了白宫,但董仍未顺利通过国会的听证会。她在参议院外委会回答共和党参议院鲁比欧有关美国国务院移除中华民国国旗图案一事时表示,她不承认台湾是独立国家,并且再次重申中美三公报和台湾关系法,其言论激怒了鲁比欧。鲁比欧公开表明,将竭尽所能阻止董云裳之人事案,因为「这个职位元需要由理解重新平衡美国与中国关系,支持台湾,捍卫人权的人才能胜任」。此后,新国务卿蓬佩奥将董晾在一边,进而将其在「代理」任上免职。 那么,为什么说这封百人公开信是美国的拥抱熊猫派最后的哀鸣,而不是亲中政策在华府决策圈起死回生、卷土重来呢?
首先,这些前朝遗老和学界闻人,已经无法打入白宫、国务院和国会的决策圈,无法通过「内部管道」传递消息、影响政策。换言之,川普时代的白宫远离了川普厌恶的、华盛顿传统政治圈这个积重难返的「沼泽地」,白宫最高决策层淘汰了危害美国国家利益的拥抱熊猫派。今天的白宫内部,只有鹰派,他们彼此间的差异只是「更硬的鹰派」和「次硬的鹰派」。 因此,这群一度在华府炙手可热,在克林顿和欧巴马时代呼风唤雨的拥抱熊猫派,失去了他们爱不释手的权力「魔戒」。他们失去权力之后,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只能通过公开信的形式,发表他们已是明日黄花的落伍论调——公开信本身就说明他们被踢出了权力核心。如果稍稍能在内部影响外交政策,他们绝不可能采取这种不得已的方式发声。
对中国危险性的严重误判 其次,这些人对中国的危险性的严重误判,宛如冷战时代美国外交界和学术界对苏俄的误判。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美国人普遍认为苏俄及共产集团蒸蒸日上、势不可挡,美国将不得不接受与之长期共存,乃至对其低三下四。数以千计学富五车的苏联问题专家,用极为「专业」的素质,用满坑满谷的著述和论文,证明苏联在若干领域超过了美国,换言之,共产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优越性。 里根不相信这些人的智慧。当里根上台之后,断然转而以强硬政策对付苏联。这些鸽派人士惊慌失措、百般阻挠。里根在柏林墙前发表的那篇客铿锵有力的演讲,从国务卿到国家安全顾问直到其撰稿人,都竭力主张删去「推到柏林墙」那句话。他们相信东德共产党总书记昂纳克的宣告「柏林墙将屹立百年而不倒」。谁知,几年之后柏林墙就轰然倒掉。今天,在面对中国议题时,季辛吉的弟子们又犯了同样的错误。
第三,拥抱熊猫派之所以要「不合时宜」地发声,其实是要捍卫他们一生的政策、名声、成就以及在中国的巨大利益。每一次美国国内和外交政策的转变,当然意味着对前朝政策的否定。前朝的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当然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形出现。他们不能接受变化,不能承认错误,宁愿抱残守缺,也要与错误共存亡,甚至不惜为此牺牲国家利益。 更严重的事实是,以季辛吉为代表的这群「精致的利己主义的精英」,在过去数十年来,早已凭借着在美国的影响力,在中国换取了在美国这个公平的利伯维尔场中难以想象的个人及家族的庞大利益。前高级官员充当跨国公司说客,从中提取天文数字般的「中介费」;学者和记者在中国享受红地毯的优待和山珍海味,满足在美国这个平等主义的社会得不到的虚荣心。中国的统战伎俩早已是对症下药、百战不殆。于是,这些人物大都沦为中国在美国的代理人。川普政府的很多限制美国政客为外国政府游说的政策,包括其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无不伤害到这些人的「奶酪」,所以他们才会发动这次「绝望的反抗」。 要反驳这封百人公开信并不需要新的证据和论述,与这封「充满阴沟中的气味」的公开信相比,半年多之前发布的胡佛研究报告,就是对其最痛快淋漓的「打脸」。
胡佛研究报告痛快「打脸」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戴雅门(Larry Diamond)、葛来仪(Bonnie Glaser)、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裴敏欣等三十二位专家,联名发表了一份题为《中国影响力与美国利益,提高建设性警惕》(Chinese Influence & American Interests: 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的重量级报告,以两百一十三页的篇幅仔细回应了这个大哉问,堪称「是,就说是;非,就说非」的真相与真话。
