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均為油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SG6E22_F_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MhLVYyijV0
以下為奇摩視頻: https://tw.video.search.yahoo.com/search/video?fr=yfp-search-sb&ei=UTF-8&p=%E5%8D%9A%E6%98%8E#id=13&vid=057650f9af1d9faa5a5140932a13d54b&action=view
------------分界線------------ 中共不滿西方「去風險」 專家：都是黨自找的(ZT) 本文網址：https://hk.aboluowang.com/2023/0531/1908381.html 2023年5月19日，歐盟官員和七國集團領導人在日本參加G7峰會。 北京對5月下旬七國集團首腦會議的聲明有 很多不滿，很重要的一點是其不滿這些國家共同支持在對華經濟關係上「去風險」。但專家說， 這都是共產黨自找的。 「去風險」來自於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在2023年3月的一次演講。 馮德萊恩說：「與中國脫鈎既不可行，也不符合歐洲的利益。我們的關係不是非黑即白——我們的反應也不能是這樣。這就是 為什麼我們需要專注去風險——而不是脫鈎。」 顯然，馮德萊恩的意思是， 「去風險」顯然比「脫鈎」更溫和、更精確 以及是一種出於防禦性的反應。 但是北京對這個詞的理解卻跟外界截然不同。 扭曲七國集團公報將「去風險」與「遏制」劃等號 北京對七國集團公報的解讀是，工業化民主國家現在更靠近美國，它們害怕其它西方國家跟着美國走，因為美國已被中共定性為「遏制」中國發展。所以，在它們看來，七國集團提出的「去風險」也是一種「遏制」。 不過，七國集團會議的公報明確指出他們不贊成遏制或跟中國脫鈎。聲明說：「我們的政策方針不是為了傷害中國，也不是為了阻礙中國的經濟進步和發展。」 《外交官》5月刊的一篇文章說，北京似乎無法或不願意分開對待「遏制」和「去風險」這兩個截然不同的譜系，這種過度簡單化的做法正在給它自己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 從北京的角度來看，七國集團的成果是西方民主國家延續了對中共的施壓趨勢，甚至可能加速這一趨勢。因此，中共外交部於5月20日指責七國集團「遏制」中國。 新華社評論文章在5月25日跟進稱，「 七國集團將自身的『風險』解讀為中國（中共）誘發的，或者說 只有遏制中國才能擺脫風險。」 諷刺的是， 中共當局自己一直都在「去風險」， 避免過度依賴關鍵行業的外國供應商。但它卻不能容忍別國做同樣的事。 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周二（5月30日）刊出一篇所謂外籍人士的文章稱，西方國家對華「去風險」是在製造風險，是「小院高牆」和「脫鈎斷鏈」的代名詞，應該摒棄。 中共民族主義小報《環球時報》在最近的一篇社論再次抨擊美國「維持世界主導地位」，並稱， 「去風險給人一種可能是變相脫鈎的感覺」。 在中共病毒肆虐全球之際，專家認為， 中美之間有意識的「脫鈎」已演變成「混亂分手」。(Leo Ramírez/AFP) 媒體人：中共早在十年前就開始中美脫鈎 事實上，中共早在十年前就開始在幾個關鍵領域用行動與美國經濟脫鈎。 《日經亞洲》前中國分社社長中澤克二（Katsuji Nakazawa）4月份撰文說，美中脫鈎的根源不是始於美國前總統川普（特朗普），其實習近平早在11年前就確定了要減少對美國的依賴，並一直在一步步推進政策執行美中脫鈎。 2012年11月，北京召開共產黨的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當時，由於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引發的政治動盪，全國代表大會被大大推遲。 習近平在會議上提出了對中國經濟被美國「劫持」的擔憂。作為繼任領導人，他誓言糾正這種情況。習的發言當時就引起了黨內很多議論。 五年後，當2017年召開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時，習近平政府開始推動「軍民融合」，利用中國私營部門獲得軍用級技術成為中共軍方減少對美國依賴的又一種方式。 在察覺到中共的這種不友好舉動後，美國開始切斷賣給中國的尖端技術，這對私營部門產生了巨大影響。隨後上台的川普通過對中國商品徵收關稅和貿易戰延續了這一趨勢。 美中技術之爭的結果是，跨國高科技公司很難向中國供應高端半導體，這打擊了中國的科技開發與發展。不管是國有企業還是私營企業現在都發現，他們想不受限制地在全球擴張業務已變得困難重重。這些已進一步拖累中國經濟增長。 