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均為油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ShegD2u5J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GUbjeCCjCY
-------------分界線------------- 台灣電玩實況主對中國玩家「唱國歌」 中國玩家傻眼7秒：沒聽過(ZT)除了遊戲本身能夠帶給玩家樂趣，跟好友一同遊玩或是與其他玩家互動的過程更能激發不一樣的火花。實況主「簡到槍」及「歪頭」等人昨（4）日遊玩《Rust》時 遇見一名手無寸鐵的中國玩家，一行人除了要求其「出示健康碼」，還對他高唱我國國歌，讓觀看實況的粉絲全笑翻。 在《Rust》裡，玩家必須竭盡所能的收集各種資源，並建造屬於自己的堡壘抵禦來自其他玩家的攻擊和掠奪，努力在遊戲中生存。 實況主「簡到槍」及「歪頭」等人在遊戲中遇見了一名手拿棍棒的中國玩家， 一行人便向其喊話 「大白來了，找你去核酸檢查」、 「核酸掃碼檢測一下」、 「請出示你的健康碼」。 也許是該名中國玩家沒想到在遊戲中也被要求進行核酸檢測，隨即自殺了，全場笑翻。 
爾後一行人再次碰到他，除了提起「新疆」等各種敏感話題以外，還對他唱我國的國歌，雖然該名中國玩家表示沒聽過，但他的出現替各個實況主的觀眾帶來不少的歡笑。
-------------分界線------------- 蘇暁康：民間社會的碎片在哪裡？(ZT) 一九八九年中共遭遇群眾的大規模公開抗議，鄧小平陳雲皆視為「生死存亡」，此後警察暴力逐漸蔓延到社會面，武裝警察尤其是「國家保全局」越來越成為政權依賴的支柱。 １９９９年春的「法輪功」中南海請願事件後，中國司法當局濫施拘捕、刑訊、拷打、枉判，愈演愈烈，「國保」幾成今日「蓋世太保」； 而2013年的「阿拉伯之春」帶來的驚嚇，又加劇了這種暴力泛濫的趨勢，失蹤、超期羈押、肉刑、凌辱、封口等等，逼近戴笠的殘暴水平，已將「公權力」異化為「國家恐怖主義」。 尤其鄧後實行的（政治局）常委負責制，其中必有一人主管政法口的常委，由他統一指揮國家暴力對社會和民眾的施虐，無情而有效率，創造了「國家犯罪」前所未有的酷烈程度，其作業絕不止「蓋世太保」式警察機構，而是黨組織與政府機構雙雙染血。近叄十年來，除了對異議人士、人權律師、社會工作者、民間志願者、冤屈訪民的常規性鎮壓、逮捕、判刑之外，最恐怖的國家暴力主要是兩種：暴力計劃生育和鎮壓法輪功。 「東師古村」，沂蒙山區孟良崮附近、地處京滬高速與國道205之間的這個小村子，一夜聞名於世；由此，也引來了「中共的戴笠」——政治局常委、政法委書記周永康，親赴臨沂部署「905」專桉，監控陳光誠、圍堵探訪人員；由於這麽高的位階，直接染指對一個小村莊的鎮壓，當局用於陳光誠一家的維穩費，從2008年的叄千多萬攀升到2011年的六千萬，到2012年累計已達兩個億。 周永康已經是第二代酷吏。「戴笠第一任」叫羅干，隨「六四」屠夫李鵬進入中共頂層，操辦屠殺之後的「大清洗」，旋即奉命執行江澤民對法輪功的鎮壓政策，以「邪教」定罪，以「蓋世太保」性質的「610辦公室」專職迫害功能，以遼寧馬叄家勞教院、廣東叄水勞教所、長春朝陽勞教所等拘禁、關押、酷刑法輪功信徒，強迫「轉化」，民間受害者給羅干封的綽號是「中國貝利亞」、「康生第二」。然而「羅干第二」又更邪惡，則是這個制度使然，周永康當政四川期間，便以殘酷鎮壓法輪功為「投名狀」示好中南海，接掌政法委之後，其最為詬病的暴行，是將中國從死刑犯身上獲取移植器官的由來已久的這一「政府行為」，擴大沿用至法輪功囚徒，但是國際間對此「活摘」罪行的調查、搜證努力至今不彰，亦可見此舉匿影藏形之成功。 周永康是這個體制荼毒百姓的酷吏，但是他也組織了一個自己的集團，乃是近二十年從這個體制暴露出來的一個龐大黑社會團伙，其染指政治、經濟、文化諸多領域，地域橫跨東北、西南、華東、京畿以及中央各部委，涉桉官員囊括整個中共幹部系統，這個規模甚至可以跟文革中的「林彪集團」媲美。但是，更令人感興趣的是，周永康出身石油系統，發跡於「大慶油田」——那是六十年代的一個英雄、神聖之地、「鐵人王進喜」誕生之地、毛澤東欽定之「紅旗」、中國「時代精神」凝聚之處，居然也可以向中共權力中樞輸送一個邪惡的「石油大鱷」？