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充满谎言的国家」 令中共陷入巨大舆情危机(ZT)四个孩子、四起疑点重重的校园案件，令中国政府陷入巨大的舆情危机当中。 5月9日晚上9时，鲁女士接到电话，17岁、就读成都四十九中二年级的儿子林唯麒在学校坠楼身亡。这天是母亲节，她的儿子在返校之前还高兴地祝她节日快乐，她怎么也不相信，孩子仅仅回学校1个多小时，就与她天人永隔。
失去孩子的鲁女士坐在校门口嚎啕大哭，校方拒绝让她进入校园，拒绝让她观看命案发生全程的监视器画面，后方成都四十九中建筑的八字校训「求真求实，至善至美」显得讽刺至极。她当时只知道，林唯麒在5月9日下午5时40分左右进入校门，从楼道坠落的时间是6时40分，「救护车8点半到学校时，我儿子已经停止了心跳，甚至没有去医院，直接就拉去了殡仪馆」。
国四川成都四十九中学生林唯麒离奇坠楼身亡，引发中国社会关注。（取自微博）
「学校现在将我们家长全部拒之门外无可奉告，想看监控不给看，想问问同学老师到底发生了什么，学校第一时间遣散了班里所有学生并警告他们三缄其口……我们在校门口守到深夜，没有任何正面回答，我们是守法讲理的好公民，我们没有破门没有暴力，但是作为一个母亲，我现在只想看看我的儿子，他现在还一个人冰冷的躺在哪里，有没有人告诉我？」鲁女士在隔天早上发布微博求助，她的呼声获得400多万中国网友迴响。 新浪微博相关热搜不断「被消失」，发出事件相关讯息的学生与网友遭到帐号停用。有学生匿名爆料称，林唯麒当天坠楼的地方是教师办公室，他的死与占了一位老师孩子留学名额有关，并声称害怕爆料之后遭到退学、无法参加高考，令中国人熟悉地感受到有股无形的力量在压制舆论。
但也只有微博能让中国官方看见舆情的不满，当网友群情激愤地转发校园坠楼案，使微博讨论量冲到数十亿，「你我皆蝼蚁，帮人皆是帮自己」、「某位获奖导演（意指赵婷）所言甚是，中国是充满谎言的国家」等留言获得数万赞，成都成华教育局11日凌晨悄悄发布称，经联合调查认定，「该生在学校发生高空坠亡属个人行为，排除刑案；未发现存在体罚、辱駡等师德失范问题，未发现该生受到校园欺凌情况。」 11日上午，鲁女士表态坚决不认同这份调查报告。民族主义小报《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接连发文打太极：「这一不幸事件后针对孩子父母的善后过程肯定是艰难的，换谁家父母，也不会这么快就接受自己好好的孩子去上学突然在学校里跳楼轻生的现实。」重量级官媒《新华社》也赶紧发布评论：「期待有关部门直面舆论关切，用确凿的事实给坠亡学生一个交代，给他家人一个交代，也给公众一个交代。」
中国四川成都四十九中学生林唯麒离奇坠楼身亡，引发中国社会关注。（取自微博） 渴求真相却换来「警察打人」「作为一个母亲我真又痛又恨，走投无路的我们也试着打了各种媒体热线，均被敷衍了事，没有媒体愿意发声，」鲁女士在10日当天连发了几则微博表达悲痛，「今早去看了监控，唯独事发那一段没有监控……这种新闻我看了很多遍，却没曾想有一天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母亲，一直以来都是本本分分的好公民，相信政府、相信党、更相信我们的人民，现在我儿子没了，我却像一个哑巴。」 这位母亲的悲痛引发很多网友的共鸣，他们质疑如果校方心中没有鬼，又何必遮遮掩掩？「第一，他们没有任何权利直接越过监护人送尸体去殡仪馆。这件事就足以让人产生疑问：是不是尸体有什么证据见不得人，一手遮天销毁证据。第二，为什么威胁学生们说出真相。第三，为什么监控不完整。为什么时间不对劲。」 11日整天，成都四十九中的校门口聚集着渴求真相的学生、家长，他们给死者鞠躬献花，并对校方呼喊：「若没有真相，怎么放心让孩子进去？」聚众集结引来警察维安，一名在场的新闻专业学生透过微博指出，警察威胁她与同伴把手机交出来，把照片都删除，「晚上八点半，群众和记者们站在警戒线外等待，学校里突然出来很多警察。」
