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均為油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H0JphfiAg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JoRvbKnSB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LhIjDfAo5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5GVCSajlY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qdKuu4BHu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pCtfM7UGCA --------------分界線--------------- 破除對“大一統”的迷信(ZT)“大一統”理念的由來 凡是讀中共教科書長大的中國人都會不自覺的擁抱“大一統”的價值觀，也就是中國必須是個強大、統一的民族國家。中國人的這個觀念主要來源是中共洗腦，同時也跟幾千年的中國歷史有關。 首先中國人被長年累月的灌輸“落後就要挨打”的信條，而這個認識主要來自對中國近代史的曲解。1840年以來，滿清被迫簽訂了許多喪權辱國的條約，主要是清帝國政府不懂國際政治，不尊重國際規則又妄自尊大的結果，同時也摻雜著俄國等列強侵略搶奪的因素。民國歷史學家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對此有深刻的分析，當代中國大陸也有少數學者的著作，比如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潰》、熊飛駿的《中國近代史的反思》等，在此基礎上有過客觀的歷史描述。但是中共為了自身政權的合法性，把滿清和民國當成“由於落後所以挨打”的典例，來說明只有到了共產黨建政之後才使得中國擺脫了任強國宰割的命運。 這個觀點當然是錯誤的。前面提及的學者的客觀論述，這里不再展開。值得注意的是，列強中的民主國家和專制國家的行為方式完全是不一樣的。可以說，近代的美、英、法等已有基本民主體制的國家之所以與滿清交戰主要是由於滿清自身的原因，而沙俄、日本帝國這樣的專制國家更多體現了獨裁統治者的貪婪和強盜特性。中共的歷史描述中從不區分這一點，甚至故意給國人造成西方民主國家也是強盜的印象，以便為其今日對抗民主服務。同時，“落後就要挨打”直接引申出“強大就要打人”的價值觀，這跟今日“戰狼外交”的基調是一致的。 有了“強大”這個國家目標，自然就要追求統一，因為小國無法成為武力強大的國家。不僅歷史上的專制統治者為了滿足個人野心，必然要互相攻伐，而戰亂也使得老百姓認可“寧為太平犬，不當亂世人”的信條，更且歷史上的帝國不統一的政權顯然更不太平。追求國家的統一也就成為追求“強大”的必要條件，這就是中共灌輸給國人的大一統的思想基礎。
這種價值觀在當代顯然也是站不住腳的。首先，一個國家國民不遭受外敵摧殘的保障已經不是靠著本國軍事上的強大。現在聯合國193個成員國當中，人口超過一億的大國祇有14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只有個位數，眾多中小國家的安全主要靠反侵略的國際秩序。比如1990年伊拉克吞併科威特之後就是由多國部隊將其趕走。其次，統一的大國固然強大，但是民主國家之間也可以組成強大的軍事同盟，比如現在的北約。 除了“強大”、“統一”，民族主義也是構成“大一統”的要件。為了實現和鞏固統一——實際上是為了鞏固中共政權——宣揚民族主義就成為中共的必然手段。1949年後出生的中國人從小被灌輸“中華民族”、“炎黃子孫”等概念，作為愛國主義的核心。但是中共不允許人們質疑那些不是炎黃子孫的中國公民，比如新疆、西藏的少數民族，是否屬於中華民族。實際上灌輸給國人的“愛國主義”等同於“民族主義”，又等同於“漢族人統治”。中共學習蘇聯設置的所謂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比蘇聯更歧視少數民族，在中國五個少數民族自治區，最高領導人也就是自治區的中共黨委書記都只能由漢族擔任，而蘇聯當年還允許本地少數民族擔任第一書記。 