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轉貼守魚(法律學者):”生命不能承受揭發之輕”

關於709律師被抓事件，如今一位當事人(考拉)被釋放之後，連續揭發和指控了兩位同行，引起軒然大波。

在不同的觀點之中，一位作家寫下如下這段話：

這是我最恐懼的事情，在受盡凌辱時寫下所謂「揭發」親友的文字。當年王力雄被抓時，因為不小心「出賣」了一些朋友，他為了防止自己說出更多，打碎眼鏡自殺，最後被救了回來。我早就問過蕭瀚，如果有一天中共讓我揭發你怎麼辦？他說：千萬別死，隨便揭，出來我們照樣好好生活。

這一段話太過於浪漫，寫不盡現實的苦難。在浪漫的部分之外，關於指控和揭發，確實有可以理解的苦楚。在政府的高壓之下，政府部門既然以壓服民間的反對派為目標，那麼在無窮無盡的資源帶動之下，不斷挑戰人體生理和心理承受的極限。

面對挑戰，有相當堅定不移的勇士，能夠在一切高壓下都堅守情操，不惜付出肉身和自由的代價，捍衛理想。這些都是用生命捍衛自由的勇士，雖然他們在政治恐懼的氛圍之下，以及話語審核的環境裡，往往被刻意的迴避在主流話語之外，只能流傳在小範圍的人群之內，或者不受審查的網絡防火牆之外。

還有一部分的挑戰者，無法將理想堅持到底，在殘酷的環境下面選擇了妥協，無論是永久的妥協還是策略性的階段妥協，終歸因為半途而廢而令人遺憾。這也是歷史大浪淘沙的殘酷之處，如果理想那麼廉價而易得，理想也不會顯得珍貴與美麗。正是因為只有少數人能夠堅持，也只有更少的人能夠堅持到勝利，還有極少的人能夠享受到最後的榮耀，更多人的退出，也正顯現出了實踐理想的艱難。對於妥協，自然是可以理解的，這種理解不是一種廉價的感動，而是基於大多數普通人同樣不敢於付出從而體現的共情。而這種理解的背後，更應該是對那些真正堅守者自發的尊敬。如果沒有對堅守理想的讚美，那不如放棄理想好了，與世俗同流合污而去。

也無法排除，還有少數者，不僅僅選擇了在堅硬現實面前的退卻，拋棄了理想，還因為各種原因變成了理想的背叛者，甚至於開始揭發和指控曾經的同道中人。對於這樣的行為改如何判斷，正是如今價值觀混亂之處的集中體現。

一個曾經表現出願意追求理想的人，在追求理想的過程中放棄，可以視同回歸了普通人。但是如果不僅僅是放棄，還成為迫害曾經同道中人的幫凶，這樣的行為還能如何理解與認同。當大家已經成為陌路人的時候，確實不用裝作還需要勾肩搭背。

當然也會有人用頂不住壓力來作為辯護，就如同文章前面的那段話所說，描繪出一個溫情浪漫的場景，在政治高壓之下，大家達成了一種高度的認同，為了自保的需要，互相之間可以盡情的出賣，可以盡情的背叛。當雲開霧散之後，大家又可以共釋前嫌，和好如初，彷佛一切都沒有發生過。

如果這種理想狀態真的存在過，無論是歷史上發生過的種族衝突，還是國內的文化大革命，大約都可以不對社會生活帶來實質性的衝擊。無論當年多麼毀滅人性的事件和行為出現，我們都可以將一切責任高度理性的推卸給暴政和強權，在強權垮掉的那一剎那冰釋前嫌。甚至於，如果這個道理存在的話，曾經發生過的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也不必發生，所有的法西斯軍官也不過是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潮流下被裹挾而做了錯誤的行為。而知識分子熱議的反思文革更無必要，倒不如教會受害者學會甚麼是愛，用愛來拯救這個世界。

順延着這種荒謬的邏輯下去，溫情和浪漫一瀉千里，這個世界開始完全虛無起來。堅守有什麼意義，理想又有什麼價值，既然一切都可以出賣，連和好如初也毫無價值可言。

個人的命運在歷史的洪流里確實是渺小的，也因為渺小，才能生長出偉大。如果因為渺小而懷疑偉大，解構偉大，否定偉大，已經徹頭徹尾進入了虛無的狀態之中，無可無不可了。

回頭看來，理念中假設的大家互相出賣然後又若無其事的一笑而過幾乎沒有發生過，如果強權和暴政不能因為扭曲了人性而給心靈留下深深的刻痕，那強權和暴政與所謂的民主制度又有什麼區別？人生不是無可無不可，人生有原則有底線，浪漫的想象可以留給自己，現實空間只有冰冷的現實，沒有任何生命可以承受揭發之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