中国四川成都四十九中学生林唯麒离奇坠楼身亡，引发中国社会关注。（取自微博）
该名目击者表示，警察扯记者朋友们的头髮和衣服，当时「很混乱，很恐怖」，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些人被押留在学校里，「刚认识的记者朋友，我见到她的时候，她的手被警察抓掉了一小块肉，不停地流血，头髮特别乱。她说刚才保护她的男孩子被抓进学校了。」现场还留出另一段影片显示，警察不由分说地将一些情绪激动的民众压制在地，现场民众相当恐慌，不断地喊：「警察打人啦！」
中国四川成都四十九中出现警察维稳。（取自微博） 林唯麒、冯梦希、蒋雅琪、丁宜君…活生生的名字令整个中国社会更为震惊的是，疑点重重但未获查证的校园坠楼案不仅一件。山东省莱阳一中的16岁高一学生丁宜君，2020年8月28日以680分优异成绩入学，却在高中开学10天内离奇坠亡，家属见到孩子时已经在殡仪馆，而且只看了遗体一眼就遭到员警拖离，甚至后来被跟踪、关押。 江西赣州一位李女士悬赏20万人民币（约新台币87万元），寻找15岁女儿蒋雅琪在学校坠亡的真相。去年10月9日凌晨，蒋雅琪在宿舍坠楼，警卫发现后竟未直接送医，而是打电话通知上级，然后把人抬到警卫室，半小时后才开车送医。然而由于警卫疏于说明情况，使她在医院躺了50分钟都无人闻问，后来医生发现情况不对，要求做手术，等到亲戚从其他地区赶来签字，早上9时才进手术房，李女士赶到医院时，女儿已经变成冰冷的尸体。 重庆涪陵区一职业教育中心学校的15岁学生冯梦希，在今年3月14日离奇坠楼。她的母亲吴女士称，案发当时监护人都不在重庆，学校老师在孩子送医抢救后，一直不愿在手术单上签字，过了3小时，亲戚赶到医院才让孩子进到手术房。冯梦希在抢救19天后死亡，吴女士质疑学校为何拖延救治，并且至今不肯公布女儿坠楼真相。 而林唯麒案在5月11日深夜又获成都成华警方通报结论，声称经现场勘验、走访调查、调阅监控、电子资料勘验，提取书证、尸体检验，认定林某某系高坠死亡，排除刑事案件，「公安机关已依法将调查结论告知林某某家属，家属对调查结论无异议。」但在一连串的事件之后，当局公信力已经在民众心底荡然无存，获得17万赞的最热门留言写道：「感谢您百忙之中抽空敷衍我们。」
中国四川成都四十九中学生林唯麒离奇坠楼身亡，引发中国社会关注。（取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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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华」门槛有多低？王婉谕揭赵婷一句话：击碎中国玻璃心(ZT)记者陈政宇／台北报导 中国出生的赵婷以「游牧人生」夺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成为继台湾的李安和韩国的奉俊昊之后，第3位获此殊荣的亚洲导演，却遭中国官方「冷处理」。对此，时代力量立委王婉谕揭露，赵婷过去曾称「中国充斥谎言」，被政府判定为「严重辱华」，「如今，赵婷的成就彷彿击碎了中国的玻璃心」。
赵婷26日以「游牧人生」（Nomadland）一举拿下最佳导演、最佳影片、以及女主角奖，让她成为史上第一位获得此殊荣的非白人女性，同时，也是继台湾的李安、韩国的奉俊昊之后，第三位登顶奥斯卡的亚洲导演。赵婷发表得奖感言时表示，小时候住在中国时，会背诵三字经，其中「人之初，性本善」对她影响至深，始终相信人性本善。 不过，王婉谕在脸书表示，「过去中国总喜欢吃台湾人豆腐，声称李安拿下奥斯卡是中国之光，然而，如今出生在中国的赵婷拿下此殊荣，中国却完全噤声。只因为多年前受访时，赵婷曾说，『要从我小时候在中国说起，这是个充满谎言的地方』、『我小时候收到的很多讯息都不正确，我开始对自己的家人和背景变得非常叛逆』。这番言论，被中国判定为严重辱华」。 王婉谕无奈说道，「如今，赵婷的成就彷彿击碎了中国的玻璃心，在赵婷获奖后，中共删除所有社群上讨论关于赵婷的文章，也『屏蔽』了所有关于赵婷获奖的新闻。其实，赵婷这番话放在民主国家里，再自然不过，人民本该就拥有批评国家政策、政治状态的权利，但，在中国并非如此」。
