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副刊．王丹专栏】 百岁老人的传奇人生(ZT)

司马璐先生是着名的中共党史专家，也是总部设立在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中华学人联谊会」创始会长。3月28日，已经一○三岁的老人，在睡梦中安然离开人世，对我们这些跟他比较亲近的晚辈来说，这样的离开，也算是一种聊可慰藉的喜丧吧。

司马璐的百年人生充满传奇色彩。他青年时期正值国共内战，与当时许多左派青年一样，他也嚮往中共提出的理想，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在那里，他见过毛泽东等几乎所有的中共领导人，并直接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且与后来的总书记胡耀邦交情甚笃。经过几年与共产党的接触后，生性敏感的司马璐直觉上感到这个党「不对劲」，毅然离开延安，脱离了中共。

从此，在他之后的漫长生涯中，收集整理和分析中共的历史，就成了他的兴趣和志向，久而久之，成了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权威。他后来移民到了美国，在纽约定居，很快在当地侨界受到广泛的尊重，也有不少从中国来的人来询问他一些中共历史中的事情，他被称为「中共历史的活字典」。老先生八十岁过生日，可谓群贤毕至，少长云集，生日礼金高达一万美元。他老骥伏枥，就用这笔钱创立了「中华学人联谊会」，经常举办讨论会，演讲等活动，推动侨界的民主风气。

他更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传奇的感情生活。另一名中共高级干部戈扬阿姨，在年轻的时候就与司马璐相识，当时就曾经擦出感情的火花。但很快，两人就在大历史的洪流中离散。没想到经过几十年，因为抗议「六四」屠杀而流亡到纽约的戈扬，与司马璐能够再次聚首。经历了时代风雨的两位老人再续前缘，在一个八十五岁，一个八十三岁的时候，两人在台湾企业家陈宏正先生和着名记者曾惠燕的见证下喜结连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成为侨界口耳相传的一段佳话。

戈扬阿姨九十多岁过世后，司马老人搬进安老院。进去之前，他把我找去，当面交代说「中华联谊会就交给你了」。从此，我就接过他的担子，继续主持会务。这之后，老人一身轻松，每日读书看报，身体一直康健。我每次到纽约，都要去看看老人，每次都惊讶他精神的健旺。有一次，他悄悄拉住我的手跟我说：「看到坐在大厅窗边的那个老太太了吗？她好像对我有意思，现在手里织的毛衣就是要送给我的！可是我不好意思问她。」我一开始大惊，然后忍不住大笑。面对这「九十多岁的老年维特的烦恼」，此时我心里已经非常笃定：这样的内心永远年轻的人，一定可以活过一百岁。事实证明了我的预感。

老先生一百岁生日是一件大事，我们中华学人联谊会在纽约的台湾会馆为他举办了百岁生日祝寿会，大厅挤满了各地前来的一、两百位老人的亲朋好友。每个人对他说一句祝福的话，时间就过去了两个小时。按照我们与安老院的约定，不应当让他太劳累。我劝他回去休息，这位百岁老人斜视我一眼，说：「这么好玩，我不回去，我还要再吃几块蛋糕！」那时候我想，恐怕我要准备一百一十岁的祝寿宴会了。然而，这次我的预感失灵了，司马老人还是没有等到一百一十岁，他安详地离开了我们。

经历了战火中的青春，埋首书堆的中年，异国他乡的为民主呼号，还有相隔几十年的爱情，司马璐先生的一百年生命充满了如此多的传奇，难怪他可以走得如此平静满足。

(以上转自台湾自由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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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璐//维基百科

（1919年8月23日－2021年3月28日），原名马义，曾用名马元福，男，江苏海安人，中国共产党史专家，反共主义者。^[1]一直以来与中共创始人之一张国焘有较多交往，并且强调中共官方党史中，丑化张国焘，每多违反事实真相。

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到延安。后在延安遭到政治迫害，离开延安，1941年被开除出党。后一直从事自由、民主活动。曾在重庆办《自由东方》、《人民周报》，组织中国人民党。

1949年定居香港，出版《展望》杂志。

1983年移居美国，主持《探索》杂志。

2002年9月在纽约与戈扬结婚。二人原是同乡，年青时共同参加革命，一个去了当时被称为革命圣地的延安，一个留在江苏，成为新四军和《新华日报》记者。晚年在大洋彼岸的纽约重新聚首。戈扬在北京任《观察》主编1957年被划右派，杂志被停刊的同时，司马璐在香港办起了《展望》。一个叫《观察》、一个叫《展望》，连刊名都珠连壁合，又好像两人演出了一场「接力赛」。^[2]

