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的今天，重讀海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有更深的體會。 曾經中國人不重視或輕忽海耶克的奴役之路的警告，中國走向了文革災難。 如今中國在習近平帶領下走向民主自由的反面回頭路，等待中國的又是一次奴役之路。 可憐的中國人民。 希望此書可以喚醒一些人，別再心存僥倖，哪有那麼多新路，讓你摸索、讓你發現，太天真就是又一次被欺騙、奴役。 有人說:反正中國人幾千年了，被奴役習慣了。 悲
《通往奴役之路》導讀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年—1992年）：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首次出版：1944年3月10日在英國由Routledge Press出版 全書名：《通往奴役之路》 評價： 這本書被翻譯成超過20種語言出版，哈耶克稱要將這本書獻給「所有黨派的社會主義者」讀一讀。該書的第50周年紀念版本則由米爾頓•佛利民（另一名諾貝爾獎得主）撰寫序言。《通往奴役之路》一書是對古典自由主義和自由意志主義理論的闡述中最著名、而又最受歡迎的書籍之一。
哈耶克在書中闡述道，所有的集體主義社會，從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到斯大林的共產主義，都無可避免地會邁向專制極權。哈耶克主張，實行中央計劃的經濟體制必須有一個小團體（統治階級）決定資源和產品的分配和發放，由於沒有市場機制和自由價格機制，這個小團體無從得知正確的情報，也因此根本無法做出正確的決策來分配資源和產品。對於經濟計劃在實踐上的不同意見、加上中央計劃者在分配物資上的不斷失敗，最後將導致計劃者開始運用高壓的強迫力量以維持計劃的實行。哈耶克進一步主張，社會大眾會感覺計劃的失敗是因為國家權力不夠、無法有效推行目標所造成 的，這樣的感覺會使大眾開始投票支持中央集權， 並會支持那些看似「可以讓計劃付諸實現」的「強人」攫取政治權力。哈耶克主張，在經過這一連串的惡化後，一個國家將會無可避免地轉變為極權主義。對哈耶克而言，「通往奴役之路」代表了國家進行中央計劃的開端，隨着自由市場制度的瓦解，所有個人的經濟自由和人身自由都將化為烏有。 哈耶克主張蘇聯和納粹德國這樣的國家早已經在「通往奴役之路」上了，而當時許多民主國家也正在重蹈覆轍。哈耶克寫道：「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在個人主義倫理學看來是對於所有道德的否定。但那在集體主義的倫理學裡卻成為了最高的原則。」
不過，哈耶克在書中也提及了：「對於那樣的計劃經濟的批評，是不能與完全教條式的自由放任態度混為一談的。」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書中的確支持政府對於郵政、道路、污染、和工廠噪音等的管制。 1.The Abandoned Road - （被放棄的道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期，自由放任原則在歐洲各國被逐漸拋棄 2.The Great Utopia - （烏托邦）新興的社會主義宣傳超越消極自由的「積極自由」，許多自由主義者也被轉變了 3.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 （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社會主義主張集體超過個人，個人的重要性逐漸遭抹滅 4.The "Inevitability" of Planning - （計劃的必然結果）經濟的中央計劃，導致經濟決策越來越集中 5.Planning and Democracy - （計劃和民主）社會主義以民主為口號，擴張民主決策的事務範疇，卻忽略了民主並無法解決公眾以外的大小事務 6.Planning and the Rule of Law - （計劃和法治）法治原為個人自由的屏障，由於無限制的立法擴張，現在卻一步一步侵蝕個人自由