從世界歷史上看，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世界政治是各個帝國統治者的競技場，居民效忠哪個君主統治者就是那個國家的公民，民族意識並不強烈。一戰後的國際秩序承認威爾遜提出的民族自決，民族成為構成國家的核心因素。但是法西斯的崛起恰恰靠的就是弘揚民族主義，並引發空前的世界大戰。二戰後，“增進並激勵對於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被寫入聯合宗旨，從此，世界和平建立在對普世人權的保障之上。 對於中國這樣的多民族大國，如果要維持統一的國家，只有靠各民族對法律上和政治上人人平等有足夠的信心，而不可能建立在用漢文化同化境內所有民族的基礎上。 “大一統”危害和平、自由和人權 “大一統”的初衷本來是為了保護人民（其邏輯是：追求強大防止外敵；追求統一促成強大；宣揚民族主義維護統一），但是不顧一切追求“大一統”則會危害無窮，這里擇其主要後果列舉之。 首先，一味追求武力強大就會過分的把資源用於軍事目的。在戰爭期間這種應急機制是有效的，但是在和平時期則損害了人民的幸福，因為國民不得不負擔不必要的軍事開支。當代世界和平依賴不得侵略他國以及尊重人權的聯合國宗旨，靠世界主要大國來維護這個國際秩序。中國本來可以好好利用和平的國際秩序追求更大、更公平的經濟發展造福人民，但是追求強大的結果是武力強大到可以危害世界和平的程度了，國內人民的教育、醫療、養老等基本生活問題還沒有解決。 其次，“大一統”危害世界和平。台灣是民主政治的典範，是中國人可以實行民主的證明，但是中共以“大一統”為理由，非要利用武力的強大消滅台灣的民主，這自然引起世界各民主國家的警惕和反對。假如爆發台海戰爭，美國和北約很可能參戰，大國之間的戰爭將帶來不可想像的災難。出於“大一統”，中共在南海把礁石填成可作為軍事基地的島嶼，和周邊國家關係緊張，並妨害國際船隻的航行自由，這也是造成國際衝突的誘因。 第三，“大一統”是中共迫害新疆穆斯林的民族主義政策的理論基礎。中共對維吾爾、哈薩克甚至回族的大規模迫害，是為了把少數民族改造為漢文化的一部分，以達到符合民族國家的標準，從而永久防止分裂。這就如同毛澤東的共產主義大躍進一樣，是以大規模踐踏人權為代價為獨裁者的理想進行的不可能社會實驗。這樣的實驗註定會失敗，但是因為獨裁者不用承擔罪責，所以有動力不顧人道災難強制實行。
最後，“大一統”鞏固獨裁統治，賦予中共限制和壓迫人民的自由和人權以合理性。如果讓國民相信“大一統”是真理，那麼，為此把反對和質疑“大一統”的人投入監獄就是合理的；為了“大一統”，人們忍耐低福利、高稅收、不公平，以及順從政府就是應該的。甚至有這樣的案例，北京有位坐牢兩次共十年並長期遭受政治迫害的民主人士，在接受只有共產黨才能維護“大一統”的想法之後，很快轉變為堅定的共產黨支持者，甚至不惜否定自己為民主人權奮鬥犧牲的大半生。 “大一統”和民主運動 因為深受中共“大一統”思想的影響，所以很多中國海外民運人士雖然一方面反對中共的獨裁統治，但同時也努力維護中國的“大一統”。另一方面，很多反對“大一統”的民運人士堅持中國應該變成幾個或者十幾個、幾十個小國，其中比較極端的觀點，有反統一的“滬獨黨”，有反中國人的“牲人論”。這兩個極端顯然都是不切實際的。追求“大一統”就會陷入中共的邏輯，最後很可能像北京那位民主人士一樣變成“黨外布爾什維克”，甚至不自覺地擁護中共的民族清洗政策；逆“大一統”而行之，則又會陷入到無休止的政治爭鬥中，變成什麼實事也做不了的“口炮黨”。 我認為應該遵循的原則應該是“人權大於主權”。儘管這篇文章的主旨是揭示迷信“大一統”理念的危害性，但是，並非反對“大一統”就是宇宙真理。公民個人讚同統一還是獨立的個人意願都是值得尊重的，要反對的是把自己的政治願望強加到別人頭上。