或許，我們恰可以從中找到「淬鍊」周永康的元素：「大慶」只是一個「自力更生」的工業急救版，一個準軍事化的快速部署團隊，其「精神」偏偏是慾壑難填，中國石油系統內部毋寧充斥着蠻幹、硬賭、欺下哄上風氣，周永康出類拔萃於其間，恰好是一個絕妙的佐證。 六四屠殺以後，中共建制的總綱領，是在所有領域增強控制手段： 1、鎮壓組黨於萌芽狀態——民主黨 2、監禁劉曉波以拒絕"零八憲章"運動的溫和政見 3、鎮壓民間會社——法輪功、獨立中文筆會、家庭教會（即使不抗爭） 4、控制大專院校和青年——以民族主義抵消自由主義 5、把讀書人跟黨綁架在一起——中國傳統：大眾聽識字的 由此，它便成功控制了這個國家的政治發育。 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引發對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討論，導致該制度的廢止，被稱為"Web2.0與維權運動一拍即合"，好像偶然性很大，是因為產生了一個網際網路的新空間，"獨裁者學習曲線"對此還沒來得及反應。比較"茉莉花"和"709"兩次大逮捕，2011年國內受突尼西亞影響、借網際網路協調而成功發動抗議，官方猝不及防，基本上都採用非法的方式來應急，搞綁架或者失蹤等。到了2015年的"709"事件，更多的監居、逮捕，然後審判、判刑，因為2011年"茉莉花"中的一些手段要到2012年討論通過的《刑事訴訟法》才合法化。 這個叄十年裡，中共一方面通過經濟、立法、外交等各層面的措施加固、升級自己的控制能力，政權觸角下探到「十戶長」的深度； 另一方面在民間這一端，則是伴隨着貧富崩裂、階級對立和道德滑坡，出現了社會犬儒化、民間碎片化、抗爭原子化的悲慘局面，令組黨路徑無社會基礎，「天鵝絨革命」無空間，以致台灣、東歐的轉型經驗和所謂「茉莉花」模式，中國都無法借鑑， 所以儘管民間因強征土地、暴力拆遷、環境污染等因素，不斷爆發大規模的無組織抗爭，看上去熱鬧非凡，卻不會產生任何積極的政治後果。 你可以看到，這個體制的"學習"能力有多麽強，他們如果沒有"生死存亡"的緊迫感，是不可能的。但是相形之下，王荔蕻、屠夫、滕彪、周世鋒、許志永等新生的一代異義群體，他們一腔熱血，充滿正義，也頗為機智，但是幾乎都是單打獨鬥的孤膽英雄，身後沒有一呼百應的民眾，所以他們也都是以一己的肉身，去承受整部國家機器的兇殘懲罰，每一個人的經歷都是"比死還要恐怖一萬倍"。另外滕彪也坦言：絕大多數維權人士並沒有預見到習近平會下這麽大的狠手，這也令人想起叄十年前的"天安門一代"，他們不相信鄧小平會開槍。 所以，雖然我們看不到組織和革命黨，看不到成熟的領袖，但是中國遍地都是英雄、遍地都是陳勝吳廣、遍地都是孫中山毛澤東，然而民間卻在無端地浪費英雄資源，我們需要尋找一種機制，如何把旁觀的民眾轉換成公民抗爭的隊伍；或者說，在一個嗜血的暴政底下，如何創造"反抗者學習曲線"，這個問題反映出民間還是缺乏創造性人才。八月初銳鋒律師事務所桉件判決，透露了國內民間領袖的思路，即胡石根提出國家轉型的叄大因素："公民力量壯大、統治集團內部分裂、國際社會介入"，和建設未來國家五大方桉："轉型、建國、民生、獎勵、懲罰"。這肯定是極簡略的版本，但框架已在那裡，顯示大家的思考還很初級。 今天老百姓和統治者都不再幼稚，政治性或維權性的集結，反而門檻很高、觸發點機率很低、不易產生建制性成果，把它視為顛覆體制的唯一選項，可能是八九運動留下來的一個集體無意識，需要重新評估。 最近的「白紙運動」，再次點燃人民對"大規模政治集結"的強烈期待，就是一個驗證。 然而，民間社會的碎片在哪裡？這些年嘗試的「網絡虛擬集結」、低組織但不是低保密的團隊組建、那些從「共同體情感」、「命運共同體」凝聚的力量必定還在。中國人還要走過那些步驟和台階——經歷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國共兩黨纏鬥二十年、四九後歷次整肅運動、文革和八九，那些秘密會黨、地下黨、白區黨、大學生結社、工人群眾組織等等記憶和本能，儲存在幾代人的記憶庫里，也在等待一個大時代的召喚。
