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前写过一个上下篇的系列文章：“今天的美国真的变得越来越分化吗？”(见链接)。时隔一年半, 贫富分化这个话题似乎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而“占领华尔街”行动应该功不可没。最近看到两篇相关的研究报告，觉得很有意思，在此与大家分享分享。 美国的中产阶级正在消失吗？ 大家知道,“中产阶级”一向是美国社会的“中流砥柱”,占人口的比例也比较多。当然,关于如何划分中产阶级这个问题一直有不同的观点,而且中产阶级这个群体中还可以再细分为“upper middle”,“middle”, 和“lower middle”，而“upper middle class”和“lower middle class”的收入差别往往很大。 最近,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家Sean Reardon Kendra Bishoff 的研究发现，生活在所谓“中产阶级”社区的美国人口在过去三十五年下降迅速,而生活在相对富裕和相对贫困社区的美国人口却在同期上升。他们把这个现象称为“residential segregation” (http://graphics8.nytimes.com/packages/pdf/national/RussellSageIncomeSegregationreport.pdf) 两位社会学家是通过对117个大城市区域(metropolitan area) 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析后得出的这个结论的。他们根据一个社区的中位收入相对该城市中位收入的比率,将社区分为六个不同的类别:“富裕社区”(affluent neighborhood) 的中位收入为该城市中位收入的150%或者更高;“高收入社区”(high income neighborhood)的中位收入为该城市中位收入的125%至150%;“中产阶级社区’(middle class neighborhood) 则是中位收入位于该城市中位收入80%-125%的社区(这中间包括“low middle income" 和“high middle income”);“低收入社区”(low income neighborhood)的中位收入为城市中位收入的67%-80%;“贫困社区”(poor neighborhood) 的中位收入则为该城市中位收入的67%或者更低。因此，A城市的“贫困”社区收入标准，可能比B 城市的“中产社区”的收入标准还要高。2007年,一般的大城市的中位收入为$75,000,所以在这样的地区,“贫困社区”指的是一半的家庭收入在$50,000以下的那种社区；而“富裕社区”则指的是一半的家庭收入在$112,500 +的社区。这个方法当然有它的弊端,因为它没有整齐统一的划分标准,但研究者认为由于他们的目的是分析每个地区的“residential segregation”,而不是全国范围内的这个现象,因此这个方法是最合适的。 两位研究者发现,在2007年, 只有44%的美国家庭住在“中产阶级社区”; 而在1970年,这个比例高达65%；同时,住在“富裕社区”(affluent neighborhood)的家庭从1970年的7%上升为2007年的14%；住在“贫困社区”家庭则从1970年的8%上升为2007年的18% (两个极端群体的总和,则从1979年的15%上升到2007年的32%)。从下面这个图表,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所谓“消失的中产阶级”的现象。两位研究者将这个现象冠名为“residential segregation”，并认为它反映了近年来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分化和收入不平等等社会问题。 
对于这个“两端增大,中间缩小”的现象的成因，两位研究者没有提出多少看法,因为他们的着眼点,更在于这个现象对美国今后的社会结构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们更注重这个现象的“果”,而不是“因”)。但我却忍不住把这个“两极分化”的现象与Thomas Friedman 在新书“那曾经是我们”里面提到的21世纪职业两极化的趋势联系起来--也许，中产阶级的消失和富裕及贫困群体的增加，和全球化造成的制造业工作消失,高级白领和普通蓝领工作的继续存在有些平行的关系？因为在1970-1980年代的美国,高中毕业者都可以获得一份足够养活四口之家的蓝领工作(比如汽车厂工人),而这些人群,正是传统上“middle class ”的主要部分。而从1990年代起,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用 Friedman 的话说，就是处于技术中端的工作变得越来越没有保障,而律师,建筑设计师，会计师，大学教授等“专业人士”的工作,和护理,餐馆招待,修理工等技术含量虽低,收入也相对较低,但却因为工作性质无法“外包”的低端工作，才是相对可以‘高枕无忧’的职业。
