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亞洲最近出事，網路上傳言很多，劉亞洲曾說:《我愿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 劉亞洲真的快要殉道了...... 有人問:到底要不要聲援劉亞洲?? 我個人的意見是:只要是被迫害的、遭到不合理壓迫的，都應該要聲援、關心，至於功過、真相後續再逐一、一碼一碼釐清、處理....
又應驗了那句老話:"土匪窩中可能有好人嗎??".... 中共能成事及統治地理中國多年，沒那麼簡單， "在組織內分別假扮黑白臉，一起騙很大"，也是很重要、很有效的一項絕招
中共一條路走到黑 中華文明、文化、體制，就是一個逆淘汰的國家，..... 好人、有能力者、不願做奴才、太監者....，只能遠走、流亡、被淘汰
難怪日本人很早就有感嘆: "古中華文明自厓山斷絕，世上已無中華文化，只存支那" 中國及中華文化自秦漢、厓山以後的變化有多大??? 中國，中華文化，真正的意義，應該是指古中國， 是指秦漢以前的部落中國、諸子百家的中國.......非帝制中國 china、支那，是指秦帝國以後的帝制中國
大家都不敢面對真相探討，這國家、民族還有救嗎???
日本是東亞存留中華傳統古風最盛的國家，.....
其次，台灣、南韓
中共國只剩下嘴砲、口頭上、地理上的中華、中國了...... 毫無古中國在亞洲獨領風騷的正面意義及優越感 中華文化的口號是延續下來了，.... 可是中華文明的墜落，讓人羞恥臉紅、不敢面對真相、只會千百次重複、像鸚鵡一樣的謊言吹牛...
自吹自擂，號稱延續5000年不中斷的文明古國，最聰明的民族.... 卻到21世紀連邏輯都沒有、都學不好， 拖世界文明後腿，與法西斯、獨裁、落後國家並列為伍 真是丟臉丟大發了，無恥、厚臉皮、鬧笑話到全世界、古今中外可稱第一
能在亞洲獨領風騷、具當時代意義的中華文化具體內涵，在何方??? 可嘆可悲
-----------分界線------------ 觀萬維網博主謝盛友文章: “红二代的黑五类”刘亚洲 https://blog.creaders.net/u/4781/202304/460002.html 內容簡述如下: ........刘亚洲在2021年突然传出失踪消息，直至2023年3月24日，香港传媒《明报》指刘亚洲因涉及严重贪腐案，可能会被当局重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刑罚。据《明报》报导，刘亚洲被指涉嫌以基金会、协会等名义聚敛巨额财富，犯下严重贪腐案，可能将被当局重判“死刑缓期2年执行”（死缓）刑罚。报导指刘亚洲恐在狱中度过残年。《明报》又引述消息人士称，刘的妻子、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儿李小林“平安，不受影响”。 中国的“红色文化网”连续刊登署名“贺兰峰”的文章，批评刘亚洲鼓吹西方文明的“人道、人权、人性、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观，是一个典型的野心家和阴谋家。2023年4月13日，据星岛日报报道，中央军委纪委已在2023年春节前后完成了对刘亚洲的调查， 刘亚洲已被双开，同时也被移交军队司法系统处理。同时中国军方在2023年2月底下发通知，要求在3月份清除“刘亚洲有害信息”，并要求各单位以自查的方式，对照《涉刘信息资料统计表》，清除涉及刘亚洲的图书、报纸、期刊、文章、题字、讲稿等。......... 他在江泽民、胡锦涛执政期间经常撰文议论时政，在知识界获得了一定影响，被认为是党内的开明派。 2010年刘亚洲接受《凤凰周刊》专访时，甚至表示“十年之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将不可避免地发生。” -----------分界線------------ 中國人聽了都抓狂的敏感詞：為何喊「支那」是侮辱，喊「China」就沒關係？(ZT)
