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是「隐藏的左派」(ZT)

在西方左翼主导的政治学光谱中，义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长期被归入「极右翼」阵营，使得本来已被妖魔化的右翼更不堪入目。然而，义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真的是「极右翼」吗？

希特勒引以爲朋友的，不是西方民主国家的领导人罗斯福和邱吉尔，而是苏俄的独裁者史达林。独裁者跟独裁者之间惺惺相惜。希特勒表面上仇恨苏俄，骨子里对史达林由衷羡慕。英国战略家和史学家李德哈特在战後采访了若干幸存的德军高级将领，写出《战败者的观点》一书，提供了不少德军将领对战争、对希特勒的另类看法。书中记载了德国国防军副参谋总长布鲁门特的一段谈话：

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与布尔什维克体制相似之处甚多。希特勒有一次和身边的亲信谈话，説他实在羡慕史达林，因为他还不能像史达林那样用极端的手段对付那些坚持己见的将领，他还谈到战前史达林对红军将领的大清洗。苏联军队和将领全心全意忠於布尔什维克主义，全军上下如同一人无条件地服从领导，对此他表示羡慕不已。而德军将领和参谋总长则对国家社会主义缺乏狂热的信仰，「他们遇事顾虑重重，爱提意见，对我做不到彻彻底底的同心同德」。

希特勒羡慕史达林具备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

希特勒羡慕史达林，不仅出於两个一生未曾谋面的独裁者个性上的相似性——希特勒见过墨索里尼，他并不欣赏这个稍显软弱、多愁善感的义大利独裁者，如果希特勒跟铁血无情、铁石心肠的史达林见面，一定会欣赏跟他一样强悍、冷酷的史达林。

希特勒羡慕史达林，应当放置在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与布尔什维克体制相似性的大背景中看待：比如，两者都迷恋计划经济。苏俄的「五年计划」自不必论，纳粹也实行「新四年计划」——完全不懂经济的戈林被希特勒任命为该计划的负责人，德国政府缩减进口、控制工资和物价、修筑高速公路、大力发展军工企业，就表面效果来看相当显著。再比如，独一无二的执政党对文化、教育和宣传工作牢牢控制，苏俄和纳粹德国都有规模庞大、权力巨大的宣传部。

虽然义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早於德国的纳粹运动，纳粹却成为法西斯的升级换代版。如果説义大利法西斯主义是鸦片，德国纳粹运动就是提纯的海洛因。若墨索里尼生在德国，绝对成不了一呼百应的元首，苹能成为戈培尔之流的配角。墨索里尼靠宣传起家——毛泽东也是如此，当过国民党宣传部长的毛泽东欣赏与本人类似的「笔杆子」胜过武将，如「四人帮」当中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即深受毛之宠爱，当林彪企图整肃张春桥时，毛泽东爲了保护张春桥不惜拿掉「副帅」林彪，因为惟有张春桥能延续毛的思想遗产。

义大利法西斯运动就是得到工人和农民的热情支持才崛起

墨索里尼早年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教师，混迹乡间，了无指望。从一九零八年开始，成为一名左派记者，演讲与撰稿能力初试锋芒。英国学者马丁·布林克霍恩在《墨索里尼与法西斯主义义大利》一书中指出，在一战前，墨索里尼是义大利社会党激进派发言人，是该党左倾路线创始人，也是该党主要日报——米兰《前进报》的编辑。就像他对义大利罢工工人的热心支持一样，他最初信奉社会主义是发自内心的，「他的社会主义表现为极为个性化的东西，在他生活中，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更接近革命工团主义或是暴动的共和主义」。至少在其公开表达中，义大利法西斯主义是以劳工力量爲基础的。

义大利法西斯运动得到工人和农民的热情支持，进而发展出「社团国家」的理论和实践。该制度主张革命和社会相统一，在一个依法组建的框架内团结雇主、经理和工人，以保证经济进步和社会公正。

