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的智商不是決定職業和人生成功的直接因素，那麼那些獲得“超級成功”的人們身上，又有哪些共同特點呢？在書中，作者將其總結為：家庭環境，後天努力，和天時地利人和的外部因素。

上篇在介紹Terman  對1430位天才兒童(智商高於140)的追蹤調查中，提到他在這些研究對象長大之後，對其中一半的人做過一個對比。他根據這些人成年後的職業成就，將他們分為三個群體--  A Group ("the stars")，B Group (the ones who had satisfactory achievements) ，和  C Group ("the failures")。必須記住的是, 這些人的智力水平都是人群中的姣姣者(所謂的 top 1% of the top 1%)，那麼是什麼外因導致了他們後來的人生軌跡如此不同呢？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Terman 對這些研究對象的各種背景進行了再度分析，包括他們的身體和精神健康狀態，他們的業餘愛好和職業興趣，甚至包括所謂的“masculinity to femininity ratio score”。出乎他和很多其他觀察者意料的是，最後他發現，只有一個因素真正在起作用，那就是這些研究對象的家庭背景！

第一個群體的孩子，幾乎無一例外地來自中產和中上階層。他們的家中一般都有很多書籍，半數以上的A Group 成員的父親有大學或者更高的教育水平(請記住，這個研究是始於1930年代，在那個時候獲得大學文憑的人相比現在要少得多)。而在第三個群體中，大多數來自中下層階層，而且幾乎三分之一的孩子的父親或者母親在八年級之前就已經輟學了。

那麼，這兩個群體的父母，除了本身經濟和教育程度上的差別外，在對孩子的教育和培養的方法上，到底又有多少不同呢？ 社會學家Annette Lareau 的一個研究發現可以對此問題提供有意義的回答。幾年前，Lareau通過對 一群三年級孩子和他們父母的跟蹤觀察發現，中產階級的父母對孩子的教育方式，可以用“concerted cultivation" 來形容---這不僅僅包括為孩子提供父母可以提供的所有學習技能的機會(音樂，體育，和其他各種課外活動)，更重要的是，這些父母有意地培養孩子和社會中的其他成員(包括成年人和擁有權威的人，比如老師，醫生等等)進行對等的交流，並有意識地讓孩子認識到，生活中的很多東西是值得爭取的(the sense of entitlement)。而相比之下，中下層階層的父母，則往往對孩子採取“聽之任之”，“放羊”式的教育方式(the so-called natural growth method)，他們自己在面對有權威的人的時候，都常常表現得很畏縮的，沒有自信，因此也無法培養自己的孩子如何與社會中的這些群體進行有意義的交流了; 當然，這裡我們不應該對後面這一群體的父母過於苛責，因為他們之所以沒有像前者一樣對孩子提供更好的引導和培養，除了他們自身教育程度和經歷的缺陷以外，也有經濟方面的限制。但毋庸質疑的是，這種缺乏父母有效引導的環境，扼殺了這些孩子本來擁有的天份，讓他們沒有能夠成為對社會更有貢獻的人。這裡的極端例子，當然應該是 Chris Langan 了。

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再來看上篇中Chris Langan 弟弟的那段話，就可以更深刻地意識到，Langan的悲劇，並不是他的缺乏情商(這當然是事實，但只是表象)，而是他的成長環境根本就沒有給予他培養和發展適當的情商的機會！！！ 從這個角度來講， Chris Langan 的確是一個不折不扣的“outlier”。

書中在“Maritas Bargain”一章中，還提到另外一個研究，是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ociology Professor Karl Alexander 跟蹤比較650位巴爾第摩公立學區的小學生(Grades 1-5)在閱讀和數學方面的表現的。研究者將這650位小學生按家庭收入背景分為三個群體(Low, Middle, and High), 然後比較他們在學年開始和學年結束的California Achievement Test 成績，以及本學年結束時和下學年開始時的考試成績。出乎研究者意料之外的是，在九月到次年六月這段時間中(beginning of school year to end of school year)，這三個群體的學生雖然起點水平有差別, 但他們的“improvement” 程度沒有太大差別; 經濟條件最差的三年級學生在學期開始到學期結束這段時間內的進步程度，甚至高過另外兩個對比群體; 但當他們結束暑假, 回到學校的時候, 顯著的差別就表現出來了--  Middle 和High 兩個群體的孩子在暑假期間因為父母提供的各種夏令營和其他的 enrichment 機會，保留了大多數該學年獲得的知識, 並在暑假期間也繼續進步; 但經濟條件最差的群體, 則在暑假期間“失去”了許多本學年學習的所得 --在暑假期間他們的“knowledge gain”大多是負值！(因此, 有專家認為避免這樣的“knowledge loss”發生的辦法，就是縮短暑假長度，或者像書中介紹的 KIPP - or Knowledge Is Power Program Charter Schools那樣，使用 year round school design); 但能夠上KIPP 這樣的 “reformist programs ”的學生畢竟是少數，而要公立學校延長學期肯定是難於上青天的事情，只要看看芝加哥公立學校為了延長 school day 而面臨的工會反對就知道這樣的改革有多難了。