言中最難掌握的就是「語感」，因為解釋不到，純粹感覺。最近香港熱論的一字，應該屬「支那」莫屬。約略搜集了一些資料，在此分享。
說起「支那」這個字，其實在日本人語感中是傾向中性的，例如有很多地理稱呼：「東シナ海（東支那海）」、「インドシナ半島（印度支那半島）」，還有食物：「支那竹（メンマ）」「支那そば（中華そば ラーメン）」，依然保留「支那」。由其語源來說，中國史上第一個統一帝國是「秦」（「チン」 Ch’in 前221-207），這「Ch’in」的發音經印度變成梵語的「チーナ」（Cina）、「ティン」（Thin），再轉到歐洲，變成法文的「シーヌ」（Chine）和英文的「チャイナ」（China）。 「支那」的變遷： チン Ch’in(秦)┬ティン Thin(梵語)
└チナ Cina(梵語)┬支那・脂那(中国)─支那(日本)
└シーヌ Chine(法文)─チャイナ China(英文) （「支那」的變遷一圖出自「日本人が中国を「支那」と呼んでどこが悪い!? （1998.3.5）」）
而日本在戰前為何一直稱呼中國為「支那」呢？原來梵語的「チーナ」（Cina）經印度的佛經再逆輸入到中國。這解釋了為何舊時中國也會以「支那」、「脂那」二詞來稱呼中國。日本江戸前中期的儒學者、政治家新井白石（あらい はくせき）及其他蘭學者（らんがくしゃ，即是精通荷蘭文、西學的學者）首先帶起使用。 可見日本由江戶中期至戰敗為止，一直稱呼中國為「支那」其實是純粹的語言發展，跟隨梵語、中國自身的稱呼而稱呼而已。再往上推，如果「支那」本來是一個含侮蔑的稱呼，那英文和法文的China和Chine也是貶義嗎？沒有，中國人對China和Chine反而沒有侮蔑的感覺，否則國名也不會定為「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了。 語源明明一樣，為何只有日本的「支那」會變成貶義呢？中國人對「支那」這個字詞由中性變成反感，明顯是後天的歷史因素造成，不能抽離忽視不看。 早在昭和5年（1930年）10月31日的內閣議決，提出議案「支那国号ノ呼称ニ関スル件」（約略中譯：關於支那國號的稱呼議案），內文說「然ルニ右支那ナル呼称ハ当初ヨリ同国側ノ好マサリシ所ニシテ殊ニ最近同国官民ノ之ニ対シ不満ヲ表示スルモノ多キヲ加ヘタル観アリ」（約略中譯：「支那」這稱呼在該國一開始已經不是首選的名稱。最近該國官民都表現對此名稱不滿，而且似乎越來越多。） 後來日本侵華，與中華民國交惡，日本不再稱呼對方作「中華民國」而是繼續使用「支那」一名。自侵略開始、侵華戰爭過程中日本一直以「支那」稱呼中國，這點連中國的平民都知道，所以「支那」一字由那時開始增添了「帝國主義」、「軍國主義」的色彩，令中國人對「支那」一字產生極厭惡的感覺。 日本戰敗之後，昭和21年（1946年）6月，內閣再次提出「支那ノ呼称ヲ避ケルコトニ関スル件」議案（約略中譯：關於避免「支那」一稱呼的議案）。6月6日，當時的外務省事務次官岡崎勝男把此議決議案寄到日本各新聞社，由日本的新聞開始不使用「支那」一字來稱呼中國。 自此日本人也避免使用「支那」一字，一來是日常新聞已接觸不到此名稱，二來是日本是一個講究「禮」的國家（就算是表面上有禮都好）。既然對方反感，而且名從主人，中國喜歡被稱為「中國」的話，就不會用「支那」、既尊重人也免卻很多被投訴歧視的麻煩。 