習近平也在一直倡導減少對美依賴，提出要「自力更生」，他還嘗試過（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經濟政策，旨在降低外貿對中國經濟的拉動作用。 中澤說，某種程度上，習獨立於美國的願望實現了，而美國並沒有「劫持」中國經濟。在習執政的11年裏，中國經濟只是中共領導下配合政治進程的工具。 西方不滿經濟脅迫遏制措施都是中共自找的 《外交官》文章分析說，中共對西方國家進行經濟脅迫，其中一個關鍵問題是中國政治制度的性質。 文章說，中共的一黨統治因為缺少民眾選舉授權以及為維護習近平個人崇拜的需要，總有一種不安全感。與此同時，這個異常強勢的體制可能會實施突如其來的嚴厲政策，這些政策可能會擾亂流經中國的供應鏈。 比如中共為應對COVID疫情祭出的清零政策。為了領導人的面子需要，以及加強對社會的巨大控制權，中共將封鎖持續到2022年，推遲了中國的全面恢復生產力，並導致全球短缺和通貨膨脹。 而眼下，中共內部似乎正在推動備戰，準備攻打台灣，這無疑讓外界認定，此舉會無限期地中斷跟中國有關的大部分國際貿易。 文章說，換句話說，出於自衛目的，歐盟有充分的理由減少對中國供應的依賴，這完全沒有打壓中國經濟發展的興趣。而北京不去區分「遏制」和「去風險」兩個概念，這是在拒絕對自身行為進行反省。這相當於堵死了重塑其歐洲政策的必要步驟。 文章還說，北京將「遏制」和「去風險」混為一談，也是其缺乏戰略同理心的另一個例子。中共的政治環境不允許其它國家對它有任何異議，還不能將中共的某些脅迫政策視為麻煩或具有威脅性。 中共已經越來越多地利用中國的經濟實力在對外關係中達到自己的目的，在經濟上脅迫他國。這是推動七國集團聲明的關鍵原因。 在澳大利亞要求對COVID-19來源進行獨立調查後，中共提高了對澳大利亞進口產品如煤炭、葡萄酒和大麥的關稅。 在立陶宛與台灣加深外交關係後，中共限制了從立陶宛的進口。 美國認為，七國集團採取聯合行動比單邊方法更有效，因為許多國家在經濟上嚴重依賴中國。而且，如果通過提前披露報復性措施，並將其它國家聯合起來，將更有可能避免中共進行經濟脅迫。 《外交官》的文章最後寫道：「北京認為的大部分遏制措施都是它自找的。」 ------------分界線------------
中国长期利用了美国？美安委前高官博明透露对华政策新方向(ZT)
核心提示： 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在外交杂志上发文认为西方国家没有意识到自己一直在接受中国精心设计的、长达数十年的敌对战略，这与美国在冷战中取得胜利后的傲慢有很大关系，这是一个误判。
2.博明认为，中美当下的竞争是政治战、信息战和经济战的混合体， 中国的大战略首先旨在淡化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然后在亚太地区取代美国的力量，政治战的焦点在意识形态。 3.博明声称，信息战是中美意识形态竞争的具体手段，博明建议给每个赴美学习的中国人发放智能手机，以便让他们不受微信等中国程序的影响。在金融遏制方面，博明建议阻止美国资本流入中国的军民融合企业，同时美国应该通过补贴美国的新芯片代工厂来消除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任何潜在优势。 4.博明此文风格与当年遏制战略的缔造者凯南的文风类似，此文大部分内容是 美国两党今年对中国达成的共识。对于美方对华强硬声音的抬头，中国应未雨绸缪，妥善应对。 
▎ 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图源：IC Photo 最新一期美国《外交》外交杂志刊载了一篇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万字长文，题为“中国的大战略如何利用美国”。 文章提出美国应该加强对中国的经济金融遏制和信息技术遏制，从全球范围内加大推广美国价值观的力度。 从字里行间，作者把自己比做提出对苏遏政策的乔治·凯南；从政策建议看，作者也把中美竞争看做当初美苏争霸的新版本。鉴于《外交》杂志的权威性以及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博明对中美关系的判断、给美国提出建议，有可能成为美国政府的官方政策，因此值得高度关注。 
中美矛盾是结构性的，美对华战略是失败的 博明认为，中国对美国的敌意不是从特朗普担任总统开始，而是从1949年中共执政就开始了，中共一直将美国视为敌对势力。但30年前，在冷战结束时，中国领导人将美国从众多对立面中的一个提升为其国家的主要外部对手，并悄悄修改中国的大战略，开始寻求地区和全球的主导地位。 30年前发生了三件事让中国感到震惊，中国开始注意美国的意识形态威胁、军事威胁，和地缘政治威胁，结果导致中国新的大战略诞生，其目标就是取代美国力量。 博明称， 中国的大战略首先旨在淡化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然后在亚太地区取代美国的力量，最终主导一个更适合中国治理模式的全球秩序，他称之为“新极权主义”。 