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到底是个啥玩意？(ZT)

有些人、有些书很难真正过时。储安平，以及他几十年前的一本书《英人、法人、中国人》，即是如此。

作者: 储安平 

出版社: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时间: 2005，（该书初版时间为1948年）

储安平是民国时期一位着名知识分子，也是着名报人，他创办的《观察》是民国时期最富有批评能力的刊物。1949年之后，储安平又出任了《光明日报》的总编辑，直到最后1966年消失在北京什剎海，生死未卜。

他的一生堪称传奇。与同时代其他读书人一样，对中国的命运满心忧虑。《英人、法人、中国人》这本书里收录的四篇文章，是他从1939年到1945年陆陆续续写就的。1937年到1945年的中国，最重要的主题是」救亡图存」：从日本人的铁蹄之下保存下来。

在这样如火如荼抗争的大背景之下，储安平却撰文探讨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还有中国人有什么不同。

多么不合时宜。

改造国民性

其实，储安平心心念念的问题，在近代称为」国民性」，是一度席捲知识界的焦点问题。

和其他受西方文明挑战的文明体一样，中国开始抗拒乃至鄙视西方，后来打不过了，又陷入沮丧，觉得中国不仅仅是武器比不过西方，连人种也比不过。

储安平在书中便说：

我们从大体着眼，看今日中国社会的通病，究不能不承认大多数国人之好高而不切实际，重虚文而不重实质，喜放言而不埋头实行，以致我们有多少事，唱了多年而无结果，或仅有外表而无实际，化（花）费了许多金钱、时间、精力，而与（于）实际的民生一无裨益。

挑中国人的毛病，当然是出于知识分子的焦虑：为什么从16世纪开始，相比西方，中国从领先转为落后？

像储安平这样讨论中国人」国民性」的并不少。

梁启超1901年写《中国积弱溯源论》，列举了六个国民劣根性：

一曰奴性，

二曰愚昧，

三曰为我，

四曰好伪，

五曰怯懦，

六曰无动。

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也将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毛病刻画得入木三分。

因焦虑而否定，也因焦虑而开始谋划出路，谋划改造国民性。

所以梁启超还要提出新民说，

鲁迅要」鼓民力」、推荐斯巴达精神，

陈独秀要发起新文化运动，

储安平要在战火连天的紧张时刻，也不忘反思中国人与英国人的差距。

当然，在看待国民性或者本国文化上，知识分子也有反覆与争论。尤其1914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让很多中国人大吃一惊：原来，欧洲文化并非一味的好，也会产生那么残酷的战争。

于是，梁启超从社会达尔文主义转向世界主义，并开始肯定中国文化中合理部分（超越国家的天下观念），张君励与丁文江开启」科玄论战」，陈独秀与梁漱溟在东西方文化比较上也有针锋相对的观点。

当现代化像潮水般淹没各种文明时，相对落后的文明体面对挑战，开启的模式都可称为应激模式：文化自尊心受挫后，激烈者全盘否定，顽固者一成不变，温和者试图综合。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应方式，与日本、土耳其、伊朗、印度相比，各有偏重。

虽说每个文明体最后的表现不一，但都要落脚到国民性的讨论上，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伊斯兰文化与现代世界的碰撞，中国人埋怨中国人的素质等等，都在这条文化反应弧上。

白人种族主义

西方也不例外。

受冲击的东方各文化，在检讨本民族人民不够优秀时，西方也滋生出一种优越论：毕竟是白人开启的大航海时代，是白人开启的工业革命，是白人的秩序铺满全球。这套优越论最终形成了种族主义的恶果。

希特勒在德国崛起，屠杀600万犹太人；日本在东亚的扩张杀戮，如今都是人类不堪回首的往事。

就西方而言，虽然对种族主义有清算与反思，但因为深受现代化历史过程的影响，总有相当部分人用历史结果来倒推原因，认为白人比黑人更能干、更聪明，才会造成白人奴役黑人的局面，而非相反。

因而，不同人种之间的平等公民权，在西方诸国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即使美国、英国这样注重权利的国家，在落实黑人权利、女性权利上，也走了很长的弯路：从19世纪美国内战开始算起，要到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才告完成。

现代化视野

把现代化带来的差异，归结为不同民族的智力或素质差异，这当然不靠谱。戴蒙德教授在新几内亚遇到耶利的问题时，他非但不认为耶利和其他新几内亚人比白人笨，相反，在他与新几内亚人一起工作的33年，他的感受是新几内亚人比一般的欧洲人或美国人更聪明、机敏。

毫无疑问，人类在智力上存在差异。但是，不同人群之间的智力差异，与技术发展水平的差异，并不同步。历史结果应该是多种因素的综合呈现。当北美洲印第安人掌握火枪与马匹之后，一段时间内，他们对来自西方的殖民者也构成相当程度上的武力抵抗：面对西方，他们缺的不是智力，而是历史机会。

当然，不以种族主义或国民性来解释现代化以来东西方差异，不等于东西方民族之间不能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储安平在书里说到：

「英国的政治社会究为英国人的政治社会，而中国的政治社会又为中国人的政治社会，一个国家的兴衰笼替，究不能说和这一国人民的性格习气无一关系。」

所以，对国民性作适当的反思，自然有其积极意义。英国人的理性务实，法国人的理论建构，都足资中国人借鉴。

说到底，真正重要的，正如阿列克斯·英克尔斯（Alex Inkeles）在名着《从传统人到现代人》里强调的那样，乃是人的现代化。不管西方东方，不管来自于哪个国家。

「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

就此意义而言，东西方的遭遇差异并不出在国民性这个伪命题上。以人的现代化体现的欧洲或西方优势，当然可以接受，也应该接受。

(以上为网路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