當我批評“大一統”思想的時候，有位民運朋友勸我在祖國統一的“大是大非”問題上要站穩立場。而我的回答則是，國家是否統一根本不是大是大非問題，只有是否尊重人權和法治才是真正的“大是大非”。在跟維吾爾族朋友聊天時，我們都同聲譴責中共對新疆穆斯林的大規模鎮壓，但是對維吾爾族朋友的新疆獨立主張我並不贊同，並且提出多處質疑。因此，有維吾爾族朋友認為我也深受“大一統”思想毒害。其實我的想法很簡單，目前我們的關注點放到人權上即可，至於統一和獨立問題，將來中國民主了，按照民主國家的法律程序進行即可。將來討論某個地方是否獨立時，首要的考慮因素也是人權保障的前景，只有在此基礎上才能考慮某個或多個民族的獨立意願等政治因素。 中國海外民運四分五裂，往往是因為在某個觀點上的不同就會撕裂為兩大派別。同一個派別因為另一個觀點不同還會繼續撕裂。堅持和反對“大一統”就是導致海外民運分裂的問題之一。如果堅持“人權大於主權”，就不會把統獨問題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上，台灣的蔡英文總統顯然就有這樣的政治智慧。海外民運如果能夠學會不同意見者之間平等交流對立的觀點，並且不會因此影響團結起來促進中國民主的大目標，才有可能在中國民主化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 --------------分界線--------------- 吳鯤鵬專欄：“ 裱糊匠”李克強非意外離世─誰說黃河長江不會倒流？(ZT)日前，有兩條網傳北大學子給已故前總理李克強的輓聯，衝上搜索排行榜榜首。
其中一條是，陪十年小心，雖潔身自好，但活的憋屈；距一步之遙，卻激流勇退，竟死的窩囊。橫批：無能為力。 又有一條：中規中矩，亦步亦趨，書生報國難成勢，終非英雄也非梟雄；患得患失忍氣吞聲，中堂理政不二言，終是身廉卻負蒼生。 到底是北大，此二聯，有給李中堂蓋棺定論的意思。 當今中國時局，堪堪就是晚清，比照昔時史學家梁啓超也曾給其政敵李鴻章即李中堂寫下十萬字的傳記，曰：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並說李鴻章爲當時的中國近四十年第一流緊要人物。 不知今天中共二號黨魁李克強的非意外死亡，當不當起改革開放四十年這一等一的人物？ 世無明君，則思賢相，見賢思齊。作為團派勢力的最後遺孤，改開派唯一的血脈，李克強的離去，既是一個時代的逝去，也同時滿足了這個傳統中國人的想像。 儘管，除了“克強指數”、“地攤經濟”和“克強語錄”，這位中共建政以來學歷最高也最無實權的總理，政治遺產中再無任何其他正面的遺存，可供憑弔。 很不幸，他擔任總理的這個時期，正好趕上了資本主義市場全球化的緊縮，他所面臨的危局的本質，是中國政治體制跟經濟體制內在的矛盾深化之後的嚴重衝突。 所以，過去江胡溫時代能做到的事，到了習皇大權獨攬的時代，李克強就是不可能做到。 比如，繼續韜光養晦，堅持可持續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正，他不但沒有做到，反而是一瀉千里，每況愈下，疫情期間，上海人都要在家中挨餓，更不必說媒體萬馬齊喑，公權力對整個社會的管制，對自由和尊嚴的踐踏。 今日，李中堂倒是瀟灑，就這樣走了。但中國經濟這頭怪獸卻在一路橫衝直撞之後，驟然以自由落體之姿，跌下山谷。 試問，留下全體中國人面對的，這個無可回頭的局面，這位北大畢業的經濟學博士，厲以寧的學生，當年初出茅廬，就以《論我國經濟的三元結構》的博士論文名世的前總理，真的一點責任都沒有嗎？ 不怕刻薄的說一句，難道僅僅用“克強”式的有氣無力，故作姿態、或乏善可陳，或並無下文的老樣子，喊幾句“改革貴在行動”、“觸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甚於觸動靈魂”和“中國還有6億人月收入在1千元以下 ”，就可以讓他免除，在其身後要為中國經濟的危局背鍋的命數了嗎？畢竟李克強唯一的工作就是主管經濟，中國經濟從表面上看，也是在他的手上全盤輸掉的。 事實上在過去的10年任期里，李克強並沒有留下任何積極的政治遺產。他既未能阻止中美關係的持續惡化，也未能阻止起於一尊的動態清零的政策的推出，更不能改變金融危機、灰犀牛甚至股市經濟崩潰最終降臨這片悲情的國度。 更何況過去十年間，2015年江派的金融政變、P2P暴雷、房地產崩盤這一樁樁一件件中國經濟發展中的關鍵性事件，和李克強的患得患失，坐失良機，書生意氣，缺少殺伐都有直接的關係。 和當年的那位李中堂一樣，今天這位故去的李中堂也是為風雨飄搖的中共王朝，修補破窗爛牖的“裱糊匠”。 以今天的視角觀之，李克強在位時那些施政舉措，比如想辦法盤活經濟，比如減政放權，比如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比如金融立國比如互聯網+，這些措施確實也能夠為萎靡不振的中國經濟注入某種微弱的強心針效果。一段時期內，也能夠讓一些中小民營經濟獲利，緩解一些中國的就業壓力，但是今天我們回過頭來看，面對一個王朝逝去的背影，“克強經濟學”在實際的運用上，其實都是些小修小補的“裱糊匠”手段罷了。 縱使韭菜們再惋惜李是天妒英才，時運不濟，他的所有政治遺產，也都免不了被習近平這樣的混世魔王一巴掌拍死的下場。 