司马璐在美国纽约某养老院生活。2021年3月28日于纽约逝世 ，终年102岁。

司马璐先生被人称为「当代中国政治人物的活词典」。他说：「我这一生中，一个特别的经历是，我可能是见过当代中国政治人物最多的人。」共产党人中我见过毛泽东、张国焘、王明、博古、刘少奇、张闻天、朱德、彭德怀、周恩来、林彪、陈云、邓小平、江青、康生、高岗、潘汉年、王稼祥、柯庆施、董必武等。民主党派中见过章伯钧、罗隆基、张澜、沈钧儒、张申府、张君劢、梁漱溟等。国民党人中见过蒋介石、蒋经国、陈诚，还结识过徐复观、雷震。中共党内的几个着名的知识份子，王实味、邓拓、田家英，都是司马璐在延安时期的好朋友（此外，司马璐和江泽民的养父江上青也相当熟悉，他把江上青和自己的关系称作「亦师亦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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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璐：早年周恩来身边的女人初考(ZT)

可以肯定地说，女人在周恩来的政治生活中，起过很大的作用。周恩来利用女人的天才，和政治统战的天才，其实是一套学问。

从「叫父亲太沉重」谈起

我首先为写「叫父亲太沉重」的作者艾蓓小姐感到不平。我认为艾蓓的书，基本背景是事实，问题是，她没有勇气用第一人称，忠实地写出，而是故弄玄虚，用迂迴曲折的小说笔法来表达，以至很多人怀疑她的真实性。

早年北京的高层人士都知道，艾蓓是罗青长的女儿，而艾蓓的相貌完全不像罗青长，却像周恩来。罗青长是长期担任周恩来的保卫工作的，他与周恩来的关系和汪东兴与毛泽东的关系差不多。周恩来临终时，把罗青长叫到身边，连说了四个「托」字，「托」什么呢？他没有来得及说，我想托党和国家大事，罗青长还不够条件，周恩来的家事有邓颖超，也不用「托」给罗青长。我的理解是，周恩来「托」罗青长的事是照顾艾蓓，用句香港人的口头语，罗青长是为周恩来「食死猫」的。

第一位女人张若名

根据现有资料，法国的中法文化交流中心出版过两本书，一本是「张若名研究及资料辑集」，另一本是「张若名研究论文辑录」，出版的「导言」

中说：「张若名（1902－1958）是中国第一位留学法国而取得博士学位的女学生」是20世纪「二○年代改造中国的理想主义者」。

五四运动前后，周恩来、张若名、邓颖超有过三角恋爱关系。周恩来与张若名相恋于先，然后邓颖超横刀夺爱。中共早期资料中，谈到当年那个风云的时代，周恩来与张若名出双入对的柔情蜜意故事，张若名也长得比邓颖超美丽，当时被称为才女，他们手牵手参加过对北洋军阀的斗争，1920年1月同时被捕，11月双双到法国同居。

当周恩来和张若名热恋时，邓颖超不断给周写信。当时国共第一次合作不久。邓颖超在国民党中很活跃。她到广州后，与国民党的上层多有交往，与鲍罗庭夫妇关系密切。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始终是蒋介石的部下，而邓颖超已经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了。当年周恩来在巴黎决定放弃张若名而接受「小超」（周对邓的暱称），主要基于政治上的考虑；这和当年蒋介石放弃陈洁如而接受宋美龄是很相似的。中共反右以前，周恩来曾到昆明秘密探访过张若名，1958年张若名在昆明投河自杀。

王一知。张文秋

中国共产党初期一位着名美女王一知，也曾经是周恩来的密友。王一知原是中共成立时东京小组施存统（复亮）的夫人，后来与张太雷同居，张死于广州暴动，王一知长期受周恩来的特别照顾，当年张国尽夫人杨子烈亲自见到邓颖超打过周的耳光，王一知也受过侮辱。周恩来在上海时，还有一位神秘女友叫张文秋，又名张一萍，她是专职性「住家主妇」的女同志，像周恩来这样重要的领导人，当年在上海的住家绝不止一处，张文秋就是周的其中一个住家主妇，后来张文秋被共产国际情报组在上海的代表佐尔格看中，周恩来派张文秋做了佐尔格的妻子，佐尔格又把张文秋让给另一个德籍助手（中文名吴照高）做临时夫人。佐尔格就是当年轰动中外的上海神秘西人案的主角。延安时代，周恩来、邓颖超把张文秋介绍给毛泽东。张文秋很得到毛的喜爱，她又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毛泽东的两个儿子，他们既是亲家，又是周恩来、张文秋、毛泽东三人之间的纽带，主要串连者是邓颖超，政治的意味很重。