当然，这个思路只是从经济和职业收入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两极化”的现象。而另外一个研究报告，却从社会结构方面提供了一些思路，这就是名为“Mobility in America" 的研究报告。
“向上的流动性”与美国梦
首先要指出的是,“向上的流动性”指的是一个出生于社会较低阶层的人,在一生中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的可能性("upward mobility" 这个词语我根据字面的含义翻译为“向上的流动性”,但总觉得这个译法不尽如人意,哪位有更好的译法,请指教)。这种流动性一直都被人们看作是“美国梦”的精髓，因为在这个崇尚个人奋斗，标榜机会均等的社会里，任何人只要有足够的能力，努力和机遇，都应该能够获得他/她所希望的成就。那么，事实上，美国社会的“向上流动性”到底如何呢？ 正如Brookings Institute Economics Studies Fellow Scott Winship在他的评论文章中指出的那样， (http://www.brookings.edu/articles/2011/1109_economic_mobility_winship.aspx) 指出，“向上的流动性”有两种:一种是所谓“绝对的流动性”,而这可以通过代际之间的经济地位比较来估量。如果一个人在某个年龄段的收入比他/她的父母在同样年龄的收入高(当然这是考虑了通货膨胀的因素之后的比较)，那么我们说明“绝对的流动性”在起作用。事实上,尽管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数据表明,美国社会的“绝对流动性”仍然是很不错的--PEW EMP 发现,至少有三分之二的40岁的美国人的家庭收入超过其父母在相同年龄的收入(同样，这里是考虑了通胀因素的比较)；如果把家庭大小考虑进去的话(今天的美国家庭人口一般小于三十年前的家庭)，那么五分之四的美国成年人的收入高于其父母同龄时的收入。 但如果我们考虑“相对的流动性”的话，情况就变得不那么美妙了。事实上,最近二十年来,美国人的收入增长相比二十世纪中叶的增长度，显然是放慢了不少;也就是说,尽管如上所述，大多数美国成年人的收入比起他们的父辈来要高不少,但这两代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比起他们的父辈和祖辈之间的差距来要小很多。这似乎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现象。 那么，这个“向上的流动性”是否和一个人的初始状态有关呢？也就是说，一个出身于底层的美国人，进入上层的机会，是否比出身于较高阶层的美国人要小呢？作者的回答是肯定的。下面这个图表，比较了出身于最底层1/5的美国人进入五个经济阶层的比例，和出身于最高2/5阶层的美国人在成年后进入同样五个经济阶层的比例。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1970年代出身于最低1/5人口的美国人在成年后(2000)，有42%仍然停留在自己的父辈所处的阶层(lowest 1/5)，另外的23%能够成功地进入second bottom 1/5 ，只有17%能够挤进top two quintile (也就是在2000年代获得$90,000 以上的家庭收入) 。而相比之下，出身于最上层2/5的美国人，有60%在成年后stay within the top 2/5 group(33% made to the top 1/5, 27% in the second 1/5 class), 但余下的那40% 会“等而下之”, 进入比他们的父母所处的经济地位低的阶层; 进入next two 1/5的比例分别为16%和15%，而且还有 9%会加入最底层1/5的群体。(出身于top 1/5 家庭的孩子成年后留在这个阶层的比例是39%，另外的61%会进入比自己父母经济地位更低的群体(这个结果上图中没有表现，但在原报告中可以看到。(http://www.brookings.edu/~/media/Files/rc/reports/2008/02_economic_mobility_sawhill/02_economic_
mobility_sawhill_ch1.pdf See Figure 4 on Page 11)
从表面上看，差不多60%的出身于最底层1/5的人群能够脱离这个群体，进入经济地位更高的阶层，似乎是一个不错的结果。但要看到的是，这些人中只有17% 能进入最高的两个1/5阶层；而同时出身于最高2/5阶层的孩子，成年后进入经济地位最高的两个1/5的可能性则高达60%。两相比较，父母的经济背景对孩子未来的经济地位的影响，可以说是不可忽视的。当然也要看到，即便是出身于最高2/5 经济阶层的孩子，也有40%的会进入低于父母经济地位的阶层，所以这种流动性是双向的(在这点上，美国的遗产税法可能有较直接的作用，因为它不鼓励富有阶层的孩子依靠父母“吃老本”。所以，在美国，也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只是，因为我们没有中间三个阶层的孩子向两个方向的流动动态数据，不能获得完整的动态图像。