《通往奴役之路》的核心思想，如哈耶克自序中所言，來自他1938年一篇題為《自由與經濟制度》的文章。當時，社會主義思潮在英、美、德等工業發達國家風靡一時。 1929年爆發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普遍而持久，為社會主義運動提供了廣泛的社會基礎。 許多知識分子崇尚社會主義，認「社會正義」、「收入平等」和「就業保障」為理想目標。「剷除私有制度」和「推行計劃經濟」被認為是為了達到理想境界而必須採取的手段。哈耶克曾親歷德國社會主義運動並目睹希特勒上台，他認定法西斯統治與社會主義者鼓吹的「輿論一致」、「全民族最高利益」、「個體服從集體」等價值觀念有着密切的聯繫。他警告英國和美國的知識分子：除了要進一步推敲社會主義理想目標的具體含義之外，還必須權衡為了實現這些目標所要付出的代價。 哈耶克認為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代價是極其昂貴的。這包括兩個方面，首先是效率方面的損失，在科學技術遠沒有發達到使中央計劃部門可以估計各種產品或勞務對於不同社會成員在各個時刻和場合下的「效用」之前，中央計劃部門是不可能替所有的人作出「生產什麼」和『怎樣消費」的正確決策的；這樣的決策過程會造成很大浪費，也就是說，有相當多的產品將無法實現自身的價值。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計劃官員得不到足夠的「激勵」去獲取每一個公民對各種消費品的「評價」。而在生產受到中央計劃控制的體制中，如哈耶克在書中指出的，即便消費者有權選擇買什麼和不買什麼，消費品的價格也將是嚴重扭曲的。這就是蘭格的「計算器社會主義」理論沒有提供答案的所謂「激勵問題」和「信息問題」。哈耶克認為在人類發展的現階段和可以預見的將來，只有建立在「個人主義」基礎上的經濟制度才能夠解決激勵與信息問題。哈耶克把「個人主義」同「自私自利」加以區分，他所說的個人主義對「有效率的生產」和「有效率的消費」而言僅僅是指社會尊重個人獨立作出消費和生產決策的權利，並實行相應於此種權利的經濟制度。 「效率損失」並不是哈耶克抨擊社會主義制度的主要依據。三十年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使許多人相信：資本主義「盲目生產」所造成的浪費不一定比社會主義「計劃失誤」所造成的浪費小。哈耶克在書中表達了類似的看法。他提出的命題是：徹底的計劃經濟和徹底的競爭經濟，如果可能實現的話，都是有效率的。然而這兩者的混合註定是效率低下的，除非「計劃」是為了加強和改善而不是為了排斥「競爭」。
哈耶克轉引墨索里尼的一段話做為第四章的題語：「是我們首先宣告，文明社會越是發達和複雜，就越要限制個人的自由」。而對哈耶克來說，問題的核心是，由誰來限制公眾的自由？限制哪些方面的自由？在科學發展的現階段，計劃和政府對經濟的調節只能通過那些管理政府和計劃的人來實現。但是這樣一來，事情就絕不會僅僅限於「計劃者」對每個人在經濟方面的控制。哈耶克在第七章里寫道：「不論是誰，一旦掌握了全部經濟活動的控制權，也就掌握了我們生存的命脈，從而就有力量決定……我們所追求的其它方面的價值以及替我們安排這些價值的優先級，進而讓我們相信我們應當為什麼樣的目標而生活和奮鬥。」哈耶克深信：「我們選擇的自由，就一個競爭社會而言，依賴於這樣的事實，若某人拒絕滿足我們的願望，我們可以轉而與另一人談判。但若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壟斷了我們命脈的權威，我們就只能寄希望於他的仁慈了。」哈耶克認定，在這種情形下，個人將喪失一項最寶貴的權利--自由思想的權利。 在第十一章里，哈耶克進一步論述說：「那推動人類思想發展的原動力，之所以能夠正常運轉，並不在於每個社會成員是否有能力思考和寫作，而在於每一種觀點或判斷是否可以被人們批評。