胡绣枫姊妹

抗战时，我在重庆认识一位社交名人胡绣枫女士，她是重庆社会局局长李剑华的夫人，夫妻俩都是国民党身分的中共地下党员，1939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指示潘汉年争取大汉奸李士群的合作，李提出一条件，要求他的旧情人胡绣枫回到身边。周恩来认为胡绣枫是自己身边不可缺少的女人，很感为难，于是胡绣枫建议由她的姐姐胡楣代替她。胡楣又名关露，是三○年代初着名的诗人、作曲家和编剧家，也曾在上海为周恩来传递情报，胡绣枫给李士群一封信，请李给姐姐关露一份工作，李士群一见，觉得关露和妹妹一样漂亮，就留在身边，关露从此就以李士群的情人身分做了汉奸，实际上为中共秘密工作。

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

江青与周恩来的关系也是个谜，毛泽东、江青的结婚，现在中共的说法是周恩来介绍的，中共地下工作的负责人王世英、杨帆等当时向党中央提出资料说，江青私生活糜烂，同志们称她为「公共汽车」。中央大多数同志也反对毛江结婚，但是周恩来说，江青同志在上海地下工作中做了大量工作。

中央最后通过毛江结婚，江青可以做毛夫人，但20年内不可以担任政治职务。五○年代初毛泽东提出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为中央主席秘书时，周恩来提议加上江青，后来中共中央有过文件，这是江青从毛夫人到合法参政的开始，文革初期，周恩来与江青互相吹捧。这一切都令人感到，江青可能是周恩来安置在毛泽东身边的西施或貂蝉。至少说明了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是不寻常的。

孙维世。黄慕兰

周恩来和孙维世，超过养父和养女之间的关系，明知其事，严格保密而又用政治手法处理的是邓颖超，早在1937年，周恩来把孙维世从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带回家中时，那种喜悦，邓颖超早已看出周恩来内心藏着一个秘密。

1951年，邓颖超主持孙维世和金山结婚，其后，孙维世向邓颖超诉苦说，金山婚后本性难移，乱搞男女关系，孙维世感到非常痛苦，邓颖超回信说，在上海十里洋场混久了的男人，总是免不了有这些事的。如果想到他为党做了大量工作，作为他的妻子，就可以自堪告慰了。这段话有相当的暗示性和针对性，周恩来的私生活和金山相比，没有多大的区别。

和金山同居过的另一个电影明星王莹，也是和周恩来私人接触最多的。

在上海地下工作中，还有一个和周恩来单线联系的女人，是黄慕兰，她当时以交际花的身份活跃社交场所，由于她艷压群芳，裙下有律师，法租界的包打听（暗探）、翻译官等，她在周恩来身边，往往能提供最重要的情报。

周恩来守口如瓶

周恩来身边到底有过多少女人，永远没有人知道，周恩来时时强调保密的重要，在一次会议中说：「保密的事非同小可，回家后，不要一时高兴就说出来」，「我老婆是老党员，中央委员，不该说的我对她就是不说」。

邓颖超也在一篇回忆周恩来的文章中说，他们结婚后，聚少离多，他到那儿去，「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从没有讲」。周恩来一向「守口如瓶，滴水不漏」，「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是很多的。」（1982年6月30日「人民日报」）

周恩来去了哪儿，当时的白区活动，一种是中共的「住机关」，这种住机关有的男女同志，假扮成夫妇，一种是单身女性，专门接待高级领导人的，另一种是妓院，因为妓院可以闭门「密谈」，环境也容易控制。向忠发的小老婆，就是周恩来替他从妓院中选的。周恩来这些行为，当然可以解释他是为了党的需要，为了工作的需要，周恩来和邓颖超之间尚且「守口如瓶」，我们做研究工作的，故事只能讲到这里。

(以上转自网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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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最后，他为什么一直让播放「黛玉葬花」和「寳玉哭灵」(ZT)

周恩来曾被「满怀深情」的称为「好总理」而且是「人民的」，可嘆人民却并没有看到真相，没有看到其虚伪奸诈、奴顔婢膝、残酷冷血、人格卑劣、没有人性的真实一面。在中共的谎言欺骗、新闻封锁、一言堂的、不给人留下思维空间的媒体宣传下，人们看不到真相，看不到这个政坛「不倒翁」在历次党内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权力斗争中，「假、恶、斗」才是其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秘诀」。