更有意思的是，如果将美国的这个“流动性”和其他国家比较，则可以一般人们推崇的美国的“向上流动性”并不占上风。恰恰相反， 美国的“代际收入弹性”(intergenerational elasticity of earnings)甚至低于加拿大，澳大利亚，北欧国家，和英国，德国，法国。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这个比较也许更容易。在加拿大，如果A 的父亲在A 年幼时的收入为B 的父亲同时的收入的两倍，A 成年后的收入大约会比B高25%；但同样的情况如果在美国，则A 成年后的收入将会比B 高60%。这个国家之间的“相对流动性”的差别到底应如何解读呢？为什么美国这个“机会之地”，在给予出身于较低社会地位的人的向上流动性竟不如欧洲国家呢？这到底是因为美国的阶层之间的收入本身差别过大(相比其他国家而言)，还是因为美国社会提供给社会地位较低的人群的资源相对较少呢(比如教育公平，比如医疗保险等等)？我们知道，欧洲和加拿大等国家因为实行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贫富分化较小，国民的收入水平比较靠近中间，极富有和极贫困的“两头”比例相对较小。另外，由于国家在教育和医疗服务等方面投入较多，国民在这些方面的“equal access”较有保障。毕竟，教育一直是处于较低社会地位的人们摆脱贫困，进入较高社会阶层的“通行证”(同一个研究表明，如果把美国出身于最低1/5的人口分为完成了高等教育和未完成高等教育的两个群体，则前者只有16%在成年后仍然滞留在最低1/5阶层；后者则有45%仍然留在原来的地方)。当然，欧洲的这种制度也有它自己的问题，最近几年的欧债危机就已经暴露出了它的深层弊端。但从社会公平这个角度来讲，欧洲的确是走在了美国的前面。
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美国的多元化程度和族裔之间经济状况的不平衡。研究发现，在处于最低1/5经济阶层的人群中，最难脱离原有状态的，就是非裔和西裔男性这个“亚群体”。也许是巧合，这个群体恰恰是获得高等教育比例最小的一个群体，更不要提高中就辍学这些问题了。所以，最如果我们考虑到不同种族之间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差异的话，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非裔和西裔这个群体(尤其是他们中的男性)脱离贫困阶层的比例比其他族裔都要小很多的现象了。而这个挑战，是种族结构比较单一的欧洲国家所不用担心的。即便是同样多元化的加拿大，也因为人种结构的不同而没有美国这样的种族之间经济和教育程度的差别。 综合这两个相关研究的发现，有一点结论是可以得到的，那就是，美国社会的各种分化的确正在悄悄地深化，而这些分化势必深刻地反映到经济和政治层面，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这个社会的竞争力。而政策的导向如何更有效地改变一些不利于国家竞争力的趋势,则是政治家们应该深思的。正如Scott Winship在文章结束语中说的
那样： “Broad-based economic growth,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ideals composing the American Dream all require that policymakers heed Governor Daniels call. Increasing upward absolute mobility - for all, but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hose who start out at the bottom- should be the primary goal of policymakers. The first political party that commits itself to putting upward mobility first and that credibly takes on the challenge will be ascendant". 问题是，到底什么才是有效的提高“向上的流动性”的措施呢？是通过给予低收入阶层更多的福利，还是应该通过教育机制改革，抑或是其他的方式？朋友，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 相关文章： NYT article: Harder for Americans to rise from lower bot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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