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才能救中国，因为中国人不配享有民主？潘文：台湾民主化能破除美国偏见(ZT)

龙应台文化基金会2018年第二场的「秋季思沙龙」讲座，10月20日以「1949中国内战的70年后」为题，邀请到《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前社长潘文与中研院吴玉山院士对谈。基金会董事长龙应台谈到「中国内战」这个主题，认为到今天仍是一个「burnung issue」，潘文则提醒现场听众，「台湾民主化」是一个可以破除美国人偏见的重要现象。吴玉山院士在开场时表示，潘文作为一名中国观察者，其实要从38年前说起。因为他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到中国留学的美国学子。他早在1980年就到了中国，在南京大学读书、也交了许多中国朋友，后来他把跟这些朋友相处的经验，以及他们后来的发展情况，写成了《Chinese Lessons: Five Classmates and the Story of the New China》（中国的教训：五位同学跟新中国的故事）

谁是潘文？

许多在中国蹲点的西方记者都会取个中文名字，回国后都会交出一本专着—John Pomfret自然也不例外—潘文就是他的中文名字，《五位同学》则是他交出来的「中国课」作业。这「五位同学」正是潘文在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八二级同学，潘文写下了他们的个人经历，以及他们因为中国社会变迁而造成的不同命运。

潘文来自五大湖区的威斯康星州，不过他在东岸纽约长大（这多半是因为他的父亲在《纽约时报》任职），又到西岸的史丹佛大学读书。比较特别的是，潘文是邓小平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到中国留学的外国学生。他在北京学汉语，然后在南京读了两年书。南京大学是中国当时第一所允许外籍学生与中国学生在宿舍一同生活的高等学府，这段经历让他在1988年以美联社记者的身份被派驻中国大陆报导。

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时，潘文人正在北京，不久就被当局要求离境。1998年，他以《华盛顿邮报》中国首席记者的身份，再次回到中国长期蹲点，直到2003年为止。潘文的报导生涯，是从加州地方媒体的一名摄影记者开始，他的报导足迹很快走向海外，遍及中国、香港、越南、印度、刚果、卢安达、土耳其、阿富汗、斯里兰卡、波斯尼亚、南斯拉夫。

波湾战争期间，潘文在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科威特担任战地记者，他也曾担任《华邮》驻巴尔干半岛的首席记者。由于对亚洲的杰出报导，潘文在2003年被美国亚洲学会（Asia Society）授予Osborn Elliott Prize。 此外，潘文在亚洲的报导也拿到哈佛大学与史丹佛大学联合颁发的Shorenstein Award（2007年）、乔治城大学则因为他的外交事务报导颁发了Weintal Award（2011年）。

2004年，潘文从中国被调回美国，担任《华盛顿邮报》西岸分社社长两年，再调任每周Outlook评论版的主编。2011年，潘文又搬回中国进行研究与写作，并在2016年完成了他的新作品《The Beautiful Country and the Middle Kingdom》（美丽国家与中央王朝）。潘文娶了中国籍的太太，如今和两个小孩一起住在加州，也持续在《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

当潘文上台，一开口就是几乎听不出老外腔调的中文「非常非常感谢」，显见他在中国长年读书、报导、研究的深厚功底。潘文说，他来台湾已有五十多次，但不管是国民党当权的八十、九十年代，还是民进党当权的时代，「他们都觉得我这个人比较头疼」，「所以今天下午我最有欲望的事情，就是我不想让你们头疼。」

美国人对中国人的一种偏见

潘文说，他最近几年一直观察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其中有一种看法经常被忽略，虽然他认为是一种偏见，但很值得研究—很多有影响力的美国人认为，中国人或者华人接受不了民主概念，不管是人权还是结社权之类的普世价值，都抱持一种接受不了的心态。而且有相当一部分的美国人认为，只有一种独裁、集权的政府来管理中国，才可以成功。

潘文强调，这种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偏见并非此时此地才有，而是一种「历来的看法」。潘文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谈起，当时孙中山从美国回到中国后，发现自己没有部队，但是袁世凯有，所以强势的袁世凯当上了临时总统。不过那时的国民党相当受欢迎，所以在1912年的大选里，国民党选得不错，宋教仁很有机会当上总理。