-------------分界線------------- 中國街頭的時代衝突(ZT) 當代人非常反感政府 不讓人講話、 全面監控、 大規模洗腦、 鼓勵告密和肉麻吹捧等不齒行為。 不僅是發達國家的民眾，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民眾也無法接受這些。 只要這些行為存在，中國就很難有軟實力，中國模式再成功也會沒有吸引力。 這次貌似突發的抗議運動，或稱“白紙革命”，或謂“A4運動”，有着深刻的時代背景。不出所料，中國國內和國際輿論很快就陷入陳舊的話語體系。 國際輿論的套路是“民主與獨裁”“自由與專 制”“正義與邪惡”的對決；中國官方尚未正式表態，但官派輿論是同樣沒有新意的“境外敵對勢力”操縱“顏色革命”。 這種好人壞人、正義邪惡的套路，只能將人帶入死胡同。我們需要的是前因後果的客觀分析。
國際大眾傳媒給人的印象是星火已經燎原，中共不得民心。 然而，比起這叄年來西方國家的那些暴力抗議規模，中國的連零頭都不到。 中國的封閉與世界的開放的對比，一方面產生於中共過度防疫，另一方面則是一個又一個國家相繼躺平，屈服於疫情，並且都付出了巨大代價。比如到目前為止的冠病總死亡人數的統計，中國不過5200餘人，而美國則超過110萬。
中國的問題是過分“制度自信”，一個“生命至上”的口號就把自己的手腳束縛住，推出了一套狹隘的、顧此失彼的抗疫政策。 儘管世界衛生組織早就警告過“不可持續”，中共二十大報告仍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地方政府在高 壓下層層加碼，官員唯恐本轄區出現冠病死亡病例，不顧一 切全力封堵，最終引起了這次大爆發。
八九的回音 一個將“90%以上支持率”掛在嘴邊的政府，突然遭遇大規模抗議，既尷尬也迷惘。 叄年之久、無處不在的防疫限制措施積攢了大量乾柴，造成了超越階級和地域的挫折感和憤怒。 在動輒長達數周甚至數月的封鎖期間，農民工在食品短缺和失業問題上苦苦掙扎，大學生被關在校園裡，城市裡的上班族無法出行，中小企業和攤販大批倒閉，急症和病危者得不到及時救治——他們的憤怒都指向同一根源。 這是1989年後罕見的，也是當局最害怕的。
狹隘的防疫政策聚焦於數千人的冠病死亡，而忽視上萬人的連帶死亡、數億學生的學業、14億人的民生和整個國民經濟。這樣的決策看不出集體智慧和科學邏輯，更看不出民意的參與，而帶有個人獨斷“為民作主”的濃厚色彩。例如美國頂級公共衛生專家福奇就看不懂，為什麽中國將百姓封了叄年，卻沒有努力提高疫苗的接種率：為封控而封控？這裡隱隱乎有“制度自信”的荒唐邏輯作怪。示威爆發後馬上就全面鬆動，而準備不充分的解封，有可能造成冠病死亡的海嘯，釀成一個新的危機。這些都指向抗疫政策的任性。 但更值得關注的，是那些年輕人面對鏡頭髮話毫無遮掩，訴求遠遠超出個人境遇。一名女生領讀了北京四通橋的標語：“不要核酸要吃飯，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謊言要尊嚴，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領袖要選票，不做奴才做公民”。這次示威者的口號同1989年幾乎一樣：人權、自由、 民主、法治和反獨裁、壓迫。1989年正值西方新自由主義上升期，也是社會主義陣營崩潰的前夜。現在情況正相反，用中共的話講就是“東升西降”，所以這次抗爭的意義比八九更加深遠——這裡沒有了對自由主義的幻想，只有人類共同價值的訴求。 活在不同時代的人
A4運動街頭上是兩個時代的衝突。現今的最高領導層都是上世紀50年代和文革時期成長起來的。他們年輕時代的境遇，和改革開放以後成長起來的幾代人不可同日而語；二者的世界觀、價值取向、知識結構、生活經驗、家庭環境、學校教育、物質生活條件、工作行業等等，完全沒有可比性，共同的語言不多，注意力也不在一個方向上。但後者更能體現時代的脈搏和價值觀，A4運動得到海外華人和留學生的廣泛聲援，就是佐證。 現代社會是動態的，靠的是知識更新而非經驗積累，是創新而非傳統。然而中國的政治制度則是為老人設計的；官員一個台階一個台階提拔上去，到最高層時一般都六、七十歲了，和最年輕的成年人至少差了兩代。領導班子以年齡劃代，每一代班子成員的背景都很相似，彼此間有共同語言。 每上一個台階，他們就有更大的權威和更多的自由來實踐自己的理想抱負，上一個時代鑄就的世界觀就開始影響政策， 不自覺地把一個理想化的過去帶了回來。過去領導現在，這就是中國政治的代差問題。 比如，在老一代的紅色教育中，個人服從組織、“做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招之即來，揮之則去”，一旦黨召喚，“打起背包就出發”。 這種觀念和行為準則，順理成章地化作“四個意識”“兩個維護”“兩個確立”“絕對 忠誠”等等。