另外，王婉谕也提到，「这次入围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讲述反送中示威的《不割蓆》（Do Not Split），也挑起了中国敏感的神经，让香港无线电视自从1969年以来，首次停播奥斯卡。虽然官方表示是『商业原因』，但其实我们也都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王婉谕说，「你不能说中国不好、不能批评中共政治、不能说三道四，否则你将辱华。轻则遭抵制，重则被清算，因为中共在墙内，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控制舆论，甚至安插罪名。然而，中共这样的行为，只会让世人看清他们的蛮横与鸭霸，也一再让中国与世界脱轨」。 王婉谕批评，「由中国骄傲，沦为辱华导演，不只是展示了辱华的门槛有多低、多任性，更再次展示了，中共究竟有多可悲。」
(以上转自台湾三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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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独裁」形容中国实在太轻描淡写：在这里，连极权主义都有中国特色(ZT)
文：斯坦．林根（Stein Ringen） 极权主义的？在中国过你自己的生活，这是完全可能的——只要你理解并接受这些限制： 有些事，你不能做，或不能说； 有些事，你不得不做，或假装要做； 有些事，你被要求去相信，而且因为各种目的，你必须宣称自己相信； 还有些事，你必须以正确的方式说并宣称自己相信； 有些信仰，你不许去信； 有些团体，你不能去组织； 你得被迫容忍和愚蠢的政治教育； 你得被迫迁就政府官员滥用职权这种生活事实； 最终，党国设定规则并拍板定案，你没有权利去质问党， 同样你也没有诸如生孩子的权利； 你必须缴纳名下的费用；你处于监视和控制之下； 你若打破了规矩，或是当局所说的任何规矩，或者你的亲朋好友打破了规矩，你就会有被骚扰、带走、消失、挨打及可能丧命的危险。 在中国的新资本主义之下，人民没有权利经商，他们之所以能够经商，是因为宪法说，国家「允许私有经济存在」。
有这些限制和条件，那么，中国的国家是极权主义的吗？在毛泽东时代，是的，但改革开放有把中国的国家体制带离极权主义并予以现代化吗？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汉娜・鄂兰把极权主义的性质解释为超越了仅仅是独裁的一种统治形式。当统治渗透入社会之深，以致「政治的」不存在时，这样的统治就是极权主义。在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没有空间，让公民们可以相对安全地公开讲话、行动，做他们自己，并就社会及政治事务、道德及治理等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集体地一起这样做。于是，会思考的人和会行动的人，没有办法在不被上头控制的情况下，在公共空间发展和显露他们的个体性，或通过思索去增进他们对政治生活的理解，或与他人进行即使是最基本的交流。人类作为个体不被承认，最终无足轻重。对民众来说，所剩余的政治生活，是被迫进入地下，进入隐蔽、秘密和孤立状态。
鄂兰继续胪列使统治成为极权主义的四大机制，她的定义具有清晰的力量，并且经受得起时间的检验： 统治靠恐怖来维持； 统治深入到规范人与人之间的自然连结及私人领域，包括家庭连结及习俗、甚至心态； 管治是通过普遍的及非人性的官僚机构来施行，而且， 国家在一个意识形态的权威下运作，该意识形态解释国家的使命，并为其掌权及掌控手段予以正名。