只要不同意見不受壓制，總會有人站出來懷疑和探究那些支配着同時代人思想的觀點，並以新的觀點投入到辯論和宣傳中，去經受考驗。」哈耶克認為這種知識積累過程和思想發展過程是不可能被「計劃」或「組織」出來的。「認為人類心靈應當有意識地控制它自己的發展，這種觀點是混亂的……當我們試圖控制它的時候，我們僅僅是在為它套上枷鎖，並遲早會引致思維的呆滯與推理能力的衰退。」 當社會的創造力和思想進步的源泉衰竭的時候，無論是完善的計劃經濟還是以競爭來改善計劃的經濟，都會由於缺乏創新而變得效率低下。這是哈耶克不相信所謂「中間道路」會有效率的根本之所在。他根本不相信一個沒有個人思想自由的社會，其經濟會是有效率的。他認為越是現代化生產，人的教育程度越高，就越要求有個人的創造自由和思想自由，就越無法實行「輿論一致」和「統一思想」。然而在當時資本主義大危機的形勢下，社會主義大潮洶湧澎湃，全人類似乎都在「選擇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的十字路口徘徊猶豫。難怪張怕侖在為哈耶克這本書作的序中感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在這個仿惶的時代無異於一聲吶喊，一聲悲泣。它先是對着英國人，而後又對着美國人說：停一停吧。張開眼睛看看事實，傾聽良知的呼籲！」
《通往奴役之路》出版70年與中國自由主義 70年後的今天回過頭來看海耶克的學說和《通往奴役之路》在中國的遭遇，我覺得是很有意思的。《通往奴役之路》這本書，可以說是在上世紀50年代改變了不少中國自由主義者對經濟平等和政治自由之間關係的看法，⋯⋯ 專欄：政治與人文 作者：張楚勇
不少中國人是透過《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首次接觸20世紀社會哲學家海耶克（F. A. Hayek）的思想。這本書在1944年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出版，至今不覺已70年。今年8月底，我參加了在台中逢甲大學舉行的第十屆華人海耶克年會的學術研討。來自中國大陸的前輩知識分子茅于軾在開幕致辭時便再三重申，不要忘了海耶克70年前對集權主義的危險的忠告，認為今天的中國人還得繼續為個人自由而奮鬥。 《通往奴役之路》的出版，使海耶克在學術界以外的知識輿論界暴得大名。這本書當時在美國影響尤其大，得到《讀者文摘》摘要轉載，甚至成為暢銷書之一。與此同時，海耶克也被不少同行的專業經濟學家批評，認為他寫這樣倡議式的政治著作，意味着他已脫離了經濟學上的科學追尋，轉而為某種政治立場搖旗吶喊。 70年後的今天回過頭來看海耶克的學說和《通往奴役之路》在中國的遭遇，我覺得是很有意思的。《通往奴役之路》這本書，可以說是在上世紀50年代改變了不少中國自由主義者，對經濟平等和政治自由之間關係的看法，也是在中國大陸自上世紀80年代進行開放改革之後，震撼着很多渴望自由的知識分子心靈的一本書。 大家都知道，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取得大陸政權之後，留在大陸的中國自由主義者經歷了一連串的政治和思想改造運動，失去了言論和表達的自由。自由主義在中國的思想命脈，可以說是由撤退到台灣圍繞着胡適以及後來由雷震所創辦的《自由中國》的一群知識分子在延續着。 50年代初，通過海耶克的第一位華人學生周德偉的介紹，在台灣知識界深具影響力的殷海光開始在《自由中國》上譯介海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殷海光在1965年把他譯註的《通往奴役之路》（殷譯《到奴役之路》）結集時，寫了以下一段序言：「中國許多傾向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醞釀出『政治民主，經濟平等』的主張。這個主張的實質就是『在政治上作主人，在經濟上作奴隸。』我個人覺得這個主張是怪彆扭的。但是，我個人既未正式研究政治科學，更不懂經濟科學。