當然如果你問我，在靖國神社外聽見那些右翼分子不停大喊「支那」有什麼感覺，我是反感的。正如上面說過，任憑「支那」的語源是如何清白，歷史卻賦予了這個名目不能磨滅的貶義、侮蔑的語感了。 上面所說的全屬日文、中文、漢字下的語感發展，我不否認「支那」在中日文均有貶義。可是新晉議員如果選擇以英文宣誓，有心人以日文和中文的尺度去抽秤就顯然是用錯尺。當然我是議員的話，會大方承認說：「對，我讀成Chi-na，有什麼問題？在英文這個字這個發音這個拼法，有問題嗎？」而不是左閃右避說這是鴨脷洲口音。 再糾纏於「支那」一詞也是浪費時間，玻璃心的終歸玻璃心、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不如不要浪費時間、不要再像小學生捉字蝨，爽爽快快正正經經宣誓，正式成為議員之後，再光明正大、激進地抗爭吧。 補充：小女子不才，文章刊登後經大學時的恩師提點，說了一個我忽略了的觀點。中國語言學家鄭張尚芳先生（是男的！不要誤會！）認為China是「晉」的音轉而非「秦」。理據是「晉」的上古音 /*tsin/ 是清音（同Chin），而「秦」/*dzin/ 是濁音；又晉國早於秦國崛起。秦在上古漢語中為濁音，近代才轉變為清音。可是以「秦」為語源的說法已十分普及，而我在搜集資料時只看日文資料，卻忽視了中國語言學的觀點，所以有此遺漏，實在抱歉。 -----------分界線------------
为什么大型组织里往往是逆淘汰，劣币驱逐良币 最有能力，最想干事情的人往往主动或被动选择放弃
作者：最爱历史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79802407/answer/479349168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逆淘汰，是一个残酷的概念，但它所折射的历史真实，更加残酷。官场上，小人淘汰君子、庸才淘汰天才、狗熊淘汰英雄，这样的逆淘汰进程，历朝历代都少不了。可以说，中国历史整个呈波浪形态发展，其间，逆淘汰与正淘汰轮番成为决定社会走向的主要力量。当逆淘汰成为一个朝代选人用人的根本状态时，小人当道，君子远走，或遭迫害，或遭放逐，这个朝代就跌入发展的谷底；反之，当正淘汰的原则顺利运转时，君子、小人各归其位，一个朝代就会迎来上升期。逆淘汰—正淘汰交替的规律，从先秦开始，就成为中国历史的一条隐线。与之对应的明线，则是朝代的兴衰与更替。不过，大概从明英宗正统年间（1436—1449）开始，逆淘汰几乎单方面主宰了此后历史的发展，一直到清代灭亡（1911），从未退出历史舞台。这将近500年的时间，简直就是精英人才的至暗时期，逆淘汰独霸中国的倒退时期。
1明英宗统治时期，为什么是中国人才逆淘汰五百年的开端？ 这里面有两个原因：宦官专权和廷杖泛滥——逆淘汰的两根导火索，均从此时埋下。先说第一个。明朝第一代专权宦官王振，此时出场。这个落第秀才出身、为求发达自阉入宫的太监，史书称他“狡黠”，善于伺察人意，一开始在东宫服侍皇太子（即后来的明英宗），即获得皇权的青睐。1435年，明宣宗去世后，9岁的英宗继位，王振成为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太监。不过，此时朝中有张太后垂帘听政，有三杨（杨荣、杨士奇、杨溥）忠心辅政，王振还掀不起什么大浪。相反，他必须把自己伪装成正淘汰原则的信奉者，才能立得住脚。一次，小英宗和几个太监在宫内击球玩耍，被王振看见了。第二天，王振故意当着三杨的面，跪劝英宗说：“先皇帝为了球子，差点误了天下，陛下今天复踵其好，是想把国家社稷引到哪里去呢？”