博明认为，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提法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是中国强大到可以公开挑战美国之前的一个卡位符。如今，中国把“韬光养晦”升级到了一个更公开、更积极的阶段，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再掩饰其“全球野心”。 博明认为，西方国家没有意识到自己一直在接受中国精心设计的、长达数十年的敌对战略，这与美国在冷战中取得胜利后的傲慢有很大关系。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认为，中国不可能抵制柏林墙倒塌后掀起的自由化浪潮。根据这一思路，通过帮助中国致富，中国政府将放松对经济、人民和政治的管制，为逐步与多元化的西方国家接轨创造条件。 博明称，这是一个误判，部分原因是中共为实施其大战略所采用的方法。凭借令人羡慕的纪律，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在掩饰其挑战和颠覆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秩序的意图。中国系统地培养西方公司和投资者，而这些公司和投资者反过来又对中国的政策言听计从，甚至以符合中国目标的方式游说其本国政府。 
中美竞争是政治战、意识形态战、信息战的混合体 博明这篇文章以较大篇幅论述了中美竞争的现状和特点，他提出，中美当下的竞争是政治战、信息战和经济战的混合体。 对于政治战，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在1948年的一份备忘录中曾有描述： “政治战是一个国家为实现其国家目标，在战争之外使用一切可支配的手段”。 凯南认为苏联的政治战争是“最精致和最有效的”，凯南呼吁美国学习在政治领域作战，以防止与苏联发生潜在的灾难性军事冲突，最终，美国采取了凯南提出的策略，在各大洲召集伙伴以遏制苏联的影响。 博明称，和当初面对苏联一样，美国社会将再次面对政治战。然而，这次的对手中国不仅拥有军事力量，还拥有市场体系和技术能力，同时，许多国家的民众适应了中国的做法和“全球野心”。 政治战的焦点在于意识形态层面。博明表示，美国应该宣扬自由、独立、信仰、宽容、尊严和民主的价值观，这是美国武器库中最有力的武器之一，这是美国的优势。他认为，中国海外愿景是空洞的。 博明声称，信息战是中美意识形态竞争的具体手段。他称，美国还必须做更多的工作来揭露和对抗中国政府的信息战。中国的信息战利用美国的社交媒体平台来散布“虚假信息”，美国应该让中国人民更容易获得“真实的新闻”。 
▎ 毕业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典礼上手持中国国旗。 图源：BBC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博明透露了对华信息战的更多细节。他说： “与中国的信息战相比，美国的努力不需要涉及制造虚假信息，甚至根本不需要产生多少内容。 美国只需为中国人民提供更安全的手段，与他们的同胞和世界各地的人交流新闻、意见、历史、电影和讽刺。” 他还声称，可以从中国的侨民中开始行动， 美国的大学也应该给每个来美国学习的中国人发放第二部智能手机，以便让他们不受微信等中国程序的影响。 
美国经济金融、科技信息双管齐下遏制中国 博明认为，美国和其他自由社会没有意识到这种竞争，美国国会近年针对中国出现了罕见的两党合作精神。但是，这还远远不够，美国需要从两个方面对中国予以遏制。 第一，经济金融遏制 博明警告说， 重要的美国机构，特别是金融和技术领域的机构，坚持几十年来通过“接触”获得的自我毁灭的习惯，这种方法导致华盛顿将经济合作和贸易置于一切之上。 目前，数百万美国人的退休储蓄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提供资金，并支持那些参与“种族灭绝”和其他“反人类罪行”的中国公司。由于许多美国基金以这些指数为投资基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自动流向中国公司，包括那些被华盛顿制裁或受到出口管制的公司。对中国政府来说，美国资本市场是无可替代的，其深度和流动性超过了世界上其他资本市场。很少有成功的中国科技公司不是利用硅谷风险投资公司的资金和专业知识创办的。阿里巴巴和百度都是由美国资本提供种子资金。 博明认为， 美国应该制定相应政策，将华尔街和硅谷“拉回原位”，将美国的脆弱性转化为优势， 阻止美国资本流入中国的军民融合企业，并挫败中国政府对高科技产业的领导权甚至垄断权的渴望。 博明称，尽管川普和拜登政府发布的行政命令已经禁止美国对59家被点名的参与中国军队现代化或人权暴行的中国公司进行投资，但美国财政部需要将该名单扩大至少一个数量级，以更好地涵盖那些既有民用也有军事或监视用途的公司。拜登政府还应该执行一项禁令，禁止购买被列入黑名单的公司的债务工具，并澄清这些公司的子公司对美国投资者也是禁区。欧盟应该采用类似的投资黑名单，并永久放弃其与中国谈判的贸易协定。该协议在中国政府制裁强调中国侵犯人权的欧洲议会议员和智库后，已经被搁置。博明认为，欧盟现在应该一劳永逸地退出。” 
