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均為油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hiN_mez_f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qId--2lFH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ICZfO96Xo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PSDdNySaq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jO1Xg3wWg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cce1WOw5AE -------------分界線-------------- 陳嘉宏專欄：被共產黨查稅的郭台銘真的很冤枉(ZT)
中國官媒《環球時報》披露，郭台銘所屬的富士康旗下多家公司近期遭中國有關部門展開稅務稽查與用地調查，文章還指出，台資企業在中國分享發展紅利時，也應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郭台銘被共產黨查稅了，這件事要大要小，恐將隨著台灣總統大選出現不同變化；只是，共產黨真是厚誣了郭台銘，被共產黨查稅的郭台銘真的很冤枉。 冤枉之一是郭台銘所提出的政見主張。郭台銘的具體政見不多，但最明確的當屬兩岸政策，這見諸於他在今年8月提出的〈金門和平倡議〉。倡議裡提出8項追求和平的具體步驟，其中包括常設一個「兩岸和平協商辦公室」，以及到各大學甚至國外普設「和平講座」，主要目的就是要推動「兩岸和平協商」。把推動兩岸和平協商（議）寫到自己的政見裡，這是侯友宜、柯文哲做不到的事，也是退休後化身統派代言人的馬英九一直想做又不敢做的事。對共產黨而言，這政見是推動兩岸和平融合了不起的大事，為什麼還要查他的稅？ 還有，郭台銘評價台灣政治最有名的一句話是「民主不能當飯吃」，意思是什麼民主、人權都沒什麼用，讓人民的吃飽喝足才是最重要的。這樣的主張，與中共這些年來不斷推出新的「惠台政策」，到處劃設「特定區」吸引台資台人，推動兩岸融合，說要讓台灣人過上好日子，可謂若合符節。其對民主的見解，也與共產黨剖析西方民主之弊，倡言中國實施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之路」，擁有「全過程人民民主」，更是遙相呼應。共產黨有如此「知音」，為什麼還要查他稅？ 郭台銘被查稅，或許與他的政見無關，而是與他硬要出來參選，讓非綠泛藍陣營一分為三有關。但這就牽涉到郭台銘的冤枉之二： 首先，台灣已經選過7次總統，扣掉民進黨還不成氣候的1996年首次總統大選，民進黨在6次總統大選裡的最低得票率是2000年陳水扁的39.3％。24年過去了，民進黨現在不但是執政黨，還有更堅持台灣主體性的年輕選民不斷崛起，這代表泛綠參選的賴清德此次選舉至少從4成起跳。換言之，任一藍白總統參選人得票率必須被壓在2成以下，另一人才有一絲絲獲勝的機會。共產黨不去質疑柯文哲自創民眾黨出來攪局，不去責怪國民黨提名侯友宜這樣一個望之不似人君的總統參選人，卻怪郭台銘出來參選可能讓非綠總統參選人選不上，這還有公道嗎？ 其次，台灣的立委選舉是單一選區，郭台銘投入總統大選，不但對立委選舉沒有影響，只要操作得當，還可能進一步繃緊選情，衝高非綠候選人的選票與政黨票，如果因此成為非綠政黨國會過半的最後琺碼，郭台銘參選總統反而是大功一件。 共產黨對郭台銘下重手，其實是自己對台灣選舉的誤判。一如過去半年來藍白陣營對於執政黨沒有任何攻擊火力，卻不斷地上演藍白合不合的爛戲，其實是自知總統勝率不高，想把敗選責任推給藍白不合；中共對台系統如今開鍘郭台銘，的確不無為對台工作再次失利打預防針之用。過去10多年來，中共接收台灣政情的訊息單一，既不瞭解民進黨為何能從絕境中反彈，也不淸楚國民黨如何失去民心，更捉不住年輕人的脾胃，判讀台灣的政情走向屢屢失誤，此次用查稅來阻止郭台銘參選又是一例。 侯友宜平常與郭台銘稱兄道弟，柯文哲更曾與郭台銘組成準政治聯盟。但是當共產黨用查稅手段對付他們的昔日盟友時，侯柯倆人不是悶聲不吭，就是言不及義，顯然對共產黨如此明目張膽地干預台灣選舉也甘之如飴；事情發生已經兩天了，竟只有賴清德跳出來聲援郭台銘。台灣人真應該看清楚，如果連主張簽訂兩岸和平協議，嘲諷台灣民主不能當飯吃的郭台銘都能被共產黨這樣對待，未來要怎麼樣才能不觸怒中共？還要交出什麼才能保障自己的「和平」？ -------------分界線--------------
李嘉诚：有正常政治氛围，就不存在跑不跑的问题(ZT)李嘉诚:正常的商业是不需要政治选择的，而是相对纯粹的经济考量。
有正常的政治氛围和良好的商业环境，就不会存在谁跑不跑的问题。 存在这个问题，恰恰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我是一个商人，希望大家不要给我戴上什么帽子，无论高的，还是矮的，我都不想有。因为我不是道德家、教育家、更不是什么阴谋家、政治家，我仅仅就是一个商人而已。