这份报告由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Stanford University)与纽约亚洲协会(Asia Society)共同赞助,并且由非营利机构安纳伯格基金会阳光之乡(Annenberg Foundation Trust at Sunnylands)提供资金。报告主笔为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的戴雅门教授与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联合来自七国的其他三十位学者、专家与政治活动家,费时一年半完成,其中包括美国前驻北京大使洛德(Winston Lord)及前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麦艾文(Evan Medeiros)等重量级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当中不乏原来对中美交流的支持者,或拥抱熊猫者,他们鼓起勇气,否定昔日的错误想法,反戈一击,直面「中国乃敌国」之真相。洛德说:「这并不是一群对中国抱持敌意的人,但我们都对这种趋势越来越悲观,感觉我们处在(美中)关系的十字路口。」麦艾文说:「这证明了一整代中国专家的觉醒,他们曾自认在帮中国走上世界舞台,到头来却发现出现了严重失误。」 该报告指出,中国利用美国的开放民主制度,大规模加以渗透、大举操弄美国政府、大学、智库、媒体、企业和侨界,希望藉此阻断美国对中国的批评、以及对台湾的支持,进而鼓吹亲中共观点,夺取庞大利益。苏俄政权当年不可能做到的一切,中共却成功实现了。
报告以专章指出,中国以组织势力强化对美国大学的影响力,包括利用孔子学院、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等洗脑、取得数据、发展组织,并以重金控制美国大学机构、限制异议学者入境中国,多年来使美国学界对中国议题「自我审查」,学术自由荡然无存。在智库与媒体方面,基于美国媒体与政府重视智库之传统,中共以拒发签证等方式对付美国智库专家,以拒绝出席美国智库活动威胁抵制台湾官员或学者。中共还干涉美国智库的邀请名单,封杀中国异议人士和台湾人士,指名亲中专家出席,并且常以重金与出版利益控制美国智库专家。中共常以重金控制广告商,严重影响美国媒体的舆论走向。 报告指出,在科技研究方面,中共针对美国专业领域进行迂回的技术转移,窃取知识产权。许多留学生、学者专家、科技顾问、美国华人或合资企业是协助中国偷窃惯犯,还有许多不知情者被设计为共犯。例如,近期引起高度关注的中共「千人计划」(Thousand Talents Program, 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以重金吸收优秀科研学者长达已经十年之久,而西方居然茫然不知。该计划曾公布超过300名美国政府研究员、600名美国企业员工领过项目资金,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许多美国雇主并不知情。
报告还指出,中共利用美国学术自由,锁定美国科研组织,不择手段获取科学技术,以网络间谍窃取美国知识产权。中国的主要窃取目标,是中国科技发展的重点项目,例如攸关「中国制造2025」之半导体、机器人、电动车、人工智能等产业技术。 这样的国家当然是美国和西方的敌国,并不是直接在战场上荷枪实弹地对决的国家才是敌国。中国对美国的威胁远远超过了北韩、伊朗、古巴、委内瑞拉等「邪恶国家」之「四小龙」——因为这四个邪恶国家的背后,都有中国若隐若现的影子,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这些政权早就维持不下去了。 如果说三十二人共同执笔的「胡佛报告」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么百人联署的公开信无法成为东郭先生递给中共政权的那根「救命稻草」。「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就连拥抱熊猫派的祖师爷季辛格也哀叹说,「美中关系再也不能回到从前了」,那么,老奸巨猾的季辛格刻意缺席的这封公开信,最多只能在历史上「立此存照」,让后人看到,在大变动时代曾经出现过这群「过于聪明的愚蠢者」。 (以上出自台湾上报余杰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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