年輕一代會覺得難以理解，但當權的老一代樂此不疲。對一個經歷過極端貧困、睡過布滿虱子的窯洞的人來說，今天的年輕人吃這點兒苦就抗議，簡直是矯情。 在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腥風血雨中成長起來的人，對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現代價值，如同隔霧看山；而這些對當代年輕人來說，是他們生活和自我身份的核心。當權派不自覺中就會侵犯到這些權利——這次封控中更是肆無忌憚，並對年輕人的激烈反彈大吃一驚，無法理解。
當代人非常反感政府不讓人講話、全面監控、大規模洗腦、鼓勵告密和肉麻吹捧等不齒行為。不僅是發達國家的民眾，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民眾也無法接受這些。這不意味着後者的政府更開明——更多情況下是更腐敗、更不堪，但它們沒有中共那種全面控制的能力，那裡的百姓也因此沒有經受中國人在中共治下經受的一切，好的壞的都包括在內。但這一切中共卻習以為常。只要這些行為存在，中國就很難有軟實力，中國模式再成功也會沒有吸引力。
“偉大領袖”的塔西佗陷阱 現代國家遇到大規模抗議時，領導人一般都會出來對全國講話，或宣布調整政策，或解釋堅持的原因，但“偉大領 袖模式”下的國家無法這樣——偉大領袖是不會錯的，認錯不僅威信掃地，也毀掉這個治理模式，所以錯了堅持錯下去就對了。歷史上真正的偉大領袖都是前一半輝煌，後一半窩囊，落後於時代是他們的宿命。 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陀評論道：“一旦皇帝成了人們憎恨的對象，他做的好事和壞事就同樣會引起人們對他的厭惡”，這就是“塔西佗陷阱”。現代政治更是如此：不僅不認神仙皇帝，而且政客挨罵是常態。在當代中國，“偉大領袖模式”往往勾起人們最黑暗的記憶和共和國最悲催的歷史。在這種條件下，如果有領導人物仍帶着帝王情結，想過一把個人崇拜的癮，那麽他不僅過氣，而且已經墜入塔西佗陷阱。
政治現代化最本質的特徵並非大選，而是理性化和世俗化。理性化就是一切按科學、法律、道理、制度、議事規則和公認標準來辦，就是論事不論人。世俗化就是擯棄“偉大領袖模式”，在法律、制度、程序、公理、常識、良知面前人人平等。總之，至少要在價值觀和行為中融入更多民主、 法治、開明、容忍、尊重等元素。現代政府是不可缺少社會上的批評聲音的，這是常識，但這在中共的治理模式中幾乎完全缺位。這次大規模抗議活動，使剛形成的一言堂遭受一 次挫敗，實為國之幸事，但遠遠不夠——也許厄運才剛剛開始。 江澤民更接近現代政治家 同胡耀邦一樣，江澤民在去世後也意外收穫了空前的尊敬和懷念，這是因為人們記憶中的他那個時代更開明、自由、向上，更少正統的禁忌。中共在江的治下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改革目標；他的“叄個代表”大大沖澹階級身份、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剝削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核心理念，把資本家也納入社會主義建設者的行列；通過推動加入世貿組織，他還促進中國經濟全面融入全球經濟體系。這些為中國的經濟起飛創造了條件，也同當今的政治氣氛形成鮮明對比。
江澤民比中共迄今所有領導人都更接近現代政治家，不故作威嚴神秘，是個性情中人——總挨罵卻總是樂呵呵的， 在國際舞台上能歌善舞，在外國記者犀利提問下也不怯陣。 這也難怪，江在1949年前就完成大學教育，眼界比較開闊。 而胡錦濤以來的領導層大都是在封閉環境中成長起來的，紅色正統深入骨髓。 動輒罵領導人、喊他們下台並不是什麽好行為，往往起破壞作用，但這是現代公民的本色。 當代年輕人見識廣，在他們眼裡，領導人沒那麽神聖，說不定還真認為是為自己服務的。 這同文化傳統中要“捨得一身剮”才敢把皇帝拉下馬的觀念相比，非常沒有敬畏感，但也是社會文化現代化的必然結果。 要克服代差效應，就必須擴大和強化社會的政治參與，而且領導人也要習慣挨罵的現代政治常態。 (以上均轉自網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