了解这一点，你就很容易读懂我的自我辩护。很多时候，我的选择，是因为我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不是因为我想进行这样的艰难选择。 1928年我出生在中国广东潮州，出生时没有什么特殊的异象，预示我以后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家，或者是一名出色的奸商。目前各种关于我的各种传记，绝大多数是基于文学演绎的穿凿附会，你们都不要信。如果我可以选择我的出生，我宁愿出生在富庶和平的国家。 和多数普通潮汕人一样，父亲安排我祭拜孔子儒学，进入观海寺小学念书，读的是一些传统爱国爱家的思想书籍。我成绩既不优秀，也不很差，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放在街头，站在村口，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异样。
如果没有战争，或者我就留在潮州，不会来香港，那么我可能度过平庸的一生，也或者过早死于战火，或者过早死于饥荒和疾病。当然，也可能侥幸度过这些劫难，现在潮州的某一个街道或村庄，悠闲地踱着步伐，没有被批判，也没有鲜花和掌声。当然，很可能比现在贫穷很多，但不一定就不如现在幸福。
因为日本侵华，我逃到了香港。同时因为后来的中国内战，我留在了香港没有返回潮州，我的故事因此开启，人生被彻底改变。请注意这个关键点，这些并不是我想要的，不是我主动选择的，我也被时代的大潮裹挟到了香港，不是荣耀的移民，而是逃离的难民。我到世界其他地方可能是为了经商和学习，但是我回到潮州故里访亲，纯粹是寻找一份家的感觉。 有一些东西不是我想要的，也不是我主动能选择的，这一点很重要。这就是我的命运，我的人生。但是我在最艰难的被动选择里，选择了相对较好的结果，这是我的成功之处。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宁愿不要这些艰难的选择。我希望我的孩子们、我的同事们、甚至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有主动选择的余地，从容安排他们的人生，不像我李嘉诚。 我从普通的学徒、店员、街头推销员一步一步做起来的，直到塑料花厂的总经理。在其中我积累了不少经验，那段时间虽然过得非常辛苦，但是非常充实而快乐。我早早失学，没有读过太多的书，但是社会就是最好的学堂，我一直在学习，没有停止过，直到现在。我充分理解失学的痛苦，所以后来援建了汕头大学。如果我能选择，我愿意坐在汕头大学的课堂，而不是香港的写字楼里。 我也不是白手起家，我创业的时候得到妻子家族的帮助，这一点我从不讳言。不要把我打扮成白手起家的商业之神，我感谢在我创业之初支持和帮助我的所有人。不过我并不是什么富二代、也没有去吃软饭，我最终靠的是自己的能力，还有天时和运气。网上流传的白手起家和完全靠朋友支持的两个极端，都非事实。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的来料加工业兴起，欧美的生产转移到香港，这是我的机会。现在回头看来，我成为所谓的“塑胶花大王”，并不是因为我多厉害，只是顺应了时势而已。即使没有我，也有其他人能够享有此名。事实上，我只是“塑胶花大王之一”，擅自称王，是对其他成功同行的不敬。 真正困难的第一次抉择，来自1967年香港的左派闹事，导致香港的房地产一落千丈，那时候我的损失也很大。这时候有一些人卖掉了房子和土地，离开了香港。而我认为香港终将度过这些风波，于是买进了不少土地。很多人认为我有眼光、低价收购土地储备。其实没有人关心我暗地里的担忧，私底下的恐慌。如果左派闹事成功，我将一文不名，甚至成为资本家的反面典型，在香港跳楼的名单中，就有我的名字，而不是在福布斯富豪榜上。 在这个过程中，风险和利益都是巨大的，也是均沾的，我不认为这有什么道德准则和商业原则的错误，它就是一桩生意而已，可能赚，也可能亏，而且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高风险生意。任何过度的解读都是阴谋论，都是事后诸葛亮。 其后从我们长江实业的上市，到购入老牌英资商行“和记黄埔”的部分股权，都是地地道道的生意。有钱赚是生意人的根本价值，做生意要遵从双方互惠互利的基本原则，当年购买我们股票的股民们也都有丰厚的利润。虽然因为缘分我心怀感恩，但本质上是合法、合理的，相互都不需介怀什么。 说得比较远了，我说一下现在网上各种对我的指责，说我忘恩负义，唯我是利，占了便宜之后转移资产到欧洲，面对经济危机不是承担责任而是全面撤资、影响到中国的面子和信心，并高呼“别让李嘉诚跑了”。甚至说香港目前的经济停滞困难，是我们这些“豪族”畸形的经济手法导致的。 我想写这类文章和赞成这些观点的，也是抱持善意，他们爱国爱民的心我能理解。但是他们不懂起码的商业原则，以及市场经济的运作真相，甚至于，他们不懂真正的人性。 让我们回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重启改革、97年香港回归之际，香港的社会波诡云谲，各种传言甚嚣尘上，对是否改革开放、是否会回到文革、是否会全面实现市场经济、是否保持一国两制等重大问题，抱有疑虑的非常多。在每一个政治关键的节点，都有大量的动摇者裹足不前，甚至逃之夭夭。每一个人都面对这些艰难的选择。 我只是一个商人，在每一个关键节点的选择上，我认为风险与利益同在，和很多人判断不同。