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敬一专文:中国共产党的双重悲悼(ZT)我在WTO任大使时,有一回与该机构副祕书长布鲁那(Karl Brunner)聊天,瞎掰「中国共产党与德国共产党,哪一个比较坏?」这有点像两个小学生在讨论「是你的老师比较凶还是我的老师比较凶?」纯粹是茶余饭后。由于我们彼此都只有单一观察,所以也没有什么把握肯定地下结论。
哪一群人比较坏,是新鲜生勐的「比较历史学」布氏对德国共产党的感受,是有个人经验的。他家住柏林,但是有个哥哥在冷战时期身陷东柏林,他们兄弟之间偶有通信。有一回东柏林的哥哥在信中表示,希望有机会移居西柏林,结果信件被检查。东德情治机关单单因为这封信,就以「意图通敌」之类的罪名将他哥哥入罪、下狱数年,一直到柏林围墙倒塌之后,哥哥才重获自由。我相信这个经验刻骨铭心,也使布氏很难相信,世界上还有哪个极权体制,能够比东德共产党更可恶。 隐隐然,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更可恶、更扭曲人性。这个感觉,当然是有背景基础的。在读毕《唱垮柏林围墙的传奇诗人》与《18个囚徒与2个香港人的越狱》两本书,有更多的资料背景,能够帮助我把「极权体制比烂研究」这个题材,做更系统性的探讨。
二十世纪的共产极权体制,苏联当然是老大哥。东德、苏联统治下的东欧诸国、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都是苏联老大哥所教出来的小老弟。毛泽东早年说「跟着苏联老大哥走」,应该是真心诚意的。《唱垮柏林围墙的传奇诗人》书中描述,东德共产党也是看苏联脸色行事。即使是一九二○年代的中国国民党,也与中国共产党是同胞兄弟,当年孙文确实吸收了不少苏联的统治方法。 各国共产党系出同门,但如今皆挂羊头卖狗肉但是「系出同门」并不表示没有优劣之别,而就「比烂」而言,后起的共产党政权也未必不能青出于蓝。以下,我试图将文献中读到的极权体制种种彼此参照,做一番比较。 林彪、邓小平两人,都曾经将「马恩列斯毛」并列;说他们是「共产主义体制的五大巨人」。但是把马克思与恩格斯两位拿笔桿的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三位拿枪桿的并列,恐怕是抬举了马、恩二人;他们两个人的道行,差得远了!马、恩二人只是画出一个「共产社会」的乌托邦图像,完全没有想清楚要如何达成乌托邦。照毛泽东的描述,马、恩似乎以为无产阶级革命只是请客吃饭,做文章,绘画绣花,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毛氏对革命的了解更为精确:「革命就是暴动⋯⋯」。 另一方面,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三个人所完成的革命政权,也都与马克思、恩格斯所鼓吹的共产主义,没有什么关系。列斯毛三人都清楚看到了夺取政权的暴力本质。但是他们的夺权就只是夺权,一番血腥斗争之后,原先揭橥的任何革命目标,早就忘得一乾二净。依据极具权威的《世界不平等报告》所载,撇开中东产油国、战乱地区不谈,今天全世界所得分配最不均的前几名是印度、俄罗斯、巴西、中国、南撒哈拉、美国,这前六名就包括了中国与俄罗斯两个号称实施共产主义的国家。「共产」国家能够产生比资本主义国家更严重的贫富不均,这不是挂羊头卖狗肉,是什么? 看清共产主义之恶,需要的时间非常长为什么卖狗肉的中国与俄罗斯,还要坚持挂着「共产主义」、「共产党」的羊头呢?那是因为,卸下了羊头,这两个国家的统治集团,就完全失去了骗人的幌子,会动摇统治基础。一百多年前,「共产主义」的确是有理想性的召唤;不只是召唤工农群众,更召唤了知识分子。当年的孙文、李大钊、鲁迅等人,都是在国外喝过洋墨水的,但也都深受共产主义影响。 德国的诗人兼作曲家比尔曼(Wolf Biermann)自己也说,他的父母亲都是共产党员,他自己从小也对共产党执着,正因为如此,才一直不愿意离开东德。比尔曼这样的执着,一直要到近六十岁才扭转。但是,比尔曼的转向是经验性的,不是理论性的。撰写《中国的古拉格群岛》的廖亦武也提到,鲁迅的学生胡风后来被毛泽东斗,但至死都还只是觉得毛泽东误解了他,还没有正视共产主义之恶。 就总体经济面向看,中国的共产主义实验,要到大跃进、土法鍊钢之后才露馅。苏联则更晚,该国在一九七○年代之前经济成长都超越美国,发射人造卫星也领先,一直到七○年代末,苏联的经济才显露危机。在七○年代,美国还有不少学者到苏联参观,回国之后高度赞扬苏联计画经济之好。台湾到了二十一世纪初,还有朱云汉等人在盛赞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老共也努力向国际做大外宣。种种迹象显示,在强势宣传之下,要全世界都看清楚共产主义的邪恶,恐怕还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我想换个角度,从理论面解释,为什么推动共产主义必然走向极权与独裁。
