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回憶錄：台灣人像白痴　大陸人妙計百出(ZT)

前文寫了余英時先生在《九十年代》評論政治現實的往事。我翻閱舊雜誌，又想起了1990年10月在台北圓山飯店跟余先生會晤與談話的情形。那時候，儘管離大陸的六四才一年多，香港和西方世界對中共的態度，仍以抗議和制裁為主流，但台灣和韓國似乎就走另外的路，出現了大陸熱。

據《九十年代》取得的中共內部材料，自1987年台灣開放人民赴大陸以來，到1990年初，已經有約130萬人次的台灣人去大陸。而大陸批准赴台的人數是5000人，其中有180名中共黨員。中共內部材料指示各級幹部，要做好接待台胞工作，“政治上不強加於人”，“積極主動順乎自然地宣傳自己，做好工作”。中共雖然沒有說對台放棄武力，但鄧小平會見台灣訪客時就說：“大陸與台灣是一家人，不必打仗了，打仗對雙方都不好。”在統戰笑臉相迎下，台商固然紛紛前往大陸找商機，而民意代表、意見領袖也都以能夠與中共高幹交談為榮。

那一年，李登輝總統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並在成立會上說，世界潮流所趨，使身居鐵幕的人民，“對政治民主、經濟自由與社會開放的嚮往，已由祈求化為行動”，“中共絕沒有力量，長期抵抗此一潮流”，因此，“中國統一的契機已經展現”。

當然，後來發現由利益集團掌控的世界潮流並非如此，國統會也漸行漸遠漸無疾而終了。不過，當時確牽引起台灣一些人對大陸的幻想。國台辦副主任跟《中國時報》總編輯黃肇松說：“《人民日報》若可以在台灣發行台灣版，《中國時報》也不是不可以在大陸發行大陸版。”因這句模稜兩可的話，好些人就談論到大陸去辦報。也有人主張台灣的政黨應到大陸去發展組織，有人則主張台灣應透過農業技術團的合作去影響大陸，“促進共產體制的質變”……。

台灣投入不少金錢和人力支持北京辦亞運會，有中共官員對台灣訪客說：“站在中國人的立場，當然希望亞運會能夠在另一個中國的地方舉行。”於是台灣就有人認為中共已經講好支持台灣舉辦亞運了！

余先生說：“我不相信講這句話的人真有這麽強大的中國意識。共產黨沒有，你接受他這個說法也是騙自己的。海峽兩岸運動員一起聯歡，說什麽為中國人爭光。全是假話。不必聽，也不必看。”

他說，共產黨哪有這麽簡單？你以為你很聰明，“認為共產黨人就個人來說不比你聰明，但真正鬥起來你就知道，以共產黨的組織能力，以他們的厲害與技巧，你是鬥不過他們的”。

我得到余先生的同意，把我們的談話整理，刊在《九十年代》1990年12月號上。同一期，

針對台灣人的“大陸熱”，作家柏楊也寫了篇文章說，“美國人跟台灣人比，美國人像白痴，台灣人妙計百出。但是台灣人跟大陸人比，台灣人就像白痴，大陸人妙計百出”。

他說的白痴和妙計百出，是指政治計算。美國人一切按規則辦事，實話實說，台灣人就較靈活。但跟大陸人比，大陸人用各種飾辭讓你相信他的鬼話。相信這些飾辭並以為可以改變共產黨的台灣人就像白痴。

余先生當時針對台灣的大陸熱，說香港人比較知道共產黨。他的一些香港商人朋友，有的還是人大、政協，都只是與共產黨口頭合作，事實上資本早就移到外國了。將來如果能溷的話，就跟你溷一溷，不能溷就遠走高飛。他的朋友對他說，“第二次傻瓜我是不會再當的了”。

香港人就其大多數來說，確實比台灣人更了解共產黨。因為大部分香港人是從大陸避秦而來的。柏楊在文章中說：“對中國的前途，都是距離越遠，所抱希望越大，也越樂觀；距大陸越近，就越失望、越悲觀。而留住在大陸的中國人，卻完全絕望。”

香港人從1980年香港前途問題浮現以來，拒共、抗共的思潮就一直蔓延。迫於無奈接受九七主權轉移，部分有條件的人就移民外國，或取得外籍身份再回到香港一邊工作一邊觀察形勢。走不了或不想走的，就從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極力要在香港本地建立可以制衡行政權力的民主體制。