三杨为王振的责任心而感动。实际上，王振在暗中开始抓权。等到三杨病死的病死，辞职的辞职，王振已经羽翼丰满，本性暴露。朝中选人用人，全凭王振一句话。谁若顺从和巴结他，谁就立刻得到提拔；谁若违背或抵抗他，谁就立即受到贬黜。一个叫王佑的工部郎中，很会阿谀奉承。一天，王振问王佑：“你为什么没有胡子？”王佑回答：“老爷您没有胡子，儿子我怎么敢有？”王振一听很高兴，立马给王佑升官，提拔为工部侍郎。想要升官发财的人，如法炮制，溜须拍马，送钱贿赂。当朝中充斥小人之时，正人君子就都靠边站。王振形成了自己的集团势力。王振的“巅峰之作”，是怂恿英宗御驾亲征瓦剌。太监干政，直到左右皇权，莫此为甚。这次亲征，英宗被俘，王振丧命。坏人集团貌似戛然而止，实际上“阴魂不散”。王振之后，明朝大太监代有人出，从汪直到魏忠贤，一个比一个胆肥，难怪明朝被称为“最大的太监帝国”。
2太监弄权的土壤，正是从明英宗时期培育起来的。据说，明太祖严禁太监干政的祖训铁牌，就是王振当权后摘下丢掉的。组织打赢北京保卫战的救时英雄于谦，最早尝到了这一拨逆淘汰的恶果——心怀社稷的忠臣，下场永远不如满腹谄媚的变色龙。明英宗复辟后，杀掉了于谦，同时为王振树碑立像，整个帝国的价值观完全颠覆。价值观颠倒之后，人才的逆向淘汰变本加厉。中晚明，政治、文化上天才辈出，最爱君之前就写过不少，但是这些人才，没有一个过得顺当，一个个都经过百死千难。论原因，不是他们狂傲不羁什么的，而是已经被异化的政治环境，接纳不了他们。 由太监、宠臣、权相把持的政治生态，导致清廉的不如腐败的，亲民的不如霸道的，琢磨事的不如琢磨人的，不站队的不如站对队的。一个人只要心中有道德戒律，他就适应不了这种环境，要么被淘汰出局，要么只好主动放逐自己。举两个对应的例子，都是最爱君之前写过的，这里就简单过一下：一个是被逆淘汰的海瑞。海瑞事实上是嘉靖时期一名改革闯将，无论反腐败，挑战官场潜规则，还是治理地方，实施经济改革，都有一手。但就是这样一名干将，在官场沉浮数十年，被冷藏的时间过半，最后还落得一个迂腐的骂名，为什么？因为他清廉，不站队，不与大队伍同流合污呗。就这么简单，没有第二个原因。另一个是抵抗逆淘汰的张居正。张居正是个伟大的改革家，但是他之所以比同时期的海瑞伟大，恰恰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他作出了妥协，牺牲了原则，甚至抛弃了道德，从而换来了实施伟大事业的空间。比如，张居正为了上位，必须坚定地与大太监冯保结成同盟，必须耍手段挤走前任内阁首辅高拱。这些都是他对抗逆淘汰生态的妥协之策，没办法呀，你要么改变自己，适应环境，要么成全自己，远离这个环境。张居正是一个典型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为了达到一个高尚的目的，不惜使用卑鄙的手段。要做事，做大事的人，在那样的政治生态下，只能豁出去声名，与狼共舞，直到自己也慢慢变成了狼。
3现在说说，明英宗时期开启逆淘汰时代的第二个原因——廷杖。 廷杖，顾名思义就是当庭杖打。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用棍子打屁股，让被打的官员精神、肉体遭受双重暴击。 廷杖是从何时“被发明”出来对付士大夫的？清人编的《明史》说是从明太祖开始，这不对。根据考证，廷杖最晚在东汉就出现了，只是有时叫做“鞭杖”，有时叫做“天杖”，还有的啥都不叫，直接就说“于殿廷打人”，够直接够粗暴。但必须承认，廷杖的运用在明朝达到了常规化、规模化、准制度化的状态。当然，明朝对廷杖的运用程度也是分阶段的，从明太祖到明宣宗时期，廷杖用得并不多，明英宗时期开始，这一处罚官员的手段才从“试用期”转正，进入大规模实行阶段，无论是执行次数、被杖责人数、残酷程度，都前所未有。