第二，高科技和信息遏制 博明称，华盛顿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阻止中国政府主导半导体制造业的计划。中国领导人很清楚，大多数21世纪的技术，包括5G电信、合成生物学和机器学习都是围绕先进的半导体建立的。世界上大部分的尖端芯片都是由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生产的。如果没有西方的芯片设计和设备，它们将难以维持生产。而且，对芯片供应的冲击将影响到中国数以百万计的下游工作。 博明提出，美国应该通过补贴美国的新芯片代工厂，来消除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任何潜在优势，2020年的《CHIPS法案》和2021年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就是要做到这一点。美国商务部还必须通过更严格地限制美国制造半导体的设备出口，来减缓中国政府扩大其代工规模的努力；不仅是尖端芯片，还包括几代前的芯片。 博明称，美国需要做更多工作来应对中国的信息战。美国公司、国会和法院应该采取行动，解决这两种现象；支持美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同时揭露中国推动信息传递的方式。他称，这可以在维护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情况下进行，要揭露中国“精心策划的宣传”。他说，中国通过“虚假账户和隐蔽计划”，将宣传“伪装”成公民之间的有机对话。在这一遏制中，硅谷社交媒体巨头应采取行动，想办法发现北京的代理人，抑制中国政府在社交媒体上的影响力。 
博明其人及其文章的影响力 和当初乔治·凯南遏制苏联的文章一样，博明的文章也是发表在《外交》杂志上，其文风、观点和凯南也类似。这篇文章大部分内容是美国两党今年对中国达成的共识，但也有新的见解。按照博明的观点，美国政府对华还不够强硬，对硅谷和华尔街也太过放纵，对盟友的拉拢不够，在世界范围内的价值观之战也不够，应该予以强化。 博明形成此观点，和他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他出生于1973年，毕业于马萨诸塞州立大学，获中国研究学士学位，能说流利的中文。1998年至2001年期间担任路透社驻华记者，后跳槽到《华尔街日报》，2005年离开新闻界，前后在中国工作七年。后来，他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 
博明2005年9月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并担任军事情报官。他当时已届31岁，明显年龄偏大，体能亦不及格。此前，为了体能达标，他与美国驻华大使馆工作的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到长城上跑步健身。博明从军期间曾参与过至少3次军事行动，一次在伊拉克，两次在阿富汗。退役后，博明在纽约的基金公司工作。 政客杂志曾形容 博明是一个“相对传统而保守的国际主义者”，“从不是特朗普式的超级保守派”，他会同时向共和党及民主两党作出捐献。2017年，他加入特朗普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参与起草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把中国明确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变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019年博明升职为副国家安全顾问，他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并将贸易政策及国家安全层面相结合；2020年，博明借中国庆祝五四青年节期间，以流利的普通话并以借古讽今的形式，阐述以美国的视角看待五四精神；2021年1月21日，中国宣布对28名美国人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其中包括博明；2021年，他从美国国安会离职。在离职后的公开演讲中，他向拜登政府进言，希望他们不要跌入中国的“谈判陷阱”。 博明表示，中国在谈判时非常善于采取拖延政策，美国要对中国施压，尽快解决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繁荣和民主的事情，不要落入北京一次又一次设置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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