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将普丁跟俄罗斯人分开」 余杰:投票给普丁的人都是战争的帮凶(ZT)俄罗斯上(2)月24日起全面入侵乌克兰,战事愈演愈烈,旅美作家、政治评论者余杰批评说:「投票给普丁的人,都是战争的帮凶」,还认为即便中国民主化,也必定选出「普丁这样的人物」。 余杰近日在脸书粉专留言评论说,俄罗斯总统普丁「得到的选票是八成,支持率最高时有九成」,「投票给普丁的人,都是战争的帮凶」。 余杰认为,「不能将普丁跟俄罗斯人分开,正如不能将习近平与中国人分开」,「当然,俄国有若干反战的勇士,但总体而言,他们在俄国仍然是沧海一粟」。 余杰也提到,中国民主化「最好的结果就是俄罗斯模式」,那麽,民选出来的「必定是普丁这样的人物」,「打台湾和镇压少数族裔,比今天的中共还要血腥」,「因为中国只有这样的民情秩序」。 根据《维基百科》介绍:「普丁参加2018年俄罗斯总统选举,并以76.67%的支持率在选举胜出,获得连任,任期六年,他并将会执政至2024年5月7日[69]。自上次总统选举以来,普丁的民意支持率一直高于80%」。 (以上转自台湾苹果日报) ---------------分界线--------------- 中东的民主化:寒冬之后的暖春,还是带来冬天的春天?(ZT)
Mubarak与Morsi下台之后的埃及会走向民主吗?这大概是继突尼西亚「民主化」运动后最耐人寻味的中东议题了。从国际层面观之,美国有能力可以促使埃及「民主化」的进程较为平顺,就像欧盟(EU)影响土耳其的民主化一样。作为埃及最大的外援国家,美国绝对可以实际上影响埃及军方的决定,如果美国捨此不为,必然是有其它更深一层的考量。 国内层次,相对来说就比较複杂;今日的埃及人民(无论男女)已不再是政治冷感或是畏惧独裁力量的群众。他们成千上万地涌上街头,坚定地表达希望更换政治领袖。此现象在若干年前几乎是不可能在中东国家发生的;因此,往好的方面看,这是中东国家的「民主化」。然而,这样的「民主化」实际上是摆盪在世俗与宗教之间纠结。以埃及或叙利亚为例,两者在中东「民主化」浪潮兴起之前都是强调国家安全优于人民安全的警察国家(security states), 【注1】但目前发生在两国的政治动乱已大大地反映出宗教上的伊斯兰主义者可以在这样的国家佔有政治的一席之地。从2011年1月埃及人民走上街头要求Mubarak下台那一刻起,被号称阿拉伯之春的「民主化」运动已不再是单纯地推翻极权政体那麽简单。事实上,回顾最早的突尼西亚革命;埃及与利比亚的群众抗争;现在叙利亚的内战,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运动其实相当程度上是在替伊斯兰主义发声,甚至是为其取得政权统治之合法性。
回顾那些在中东或北非地区被推翻的政治强人,他们在位期间的共性就是尽可能在国内政治上减少伊斯兰对于世俗政治的影响。然而,对民众来说,伊斯兰的教义与生活方式是最直接、熟悉与情感上可接受的政治选择。在强人独裁下,少了权力轮替的形式民主,但实质上往往比伊斯兰主义者更亲近西方,也更开放国家。但这样的作为却不见得被人民接受,更不见得会被理解为是实质的民主。从埃及的Mubarak,到利比亚的Gaddafi,再到叙利亚的al-Assad家族,这些被推翻或受到质疑的政治领袖无一不是执政期间对其境内的伊斯兰主义者进行压制。但相当程度上,这些强人政权下的警察国家是中东与北非地区实施经济现代化与世俗化政治的践行者。 与埃及不同,叙利亚的问题在国内层次上更为微妙。Al-Assad家族本是该国境内少数什叶派中的阿拉维派(Alawite),自Hafez al-Assad透过政变取得权力后,叙利亚官方一直澹化宗教信仰的差异。而继任者Bashar al-Assad则进一步实行更为开明的政策。自2000年起开放党禁并释放若干政治犯,同时缓和与西方国家的紧张关係。只可惜,从冷战时期开始,叙利亚就被西方世界定义成麻烦製者,特别是该国对于巴解组织和真主党的一贯支持,及其与伊朗的同盟关係,让美国最感不悦。从这个角度观之,推翻当前的叙利亚政府十分符合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需要。 然而,前车之鑑不宜遗忘。中东「民主化」的事实表明,推翻强人之后成立的新政府不一定是「真」民主或「更」民主。