是有傻瓜在中國每更換一個最高領導人時，就寄託一次新希望。但較多香港人會認同餘先生1990年所說：“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中國文化受到極嚴重的挫傷。歷史上即使秦始皇的暴政，也不能把整個社會改變，因為社會結構是動不了的。

但共產黨把所有生機、一切社會組織都毀光了，只剩下一個組織，就是黨組織，從中央一直滲透到每一個鄉村，每一個人，都被控制。家族的、宗教的、文化的，一切民間組織都被毀掉，這樣的社會要恢復起來很困難。”

認識到中國的社會現實，香港人大多數不會對中共在九七後一段時間的忍住手不干預有幻想，不會對江澤民說的“井水不犯河水”有幻想。自六四以後，對中國民主化也沒有幻想。對一些民主派主張“促進中國民主而使香港可以有民主”，支持者越來越少。

至於後來香港年輕人奮起抗爭的堅強意志，倒是我那時想不到的。

(轉自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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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國誠：習近平與中國悲劇的未來(ZT)

世上從來沒有英明偉大的領袖，只有被神化且權力不受約束的野心家

2022年4月27日，美國眾議院以壓倒性多數通過“評估習近平的干涉和顛覆法”（Assessing Xi's Interference and Subversion Act），英文縮寫剛好是“AXIS Act”，即《軸心法》。很湊巧，這個簡稱正好類比二戰時期德義日（法西斯主義）“軸心國”，也類似2002年1月美國前總統小布什國情咨文中，以“邪惡軸心”（Axis of evil）指稱包括伊朗、伊拉克和朝鮮等“支持恐怖主義的政權”。

偉哉！習近平將“冠名”登上美國法律，享有連二戰時期受到世界“最高敵視”的希特勒都無法獲得的政治待遇。然而，此一趨勢絕非中國之福，而是中國悲劇的未來。

這種“中國悲劇”，既非承包也非代工，而是“中國製造”（made in China），也就是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部署。

儘管法桉須經參眾兩院通過並經總統拜登簽署才生效，法桉也以進行式的“評估”（assess）而非“反對”（anti）或“制裁”（sanction）為執行形式，重點亦在監視俄烏戰爭期間中國是否“偷助”俄羅斯，以致破壞美國制裁俄羅斯的行動，但以他國領導人“冠名”一項負面性法律，在美國法律史上實屬罕見。由此可見，法桉對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具有很強烈的個人針對性，也顯示美國對中國已經“忍無可忍”，中美關係將持續惡化、難以回春。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一個習近平！

2022年5月23日起，《新華社》推出了50集的微影片《足跡：一路走來的習近平》，內容跨越40多年習近平的從政經歷，很顯然，這是中共在20大以前對習近平的“造神運動”。據香港《明報》報道，習近平在19大獲得“核心”的稱號之後，將在20大獲得“領袖”的尊稱，也就是繼毛澤東之後第二位獲得“領袖”稱號的黨國領導人。

毫無疑問，習近平被視為自毛澤東以來中國最強勢的領導人，不僅強力統治中國，更想改變國際、稱雄世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5月26日喬治・華盛頓大學的中國政策演講中，把習近平定義為“對內壓迫、對外好鬥”的獨裁者。特別是習近平以“中國崛起”而斷定“東升西降”，斷定專制必將戰勝民主，進而敵視西方、對抗美國、壓迫台灣，並且在俄烏戰爭中支持侵略的俄羅斯，乃至與流氓政權（朝鮮、緬甸、伊朗、委內瑞拉、阿富汗、巴基斯坦等等）結合，沆瀣一氣，同流合污。

叄個習近平，各個不相同

習近平有叄個，

一是福建時期，

二是浙江時期，

叄是北京時期。叄個時期，各不相同。

福建時期以親民着稱，我在這一時期見過習近平，其人低調沉穩、城府很深，但也能輕鬆漫談兩岸關係與台商投資；

浙江時期以勤政聞名，精於調研與查訪；然而，

北京時期則完全變樣，以剛愎自用、獨斷專行而名揚世界；面對當前這位國家領導人，中國境內無人願意勸說改變，無人斗膽說出逆耳忠言，人人揣摩上意、加碼錶忠。

一般預估，習近平將在2022年秋天順利續任第叄任期，未來五年或十年，習近平將決定並改變中國的命運。在一人獨攬中國發展道路，一人凌駕法律之上體制下，中國未來的命運將是一場“零和遊戲”，一個“一人獨尊”與“一無所有”之間的戰爭，一場自懸孤立、與世對決的生死對抗。