中国宪政之父——宋教仁，宋教仁安葬在上海闸北公园教仁园。1912年8月25日宋教仁改组中国同盟会为国民党，宋教仁出任代理理事长。1913年中国大选，宋教仁领导国民党取得国会大选胜利，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惨遭武士英暗杀重伤不治身亡。宋案成为二次革命导火线之一，也标志着中国宪政梦之挫折 pic.twitter.com/qtla7k8384

— Łëhrér Çhėøü (@Lehrercheou) 2018年4月10日

潘文说，宋教仁当时写了一部宪法「相当有意思」。因为宪法里头，限制了总统的权力，把很多很多权力给了国会。而且宪法里头也说了，所有的人、包括总统，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这种想法对中国人来说，的确是一种突破。因为以前皇帝一开口就是法，皇帝甚至比法律更高。

【袁世凱(えんせいがい)】大清帝国第2代内閣総理大臣を務めた。初代中華民国大総統に就任。欧米諸国では彼のことを「ストロング・マン」と呼んだ。インフラ整備や軍備の充実などの面から国家の近代化に当たった。精力絶倫で、一妻九妾との間に17男14女をもうけた。 pic.twitter.com/LQVzuHcMNd

— 自分用雑学・教养 (@self_zatsugaku) 2018年10月20日

袁世凯知道这件事以后就不高兴，他也把宋教仁看成是对他的威胁。1913年的3月8日这部宪法在国会通过，宋教仁20日在上海等火车要到北京，很可能要当总理，后来被一群人给暗杀了，历史学家一般认为这是袁世凯安排的，这也使得他需要一部新宪法。

古德诺与史诺：独裁专制才能救中国

宋教仁死后，袁世凯的很多美国朋友都建议他「你必须再写一部对你更有利的宪法」。当时美国的知名政治学者古德诺（Frank Goodnow）于是来到中国，帮袁世凯起草新宪。古德诺到中国才不到一个星期，就下了一个结论：这群人文化水平很低，其实一点都不文明，他们确实接受不了我们伟大美国的民主。潘文说，古德诺非常看不起中国人，认为这群人根本就不知道「法」是什么东西，所以他们就是需要一个国王、一个皇帝来管他们。

The Perils of Advising the Empire—Yuan Shikai & Frank Goodnow —#opinion by @GraniteStudio— https://t.co/dsnkYYN5bi pic.twitter.com/4vIGJ8A0sE

— ChinaFile (@ChinaFile) 2016年1月4日

在古德诺为袁世凯起草的新宪中，就把许多原来国会手里的权力，都拨到了袁世凯的手里，等于袁世凯在新宪里头获得了无限的权力。潘文说，古德诺确实是比较保守的人，但是再过几年，美国的左派人士里头，也有人支持由一个独裁的政府来管中国。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就是史诺（Edgar Snow）。

潘文说，史诺是一个跟古德诺非常不同的人，古德诺比较保守、比较斯文，个人魅力比较有限；但是史诺的个人魅力很强，他是美国中西部出来的人，比较帅、眼珠子是蓝色的，是一个比较有魅力的美国人，而且文笔写的特别美。

史诺1928年从美国到上海，在上海的时候，他是跟什么人都在一起，包括鲁迅、各式各样的诗人、电影明星，跟他们混在一起，过着非常有意思的生活，他也跟孙中山的妻子宋庆龄非常熟。上个世纪的30年代，史诺从上海搬到北京，一边当记者、一边教书。

就是在这个时期，史诺开始跟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联系，帮他们写了很多宣传的东西，也帮忙组织游行示威。中共发现这个老外可以利用，1936年给了他一个非常大的独家新闻，潘文说，到现在他还是特别妒忌史诺，那就是到中共的革命基地去采访毛泽东。史诺到了延安，待了两个月，写了一本非常有影响力的书《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不仅仅是影响了很多美国人，也影响了很多华人、很多中国人。当时很多中国人看了这本书以后，就跑到西北去了。