在现代且改革过的人民共和国，还有恐怖统治这回事吗？答案是有的。每个人都受到监视，所有的公家机关都是情蒐单位，党看到所有事情，并知道一切。安全机构及其雇用的恶棍随时待命，军队也是如此。在法庭上，勇敢的活动分子杨茂东把中国的「连续打击」（blow-by-blow）比作欧威尔《一九八四》书中的噩梦国度。他是对的。 虽然管控专制是手法巧妙的，并不依赖恐怖的无处不在，但恐怖的威胁确实无处不在， 而且，威胁是有实际运用暴力作为后盾的，足以让公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这样的待遇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有很多事情是那些只想过日子的人必须接受的，有很多关于规矩以及划定界限的不确定性，这使得在中国的生活因为纵容默许或充满恐惧而深受挫折。 在目前的领导层统治之下，控制收紧的后果之一，是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更深的恐惧。 现在，没人知道规矩为何。温和的稳健派被抓，彷彿是祸从天降，理由莫名其妙。 在公共服务的范围，独创和行动变得危险，因为没人知道什么会被视为颠覆性的破坏。 所有形式的表达都受到审查，不管是印刷品或是电子媒体，一直落实到只想过正常生活的老百姓，每个人都被思想工作搞到自我审查。 管控专制使用恐怖时，也会伴随着一些经济实惠，这是真的； 但它掌握了恐怖手段，而且该出手时就出手，毫不迟疑，这也是真的。
统治真的渗透到了对私人领域的控制吗？ 答案是肯定的。思想工作是统治的一部分。人民之所知是被控制的，他们之所闻也是被控制的，他们应该怎么想，也受无处不在的宣传、政治教育和群众运动的影响。 他们生活的环境充斥着谎言、半真半假、虚构和扭曲的语言。 通过生育控制政策，国家使自己以至高无上的存在出现在几乎每个人的发展阶段中，而这个最私密的层面本来应该归属于私人生活。 毫无头脑的GDP发展主义所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粉碎了家庭结构。中国文化是以家庭为本位的。人们有一个预期和热望，即人生在家庭中度过，家庭成员互相关怀，家庭是一个人求得帮助与支持的首要依赖。这一期望是设计社会保护政策的基础，理应受到社会法规的珍视。然而，生育控制政策旨在缩小家庭的规模，导致人们满足社会期望所需的生育资源遭到剥夺，结果是太多的老人没有必需的家庭支持，太多的儿童作为独生子女长大并缺乏多子女家庭的完整体验，太多的青年人没有兄弟、姐妹可帮衬，太多渴望有孩子的父母无法拥有孩子，而且太多的青年男子找不到老婆、成不了家。这些「失败」的男子带着挫折与愤恨会往何处去，或许无人知道；令我嵴背发冷的猜测是，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会被吸引到军队和安全机构。 经济发展一直是，且目前仍是动员一支农民工大军的前提。这一人口流动，导致家庭普遍地被连根拔起。许多农民工不得不把家人抛下背井离乡，无数家庭的亲人天各一方，「留守儿童」由单亲、或爷爷奶奶、或亲戚照管，或有时自己一人，这样的儿童有三千三百万住在不合标准的寄宿学校。当全家人是一齐出外，往往只能住在低劣的住房及生活环境中，勉强凑合地生活在他们无法拥有正常权利的城镇，包括没有医疗保健和上学的条件，而且往往受到鄙薄、歧视和排斥。