2023年10月28日，中國民眾在安徽省合肥市的李克強老家外放置鮮花，悼念這位昔日的中國國務院總理突然去世。 （美聯社） 今日之中國，經濟之戰車，早已偏離了改革的賽道，也早就全面向左轉，小打小鬧的“克強經濟學”臣服於“只算政治大帳的近平政治學”，在習當治下，一夜之間，就變成了做大富強國企，變成了動態清零，變成了變相的公私合營，變成了殺馬雲打許家印的打土豪分田地，變成了中美貿易戰和中美新軍備競賽了。 邱吉爾說，敢於拋棄上個世代的英雄人物，才是一個民族自覺的標誌，從這個意義上說，只有重新反思李克強的功與過，對於今天而言，才有現實的意義。 長江黃河真的不會倒流嗎？進一步說：今天中國的韭菜們在黨國開恩下，於合肥紅星路的一隅來紀念李克強，也不過是在為鐮刀唱讚歌罷了。 鈍一點的鐮刀割起韭菜來，也就是稍微慢一點沒那麼疼而已，從本質上講，我們必須清楚，再怎麼跟習近平唱反調，李克強也仍然是共產黨的成員。你又怎麼知道，他不是另一個影帝溫家寶呢？ 正如某時評人所言：李和習，其實無所謂是習上李下，他們是一條繩上的螞蚱，只是他們的勞動分工不同，著力點不同，被後台老闆賦予的權力規模大小不同罷了。 習和李，並沒有根本的矛盾，而是一體兩面，習是李的里子，李是習的面子，面子是做給外人看的，里子是自己人必須要的，黨國一直在，他們才能在，執政有合法性，他們的這台戲，才有人願意看。 換個角度思考，如果習近平是總理，李克強是主席，那麼現在韭菜們必將歌頌習近平，粉紅們一定擁護李克強。中共的“宮鬥”註定是一場永不落幕的連續劇，但是看官們對劇情的揣測卻總是押錯寶。 不要說十二大前“習降李升”的結論太過牽強，即便李克強真的在那一集裡，戲劇性地登上權力寶座，真的成為中共領導人的新面孔，他就真的能帶來新的劇情反轉嗎？ 人們僅僅憑借一根按表決器時伸出來的中指，他離職講話時說過的一句：人在做，天在看，就可以將“人民的好總理”想像成“可惜不是你”的“英明領袖”，那絕對是犯了政治上的幼稚病。 有評論認為：習李衝突的實質是，兩人治國理念的不同。說李克強是“市場和民營經濟”派，主張經濟的事，就由企業家來管。“推動國企改革，推進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完善的法人治理結構，弘揚企業家精神”；習近平是“黨治、指令型和國有化經濟”派，習近平偏好的是前三十年毛時代的經濟模式。黨治黨營，政治掛帥。“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加強和改進黨對國企的領導，充分發揮黨組織的政治核心作用”。 這樣的角色設定，自然有不斷高漲的矛盾衝突，而誰忠誰奸，則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最後還得歷史這個導演說了算。 對與那些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的人們，一定會搬出李克強在退出政壇的彌留之際說過的那句豪言壯語來為其背書：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中國都會堅定不移地擴大開放，長江黃河不會倒流。 但是假設30年後，當有好事者拿出當年某個名字叫中國的共產國家的乾屍樣本細細考校，梳理其焦枯血脈紋理，推測其暴斃的原因時，卻將會驚詫莫名，原來世間萬物，榮枯有時皆有天命，原來當年的那場反轉不斷，每一集都有人會被暗殺，被整肅，被剝奪的大劇，是真正的楚門的世界，我們都被騙了。 我就想說，如果中國今天東升西降，長江黃河可不就得倒流嗎？那李克強不是睜著眼說瞎話嗎？如果今天死的是習近平，讓李克強這樣的改開派主政，他就真的能挽狂瀾於既倒嗎？ 換言之，中國真的曾有過李克強同志念念不忘沒有迴響的純真年代嗎？ 給當年的北大同學的畢業寄語中，他深情的寫到“純真而不欠聞達，善良而不失堅強，把生命高舉在塵俗之上，又熔化於社會之中，這應當是我們這一代的共同追求”。 的確，在火熱的80年代，這是一代人對美好年代的希冀和期許，對品質生活的創造和努力，也對民族振興的呼號和渴望，而很可惜，如今這一切都像是黃粱一夢，隨風逝去。