财产权与政治统治的互为依存虽然许多人对于一九七○年之前的苏联与一九九○至二○二○年中国的经济快速成长有不同的解读,但是大家对于中国、俄罗斯、冷战时东欧诸国的压抑人权、迫害民众,看法却相当一致。这里有个根本问题:为什么共产主义国家都在压迫人权?为什么比尔曼所描述的东德,与廖亦武描写的中国,其欺压凌虐人民竟然若合符节?所以我必须要先解释:共产主义经济,与政治极权是一体的两面;如果政治不独裁,共产经济根本没办法运作。财产若是私有,要强推独裁也极为困难。 在民主自由、财产私有的资本主义社会,有两类因素促使社会远离独裁。 其一:私有财产本身就涵括了附带的处分权,因此至少你的房子、你的汽车、你的土地要如何处置,其决定权在你,不是由国家或政党决定。这些决策范围虽然不大,但频率却非常高,至少创造了许多独裁者力所不及的区块,有「帝力于我何有哉」的自主感。 其二,私有财产也使个人对于财产相关的公共政策有强烈而坚定的意志,他们遂有参与、影响、改变政策的强烈动机。例如,土地所有者才会奋力抗争土地征收、股票大户才会努力游说股利降税⋯⋯这些「因为自己财产利益」而涉入的政策关注,自然而然强化各个领域的社会凝聚力,也容易迫使想要一意孤行的政治势力退让。当私有财产范围越广,社会各阶层关注的政策也就越多元,其所产生的社会力就越大,当然形成更强的政治制衡。 即使在西方民主国家,也有许多人忽略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先验「定格」的重要性。桑思坦(Cass Sunstein)与塞勒(Richard Thaler)两人在二○○九年写了一本书Nudge,中文翻译为《推力》。他们在书中强调,主政者不必太过干涉人民,只要轻推(nudge)一下,引导或扭转方向,就够了。他们说,这种轻推,是父权自由主义(paternalistic liberalism)。但是此中谬误甚多!与共产主义一样,桑思坦与塞勒两人忽略了最最关键的问题:谁是决策者?谁在推人?谁是被推的人?如果先验上有些人就注定要被别人推,那么这还能叫「自由主义」?所以,轻推或重推,没有差别;主词与受词的先验定格,那才是极权思想的关键。在共产社会,拿走人民财产的是「主词」,被拿走财产的是「受词」,主与客一旦定格,就绝无自由可言。 列宁主义的创新「共产」制度拿走每一个人对全部社会资源的所有权,但是整个社会资源终究还是要有所归属。要如何贯彻这个以共产为名的极权体制呢?这就是列宁的创新了。他创建了一个以「共产党」为核心的控制体系:工厂有党、军队有党、政府机关有党、地方社区有党、工会有党、监狱有党、学校有党⋯⋯事实上依中国的规定,所有超过三个以上党员的群体,全都要成立党组织。所以今天在中国,阿里巴巴、富士康、华为⋯⋯所有上市上柜公司,全部都有党组织,都有党委书记。列宁这一套武林祕笈传给了中国共产党、东欧各国共产党,也传给了国民党。 五十年前,台湾各大学都有校园党部;民间企业只要有点规模的,也有党组织。理论上,每个党组织承接上级党部的指令,执行由上而下的决策。所以,整个国家的决策体系,是透过「共产党组织」而层层串接。名义上,这个国家是个实施共产主义的国家,因为到处都是共产党组织。但是实质上,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极权体制;全国各个学校、企业、政府部门⋯⋯都由各级党部控制,而各级党部则由上层的党书记依序控制。列宁的创新设计是政治性的,其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还有没有关系,完全不是重点。 但是东欧国家学列宁的党国体制,就没有中国学得到位。事实上,毛泽东真的是把列宁的极权控制体系,玩到青出于蓝。怎么个青出于蓝呢?让我举几个对照的例子做说明。 毛泽东极权控制的青出于蓝例一:在《唱垮柏林围墙的传奇诗人》书中,作者比尔曼是东德的歌唱家兼诗人,经常带着他的吉他四处演唱,其歌曲歌词都是比尔曼自做,极尽讽刺主政者的迂腐颟顸。美国知名女歌手琼.拜亚(Joan Baez)到访,也能顺利与比尔曼会面。 