從這些研究來看，父母對孩子創造的成長環境，對孩子的學業和今後的成就是很有影響的。當然，有了這些外部環境也不能保證孩子就能成才，因為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後天的勤奮努力。用作者總結的規律來說，就是“一萬小時法則”。

一萬小時法則

無論中外，人們對於勤奮和成功的關係都很有體會。“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笨鳥先飛”，“勤能補拙”等等，都是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勵志”古訓；而愛迪生的“天才只是1%的 靈感加99%的勤奮”，在西方也是深入人心的名言。

在這本書中，作者提出了一個“一萬小時法則”，並用了不少“超級成功者”的例子來說明這個法則的普適性。也就是說，為了在一件事上達到優秀的水平，一個一生中至少要花一萬小時專心致志地練習和培養與此有關的技巧和能力。書中用了大量篇幅介紹後來成為Sun Microsystem 創始人的 計算機程序天才 Bill Joy 早年的經歷來說明“一萬小時法則”的重要性。

眾所周知,計算機編程是一個需要“機靈”的行當 。Joy 1971 年進入密西根大學，打算學習數學或者生物專業。巧的是，正是在這一年，在當時絕對稱得上 cutting edge 的密大計算機中心對學生開放了。十六歲的 Joy “不小心” "stumbled across the computer center“， 從此就被計算機這個充滿誘惑的行當勾住不放了(“and he was hooked" )。從那時起，他抓住一切可能的機會待在計算機中心練習編程；根據他自己後來的回憶，他那時每天花在計算機編程上的時間大約為8-10小時。1975年他進入伯克利加大深造，在那裡他更是沒日沒夜地沉浸在程序世界中。他常常編程到早上兩三點鐘，有時就在計算機前睡着了。對這段intensive programming training and practices  在自己專業能力的作用， 這樣說：“I was still relatively incompetent even before I got to Berkeley. I was proficient by my second year there. Thats when I wrote programs that are still used today, thirty years later". 他和其他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還偶然發現了一個“偷時間”的小秘密(因為計算機中心的計算時間不是完全免費的，而沒日沒夜地編程，如果照常規收費的話，可能超過了普通學生的負擔能力，但因為這個偶然發現的小小的“glitch”，他們可以放心大膽地“超時”編程而不用交付額外費用)。而從大學開始到他在伯克利獲得博士學位這段時間裡花費在編程上的時間，加在一起大約是多少總數呢？---您可能猜到了--正好一萬小時左右！

用 Gladwell的話來說，計算機編程並不是一個“old boy network”這樣的行當，而是一個靠真本事吃飯的競爭極其激烈的領域。即便像 Bill Joy 這樣的“天才”，如果沒有成長過程中日積月累的專業訓練，也是不可能取得他日後那“千萬分之一”的成就的。熟悉計算機發展史的朋友會知道，在70年代早期，能夠有機會在計算機
中心一待就是一整天編程的人，是多麼的幸運，因為那個時候這樣的大型計算機中心少之又少,更不用說不用花多少錢就能使用的公共計算中心了！密大計算機中心是當時最早從使用computing cards 轉為“time sharing”的大學計算機中心--這大大地提高了計算中心處理計算指令的能力和速度--在當時擁有這種新系統的大學, 只有MIT和卡內基梅隆,而這兩所學校都是學費昂貴的私立大學,不是一般平民能夠上得起的。從這個角度來講, 可以說, 沒有密西根大學具有前瞻性的計算機中心,就沒有今天的計算機天才 Bill Joy 。所以, 他的故事不僅能夠用來說明“一萬小時法則”, 也是後面作者提到的“生逢其時”(或者“天時地利”這個規則的最好注釋)。

和 Joy 同時代的比爾蓋次,也有着非常相似的經歷; 不同的是, 他的編程生涯是從八年級就開始了！書中對他少年和青年時代對編程的沉迷也有諸多描述(比如他在高中的時候就常常在半夜偷偷起來,走到離家很近的華盛頓大學的通宵開放的計算機中心去編程。他的媽媽常常感到奇怪，“這孩子怎麼像老沒睡夠似的”,呵呵)，這裡就不多重複了。

作者還用了Beatles, chess master Billy Fisher 等例子來說明, “一萬小時法則”在很多其他的專業領域也同樣適用----這包括樂器這樣顯然需要練習的技能（假定從5歲開始學到20歲出道,一萬小時就意味着每天1.8小時;或除去周末,每天2.6小時）, 也包括寫作,計算機編程這樣的行業。有讀者可能會說, 這些故事中的主角,都是萬里挑一的成功者,他們的inner drive 和對自己喜歡的事情的專注和投入都是一般人不能比擬的,所以沒有多少代表性。這當然也是事實, 但從他們的經歷中,我們仍然能夠得出一些啟發, 那就是,即便是最優秀的天才,如果沒有後天日積月累的不懈努力, 也無法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

如果本書在這裡結束，那麼可以說也就是“新瓶裝舊酒”的老生常談--因為家庭環境和個人努力對一個人的職業成就的作用，其實並不是什麼新鮮的“發現”。但作者在後半部書中關於不同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對不同群體的人群在事業上的成就的分析，卻是稱得上獨闢蹊徑的。在下篇，我會詳細討論  稱之為“legacy”的
這些因素。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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