要說現在中國真的沒有經濟也不對，一個形象的說法：中國剛畢業的女孩子都在做直播，餓了就點外賣；中國的男大學生都在送外賣，累了就看直播。 也有人戲稱中國的經濟現狀：政治只剩下一招“槍桿”，經濟只剩下一招“印錢”，國防只剩下一招“大話”，文化只剩下一招“謊言”，外交只剩下一招“撒幣”，發展只剩下一招“房產”。上沒有糾錯機制，下沒有申訴渠道，中沒有黨派批評，前沒有國企盈利，後沒有民企發展。 這就是克強同志留給我們的爛攤子嗎？看來盲人黑夜騎瞎馬臨深淵，中共勢必要一條道走到黑了。對中共仍有幻想的人們可以捫心自問：這就是當年一代人共同經歷過和努力追求過的改革開放嗎？ 依我看，要想黃河長江真的不倒流，就需要好幾代人一起走出“改革”的迷思，認清共產中國的真面目，這才是對祭奠李克強這位悲劇性的歷史人物最好的方式。 為什麼就算李克強當老大，中國經濟也會進入死胡同？正如當年的蘇聯和東歐，為什麼中國的經濟改革在出現了多年的奇蹟之後，也會突然間陷入驚人的停滯，再也改不下去了。這不是用“中等收入陷阱”和“日本失落的黃金二十年”就可以簡單的解釋的，記住：中國是極權國家，和民主國家有根本上的不同。 要解釋這個問題，並且看清當前共產黨為什麼明知萬劫不復還要瞎搞的現實，我們需要借用一下斯坦福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許成鋼的觀點：中國的基本制度，叫做共產極權制。 共產極權制主導下的市場經濟，在中國有個非常狡黠的稱呼：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被鄧小平調皮的解釋成堅持發展社會主義制度，或者叫做中央計劃經濟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許成鋼先生認為：中國在最基本制度上來自蘇聯，而且仍然與蘇聯相似。釐清這一點，可以使得人們進一步的理解，為什麼有沒有李克強作為時代的終止符，中國的改革都註定會失敗，中國的經濟也一樣會進入死衚衕。 眾所周知，在鄧小平（鄧江胡）改革開放時代，中國經濟確實在幾代務實領導人的治下，曾快速崛起，一度超越日本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有人將它稱之為“中國奇蹟”。 與蘇聯以及其它共產黨國家比，中國的改革之所以有一段時間能取得舉足輕重讓中國權貴們沐猴而冠的成功，也就是李克強口中的黃河長江的水之所以不會倒流，原因是： 第一，它允許私營企業發展。私營企業已經變成了中國經濟的主體，這個變化在任何其它共產黨國家裡是不可思議的，現在越南實際上是步中國的後塵。只要允許私營企業發展，國家經濟就會發展。 第二，中國在一段時間里融入了WTO全球化的體系，這也與其它共產黨國家不一樣。這個不一樣與西方試圖拉攏中國反對蘇聯有關。 這就是那些年中國人的錢袋子突然開始鼓起來的原因，但現在這兩個最基本的特點已經紅輪顛倒，這就註定了中國改革開放年代的結束和經濟的由盛而衰。
許先生認為：這是由共產極權的內在特點決定的，在中國的經濟快速發展之後，中國共產黨就開始非常擔心私有經濟的快速發展有可能威脅共產黨統治，一直在使用各種各樣的辦法努力讓國有經濟更快地發展，有意識地用各種方式遏制私有經濟。 他告訴我們：朱鎔基時代，中國就開始提“抓大放小”，美其名曰“國企改制”，其實就是在讓大型的國企在壟斷的基礎上更大更強的同時，講較小的國有企業私有化了，在九十年代末，中共就建立了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用國資委和全面的政策，試圖推動國有企業的發展。 但正如許成鋼指出的，所有的共產極權國家的改制之所以最終會失敗，是因為：軟預算約束。語出他的老師科爾納，意思就是說，國有企業在資不抵債的時候不會破產，所以國有企業不會害怕破產，這就導致了國有企業膽子非常大，敢於借錢。 軟預算約束問題，是所有其它共產黨國家經濟改革失敗的最基本原因。