一九二三年，工业联合会与法西斯劳工联合会签订《齐吉宫协定》。

一九二五年一月以後，人们对社会党和人民党工会的支持急剧减少，使得法西斯工会迅猛发展，工业联合会再度与之签署《维多尼宫协定》，从此签约双方将对方分别视为劳方和资方的唯一代表。一九二六年，法西斯政权通过劳资关系法，并成立社团部，次年大力鼓吹《劳动宪章》。

一九三零年，社团国家跌跌撞撞地成长起来，一个颇具潜力的社团议会成立。一九三九年，一个更成熟的、全方位的「法西斯与社团议会」宣布成立，社团国家在义大利成了现实。它引来很多国际上的政治崇拜者和效仿者，包括英国的法西斯头目莫斯利爵士和阿根廷未来的独裁者庇隆。

德国纳粹运动比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更左

德国纳粹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工人运动，纳粹党的全名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个党名比任何一个标榜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共产党、劳动党——更左：因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工人是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先锋队」。

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德语：National 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 Partei，缩写为NSDAP）。

希特勒将自己视为劳工阶层中的一员，他崛於一九二九年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当时德国有三分之一的劳动人口失去工作，绝望的工人纷纷投票给宣称代表他们利益并能改变他们处境的希特勒和纳粹党。纳粹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确实有效，失业率迅速下降，工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大提升。

英国学者迪克·吉尔里在《希特勒与纳粹主义》一书中指出，纳粹成立了名为「快乐带来力量」的组织，爲工人提供相当好的休闲设施及假期。在一九三四年享受「快乐带来力量」假期的人爲两百三十万，仅四年之後，就达到一千万以上。

义大利法西斯党和德国纳粹党，比苏联和中国的共产党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描述：即以工人爲革命主体。义大利和德国产业工人在总人口中的比率远高於还是农业社会的苏俄和中国。不过，义大利和德国并未像苏联、中国那样彻底颠覆原有的阶级差别（当然，苏俄和中国在颠覆原有社会秩序之後，又产生了更爲庞大且腐败的「新阶级」），而是用相对温和的方式暂时转移或掩盖了阶级差异。

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焦点在别处：民族主义。

墨索里尼巧妙地处理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张力，两者的目标之间存在著关键的相似之处：它们都致力於义大利的现代化。墨索里尼让义大利人相信他能带领他们创建「新罗马」——一个比罗马帝国更强大的帝国。

希特勒则承诺建立日耳曼人的千年帝国即「第三帝国」，他在《我的奋斗》中以如此直截了当的方式进入核心正题：「首先，我成了一个民族主义者。」当然，希特勒的帝国并非以「国家」爲核心，乃是以「种族」爲核心：「人类生存的最高目的不是保存国家，更别説是保存政府，而是维持一个人种。」

民族主义不应该是一个右翼观念

民族主义不是一个右翼观念，其背後必然是集体主义、民粹主义等左翼思想，它们彼此声援和支持。安·兰德指出，左右分野的标在於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差别。美国的基本原则是个人主义，美国建立在「人人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一原则之上。反之，苏联和纳粹德国是集体主义的见证，「无视道德标凖和个人权利的原则最後苹能导致暴力」。

由於战後左派思想泛滥，逐步掌握历史叙事权并控制人文社会科学大多数领域，使得历史书写和全球叙事中，义大利法西斯主义、德国纳粹主义（也包括日本军国主义）等「失败的意识形态」被莫名其妙地划入「极右翼」范畴之内，而与苏联、东欧及中国等共产党国家划清界限、截然对立。实际上，义、德、日各有自身特色的意识形态，与右派有什麽关系呢？与伯克、加尔文、邱吉尔、雷根等真正的右派人物和右派思想有什麽关系呢？这是左派的刻意误导和长期阴谋，他们由此事不关己地谴责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和纳粹思想，显示其「伟光正」的一面。殊不知，他们跟法西斯和纳粹才是具有同样「精神血缘」的「一家人」。    

(以上转自台湾六都春秋-馀杰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