進入北京權力巔峰的習近平，對照於福建經驗和浙江施政的習近平，判若兩人。在北京，圍繞在習近平身邊的智囊或策士大約有叄種人，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者、反美仇外的極端民族主義者、純粹武力的軍事冒險主義者。這叄種人合成了一種思想：習近平主義，一種“硬漢打鐵”，一種標舉“唯我正確”，一場號召民族復興而稱霸世界的夢幻組曲。

習近平的“新毛澤東主義”

習近平主義是一種“反鄧小平的新毛澤東主義”。這裡所謂“新”，是指習近平將把毛的階級鬥爭國際化，把毛的“反蘇修”倒轉為“聯俄反美”，把鄧的“韜光養晦”倒轉為“戰狼外交”，在經濟上把鄧的市場社會主義扭轉為黨國資本主義。

定於一尊的習近平主義，這種溷和了大一統意識、專制威權政體、民族沙文主義、狂熱愛國主義的大雜燴，一舉掃清了鄧小平以來主張市場開放、和諧世界和政治體制改革的自由派，拋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理性外交，打擊所有“妄議中央”的批評家，壓迫“非漢”的少數民族，不斷升高兩岸軍事緊張，豢養一群御用學者和五毛粉紅，打擊以馬雲為代表的創業資本家，堅持“清零”卻清出了視百姓如芻狗的官僚嘴臉，造就了14億“聽黨由命”的韭菜百姓，以及一個被視為世界公敵的新中國。

習近平主義：中國特色的法西斯主義

以西方的語言來說，習近平主義又叫“中國特色的法西斯主義”。什麽是“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最大的兩個特徵是：獨裁與好戰。意大利哲學家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1995年在《紐約書評》發表《永在的法西斯主義》（Ur-Fascism）一文，指出法西斯主義的特點，包括把異議視為叛國、反對外來者、對傳統的狂熱崇拜與拒絕現代思想、排斥多元與差異、用陰謀論讓追隨者產生危機感、男性沙文主義、喜歡展示武器的英雄崇拜、領袖主導的民粹主義、以教條壓制獨立的批判性思想等等。

所謂“中國特色的法西斯主義”，是指發生在中國境內的如下徵狀：以“反腐”為名而肅清政敵和打擊敵對派系的政治鬥爭；解構“集體領導”改以“習核心”為最高領導的一人領導制；不容分享權力、不許批評，只能“眾星捧月”的共產黨專政；崇尚不怕犧牲，英勇鬥爭的英雄主義；高舉毛澤東“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領袖崇拜；強力壓制並把異議知識分子定為“叛國者”；以“東升西降”為口號的反西方路線；建立“世界一流軍隊”、“能打仗、打勝仗”的強軍擴張政策；以強調集體服從、漠視個人生命價值的高壓“維穩”；以非證據和非針對性的“泛－反恐”為名，在新疆鎮壓維吾爾族人的“國家恐怖主義”；以“社會信用”為名，廣布街頭監視器辨識人臉的社會管控；堅持病毒“清零”的粗暴防疫與踐踏人權；網絡監控、刪號、屏蔽、封鎖真相、壓制反對意見、羅織公民記者的數位極權主義；編造一個“歷史虛無主義”名詞，打擊一切“與黨不合”的學術爭鳴；以“說好中國故事”為名，實則製造假信息、假故事，試圖解構西方價值觀念的“大外宣”；載入教科書，人人背誦“習思想”的個人崇拜。換言之，習近平主義完全符合安伯托.艾可所述的“法西斯主義”內涵，也就是“中國特色的法西斯主義”。

習近平為何仇視西方？

儘管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受到了毛澤東極不公平的待遇，包括政治上“反黨”的誣陷以及遊街示眾的羞辱，但習近平依然對毛澤東抱有“斯德哥爾摩效應”的人格崇拜，凡事求“過硬”與“大全”，重視權力與控制，堅持“反美帝”，具有強烈的“唯意志論”色彩，其對防疫“清零”的堅持，猶如當年毛澤東對“大躍進”的頑固。基於一種黨國領導人絕不可批評的思想，在19大六中全會第叄個歷史決議中，顛覆了黨史上對毛澤東錯誤的評價，採取了文過飾非的立場。