中共強 調“國進民退”和努力壯大國有企業，就把國企不可避免的軟預算約束問題深刻的腐蝕到中國經濟的肌理里。 這樣到了2007年的時候，國企債台高築，積重難返，中國經濟產生了嚴重問題。 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國的改革過程中，私營企業的發展不是中共有意設計的，這不是它高興做的事，而只是在改革過程中自下而上客觀發生的事，這是89學潮後，一直到了90年代末，中國的國有企業面臨著非常嚴重的問題，包括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等。面對國有資產有可能整體上資不抵債的嚴峻挑戰，中共才有允許了私有企業的大發展，救了中國經濟一命，也為中共續命。但是中共的本質決定了，在合法化私有企業的同時，更擔心私有企業變得更大，大到可以動搖黨的統治怎麼辦？ 討論共產黨的制度時，必須要清楚一個概念，叫做“防止和平演變”。防止和平演變的概念來自列寧。中國經濟改革在一開始的時候，鄧小平就說得很清楚，中國的經濟改革就是列寧的新經濟政策，而當年列寧在推出新經濟政策的時候，就提出了防止和平演變的概念。 當私營企業大發展的時候，它帶來的和平演變問題從來就是中共高度關注的，並不是只有習近平關注。例如江澤民也非常關注，這就是為什麼江澤民要提出“三個代表”的概念。江澤民面對和平演變的威脅，為了要應對這個挑戰，就試圖把能夠“招安”的私營企業老闆都吸收到共產黨裡面來。 這有點像《水滸傳》，皇帝只要把反皇帝的梁山好漢“招安”到朝廷里來，他們就歸皇帝管了，就變成朝廷的人。江澤民是試圖用“招安”的方式來控制私營企業，用這個方式來避免和平演變。也就是，中共在應對和平演變時，一方面“招安”，一方面限制私營企業的發展，所有這些東西前後邏輯是一致的，他們的最終目的也是一致的。只是到習近平這里，把“招安”基本放棄了。 共產極權制下允許私有企業運作，但實際上私有企業連一寸土地都沒有。一方面，共產黨希望民營企業在經濟不行的時候來救它的命；另一方面，共產黨又害怕民營企業要它的命。民營企業長大了，就要它的命；民營企業合作了，也要它的命；民營企業說話了，也要它的命。 那怎麼辦？只好讓民營企業一直走在鋼絲繩，或者走在刀刃上。這幾乎可以解釋為什麼中共在近年來，持續的對與國內的教培、互聯網等行業進行打壓，對孫大午、馬雲等企業家進行整肅的實質。 這同時可以解釋，為什麼普遍出身社會底層，靠個人努力才贏得階層躍升，所以有內在的動力堅持改革的團派，幾乎被黨內大老集體投票團滅的原因。這也可以解釋，儘管李克強鄰近終局，還是喊出了習近平不願聽到的“堅持改革開放，絕不能走回頭路”的感言，但是也難以挽回經濟頹勢的本質原因。 李克強是中共最弱勢的總理，他的治國理政理念屬於實際上沒有共產信仰，而要一心務實，從而為共產黨謀得政權合法性的鄧小平時代，但習近平卻屬於原教旨主義，要把每一個人通過洗腦和剝奪，進行全面奴化從而保持紅色江山千秋萬代的毛澤東時代。 對於今天的當局來說，在蛋糕不能越來越大的情況下，黨國制度的穩定和安全遠比所謂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的進步更重要，當年讓資歷和政績都優於習近平的李克強屈居老二，就是中共元老們集體的選擇。 時至今日，中共政權的基本邏輯變得越來越清晰和明顯。這也就是為什麼，即使中共的頑固派寧願犧牲經濟，犧牲國際關係，也會繼續加強自己的權力的根本原因。 也許，李中堂撒手人寰，其影響過不了幾天就會在強大的中共極權的打壓下邊變得無聲無息，也許，他留下的最強大的遺產，不是讓韭菜們長歌當哭，哀悼改革年代一去不返，而正是他的突然去世、以及這樣的離開造成的震驚，以及它帶來的無休止的中國經濟，今後必然要面臨的種種更加嚴重的問題。 最後，手上還有點錢的中國人需要注意了，有句話不知道能不能點醒那些還在李中堂的驟逝中陷入無可名狀的悲哀情緒中的韭菜們：今日中國的底層之怒，在不遠的將來，只能用中產的血來平息；另有一句，過去經濟好搞能騙的時候鐮刀們培養的是韭菜，現在經濟差再也搞不好的時候為了維護共產政權的合法性，那麼幾乎可以斷言：韭菜的未來是砲灰。 這個國家連自己的一個卸任總理都不放過，保不住，何況是爾等升斗小民，還是那句話，快跑！ (以上均轉自網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