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廢除任期限制更要命的修憲！ 文：格致夫
始自“82憲法”，對國家主席和副主席規定了兩屆任期限制，但在中國特色的政治環境中，該條款幾乎沒有發揮過實際作用。國家主席就是名義和禮儀上的國家元首，中國實質上的最高領導人是中共總書記和軍委主席。鄧小平時代曾有李先念、楊尚昆先後出任國家主席，他們從來排不進最高領導人中的前三位！因此，保留也好，廢除也罷，國家元首的任期限制都沒有實質性影響，特別是在中共總書記、軍委主席沒有任期限制的現實下。
而換個角度看，沒有任期限制，才更能反映中國特色的體制真相！也更有利於海內外認清這一政權特徵。習近平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真正感到義不容辭有理由反對的是中共自己！外界、特別是民主人士們，也跟着着急上火，是不是有點狗咬耗子呢？今年是狗年，也用不着這麼幹嘛！ 這裡的邏輯難理解嗎？一點也不。如果如民主人士所認定的那般不得了——廢除任期限制，就等於習近平搞終身制！那將意味着對中共自身極為不利——大大削弱、甚至瓦解其執政基礎，從而加速其丟掉政權。這理應是民主鬥士們求之不得的大好事——讓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的民主隊伍一天天壯大起來！民主人士們為何不依不饒地又是聲討習獨裁、又是鼓動民眾、又是搞簽名檄文，鬧得不可開交呢？莫非民主鬥士們也為中共不走邪路、不走死路、避免“亡黨亡國”而殫精竭慮？
相反，如果民主人士們的觀察結論不認為將導致習搞終身制，他了不起多干一、兩屆，屆時免不了只能有序交班。那麼，你們反對中共修憲的理據又是什麼呢？
民主人士們的造型讓人看不懂，已經不是一回、兩回了。近期的例子還包括多位民主大佬不屈不撓地詬病郭文貴大爆中共高層內幕猛料。
而很多人尚未充分意識到的一點是，中共此次提出的修憲“建議”，並非只有廢除任期限制這一條款非同小可，其真正攸關全局的要害是中共領導一切入憲！很多人、包括一些民主人士，似乎尚未完全反應過來。
按照中共自己的標準表述，40年前舉行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戰略大轉移——將中共的工作重心成功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而這一歷史性轉折中最關鍵的一大舉措，就是貫徹“黨政分開”原則，並率先在工業企業推行廠長經理負責制，後來逐步擴大到所有企事業單位和行政部門、管理機構，均實行行政首長負責制。同時，黨的各級組織的職責，限於政治、思想領域的領導。
而中共19屆二中全會審議通過的21條修憲建議中卻包括與這一改革大勢背道而馳的重大逆轉。
憲法正文第一條第二款“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之後，特意新增加一句：“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一個不言自明的結論就是，所有認為中國政治改革將包括“多黨制”的觀點，在可預見的將來都只能是幻想！ 而1982年修憲的方向正好相反！巧合的是，當年習近平之父、時任人大副委員長習仲勛正是 “82憲法”修訂的主要領導者之一。該版憲法成功實現了避提“黨的領導”，可謂對毛澤東最滿意的“文革憲法”（突出黨的領導）的最核心否定！
高鍇先生當年任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研究室主任，習仲勛在人大常委會任職期間，他一直在其身邊工作。高鍇紀念習仲勛誕辰一百周年的文章給人一個印象：當年習仲勛在立法方面的貢獻甚至不遜色於彭真！按照高的說法：“為什麼不在憲法正文中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當然不是文字的疏漏，而是老一輩共產黨領導人和立法者深思熟慮的結果。”
這裡的“老一輩共產黨領導人和立法者”並非指最高領導層中的鄧小平、陳雲等，而就是指彭真和習仲勛。
高文說：1980年9月，習仲勛從廣東調中央任職，先由全國人大補選為副委員長，隨後在中央全會上增選為書記處書記。1982年9月的12大上，他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值得注意的是，習仲勛還兼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主任。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誕生於1979年2月，是為貫徹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而建立的有權威的立法機構，由80位各界知名人士組成。第一任法制委員會主任是彭真，第二任主任就是習仲勛。到1983年9月法制委員會結束使命，他們的任期各約兩年三個月。正是在這兩位熱心法制的老革命家的堅強領導下，中國才開始從“無法無天”、“無法可依”走向了“有法可依”、“以法治國”的道路。
高鍇還提到一個細節：在一次會議休息時，習仲勛和彭真閒談。習說：“要有一個制度，有一種力量，能抵制住‘文革’這樣的壓力才好。”彭真說：“我們建立法制，就是要能抵制住各種違法的行為。‘文革’是極嚴重的錯誤，今後決不許重演。”習說：“問題是，如果今後又出現毛主席這樣的強人怎麼辦？他堅持要搞，怎麼辦？我看難哪，難哪！”彭說：“所以，我們今後一定要堅持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的規定，這是一項極其重要的原則。”
看了這段對話，筆者感到震驚，習仲勛擔憂“如果今後又出現毛主席這樣的強人怎麼辦？他堅持要搞，怎麼辦？” 給人一種強烈的感覺，他似乎冥冥之中言中了兒子習近平的未來！
事實是，不僅中共19屆二中全會的修憲建議突出中共領導一切，很多人或許沒有注意到，三中全會通過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馬上就有了突出中共領導地位的配套舉措。三中全會公報對此有全方位詳盡闡述，這裡僅引述其中一段，即可管中窺豹： “全會提出，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完善堅持黨的全面領導的制度，加強黨對各領域各方面工作領導，確保黨的領導全覆蓋，確保黨的領導更加堅強有力。要建立健全黨對重大工作的領導體制機制，強化黨的組織在同級組織中的領導地位，更好發揮黨的職能部門作用，統籌設置黨政機構，推進黨的紀律檢查體制和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無需任何廢話，只要有基本理解力就不難想象，這與老毛當年的懿旨還有多少區別呢？
事實是，早在兩年多前，習近平即已經在王歧山的大力支持下重提當年毛澤東的著名提法：“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並將其納入19大新黨章。現在，又進一步將其納入憲法，其性質就不僅僅是對中共的內部要求，而成為全國14億國民都必須服從的法條！
此次憲法修訂，從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到突出中共領導一切，再到機構改革確保中共領導全覆蓋的的配套舉措，人們有理由認為，習近平麾下的中共，正在背離鄧小平當年開啟的改革開放基本方略！換句話說，今年是中國改開40周年，或許也是鄧式改開壽終正寢的一年！這才應該是習近平“新時代”的最好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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