潘文说，尽管史诺与古德诺这两个人有很大的不同，但他们有一点相同：他们都觉得，只有独裁可以真正地治中国的病。不过史诺文笔比较好，说得更为美化—他说中国需要一个「救主」（savior）—但是史诺的意思跟古德诺其实差不多，因为一个救主当然可以享受无限的权力，来救中国的命。

反驳之声：胡适与林语堂

这种中国不能接受民主，需要独裁统治者的思想，有好几个中国人都表达反感，潘文举了其中比较重要的两个例子：胡适跟林语堂。作为中国自由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胡适向为袁世凯起草新宪的古德诺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要搞民主的话，是不是必须得练？如果连「练」的机会都没有，要怎么掌握民主？

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

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

我们要采收将来的善果，现在必须努力播种新因

播种良善的因，方可满仓满屋的收成。

这是我们今日应该有的信心并应该下的决心。

中国人民~醒过来、站出来，将天赋人权拿回来。 pic.twitter.com/3Qd5VMWS7X

— 雅玲 (@YalingTaiwan) 2018年5月17日

林语堂则是对史诺有意见。林语堂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写的东西又骂共产党、又骂国民党，所以开始有人威胁他的生命，他就跑到美国去了。潘文说，林语堂也是美国第一位「心灵鸡汤」型的作家，他的作品在美国也非常畅销。

当林语堂1943年又从美国回到中国，他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为什么有那么多美国人恨国民党，而且特别支持共产党？林语堂认为这是一件危险的事，因为多半恨国民党或支持共产党的美国人，根本看不懂中文，所以也看不懂、没看过共产党的文宣，所以根本不明白共产党的危险在哪。

When small men begin to cast big shadows, it means that the sun is about to set.

林语堂

Lin Yutang pic.twitter.com/pYC2ef0lTk

— Alfons López Tena #FBPE (@alfonslopeztena) 2018年10月11日

林语堂觉得，蒋介石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最起码比毛泽东好。如果蒋介石当权，最起码在我们中国人的屋子里面，还会允许一点点的氧气进来；但如果让毛泽东当权，我们的屋子里面连一点点的氧气都没有了。林语堂回到中国后，用英文写了表态支持国民党政府的《The Vigil of a Nation》。结果有一大票美国记者批评这本书，当中抨击最力的，就是林语堂的老朋友—史诺。

史诺在这本书的书评里头说：林语堂，你就是一个小人，你没有尊严，你也根本不懂历史的必然性，共产党的胜利就是必然的，你必须接受。你这本书非常危险，根本就不应该出版。林语堂就反过来提了一个问题，潘文说，在他的这段文字里，还可以听到胡适1915年的回音：请问，你们美国人总是说，自由是你们的生命之血，但为什么你们一看到中国人，就觉得自由是一种「屁事儿」？认为我们不关心自由，你为什么会这么想？林语堂还说，我这个人没有国家可归，难道你要我一下子跳到共产党的所谓「天堂」里面去吗？「我不跳。」

强有力的现实驳斥：台湾的民主化

潘文说，这种中国人不能接受民主的想法，在美国一直持续了好几十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右派一直很支持蒋介石，也就是当时台湾比较高压的戒严政府；到了七十年代，美国政府又开始跟专制的中国大陆来往。美国的NGO「亚洲观察」（Asia Watch）在八十年代，也写了一句非常「有趣」的话：中国人并未享受自由，但中国不在乎这个东西。甚至有美国的政治集团认为，中国没有罢工、组织工会的自由，这对我们的营利有好处，所以他们下了一个结论：中国的独裁对我们的钱有好处，所以我们还是继续支持独裁的政府。

潘文说，对于这种「中国人不懂民主」的偏见，从八十年代开始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可以加以驳斥—那就是你们台湾的民主化（尽管非常曲折、非常困难）。潘文说，他知道台湾的民主非常困难，有蓝、有绿、有红色的干预、中国的打压、美国的不靠谱、白宫里面还有一个「疯子」，台湾的经济也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潘文一再强调，台湾民主化对于这种偏见是一个重要的突破，「我希望你们不要把这个东西忘掉了，在奋斗与勾心斗角当中，还是不要忘掉这一点」。

(本文转自台湾风传媒-作者李忠谦《思沙龙》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