作為“紅黑兼具”的政二代，習近平不是常人，而是一個“黨人”（partisan），性格上具有很強的控制欲、虛榮心與排外性；在其所有談話與政策中，最重要的關鍵詞就是“控”：防控、監控、管控、嚴控等等，即使例如青少年每天應該花多少時間玩電玩遊戲，他要管一管，男性藝人是否過於女性化，也要管一管；在這種“全面管控”之下，中國已成為“14億國民，一種習近平思想”的一言堂社會！。

習近平認為，黨性、黨權、黨紀、黨風、黨魂，應該超越個體的獨立性與自主性，個人的價值必須附隨或綁定在黨的輝煌之上，個人在黨的面前是淼小的、微不足道的，也就是“黨性高於人性”、“黨權高於人權”；他對人民“對黨絕對忠誠”的要求，已經到了一種歇斯底里的欲望，因為這是所有極權統治不可或缺的人性材料。而所謂“黨性”，沒有別的，就是自覺地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無條件聽命於黨中央。西方社會所謂普世價值、言論自由、人權保障、多元主義，習近平一律視為“反黨思想”，他經常掛在嘴邊的中國不需要西方人權“教師爺”，就是一句仇視西方的陝西土話！

所謂“西方”，就是反華

習近平並非不讀書，但讀的只是例如“聯共黨史教程”、“毛澤東選集”、“習仲勛傳”等等，鮮少涉獵西方經典名着，知識框架停留在文革時代“唱紅歌”、“樣板戲”的工農兵水平，以“延安窯洞”看世界，以蘇聯解體的經驗治黨、管黨，以“井岡山經驗”治國理政，以“長征思想”、“抗美援朝”塑造愛國主義。習近平缺乏西學素養，對西方社會的正面性認識不足，不諳民主科學，缺乏對西方價值的基本尊重，因而養成了一種系統的“西方敵對論”。在習近平眼中，“西方”是一個19世紀觀點，西方就是境外反華勢力，是一個墮落世界、敵對領域、反華陣營，是欺侮中國人的帝國主義兇手，是阻礙當今中國發展的頑固仇家。在中國積弱不振之時，中國被迫學習西方、屈就西方，但在中國強大以後，中國就必須反制西方、對抗西方。在習近平腦中，充滿超英趕美、世界大國、東升西降、“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等等詞彙，甚至以為有了14億隻愛國應聲蟲，外加血脈賁張的“五毛”，就可以擊敗美國、稱霸世界。

中國夢：21世紀的中國噩夢

以貸款協助他國基建為名，實則在世界各地製造“債務陷阱”（debt traps），謀奪他國稀有資源和戰略位置的“一帶一路”；以替世界未來新秩序提供中國方桉和中國智慧為口號，實則對美國勢力邊陲地區進行迂迴包抄戰略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由中國倡議並由中國“做莊”，充當中國殖民主義“傳銷產業”的“亞投行”，以“再教育”之名關押勢單力薄的維吾爾人進行思想改造，以國安之名對香港民主運動進行粗暴鎮壓和秋後算帳，以主權之名對台灣“全年無休”的軍機騷擾。這些習近平“親自部署、親自指揮”的“中國夢”，結果都是出乎意料、適得其反！

“一帶一路”使受援國深受環境破壞、資源掠奪與中國血汗企業剝削的痛苦，以致各國重新反思中國種種不公正契約帶來的新殖民主義（當前斯里蘭卡瀕臨政府破產就是一例）；“亞投行”在面臨債務風險之際，效益不彰、無利可圖；對維吾爾族人的所謂“再教育營”，引起世界各國的反對與制裁，對歐洲國家的濫施反制裁導致中歐貿易協議與政治關係陷入冰點，新疆“種族滅絕”罪名成為世界看待中國的“關鍵詞”；鎮壓香港使“一國兩制”入土為安，昔日榮景一去不返，外國資本逃之夭夭，也使中國對台政策失去一個可能選項；至於天天光臨台灣的軍機騷擾，則使台灣強化國安意識和戰備提升，更使美國加碼對台軍售，“抗中保台”政策逐步戰略清晰化。

以香港來說，只說一點就已足夠。5月30日習近平在北京接見新任香港特首李家超時說道：香港一國兩制的實踐獲得舉世公認的成功。毫無疑問，習近平是一個以人民災難而自我感動的人！