国家要进一步管控的人际连结，是社会网络。所有独裁国家最害怕的，不是反对或抗议的个人或小团伙，而是能够由下而上、不限于一地、能形成网络组织的行动主义。 中国的国家处理这一危险靠两手： 一方面，尽可能地把社团生活拉入党控制的轨道； 另一方面，对任何看起来像草根组织的事物加以压制或取缔。 即使这个组织是从事官方鼓励的事业也不足惜，它本身是一个组织这一事实就是危险的。任何不受控制的组织，都会对党的权威形成威胁。 人民可以批评国家，但他们不能做的，就是参与集体行动。最终的恐怖威胁就是为了对付此一危险。一旦人与人之间的自然连结，到了能够自由地公开聚集，自由地互相商议，那么这些连结就要被消灭。 管治是由官僚机构来执行吗？答案明显是；但世上没有一个官僚政治的国家像中国这样。这一官僚机构不仅庞大，还野蛮地非人性。它不是为民服务，而是为党服务。公务员不是向下对其服务的民众负责，而是向上对让其服务的上级负责。至于向下滥用权力一事到处猖獗。 由于这些影响导致的结果，鄂兰所谓「政治的」存在于今日中国的何处呢？显然并没有很多空间。实际上，几乎没有自由表达和发展政治理解的公共空间，而不受控制的政治组织或网络的公共空间则根本没有。我们不知道人们是如何在私下及监控之下进行生机勃勃的交流。或许普通中国人会在私底下搞些有的没的予以报复，但或许管控专制连搞这些也不会给他们真正的空间。 对一九八九年镇压（我把此事件视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决定性关口） 的一个解释是，政治开放的一个可能性被坚决地关闭了。我在第一章论述过，当时所发生的事是希望本身被屠杀了， 一夜之间，唯一剩下的现实就是迁就独裁体制。 中国人，或大多数中国人，可能已经适应了这一现实，随着时间流逝，显然极权主义已悄悄地获胜。 极权主义获胜的证据来自一篇美丽而动人的证言。那是一位勇敢的旅港大陆学生，在二○一四年九～十月间的雨伞革命期间，（使用假名）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亚洲文学评论》上，文章的题目是〈给香港学生的一封信：今夜我选了边。〉作者一开始解释了她自己对政治示威此一「不成熟」主张所具有的本能疏离，然后她又如何逐渐看到政治行动中的勇气，因此决心「站在你们这一边，因为你们正在做我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 她继续说，我们大陆学生，「不仅极少关心香港的问题，我们几乎也不瞭解自己的问题。在我们的心态中，甚至没考虑过〔我国政治〕程序的正当和诚实与否。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可以问这一问题的：『我们需要什么？』今晚，我看到自己从未经历过的决心和团结，这在中国已经有很久见不到了。今晚，我看到你们变成了兄弟姐妹。有人说，这恰恰不是我们处理事情的方式，但认真地说，我们何尝处理过任何事情？我无法掩盖自己的羡慕之情，羡慕你们有机会去战斗。在我的二十多年的人生中……我们从不知道可以有这样的选择。」她承认，游行示威可能实现不了目标，但尽管如此，「现在你们所拥有的—你们的勇气和希望、团结和纪律—是如此珍贵。你们不知道世界上阴暗的角落里，有多少人，包括我，多么渴望拥有。」s 这封非同寻常的信来自一位年轻聪明的女性，她通过香港的事件发现了一个她以前从未见过的社会，在其中，「政治的」存在着，且在公共领域以公开的行动被保留着。由此，她也发现，且能连到她自己社会的现实，在其中，「政治的」已停止存在，甚至潜入每个人的政治意识、潜入「我们的心态」。而且，即使你的心态不被控制，培育它或采取行动的空间又在哪里？我坐在上海的一家咖啡馆里，同一位正准备出国读研究所的年轻学生聊天。我问她有没有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独裁体制中？她若有深思，缓慢地回答「没有」，但随后经过更多的思考，又一次轻声地缓慢说，「生活在这里不安全」。 林建枢二○一四年十二月与同一个网络的十至十五个志趣相投的理想主义青年一起被拘押，他的妻子说（对《纽约时报》）「现在，我若是有三个小时没听到某个朋友的消息，我就开始紧张了。我们每天保持联系看谁失踪了。我担心这几天我也会消失。」
