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之政治改革与欧美西方期待的落差(ZT)

即将接任美国总统的拜登承诺将于明年召开民主峰会，而拜登举办此次峰会之目的应可推估是为修补与盟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由于川普总统任内倡议美国优先加上本身反全球化之性格使得美国与盟邦之关系急遽恶化，而拜登所提出之民主峰会即可藉此修补与盟国之外交关系又可对极权专制国家做出必要的施压与惩戒，而确定已排拒在此次峰会之外的国家有俄罗斯、大陆、朝鲜、白俄罗斯，而印度一直是全世界人口比例仅次于大陆的国家同时自诩也是世界上的民主国家，但就目前为止仍未收到此邀请，而中华民国实行宪政以来虽然一直受到大陆民众之肯定，但也始终未收到来自美方的邀约，蔡政府应该深深省思这一点。

其次，来析论至今仍屹立不摇维持共党专制的中国大陆，何以能够力抗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笔者认为主要可分为三点作为分析面向，一、领导人的抉择；二、政治文化；三、经济社会。

一、何谓领导人的抉择，笔者认为可追朔自中共建党之初所信奉的马列主义精神，它是共党统一思想的基础以及辩护社会政治制度的信仰体系，无论是早期的陈独秀或王明乃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华国峰、林彪、刘少奇，无论他们主张「改革派」或奉行「马列教条的保守派」，唯一不变的是对历史意识与阶级意识的两项要素，历史意识来源于马克思所提出之历史唯物论，其中的「五阶段论」，马克思认为其发现了资本主义所存在着弊端，而这种弊端来自于阶级斗争无法谋和，最终将走向革命的道路，因此马克思认为影响着事物的前进来自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继而产生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互相影响之作用关系，故马克思坚信宇宙运动的规律将依循着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不停的变迁着；而阶级意识概念是中共意识形态所导致，意识形态赋予了个人认知与评价环境的能力，因此人可以一种个人之观点来分析或观察世界和解释世界，而中共所认知与评价的能力，构成了阶级理论，故而有毛泽东所提出的「三分世界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论」，以及中共在政治运作中经常使用的「兴无灭资」、「清除精神污染」、「资本主义当权派」、「资产阶级自由化」，足以说明中共历任领导人均会举办教育路线，经常用此阶级理论来加诸在各个中共党员心中使之根深蒂固难以根除。

因此即使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获得党内大政方针上的优势斗垮华国峰的「凡是派」成为中共之意识型态的继任者，随之便于1979年实行明朗的改革开放，但当邓小平之经改首度面临到的挫折便是干部老化严重且专业知识不足，之后便在1980年8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发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正式提出党内的民主建设集体领导、建立干部的退休机制、干部四化建设及精简不必要的党政组织部门。因此可推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主要放在发展生产力与经济建设上，但当经改面临难以为继之时，才将焦点逐渐往政治改革的工作进行开展，足以彰显中共之政治改革作法不是去削弱党对于政府工作的渗透能力，而是要将党与政府的管理做出适当的调节，此乃中共擅长之辩证思维。

二、政治文化方面，在东欧前共党统治之下的波澜、斯洛伐克、匈牙利虽然经济成长方面均落后，但却都走向了民主，便是因为在受到西欧自由主义与民主浪潮的兴起与影响下最快也最和平的放弃共党统治，因此波澜等国家人民本身对共党的一党专政具有排斥力，加上共党的意识形态都难以说服党员对其之认同下自然便会走向民主的政治变迁，而在亚洲因自古以来都秉持着儒家文化的影响下，自然对威权主义较没有巨大的排斥，而中共更可藉中华文化与共党马列主义做出有机之融合，使其大陆的民主改革最后都无疾而终。

三、经济社会方面，中共最初所实行的改革开放主因于经济发展落后民不聊生，当时曾流行过一句话:「今年盼着明年好，明年还穿布棉袄，三十多年吃不饱，叫人怎说社会主义好」；虽然曾如上述所言爆发过几次的民主学运，但最终都作罢，主要因为当时大陆大多数的民众仍属农民，知识分子较少，因此民间社会力量疲弱所导致，但伴随着经济的突飞勐进人民生活水平接近小康家庭以及公民意识的抬头，中共在习近平之治理下却在政体上越趋于封建与刻板，如何有效的拿捏社会参与和共党永居领导地位，仍须回归其固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和阶级理念难改。

中共一直将马列主义定调为思想的根基，但却只取其中对自己有利之作法，在唯物辩证法「否定否定」之概念中表示着事物是不停运动和转变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因此经济的蓬勃发展将会带来民主化的来临，但习近平之治理下却倒行逆施，将党的权力抓回和扩张走回了毛泽东时期之思路，试问中共是否证明根本不该行「改革开放」之实，身为马克思主义之追随者的中共当局领导人该何以面对马克思本人？欧美西方仍须自我检讨，民主的精神在于尊重、有容乃大，中共只不过对于民主定义与欧美西方有所不同，理应回归到共存共荣之概念较为具有大国之风。

(以上转自台湾风传媒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