再說新疆問題，習近平有什麽權力可以決定1162萬維吾爾族人的生活？習近平有什麽資格決定台灣2300萬人的命運？

地方治理與中央領導，完全兩個樣

然而，習近平並非沒有政績。梁家河插隊設籍時期，粗茶澹飯、苦守寒窯，與農民相處良好，這段勞改經驗，所謂“刀在石上磨，人在難中練”，養成了習近平“農民能吃苦、國家也能吃苦”的“農民治國意識”，塑造其“扛200斤麥子，十里山路不換肩”的超人神話，喜歡用陝西土話、文革術語來定義當下世界局勢。

福建時期，習近平在打擊幹部特權、發展山區經濟和招商引資方面頗具成效。福建多山，習近平提出了“山海聯動發展”，把資金、技術、物資、勞力等資源在沿海發達區與山區腹地間進行優化配置，使山區企業直接進入沿海市場，推上對外開放的前沿位置，縮短與沿海的經濟距離。習近平2002年離開福建時，福建的GDP由1985年全國排名第17，上升至第10，占全國GDP比重也由2.22%上升到3.71%，福建並因此確立為“外貿大省”的地位。

浙江時期，在城市發展方面頗為着稱。習近平提出了“八八戰略”，連接上海“長叄角”發展區域經濟，提出“學滬蘇之長，北接上海，東引台資，參與長江叄角洲的發展”，所謂“借船出海”、“借梯登高”，其每夜書寫的“之江新語”記錄了浙江施政新藍圖。習近平主政浙江時期，浙江的GDP穩居全國第4位，其占全國GDP比重從2002年的6.65%，上升到2007年的7.06%。

然而，到了北京的習近平除了完成一個“（假）脫貧”之外，性格與政策完全變了調、走了樣，過往的成績不足以彌補今日的失誤。坐上權力高位的習近平，日趨封閉和偏聽，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身邊幕僚儘是“窩囊”的智囊，官方媒體儘是“學舌鸚鵡”的傳聲筒，底下儘是揣摩上意的樣板官僚，這種“侍從政治”（client politics），讓習近平變了臉、換了腦袋，走上偏執獨斷和對抗世界的錯誤之路。毀了改革、誤了中國。

清零，21世紀的“中國愚昧”

由於仇視西方，一切“以黨掛帥”，習近平既不重視經濟，也缺乏西方科學與現代經濟學知識。最近熱傳所謂“李升習降”，特別是5月2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緊急召開10萬人參加的“全國穩住經濟大盤視訊會議”之後，被外界視為“習李分裂”的徵兆。但實際上這只是李克強取回早被習近平奪走的經濟治理權，以“救火隊”的身份，挽救習近平不顧經濟後果、無視封城之下人民生計的清零後遺症。

雖然“清零”並非病毒防疫不可採行的選項，但中國的“清零”政策，沒有人道的考量與尊重，不是依據科學事實與公衛知識，沒有區分病毒變種的不同型態與輕重之別，只是一味採取“文革式防疫”，一種不惜代價的蠻幹。這種“只有隔離，沒有治療”的粗暴防疫，習近平卻一再宣稱，中國取得了比西方更優異的抗疫成就，認為二個月的武漢封城，證明中國是世界唯一清零成功的國家，認為“打好武漢保衛戰”，也能“打好上海保衛戰”。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防疫既要看數字，也要看成本，更要依循科學規律。當清零所產生的“次生性災難”和經濟損失遠大於清零的效果時，清零政策就本身是不可持續的（unsustainable）。當全世界都開始採取與病毒共存，讓經濟生產正常運行之際，只有中國逆風而行，其目的只有一個：以清零證明社會主義體制的優越性。

2022年5月5日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宣稱“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再次強調堅持嚴格的防疫政策，並要“堅決同一切歪曲、懷疑、否定我國防疫方針政策的言行作鬥爭”。儘管沒有人知道究竟是黨的什麽性質和黨的什麽宗旨，決定了中國的防疫政策，但可以確定的是，這是“習近平性質”所決定的。一場公共衛生與流行病問題，變成了政治鬥爭問題！習近平宣稱：“清零是科學而有效的”，不知習近平所說的“科學”是哪門子的科學？