但是比尔曼的故事在同时间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是不可能的。我们读知名画家、文学家木心所写的〈双重悲悼〉一文即知,中国共产党统治下对艺术家、音乐家所制造的普遍恐惧,恐怕十倍于东德。木心说,当年任何一幅水彩画,都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污染,文革期间画家争相把画销毁,以免成为被斗争的题材,甚至连藏在盆栽土壤内的宣纸,都会被搜出来。 因为画是毁定了,所以「人在画在」、「人亡画在」皆不可能。「人亡画亡」划不来;唯有「人在画亡」一个选项。于是画家们自动毁去画作,苟延残喘地活着。木心在此期间入狱两次,打断他三根手指,令他无法再作画。对照而言,比尔曼还有一双能拨弦按音的手。德国共产党比之中国共产党,和蔼多了。 例二: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岛》,记述苏联时期的集中营,记载了不少逮捕、拘禁、作秀式审判。可是如果读廖亦武《18个囚徒与2个香港人的越狱》以为对照,我们就会发现:相同时期中国的政治斗争,更普遍、更随机、更大规模、更令人髮指。中国古拉格群岛遍布之广,远非苏联能望其项背。
中国共中国摧残人权,残忍凄苦产党在一九六○年代掀起的土改斗争,是全国广泛的农民清算地主。毛泽东要彻底摧毁原有的一切农村价值,所以不能只是政治上由上而下斗争,必须要由广大农民由下而上。因为由下而上斗争规模超级庞大,就必然涉及报复、恶意、借刀杀人等算计,不但过程狠毒,也把人民心底最邪恶丑陋的阴暗面,全都勾了出来。廖亦武所撰写的凄苦文学,我连读起来都感到锥心之痛,遑论身历其境之人?你说,毛泽东与斯大林,谁更能制造凄苦?例三:歌手比尔曼声名大噪之后,东德不太知道怎么处理这位异议分子。后来东德允许比尔曼赴西德演唱,然后就撤销他的护照,让比氏回不了东德,形同被驱逐出境。对照来看,中国如何对待异议分子呢? 你看看刘晓波吧。他也不过写了一份内容普通的〈零八宪章〉的文字,就被捕下狱。比尔曼名声大,但是刘晓波获颁诺贝尔奖,名声更响吧?中国不但不让他出国领奖,还制裁颁奖的国家挪威,禁止该国鲑鱼进口中国,长达八年;这是挪威前驻WTO大使咬牙切齿亲口跟我讲的。至于刘晓波,国际名声反而让他关更久,关到死都不准他出国就医。二○二○年,中国外长王毅甚至警告瑞典:不准颁诺贝尔和平奖给中国异议人士。你说,中国共产党与东德共产党,谁比较病态?
毛泽东生活监控,滴水不漏例四:比尔曼在书中描述他的生活,整体而言,日子苦一些,但是没有什么飢饿。他经常被祕密警察监控,但是到朋友家拜访、唱歌,倒是没有禁止。然而中国呢?毛泽东搞的土法鍊钢、大跃进,造成数千万人飢饿死亡。「飢饿」在当年的中国根本是普遍现象;当时有人开玩笑说,「全中国的胖子大概只有一百人,毛泽东是其中之一」。 至于中国的社区监控,让我描述一个人口学文献上记载的例子:为了有效控制人口,中国强制执行「一胎化」政策,避免已经有一个孩子的母亲再怀孕。许多城市的「街道委员会」,在巷子口墙面上贴上一张大海报,记载着这个巷子里每个妇女的「月经起讫时间纪录」。每个女生连最隐私的月经时间都是贴在巷口,你说,中国共产党的监控,比起东德共产党,做得如何? 例五:比一比杀人吧?唉!这种比较非常无聊。但是如果从中能够凸显统治者的心态,那还是有意义的。东德与东欧诸国的共产党,都是斯大林的小老弟,杀人与残忍还不能与斯氏相比。依据维基百科,斯大林所搞的斗争、清洗政敌,顶多整死大概百余万人。毛泽东呢?五○年代清算地主,失踪自杀的不算,依据他自己的估计,大概杀了两百万人。大跃进时的大飢荒,饿死数千万人。文化大革命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大概在数百万到两千万人之间。最骇人听闻的,是毛氏与赫鲁雪夫的对话。毛说,他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在中国,由中国引诱美军深入,然后请苏联向中国投掷原子弹,一举歼灭美国主力军队。中国人可能死亡四亿(当时人口六亿),但是很快就可以补上⋯⋯你说,这样病态的杀人政权,普天之下谁能企及? 例六:共产党极权统治者当然都是斗争高手,但是堪称战略专家的,恐怕没有人能与毛泽东相提并论。毛氏提出「口袋战术」,用之于国共内战与韩战,让国民政府与美军皆伤亡惨重。毛氏的游击战术十六字「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则更有代表性。这十六个字不但刻画出游击战死缠烂打的精髓,更凸显毛氏心中完全没有「成本」的影像。