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回忆录《中共历史的见证》一书中说：「周恩来一生政治的反覆易如反掌，这天才是其它中共领导人所不及的。」

大纪元社论《九评共产党》一语道出实质：「在许多最邪恶的时刻，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败下阵来，因为他们的邪恶劲儿都不够水平，只有最邪恶的才能符合党的需要。⋯⋯能生存下来的领导人不是能操纵党的，而是摸透了党的，顺着党的邪劲儿走，能给党加持能量，能帮助党度过危机的。」

周的一生正是如此。时势造魔鬼。党的邪恶，党的一次次政治运动造就了周，周越来越摸透了、熟谙了党的邪恶脾气，越来越能顺着党的邪劲儿走，自己也越来越邪恶，越来越没有人性，越来越丧失人格，越来越变成了魔鬼。
据《中共历史的见证》揭示，周恩来是一个天才的演员，他一生把政治也当作演戏，他在演戏的时候，会让人觉得他是完全诚恳的，根本不是在演戏。英国的蒙哥马利将军曾经说，他和周恩来会晤，周恩来讲的话明明是假的，但是听起来非常入耳。

中共「一大」至「五大」期间，共产国际内部权力斗争激烈，路线反覆无常，陈独秀做了替罪的羔羊，周恩来则善于侍奉共产国际的每一个新的主人。中共「六大」以后，周恩来实际上成了中共中央第一把手。他积极领导立三路线，又积极领导了反立三路线，反覆无常，中共许多领导人耻其所为，展开了反周恩来运动。

六届四中开会的第三天，中共反对派举行「反四中全会会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委员会（这一派被称为临中派）。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八日，临中派江苏省委成立第二天，在上海远东旅馆开会时，何孟雄等三十多人被捕，其中十九人被处死。当时盛传系中共自己的同志向国民党告密，以一箭双鵰，既可消除党内敌人，又可做国民党杀共产党的宣传。
周恩来长期领导中共地下工作和统战、情报工作，说白了就是在国民政府统治范围内，搞恐怖活动，所以他脱不了干系。

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投降后，周将中央机关紧急转移，并将顾的家属劫走勒死灭门，周带中央特科的杀手闯进顾家那天，不巧顾家的朋友、周的救命恩人斯励在场。正因为他认识周恩来，所以周命令一道勒死。参与灭门案的王世德被捕后，供出顾家人被掩埋地点，之后又陆续在公共租界挖出共三十九具尸体，都是周恩来命令暗杀的所谓「动摇或叛变」的中共党员。中共的残忍一时间震惊上海市，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也因此与国民党合作打击中共。

在江西苏区，周左毛右，二者为争取红军控制权反覆交锋。反AB团就是周恩来籍党中央的名义首先发难，毛派立即以打击AB团为名杀人（反毛派和非毛派）无数。为了打击和警告毛，苏区中央局举行斗争大会，邓颖超代夫出征，挂帅肃反。危拱之因为说了一句「工人阶级领导」而忘记加上「工农联盟」，邓颖超立刻指出是托派观点；另一钟姓干部说了一句「目前党的路线是正确的」，邓颖超立刻指出「你的意思是过去党的路线是不正确的吗？」也被揪斗。

司马璐老先生认为，这是中共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文化大革命」。然而，为了权力斗争的需要，周恩来竟在中央政治局宣布，肯定了AB团为反革命组织，也等于肯定了毛的血腥镇压。江西省委党史室主任戴向青蒐集了大量有关AB团的骇人听闻的资料，经核实，「苏区肃反中，以AB团罪名处决者有七万多人」，而这还仅仅是「不完全的统计」！

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中共红军时，红军被迫突围。一般伤病人员，除极少数高级干部受到特别照顾外，凡政治上悬而未决的对象，都以断然的手段处理，以防随军行动增加负担，或成为敌人俘虏，洩漏机密，对党不利。突围前，即一九三四年十月初，周下令枪决一批控制使用的高级干部，其中最着名的是前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季振同，他于一九三一年底率领所部一万七千余人投共，并担任过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其部下第十五军军长黄中岳，因说了一句：「我找红军的目的是为打日本鬼子，不是为了打内战。」也被杀。

突围后，红军人数从号称十万减为三万。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坦承中央领导的失败，坦承自己的错误，推崇毛泽东的指挥才能。他痛哭失声，要求中央处分自己。他本来是遵义会议的主要批判对象，他的表演出色，他从被告一变而为控方（毛派）的证人。