昔日在这些国家内部被强人政府所压制的伊斯兰主义者必然会借助民意大力推行伊斯兰教义,彷效1979年伊朗革命的逊尼派策略。简言之,回归伊斯兰恐怕才是现阶段中东「民主化」的实质内涵,但在多数人眼裡,阿拉伯之春是在向独裁政体进行挑战;忽略了世俗与宗教两股势力在国内政治利益上的拉拔。 中东的「民主化」在未来一年内究竟会怎麽发展呢?以现况来看,大概只有突尼西亚勉强可以完成民主转型;移除强人之后的利比亚短期间无法跳脱无政府的失序状态;叙利亚的内战依旧处于遥遥无期之僵局;叶门或是巴林则是在美国「技巧性」的支援之下续行高压统治。镁光灯下的埃及则陷入军方与伊斯兰主义之间的政治斗争,双方必须在相互妥协与全面衝突之间抉择,但无论如何穆斯林兄弟会都不可能认输,发动群众进行抗议的策略会持续与零星地进行。时间将证明一切,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主义者将不断强化自身组织的团结,藉由信仰带来的群众力量与压抑它的强人政体或是军方势力对抗,在「民主化」的外衣之下,发展出新的求生之道。 注1:具体的概念包括: (1)国家安全是执政者强调的责任和首要顾念; (2)在政府组织体制和政策决定上建立军事、外交、内政、经济与情报部门之间的集中统筹和全面协调; (3)对国内的人力、物力,甚至是意识形态的资源具有充分动员与掌控权;(4)行政部门容易成为总统在对外事务上的权力工具; (5)政府机构内部的权力结构不当扭曲;即专业部门或机关的实际影响力下降,而军事部门和情报部门的干预权扩大; (6)对外政策事务高度安全化(securitization),使得政策不透明或隐秘性(secrecy)成为合法。 (以上转自东森新闻云论)
--------------分界线----------------
底层之恶在大国是一个常态现象,早已泛滥成灾,让人提不起批评的兴趣。最近西安疫情防控期间底层之恶集中爆发,引起怨声载道,原西影厂股份公司董事长孙毅安的《疫情期间,那种恶,无边无际》瞬间走红网络。但是,他骂得再痛快,也于事无补,因为他并没能挖出来深层原因,更没提出有效的解决之道。
一、底层民众为什麽这麽恶? 因为他们没有社会权利,经常被人欺负,包括上层的官员和同为底层的群众。于是,一旦他们获得官方授权,就十倍百倍地放大,把他们经年累月所遭受的鄙视和欺压恨不能一次性全都报复回来。
二、权力无限制,下层无底线 当权力没有限制,下层就没有底线。如果上层可以合法伤害下层,下层就以无底线甚至无人性相对抗,也相互伤害。当别人都是敌人,底层之恶就彷佛获得了天然的正当性。这就能解释毒牛奶、地沟油、害人医院、社会极度冷漠等等非人道现象遍及中国。
叁、是谁搞得“别人都是敌人”? 是垂直权力体系。这种管理方式打散了传统社会的横向组织,包括乡绅社会、老乡会、同学会、战友会、行业协会、地方商帮、信仰团体等。传统社会讲究“邻里相望、守望相助”。一旦横向社会组织被打散,每个人都成了孤立的个体,他们除了相互伤害就没有别的自助手段了。因此,这种底层之恶如果说是一种文化,也是两千多年来最恶劣的文化,并非常态,否则就不会有延续几百年的王朝了。
四、你骂底层, 那麽你是谁? 如果你是上层,你这个谩骂就是贼喊捉贼。当社会处于非常态的时期,上层人物也会被下层侮辱,比如这位孙先生所遭遇的状况。 要解决下层之恶,必须保障他们的法定权利。当下层的法定权利被随意剥夺、剥夺殆尽了,他们除了作恶还能怎样自救呢? 虽然并不真能自救,仅仅是心理补偿,但饮鸩止渴,聊胜于无。
五、底层之恶,让底层更悲惨 当底层互为敌人,上层就稳如泰山。除非相互作恶彻底失控,那就狼烟四起,社会再无太平,历史的循环也就近在咫尺了。因此,底层互害既不是底层保护自身权利的有效手段,最终是双输;也不是社会稳定的长效机制,互害长了就再无稳定。 六、中国人怎样才能走出“底层之恶”? 下层必须有信仰有底线。不能因为上层无限制,你就下层无底线。这已经反复证明并非自救之道,虽然一时解恨,结果只能是互害、双输。你如果有底线,回归到“邻里相望,守望相助”的基本文明状态,上层还敢肆意妄为还能肆意妄为吗? 七、下层怎样才能有底线? 必须有信仰。没有信仰的无神论者是不可能有底线的。而且,历史证明只有基督徒才有底线对抗强权,正如早期基督徒征服罗马帝国的故事。其他宗教和文化都无力对抗强权,最后反而成了强权的帮凶,儒家文化、佛教、伊斯兰教无一例外。 (以上转自万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