这一时期，伴随王振专权，廷杖作为消除异己的手段，被他运用得很纯熟。通过身体羞辱的形式，实施人才逆淘汰。朝廷的棍棒，一点点在改变士大夫的精神面貌。到了正德、嘉靖两朝，廷杖尤其惨烈。规模最大的两次都是上百名官员被集体廷杖，那真是血溅玉阶，肉飞金殿。一次是在正德十四年（1519），武宗皇帝要出游被阻拦，一怒之下廷杖阻拦的大臣146人，一下子打死了11人。另一次是嘉靖三年（1524），嘉靖皇帝因为大礼议之争，廷杖大臣134人，16人当场死于殿廷之上。整部《明史》中，光有名有姓被廷杖的官员就达157人，其中38人被杖死，比例接近1/4。可以想见，还有相当众多的官员遭廷杖之刑，只是名字未被记载下来。
4廷杖泛滥的直接结果是，官员士大夫经此大辱，精气神全无。 回忆唐代，三公可与皇帝坐而论道。 到宋代，虽然没得平起平坐，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却成为国家治理的共识。而这些对于士大夫的优遇， 到了明代通通取消。不仅如此，明英宗之后，还动不动要公开被打屁股，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吊诡的事发生了——这羞辱人的惩罚发展到后面，极大扭曲了官员的精神世界，催生了一大批受虐狂，为的就是博取名气和地位。因为触怒圣颜而被廷杖的多是耿直之士，往往获得舆论的同情，有辱斯文的廷杖便演变成一种荣誉性标志。黄仁宇评价说：“有的人却正好把这危险看成表现自己刚毅正直的大好机会，即使因此而牺牲，也可以博得舍生取义的美名而流芳百世。”万历五年（1577），内阁首辅张居正之父去世，以情以理，张居正都应离任回乡服丧。结果，权势如日中天的张居正不肯去位，导演了一场“夺情”。这时候，吴中行、赵用贤等五人，先后上书，请求皇帝让张居正回乡守丧。结果，五人遭到廷杖处罚。赵用贤是个大胖子，被打得血肉横飞，他的家人把打飞的肉拣回来，制成腊肉，当作荣耀的纪念。可见士人的怪异追求，到了何等荒诞的程度。廷杖被受虐者的荣誉感玩坏了，连皇帝后来都想主动放弃廷杖之罚。万历皇帝曾对此十分郁闷，你们啊，不就是想故意惹怒朕，让朕廷杖你们，好成全你们的名声吗？朕偏偏不打你们，怎么着吧！就是这么硬生生让国家治理从是非之争变成了意气之争。明代中后期，朝堂上很多闹得天大的事，其实都无关国家利益。这样的王朝不垮掉，才怪。有明史专家指出，廷杖泛滥和异化之后，很多士大夫“以冷淡的和不够关心的态度从事他们的职业”。士大夫们终于发现，所谓尽忠报国、内圣外王的建功立业理想不过是傻瓜的痴人说梦，只有献媚、投机和相互倾轧，才是取得功名富贵的“成功之路”。官员士大夫或虚声窃誉，或巧宦取容，或爱恶交攻，充斥官场的是赤裸裸的争权夺利，明目张胆的结党营私，毫不掩饰的溜须拍马。崇祯皇帝临自尽前，无奈地哀叹：“君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这，应该是明英宗时期以来人才逆淘汰最大的报应了。
5明亡之后，中国迎来异族统治者。我们以往习惯认为，明朝有一大批死忠，不惜以身殉国，激烈反抗清军。事实上，按照傅山等反清复明一线人物的说法，降清的士大夫，占了绝大多数。剩下的死硬派，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传统道德感的坚定践行者，另一种是为了反抗清军的残忍屠杀政策。而这两种人，在明末政坛，基本属于外围人物。也就是说，明末政坛的核心圈层，大多数都当了投降派、软骨头。这在意料之中，凡是有理想、有原则、有能力、有骨气的“四有新人”，都在政治冲洗中早早被淘汰出局了。