遵义会议后，毛逐渐从周手上夺得军权，并利用周顶住反毛派，周则借毛顶住反周反国际派。之后毛与周联手打倒张国涛，到了陕北后「火线整肃」，杀了许多陕北土共主要领袖。

随即毛又联刘（刘少奇）抑周。「延安整风」毛挂帅，刘少奇领导，康生具体执行，矛头直指周恩来。周恩来作了五天发言，痛斥自己的不是。周发言前，突然在毛的面前跪下（周有演戏天才），连声说：「我认罪，我认罪。」
周后来说，经过「延安整风」，他「对毛泽东的领导确实心悦诚服地信服。」但是，毛依然当面侮辱周，有一次，毛把周叫到身边，周恭恭敬敬连叫了三次「主席」，毛才应了一个「嗯」字。

良知尚存、邪劲尚不够的刘少奇究竟没有胜出。毛周在文革期间又一度合作，周协助毛把刘少奇定性为叛徒打倒。

文革开始不久，孙维世的哥哥孙泱、丈夫金山先后被捕。孙维世向乾妈邓颖超申诉，她的哥哥和丈夫被指为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国民党特务，美帝特务多项罪名很荒谬，并说，江青一向作风恶劣，我全知道。邓颖超说：「好啊，你给我写一份书面报告，好让你爸爸处理。」孙维世按照邓颖超的提示，果真如实写了，邓颖超把这份报告交给周恩来，周恩来又给了江青，江青看后，正色的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是主席身边最信赖的领导，孙维世又是你的乾女儿，站稳政治立场？还是大义灭亲？你自己看着办吧！」

为表忠心，奴性十足的周恩来亲自下令逮捕了孙维世，孙维世后来惨死狱中，死状可怖。只因她是当时中国大陆三个最有权势的女人江青、叶群、邓颖超的共同情敌。周对毛虽然一再下拜表示效忠，但毛始终不信他，江青说过周恩来「貌似忠贞实属大奸」，这句话实际上是毛泽东的。

据周恩来研究专家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中揭露，周查出膀胱癌后，毛阻扰其及时治疗；周病危期间，毛不但拒不探视，还批他是「投降派」，背后再捅上一刀，「赐」其早死；周在生命的最后，一直让播放越剧《红楼梦》中『黛玉葬花』和『寳玉哭灵』两曲，不胜凄凄惨惨慼慼；周死后，毛大放鞭炮。

人所皆知，毛魔头（毛泽东）是整人「高手」，而堪舆毛这只「极品」搭档、周旋谄媚、唯一奉陪到底的，更不会是什么好东西，也决非「等闲之辈」啊。难怪唐子先生谓毛为中共的“一号魔鬼”，周为“二号魔鬼”。其二人之个中关系真真比「狼狈为奸」更更不堪。

海外媒体大纪元曾刊发《唐子：有谁比周恩来会卖？瞧这披人皮的鬼！》和《唐子：是中共将周恩来由人变成了鬼》两文，彻底剥掉了周的画皮，淋漓尽致的揭示了其作为第一伪君子之卖相、鬼相、所作所为之贱事、淫事以及毛、周政治上的「鸡奸」关系，真是精辟、透彻、独到之至！读来真令人酣畅淋漓，不禁拍案叫绝！
「中共是什么？《九评》揭其秘：邪灵！毛泽东是什么？历史揭其秘：邪魔！周恩来是什么？高文谦和司马璐揭其秘：人鬼或人妖！」

「魔是一定要作恶的且不惧积恶如山，而鬼却可以坏出花样来。中共把毛、周变成终身的政治搭档（夫妻），就是要毛能邪得唬住人，要周能邪得迷住人。而人之魔和人之鬼如形影相随，互相需要，却阴阳两界成克合关系。所以毛离不了周却不喜欢周。」

辛亏，中国只有一个「周总理」！全世界只有这一个「周总理」！幸甚至哉，天要灭中共，天不让中共长久，否则，这个世界太可怕了，就要邪灵邪魔鬼兽遍地、妖魔鬼怪当道了。

一百二十一年前的今天，中国出了一个最可悲的人物，希望一百二十一年后的今天，您不要跟周恩来一样，本是谦谦君子，却被邪控魔变到死。顺天意赶快退掉中共的党、团、队吧，抹掉邪灵的授记，堂堂正正做人！

(以上转自新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