因此，我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正在我的思想陷於這個困惑之境的時候，忽然讀到海耶克教授的《到奴役之路》這本論著，我的困惑迎刃而解。海耶克教授的理論將自由主義失落到社會主義的經濟理論從新救回來。」在讀到殷海光發表在《自由中國》的譯註之後，胡適在他1953年11月24日的日記中有以下一段記錄：「Hayek 此書，論社會主義與自由不能共存，其意甚可取，我在二十年前，尚以為 socialism is a logical sequence of the democratic movement（張譯：社會主義是民主運動一個邏輯上的順序結果），近十年來，我漸見此意不是，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其主要信條乃是一種健全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不能接受各種社會主義信條。」 《通往奴役之路》一書預言了文革情況 海耶克的理論影響到50年代台灣的自由主義者作出思想上的改變，到了80、90年代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大陸知識分子身上，海氏的《通往奴役之路》，帶來的卻是印證了預言般的震撼。《南方人物周刊》主筆何三畏在今年5月發表的〈以預言者的姿態捍衛自由——紀念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出版七十周年〉一文中說：「〔該書〕在第九章的開頭，作者先引了列寧在1917年的一段話：『整個社會將成為一個同工同酬的管理處，或報酬平等的工廠。』接着，哈耶克又引了托洛茨基在1937年的一段話：『在一個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國家裡，反抗就等於慢慢地餓死。「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個舊的原則，已由「不服從者不得食」這個新的原則所代替。』••••••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第一次讀到這段話，就深深地記住了，因為它概括了我八十年代在工廠觀察的心得。」這次我在逢甲大學的會議中，發現不少來自大陸研究海耶克的學者，都有類似的經驗。 上文提及不少專業的經濟學家對海耶克撰寫《通往奴役之路》感到不滿，我估計這可能一方面是因為這是一部政治書，他們懷疑受經濟學訓練的海氏是否能稱職地進行論證；另方面可能是他們不同意海耶克的反對實質/結果平等的這類觀點。對於這些，海耶克在當時已經預計到，因此他在序言中便先為此致歉，但基於當時對自由世界的威脅正是水深火熱，在戰爭狀態中知識分子不是已經捲入計劃的戰爭思維中，便是沒有時間著書立說，因此海氏便覺得責無旁貸要撰寫這本書。但到了1976年當這本書再版時，海耶克卻認為事實證明，他的決定是對的，因為經濟學面對的種種人類社會中遇到的大問題，並非單靠專業經濟學所能應對，因此有必要進入政治學、法理學、哲學、心理學、知識論等範疇去探討，而這正是1944年之後海耶克終身努力的方向，使他完成了《自由的憲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和《法律、立法和自由》（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等巨着。沒有這些巨着，海耶克憑着他早期對貨幣理論和貿易周期論的經濟學貢獻，大概也足以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了。但如果單是這樣，他便不可能成就為思想的大師，對中國自由主義也不會產生這麼大的影響。 海耶克後半生的努力，說明了學問和人間道理追尋之博大精深是無涯的。他每一本巨着的完成，都是新問題的開始，也就是對已有的看法產生疑惑的時候，直到他生前無法真正完成的《致命的自負》（The Fatal Conceit）也不例外。自由秩序的確立、理解和論證，以及這秩序和平等、公正、民主、法治、傳統等關係，至今還是值得多方探討的課題。受海耶克啟發的、崇尚自由的中國學人，在今天應該在前賢建立的基礎上，不斷深化我們對這些課題的把握，以開放和批判的精神，去不繼挑戰自由主義的思想成就，這可能是紀念《通往奴役之路》出版70周年的最好繼承。