按照鄂兰的第一个标准，那么，中国的国家是极权主义的。剩下的问题，又一次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极权主义的统治是严酷的。它运用严重且持久的镇压。 这需要动机、决心和合理化。然后这又需要实施意识形态。极权主义统治的思想，若没有一套既向实施者又向被施者解释的说辞，是行不通的。 把中国的国家描述为非意识形态的，并不正确。党称自己为共产主义者，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处取得正当性。 在中国，史达林一直未受到谴责，当然，毛泽东也是一样。不仅不声讨，今天的领导人又拣起毛泽东的衣钵。 邓小平强调宣传与思想工作，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原则。若不在语言及行动上祭起意识形态，习近平一无所有。 党仍然是历史及真理的最高权威，而且靠着此权威之力要求人民忠顺。它依仗自己掌握真理，实施控制、宣传和教育。 它镇压其他的真理、信仰和实践，因为它有权利决定什么是正确的。 重点是，不仅仅是这个国家在统治天下，而且它是靠历史及天命的叙事这样的力量在统治。 面对拒绝承认中国的国家仍是个意识形态国家的中国分析，我将继续延迟我的判断。目前我只会举旗表示，我是怀疑的。党国有渴求意识形态的内生逻辑：党的权威高于国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理论基础。改革开放绝对不等于质问国家的叙事，它「只是」拒绝了一直革命的道路。从那时起，随后的领导人并未拆除国家意识形态的鹰架，反而还给它加添了新的元素。意识形态还在那儿，且正在被培育、发展和重新创造。为了给国家一个最后的评价，我们并不会避开不问它真实的自我理解。
毫无疑问，中国是一个独裁国家。把它描述为一个极权主义的独裁国家或许也是对的。但是，用「独裁」一词来捕捉中国压迫的复杂性太过于简单，同样的，无条件限定的「极权主义」也太简单。在这件事情上，就像所有别的事情一样，中国迥然不同。它的极权主义就跟其他事情一样，也有中国特色。 托克维尔的《民主在美国》一书，以悲观的第二卷展望未来，他看到一个可能朝向他所谓「软性专制」的演进：在民主形式的外壳之内，对自由的徐进的腐蚀，它是逐渐的、几乎不被察觉的。这位政治分析的先驱教导我们，既要知道，复杂的治理并不总是按照它似乎是或被搞得看起来是的方式来运作；又要知道，理解事情如何运作的方式，常常是问它们正在向何处前进。 在中国也是这样，在表面的展示与下面的现实之间，明显有一个巨大的差别。趋势是朝向愈加收紧的管控专制。正在涌现出来的，是新型态的极权主义，但看起来却不太像极权主义。它不是一个份量不足的极权主义，意即比应该要有的本色稍差一点儿。它是一个百般武器齐备随时准备上阵的极权主义，但也是这些武器若不需要就不拿出来张扬的极权主义。不是什么软的极权主义，而是老谋深算的极权主义。
鄂兰借鉴了欧洲极权主义统治的经历，不相信中国会变成极权主义国家。她认为，中国太大且太复杂，无法置于官僚主义的控制之下。事实证明，她低估了中国的党国内已被建立起来的能力。这个国家，在其庞大的人口当中，知道反对它的人叫什么名字；于是，一位住在北京的藏族活动分子从手机上接到一通电话，邀请她去美国驻华大使馆吃饭，国家都知道得一清二楚，进而采取行动防止这么危险的人物去出席这么危险的活动；于是，一群平民计画前往一位死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受难者墓前悄悄聚会，安全机构事先就晓得了。 它的行政管理和控制能力一直在稳步改善，以至于现在，在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里，看起来似乎不太可能，但实情是党无处不在，党看到一切，党控制一切。我们只是不太清楚，它为什么看得到一切，控制得了一切；还有，它只是为了自保万年江山，还是服务于一个更高的使命。 (以上转自关键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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