明朝的逆淘汰，为大清入关开路，堪称“居功至伟”。到了康熙年间，清廷组织博学鸿儒特科之后，游离在新政权之外的汉人知识精英，几乎被一网打尽，尽入彀中。与此同时，清朝把明代逆淘汰的两大表征——太监专权和廷杖处罚——都革掉了。有清一代，没有出现一个独揽大权的太监，也没有出现一例廷杖官员的个案。这种种做法，是否说明清代，尤其是清初出现了人才正淘汰的良好趋势呢？对不起，答案是否定的。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明英宗以来的500年间，人才逆淘汰未曾中断过。清初大异明末的各种做法，本质上并未构建起人才正淘汰的政治生态，相反，一种更加成熟、更加深入骨髓的政治操纵术开始弥漫整个帝国：招揽汉人知识精英，只是为了消除他们的抵抗，而不是尊重他们的气节；彻底消除太监专权，说明了专制皇权的高度集中，而不是用人制度的完善；取消恶劣的廷杖，是因为清朝统治者找到了更加高效而万恶的思想控制方法，而不是出于体恤士大夫的人格尊严。总而言之，在所谓的“康雍乾盛世”之下，统治者为了政权的稳定性，布下了两张大网，比明朝更加变本加厉地施行人才逆淘汰：一是通过文字狱，摧毁任何自主思想，使天下士人唯唯诺诺；二是通过密折制度，鼓励相互告密，形成全国性的思想监控网络。这些手段，说白了都是糟蹋人的“艺术”。雍正时期，曾静策动陕西总督造反，本应枭首示众，但他坐了一年大牢后，竟然洗心革面回到湖南老家，痛哭流涕诉说皇上的恩德，成为了雍正思想的宣传主力。江南才子钱名世，牵连进年羹尧案，不过，雍正没在肉体上折磨他，而是亲书“名教罪人”四个大字，让他挂在家中大厅，还不时让当地官员上门窥察，防止钱名世自行摘下来。紧接着，雍正让朝中三四百名大臣集体写诗骂钱名世，骂完了编成集子，要钱名世自己掏钱印发。明代的廷杖，以身体羞辱的方式，适得其反地激起了官员以受虐性的气节相标榜；相比之下，清代统治者不动士大夫的屁股，也不大在肉体上折磨人，而是通过思想按摩和洗脑术，让整治对象自惭形秽，又一脸真诚地扇自己的嘴巴，一边扇，一边还觉得很舒服。你说，哪一种是更恶劣的逆淘汰呢？我记得一句话：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力量，不是致力于剥夺人的财产，消灭人的肉体，而是致力于贬低人的尊严，摧毁人的信念，破坏人的亲情。你不是喜欢读书吗？那么，让你“自觉”地烧掉自己的藏书。你不是热衷于拿笔写文章吗？那么，让你那拿笔的手拿起扫帚扫厕所。你们不是互相关爱吗？那么，让你们彼此成为仇人。清朝在这方面的政治驾驭术，堪称炉火纯青。整个“康雍乾盛世”，社会上游走的，几乎都是没有灵魂的躯壳。这一次的人才逆淘汰，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可怕。以往是把独立个性的人才淘汰出体制，这次直接让独立个性的人才，从世界上彻底消失。
6你发现没有，清朝267年，朝廷官员在皇权面前都是服服帖帖的。 他可以是清官廉吏，也可以是能臣酷吏，可以三朝不倒，也可以平安落地，但无论如何，他都必须保持与皇帝主体思想的一致性。 这种官场逆淘汰，以思想格式化的形式进行。 大家熟悉的刘墉，历史上是个清官，但随波逐流的事儿没少干。一次，刘墉受到乾隆皇帝的召见，一只虱子顺着刘墉的衣领爬上去，一直爬到他的胡须边上。乾隆帝忍住笑，什么也没说，而刘墉还不知道这件事。等到刘墉散会回到府邸，仆人看见了虱子，请示是否要把虱子去掉。刘墉听了，直摇头：“这虱子一直待在我的胡子上，皇帝已经见过了，有福分，千千万万捉不得。”刘墉对皇权的跪舔，由此可见一斑。而这件小事，也是清代整个用人环境的绝妙讽刺。