《通往奴役之路》 -名句精選 1、當代種種事件不同於歷史之處，在於我們不知道它們會產生什麼後果。 2、經驗和利益的偶然結合，往往會向人們揭示出事件中人們還很少了解的方方面面。 3、如果從長遠考慮，我們是自己命運的創造者，那麼，從短期着眼，我們就是我們所創造的觀念的俘虜。 我們只有及時認識到這種危險，才能指望去避免它。 4、我們這一代人的共同信念將把我們引向何處，並不是某一黨派的問題，而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問題，是一個有着最重大意義的問題。 5、在我們竭盡全力自覺地根據一些崇高的理想締造我們的未來時，我們卻在實際上不知不覺地創造出與我們一直為之奮鬥的東西截然相反的結果，人們還想象得出比這更大的悲劇嗎? 6、但是，只要占主導地位的觀點被認為對所有人有約束力，即大多數人關於是非曲直的信念能夠阻礙個別發明家的道路，少數企圖把機械發明更廣泛地應用干工業的嘗試，儘管其中有些非常先進，仍很快地被壓制了，尋求知識的欲望也被窒息了。 7、無論何處，只要除去自由運用人類天才的阻礙，人很快就能滿足不斷擴大的欲望。雖然標準的提高不久便導致發現社會的最陰暗的污點，而人們不再願意容忍這些污點，但是或許沒有一個階級沒有從普遍進步中獲得顯著的好處。 8、自由主義者對社會的態度，像一個照顧植物的園丁，為了創造最適宜於它成長的條件，必須儘可能了解它們的結構以及這些結構是如何起作用的。 9、總是使一個國家變成人間地獄的東西，恰恰是人們試圖將其變成天堂。 ——F•荷爾德林 10、民主在自由之中尋求平等，而社會主義則在約束和奴役之中尋求平等。 11、「社會主義者肯定會證實，至少在其開始時，不是通往自由的道路，而是通往獨裁和反獨裁、通往最慘烈的內戰的道路。以民主手段實現並維持的社會主義，看來確實屬於烏托邦世界。」 ——W•H•張伯倫 12、社會主義者信仰兩種截然不同甚至也許是相互矛盾的東西:自由和組織。——埃利•阿列維 13、用社會主義一詞說明其方法而不是其目標，把一個對許多人來說代表一個終極理想的名詞用於一種特定的方法，或許是不公平的。也許更好的是，把那些能應用於多種多樣的目標的方法稱為集體主義，並把社會主義視為這個類屬中的一個種類。 14、現代的計劃者和他們的反對者之間的爭論，不是關於我們是否應當在各種可能的社會組織之間明智地選擇的爭論，也不是關於我們是否應當運用預見和系統思考來計劃我們共同事務的爭論。它是有關這麼做的最好方法是什麼的爭論。 15、亞當•斯密：「雖則能夠在最高的程序上有利於一個偉大的社會，但卻具有這一性質，即對任何個人或少數人來說，利潤不足以補償耗費」。 16、經濟活動的完全集中管理這一觀念，仍然使大多數人感到膽寒，這不僅是由於這項任務存在着極大的困難，而更多地是由於每一件事都要由一個獨一無二的中心來加以指導的觀念所引起的恐懼。 17、競爭和集中管理二者如果是不完全的，都將成為拙劣的和無效率的工具，它們是用來解決同一問題的只能任擇其一的原則，把兩者混合起來就意味 着哪一個也不能真正地起作用，其結果反而比始終只憑藉二者之一的情況還要糟些。或者換一種說法:計劃與競爭只有在為競爭而計劃而不是運用計劃反對競爭的時 候，才能夠結合起來。 18、過去50年中壟斷組織不斷發展，競爭法則的領域愈來愈受限制，這個歷史事實當然是無可爭辯的——雖然這種現象的程度常常被大大地誇張了。 重要的問題是，這一發展是技術進步的必然後果，還是大多數國家所遵循的政策的後果。我們不久就會看到，這種發展的實際歷史強有力地使人想到後者。但我們必 須首先考慮一下，現代技術的這種發展在多大程度上使廣泛領域中壟斷的發展不可避免。 19、大企業的高效率並未得到證明。