于是我在大陆遍地投资，港口、地产、金融、科技等领域都有涉及。指责我的文章说我与官方走的很近，利用了权力资源。这是典型的事后判断。 回到当年，我选择与官方进行合作，官方在政治上同样获得了巨大的回报，这本质上依旧是一门生意，尤其是风险和利益同在且巨大的生意。我感谢当时的官方和政府，我也帮助了他们，带来了急需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让香港乃至全球商界对中国更有信心。在本质上，我们可以相互感恩，但是互不相欠，这就是生意。 中国经济整体依旧是向好的，这个我肯定。13亿的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机会肯定是无限的。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及信贷过度，已经来到了一个峰值，下一步会怎么样，我也不会贸然下结论，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商人的首要目标是让资本更安全，其次才是增值更快。我当年大举投资大陆和现在全球布局，时间点不一样，考虑的自然不一样，但都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原因。就是现在，我在大陆依旧还有不少投资。 如《别让李嘉诚跑了》一文所说，1967年、70年代末、90年代初、97年香港回归这些重要的节点，我的选择正确，因而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事实上，正常的商业是不需要经过这种政治选择的，而是相对纯粹的经济考量。有正常的政治氛围和良好的商业环境，就不会存在谁跑不跑的问题。存在这个问题，恰恰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在职业上，我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不要用那些空洞的道德来衡量我。如果不能做一个成功的商人，那我的职业是失败的，人生也是残缺的。不赚钱的商人不是好商人，也没有资本利润去做善事。很多人认为，商业赚了钱之后，应该回报社会。这个我是认同的。但是如何回报社会，这个分歧巨大。难道商人应该亏本，去补贴国家和政府吗？这显然是荒谬的。 我们回报社会，首要条件就是赢利、赚钱，这样才能回报人民。企业没有教导人民的责任和义务，宗教和教育才是。我们通过守法经营以身作则，同时用资本捐助学校来达到教育的目的，通过捐助贫民来达到扶助的目的。如果我们亏钱，那什么都不可能去做。如果我直接去搞教育，一定比专业的大专院校来的差。这就是最好的商业，最好的教育。 香港需要寻找未来，大陆需要寻找未来，大中华区需要寻找未来，全世界都需要寻找未来，但是我需要寻找的只是利润。地产、金融可以，教育、科技也可以，对我来说，谁是趋势、谁利润更大才是我要考虑的，而不是空洞的政治考量和虚假的道德说教。不要试图让商人去承担国家的政治责任，也不要试图用政治去影响商人的经营理念。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商业的归商业，政治的归政治。我就是一个商人，会去努力理解政治，但是我绝不僭越政治，那是政治家们的事情。 我今年已经是古稀之年，安全比利润对我来说更重要。我从来就不是大家说的是什么超人，我可能算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我其实更是一个普通的人，甚至是一个老人。我希望我的人生能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而不想在晚年再横生枝节。我也希望我的家人和我的商业在我故去之后，正常运转，得到良好的继承。 我最后反复强调一点，我是一个商人，也是一个慈善人士，但绝不是政治家、教育家等。我参与兴建汕头大学、汕头大学附属医院、潮州的安居工程等，前后达到150亿港元，且绝大多数都花在大中华区。这都是纯粹捐献，没有任何利益可图。这是我最引以为骄傲的所在。 能为家乡人做事，能为祖国尽一份力量，是我的荣幸。我只是可能用的钱多一点，但是和其他人的捐献一样，同是一份心意而已，不高什么，也不低什么。汕头大学的毕业典礼，我风雨无阻地前去参加，力所能及地以过来人说说一些人生经验，但绝没有任何姿态，那里纯粹是老师们的课堂。 我希望大家不要把我神化，也不要把我妖魔化，其实我像你们现在的同事，也像你邻居的老头而已。我和他们一样犯过错误，也和他们一样慈祥友爱。我承担了我的错误，也获得了我的荣耀，我的人生由我自己负责，你们每一个人同样也是。 不要给我过多的褒扬，也没有必要泼给我很多脏水，虽然我不在意自己的感受，但是我在意你对你自己心灵的灼伤，以及毒化中国人脆弱的舆论环境。 我的生意或许部分不在中国，但是我的心一直在这里，根依旧扎在这里。我是潮汕人，也是香港人，还是中国人，也是加拿大籍，最终我们都是地球村的居民。我爱我的家乡，我爱我的故乡，我爱我的祖国，我也爱我们共同居住的地球，我的爱真挚而深沉，和你一样。 李嘉诚不会跑，也不愿跑，更跑不了。这是我的真心话，也是我的誓言。 (以上均轉自網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