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之政治改革與歐美西方期待的落差(ZT)

即將接任美國總統的拜登承諾將於明年召開民主峰會，而拜登舉辦此次峰會之目的應可推估是為修補與盟國之間的外交關係，由於川普總統任內倡議美國優先加上本身反全球化之性格使得美國與盟邦之關係急遽惡化，而拜登所提出之民主峰會即可藉此修補與盟國之外交關係又可對極權專制國家做出必要的施壓與懲戒，而確定已排拒在此次峰會之外的國家有俄羅斯、大陸、朝鮮、白俄羅斯，而印度一直是全世界人口比例僅次於大陸的國家同時自詡也是世界上的民主國家，但就目前為止仍未收到此邀請，而中華民國實行憲政以來雖然一直受到大陸民眾之肯定，但也始終未收到來自美方的邀約，蔡政府應該深深省思這一點。

其次，來析論至今仍屹立不搖維持共黨專制的中國大陸，何以能夠力抗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筆者認為主要可分為三點作為分析面向，一、領導人的抉擇；二、政治文化；三、經濟社會。

一、何謂領導人的抉擇，筆者認為可追朔自中共建黨之初所信奉的馬列主義精神，它是共黨統一思想的基礎以及辯護社會政治制度的信仰體系，無論是早期的陳獨秀或王明乃至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華國峰、林彪、劉少奇，無論他們主張「改革派」或奉行「馬列教條的保守派」，唯一不變的是對歷史意識與階級意識的兩項要素，歷史意識來源於馬克思所提出之歷史唯物論，其中的「五階段論」，馬克思認為其發現了資本主義所存在着弊端，而這種弊端來自於階級鬥爭無法謀和，最終將走向革命的道路，因此馬克思認為影響着事物的前進來自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繼而產生了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之互相影響之作用關係，故馬克思堅信宇宙運動的規律將依循着原始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不停的變遷着；而階級意識概念是中共意識形態所導致，意識形態賦予了個人認知與評價環境的能力，因此人可以一種個人之觀點來分析或觀察世界和解釋世界，而中共所認知與評價的能力，構成了階級理論，故而有毛澤東所提出的「三分世界理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論」，以及中共在政治運作中經常使用的「興無滅資」、「清除精神污染」、「資本主義當權派」、「資產階級自由化」，足以說明中共歷任領導人均會舉辦教育路線，經常用此階級理論來加諸在各個中共黨員心中使之根深蒂固難以根除。

因此即使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獲得黨內大政方針上的優勢鬥垮華國峰的「凡是派」成為中共之意識型態的繼任者，隨之便於1979年實行明朗的改革開放，但當鄧小平之經改首度面臨到的挫折便是幹部老化嚴重且專業知識不足，之後便在1980年8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正式發表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正式提出黨內的民主建設集體領導、建立幹部的退休機制、幹部四化建設及精簡不必要的黨政組織部門。因此可推論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主要放在發展生產力與經濟建設上，但當經改面臨難以為繼之時，才將焦點逐漸往政治改革的工作進行開展，足以彰顯中共之政治改革作法不是去削弱黨對於政府工作的滲透能力，而是要將黨與政府的管理做出適當的調節，此乃中共擅長之辯證思維。

二、政治文化方面，在東歐前共黨統治之下的波瀾、斯洛伐克、匈牙利雖然經濟成長方面均落後，但卻都走向了民主，便是因為在受到西歐自由主義與民主浪潮的興起與影響下最快也最和平的放棄共黨統治，因此波瀾等國家人民本身對共黨的一黨專政具有排斥力，加上共黨的意識形態都難以說服黨員對其之認同下自然便會走向民主的政治變遷，而在亞洲因自古以來都秉持着儒家文化的影響下，自然對威權主義較沒有巨大的排斥，而中共更可藉中華文化與共黨馬列主義做出有機之融合，使其大陸的民主改革最後都無疾而終。

三、經濟社會方面，中共最初所實行的改革開放主因於經濟發展落後民不聊生，當時曾流行過一句話:「今年盼着明年好，明年還穿布棉襖，三十多年吃不飽，叫人怎說社會主義好」；雖然曾如上述所言爆發過幾次的民主學運，但最終都作罷，主要因為當時大陸大多數的民眾仍屬農民，知識分子較少，因此民間社會力量疲弱所導致，但伴隨着經濟的突飛勐進人民生活水平接近小康家庭以及公民意識的抬頭，中共在習近平之治理下卻在政體上越趨於封建與刻板，如何有效的拿捏社會參與和共黨永居領導地位，仍須回歸其固有的社會主義制度和階級理念難改。

中共一直將馬列主義定調為思想的根基，但卻只取其中對自己有利之作法，在唯物辯證法「否定否定」之概念中表示着事物是不停運動和轉變的，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因此經濟的蓬勃發展將會帶來民主化的來臨，但習近平之治理下卻倒行逆施，將黨的權力抓回和擴張走回了毛澤東時期之思路，試問中共是否證明根本不該行「改革開放」之實，身為馬克思主義之追隨者的中共當局領導人該何以面對馬克思本人？歐美西方仍須自我檢討，民主的精神在於尊重、有容乃大，中共只不過對於民主定義與歐美西方有所不同，理應回歸到共存共榮之概念較為具有大國之風。

(以上轉自台灣風傳媒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