我追、我扰、我打,都是要付出我军代价的。正常的军事布局,都是要在成本与战果之间取得平衡。但是毛泽东不是;他只看战果,不计代价。战果是他的政治胜利,代价是别人的生命牺牲。你说,这样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会治理出什么样的国家? 疯子即使死去,余孽犹存任何一个极权体制,都是由一个「极权者」建立的;天下是他打下来的、政治控制是他搞定的。极权体制有多烂、多可恶、多扭曲人性,就要看这个创建极权的「始作俑者」有多病态、多邪恶、多丧心病狂。例如希特勒,他搞集中营、屠杀几百万犹太人,大概是邪恶的标竿型人物。又如毛泽东,他搞人民公社、大跃进、土法鍊钢、文化大革命,搞死几千万人眉头不皱一下,应该也是病态邪恶的典型。希特勒是病态地仇恨犹太人,但是毛泽东却不止于仇恨一个特定族群;他把所有对他无限极权有阻碍的人,全都视为「要清除的对象」。所以毛泽东所直接间接杀掉的人,可以十倍于希特勒。 毛氏不但堪当古今中外杀人冠军,他对于「体制」的摧毁,大概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秦始皇的焚书,只是焚掉书的文字。但是文化大革命,却是从根本面焚掉书的正当性。文革时「不会出问题」的文章,大概只剩下毛泽东或是鲁迅所写的;其他所有的书,还是担心会出问题。秦始皇的坑「儒」,其实只是坑掉一些医卜人士。但是文革期间,绝大多数读书人的下放劳改、高考停摆、升学看「手上老茧」决定,是完全坑掉「知识」。为了权力斗争,毛泽东什么都干。 我们经常听人说,一个人的声誉要建立,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要毁坏名誉,却可以在一夕之间。摧毁文化的过程却恰恰相反:你要搞文化大革命,可以在短短几年之内毁掉文明;但是毁了之后要重建,却是极为困难、漫长。像毛泽东这样丧心病狂的领导人,他统治中国三十余年所带来的政治、文化、社会冲击,恐怕会影响非常非常长久。文革之后,中国整体经济文化气氛大乱,即使邓小平掌权,推动改革开放,也要十几年之后经济才渐上轨道。毛泽东虽然死了,但是当年在文革期间耳濡目染的习近平,你认为有没有感染到毛氏病毒? 对中国共产党,有两重悲悼为什么残暴统治的阴影会挥之不去呢?中共是不是如马英九所说,已经「改邪归正」了呢?让我再说个木心的故事。在他〈双重悲悼〉一文中,木心提到他绘画老师林风眠,因为年轻时的水彩绘画在文革期间全部销毁了,所以在文革结束后,林先生试图重拾画作。但是木心说,文章、乐谱烧了还可以靠记忆重写,但是画作,就是没有办法重绘。如果画可以重绘,那就不会有所谓「神来之笔」。文革之后林风眠已过高峰,他在文革受到打击是悲悼,但是在文革后想要重绘已然无法再现的画风,那是「双重」悲悼。我几次读到这里,心里都难过得难以自持。
极权狂人对文明的摧残,是难以在短期重建的。硬要去搞几百间孔子学院或是重建大国形象,都像是重绘原画,都有一种极为勉强的空虚。 在毛泽东残忍暴戾数十年统治之后,中国似乎已经习惯了人命如草芥,所以才会在一九八九年六四民运时,有「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稳定」这样的狂犬病逻辑。台湾今天的处境危险,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千百年难得一见」的人魔毛泽东肆虐之后,已经离人性的温暖太遥远。台湾的危险,不是因为邻居有多少战机、有几艘航空母舰,而是因为对我们有敌意的统治者离「文明」太遥远! 他们从一九五○到一九九○年狠狠摧毁了文明的温暖,那是一重悲悼。 现在又试图强用经济力、用战狼的帝国姿态,去勉强填补还未能复原的文明空虚,这不是第二重悲悼吗?
*作者为美国密西根大学经济学博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中研院副院长、中华经济研究院董事长、行政院政务委员、国家科学委员会主委、我国驻世界贸易组织(WTO)常任代表等职。2010年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院士。2017年复获选美国国家科学院(NAS)海外院士,是亚洲第一位获选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本文选自作者新着《维尼、跳虎与台湾民主》(印刻) (以上转自台湾风传媒报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