谁管你是虱子还是老虎，能干还是窝囊，只要被皇帝垂青，那就等着一步登天。嘉庆十八年（1813），天理教教首林清率领众教徒，秘密潜入紫禁城，发动了暴动。但事实上，在暴动发生前，情报已被清廷上下多个部门侦知。然而，没有一个官员上报，都生怕揽责。大家都在捂盖子，坐等出事。反正只有皇帝是威武圣明的，我们什么都不是。事发时，坐镇京师的大学士曹振镛手足无措，直到叛乱平定才镇静下来。后来，有人讽刺他“庸庸碌碌”，他自我解嘲说，那个时候的庸庸碌碌，也颇不容易啊。的确，那时候，朝中多的是曹振镛这样的高官。他是嘉道两朝名臣，生前官居高位，死后备极哀荣。有门生曾问他为官秘诀，他说得坦坦荡荡：“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而已。”我们知道龚自珍写过两句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那时候，整个帝国官僚阶层，都是一个模子出来的、没有自主思想的庸官啊。官僚人才逆淘汰并未到此为止，最可怕的是，它还向体制之外延伸，往下一代灌输。《增广贤文》这类蒙学读物在清代的流行，就是逆淘汰从娃娃抓起的典型。传统的经典教人怎么行善修身，而清代广泛流行的蒙学读物怎么教小朋友？“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灌输给下一代的东西，几乎都是如此油腻的价值观。可见，由政治滑坡引发的整体社会道德滑坡，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晚清面对西方侵略者的溃败，现在看来，除了一直强调的武器装备代差之外，人的因素恐怕影响更大。相当于两个世界的人打起来，一个是有创造性、有自主性的人，另一个是无创造性、无自主性的人，谁输谁赢，结局不是早就写好了么？同治七年七月（1868年9月），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数年后，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此时，他终于有机会第一次见到慈禧太后、同治帝、恭亲王奕䜣以及文祥、宝鋆等高官，并在几天之内四次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后来，曾国藩对人说，这些人皆非能担当王朝中兴重任之人。帝国最高层的人物，尚且如此，他们以下的人就更加庸碌无为。曾国藩不禁哀叹清王朝的未来“甚可忧耳”。历史学者雷颐指出，这种局面，正是一个衰朽政权用人制度逆淘汰的结果，但反过来，这种逆淘汰又会加速这个政权的衰败。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中日战争前夕，一个年轻的医生怀揣一篇长达八千多字的《上李傅相书》，请求面见当朝大红人李鸿章。李鸿章听闻来者情况，笑说，医生也懂治国，真是笑话。遂不予接见。仅仅十多年后，这名被笑话的年轻医生领导的体制外革命，终结了清王朝这个腐朽的庞然大物。而他，从一个被无视的医生，变成了新政权的“国父”。想当年，在《上李傅相书》中，他提出，中国效仿西方三十余年，仍无法与西方抗衡，首要原因在于——人未能尽其才。人才逆淘汰盛行近五百年，请问，人如何尽其才？要是能尽其才，你孙文也不至于被逆淘汰成为革命者，是吧？晚清最著名的“裱糊匠”李鸿章，一生风雨修破屋，谁曾料到，最后把一个人关在门外，这个人求进不得，却招呼了一群人把屋子全拆了。这是偶然吗？恐怕不是！ (以上均轉自網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