被認為是破壞競爭的那種有利條件，在許多領域內並未顯示出來，大規模的經濟，在它們存在的地方也並不一定產 生壟斷……對效率來說最合適的一種或幾種規模，可能在大部分供給量受這種控制的支配以前很久就達到了。大規模生產的有利條件必定不可避免地導致競爭的消滅 這個結論是不能接受的。並且，應當注意，壟斷的形成常常是規模大成本低以外種種因素的結果。它通過互相串通的協議而形成並為公開的政策所促進。當這些協議 失效和當這些政策扭轉過來時，競爭的條件是能夠恢復的。 20、在社會演進中，沒有什麼東西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 21、只有競爭普遍發生時，也就是說只有在個別生產者必得調整自己的活動以適應價格的變化但不能控制價格的變化時，價格體系才能完成這種職能。 22、我們認為我們個人排列各種價值的順序不僅是個人的排列順序，而是在有理性的人們的自由討論中，我們會使別人相信我們的順序是正確的。 23、從純粹的並且真心真意的理想家到狂熱者往往只不過一步之遙。雖然失望的專家的激憤強有力地推動了對計劃的要求，但如果讓世界上每一方面最著名的專家毫無阻礙地去實現他們的理想的話，那將再沒有比這個更難忍受和更不合理的世界了。 24、試圖指導私人以何種方式運用其資本的政治家，不僅是其本人在瞎勞神，也是在僭取一種無論如何也不能安心地授權給樞密院和參議院的權力;由一個愚蠢和專斷到幻想自己是適於行使這種權力的人掌握它，是再危險不過的了。 ——亞當•斯密 25、在共同目標對人們並非一種終極目標而是一種能夠用於多種多樣意圖的手段的地方，人們才最可能對共同行動達成共識。 26、在有限途徑中選擇，多數還是會找得出的;但相信事事都必定有一個多數看法，那就是迷信了。 27、民主本質上是一種手段，一種保障國內安定和個人自由的實用手段。它本身絕不是一貫正確和可靠無疑的。 28、如果民主制度決定了一項任務，而這項任務又必定要運用不能根據定則加以指導的權力時，它必定會變成專斷的權力。 29、最能清楚地將一個自由國家的狀態和一個在專制政府統治下的國家的狀況區分開的，莫過於前者遵循着被稱為法治的這一偉大原則。 30、只有在自由主義時代，法治才被有意識地加以發展，並且是自由主義時代最偉大的成就之一，它不僅是自由的保障，而且也是自由在法律上的體現。 31、康德：「如果一個人不需要服從任何人，只服從法律，那麼，他就是自由的。」 32、立法者的權力無限制這一觀念，部分地是人民主權和民主政治的結果。它又由於下面這種信念而得到加強，這種信念是:只要政府的一切行動都經 過立法機關正式授權的話，法治就會被保持下去。然而，這是對於法治意義的完全的誤解。法治和政府的一切行動是否在法律的意義上合法這一問題沒有什麼關係， 它們可能很合法，但仍可能不符合法治。某些人在法律規定上有權按他的方式去行動，但這並沒說明法律是否給他權力採取專斷行動，或法律是否明白地規定他必須 如何行動。很可能，希特勒是以嚴格的合乎憲法的方式獲得無限權力的，因而在法律的意義上說，他的所作所為都是合法的。但是，誰會因為這種理由而說，在德國 仍然盛行着法治呢? 33、通過賦予政府以無限制的權力，可以把最專斷的統治合法化;並且一個民主制度就可以以這樣一種方式建立起一種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完全的專制政治來。 34、法治就含有限制立法範圍的意思，它把這個範圍限於公認為形式法律的那種一般規則，而排除那種直接針對特定的人或者使任何人為了這種差別待 遇的目的而使用政府的強制權力的立法。它的意思不是指每件事都要由法律規定，而是指政府的強制權力只能夠在事先由法律限定的那些情況下，並按照可以預先知 道的方式被行使。 35、某些產業或活動基本上是由少數民族來從事的，因此，許多表面上針對一個產業或一個職業階層的措施實際上是指向一個少數民族的。這一切極其 充分地向所有那些希望了解計劃怎樣在實際中造成政治後果的人證實了，像「由政府控制產業發展」這種表面上無關痛癢的原則，會為那種歧視和壓迫政策提供幾乎 無限的可能性。 36、對財富生產的控制，就是對人類生活本身的控制。 ——希萊爾•貝洛克 37、錢是人們所發明的最偉大的自由工具之一。在現存社會中，只有錢才向窮人開放一個驚人的選擇範圍——這個範圍比在以前向富人開放的範圍還要大。 38、經濟變化往往只能影響我們的需求的邊緣或「邊際」。有許多事情遠比經濟上的得失可能影響到的事情來得重要，對於我們來說，它們的重要性遠 遠超過受經濟波動影響的生活上的舒適品，甚至超過許多生活必需品。和它們相比，「骯髒的金錢」，也就是我們在經濟上是否拮据一些或是否寬裕一些的問題，似 乎沒有多大重要性。 39、經濟價值對於我們之所以沒有許多東西那麼重要，正是由於在經濟事務上，我們能夠自由決定什麼對我們比較重要，什麼對我們比較次要的緣故。或者我們也許可以這樣說，是由於在現在的社會中，必須去解決我們生活中的經濟問題的，乃是我們自已。 40、在一個有計劃的社會中，當局所掌握的對所有消費的控制權的根源，就是它對於生產的控制。 41、人們往往說，沒有經濟自由的政治自由是沒有意義的。這當然很對，但在某種意義上，它是和我們的計劃者使用這句話的意思幾乎相反。作為任何 其它自由前提的經濟自由，不能是那種社會主義者允諾給我們的、免於經濟勞心的自由，也不可能是只能通過同時解決個人選擇的必要性和權力才能獲得的自由;經 濟自由必須是我們經濟活動的自由，這種自由，因其具有選擇的權利，不可避免地也帶來那種權利的風險和責任。 42、在競爭中，在決定不同的人的命運方面，機會與幸運常常是和技能與先見同樣重要的。 43、在競爭的社會裡，窮人的機會比富人的機會所受到的限制要多得多，這一事實絲毫也不影響另一事實的存在，那就是在這種社會裡的窮人比在另一不同類型的社會裡擁有很大的物質享受的人要自由得多。 44、私有財產制度是給人以有限的自由與平等的主要因素之一，而馬克思則希望通過消除這個制度來給與人們以無限的自由與平等。奇怪得很，馬克思 是第一個看到這一點的。是他告訴我們:回顧以往，私人資本主義連同其自由市場的發展成了我們一切民主自由的發展的先決條件。他從未想到，向前瞻望，如果是 他所說的那樣，那些其它的自由，恐怕就會隨着自由市場的取消而消逝。 45、我們已經見到了，各種經濟現象之間密切的相互依存使我們不容易使計劃恰好停止在我們所希望的限度內，並且市場的自由活動所受的阻礙一旦超過了一定的程度，計劃者就被迫將管制範圍加以擴展，直到它變得無所不包為止。 46、社會主義所允諾的不是絕對的平等，而是一種更加公平、更加平等的分配。人們認真想要達到的唯一目標，並不是絕對意義的平等，而只是「較大的平等」而已。 47、可以默認一種像平等規律那樣的固定規律，並且，也可以默認偶然性或客觀必然性;但由一小撮的人來衡量每一個人，給與這個人的多些，那個人的少些，都全憑他們自已的愛憎與判斷，這種事是不能容忍的，除非它是來自被認為是超人一等，並以超自然的恐怖為後盾的人們。 48、知識不能夠創造新的倫理價值標準，無論多大的學問，也不會使人們對有意識地調整一切社會關系所引起的道德問題，持相同意見。 49、那些最早把兒童納入政治組織中去，以保證他們長大成為優秀的無產者的，不是法西斯主義者，而是社會主義者。那些首先想到在黨的俱樂部里把 運動和競技、足球和徒步旅行組織起來，以便其成員不妥其它觀點傳染的，不是法西斯主義者，而是社會主義者。那些首先主張應以敬禮的方法和稱呼的形式來使黨 員區別於其它人的，不是法西斯主義者，而是社會主義者。那些通過人們的「小組」的組織和手段來經常地監督私人生活，創造了極權主義政黨原型的人們，也就是 他們。「法西斯少年組織」和「希特勒青年團」「意大利職工業餘活動組織」和「德國群眾業餘活動組織」、政治的制服和黨的軍事化編制，都不過是社會主義者原 已有過的制度和模仿而已。 50、在一個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國家裡，反抗就等於慢慢地餓死。 「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個舊的原則，已由「不服從者不得食」這個新的原則所代替。 ——托洛茨基於 1937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