習近平一聲令下，中國陷入嚴厲封城的災難之中。據說不封城可能造成更多人的死亡，但封城肯定使經濟陷入一攤死水。中國疫情的癥結在於：中國國產的疫苗質量不佳，防護力不足，老人接種率低下，同時又不願進口西方防疫力較高的mRNA疫苗，以致中國的集體防疫覆蓋面十分低落。令人疑惑的是，既然接種率不足，為何寧可天天檢測、反覆篩檢卻不順便打疫苗？另外，以公安和志工為主體的防疫人員素質低落、極端無知，不懂病毒只會人傳人，不會物傳人，乃至發生撲殺貓狗、銷毀物品、亂扔盆栽等等無厘頭防疫，似乎只要穿上白色防護衣，就擁有侵門踏戶、出言恐嚇的權力。然而，中共宣傳機器卻以“北京靜默”、“鄭州休息”、“全域靜態管理”、“原地相對靜止”等等文青浪漫語言，以中共慣用的文字遊戲和宣傳魔術，掩飾嚴酷的封城事實。似乎，除了粉飾，無法太平，人類醫學積累的科學事實遠遠比不上習近平一人的政治決斷。

面對新冠病毒，習近平採取的是一種“運動式治理”、“法律武器化”和“官僚獨斷化”，這就是毛澤東主義的重現，延續中共統治的內在慣性和路徑依賴。而所謂“治理”，實質上就是“控制”。在這種“疫情政治化”之下，充分暴露習近平對社會控制與政績誇耀的興趣，遠大於進口和接種更好的疫苗。實際上，清零清除不了病毒，卻清死了經濟，也清出了中共的體制暴力。

在上海“清零”中，居然有防疫警察手持來福槍來回巡邏，號稱所謂“防疫維穩”，居然有防疫警察用掛帶利刃的鐵刺網將社區層層包覆，居然有“一人得陽，全樓拉走”的極端作為，居然出現防疫人員破門或翻窗“入戶消殺”的盜匪行徑；而所謂“消殺”，竟然是打開居民家中的冰箱，直接噴灑大量的消毒水，乃至電擊棒伺候，連拉帶拖，把居民強制帶往隔離！如此景象，宛如重演文革“武鬥”，再現“紅衛兵抄家”。

由於足不出戶，清明假期上海沒人祭墳，而是關在家裡躲病毒。微博一帖“封城詩”寫道：

清零時節淚紛紛，核酸出陽欲斷魂，

借問物資何處有，大白遙指沒一村。

有一個上海人在微博上留言：只要不是死於新冠，怎麽死的都可以！

這是我們最後一代，謝謝

一個被稱為“史詩級對話”的視頻顯示，一群防疫警察（又稱“白衛兵”）闖入民宅，要把一對核酸陰性的年輕夫婦強行拉走隔離，在遭到拒絕後竟出口威脅“你要是不走會受到行政處罰，影響你叄代”，年輕的小伙子冷靜地回答：“這是我們最後一代，謝謝！”這是一句哀莫大於心死的回話，不惜以“不孝有叄，無後為大”的罪名，對如此暴力防疫表達悲涼的反抗。這意味中國年輕世代準備以“斷子絕孫”，一種早已不對未來抱持任何希望的厭世態度，來表達對黨國“絕我後代”的抗議！

不僅如此，習近平既要堅持清零，導致經濟活動關廠停擺，又要下令今年的GDP必須超過美國，這種“既要雞生蛋又不給雞吃飯”的矛盾主張，不知如何實現與達成？

實際上，姑且採信中國的統計數字，中國自新冠肺炎爆發以來的死亡總人數，遠低於因病或意外死亡的總人數，對比之下，為了降低新冠死亡人數而堅持清零，意義何在？這種清零思維，豈不等同於被蚊子叮咬就開刀動手術？真實的情況是，習近平的目標不在於清除病毒，而是把清零當作“個人政績”與“連任籌碼”。比起習近平的連任之路，底層人民的生命與財產，不過就是“韭菜命”，怎能與習近平20大之後的“英明領袖”相提並論？

階級鬥爭的國際化

“新毛澤東主義”的要素之一就是把階級鬥爭國際化，把國際關係視為國家鬥爭關係，把國際組織是為國家爭權的工具，把外交記者會辦成吵架大會，所謂“戰狼外交”就是由此而出。自習近平上台以來，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普遍反感與反制，戰狼外交功不可沒！

習近平2019年曾經親筆下條子，要求外交官面對中美關係惡化等國際挑戰，必須立場強硬，展現“鬥爭精神”。於是外交鬥爭執行官外交部長王毅，就帶領一批戰狼外交官在世界各地衝鋒陷陣。王毅在一次論壇中高姿態的表明中國的“對美政策”：“要對話可以，但應當平等；要合作歡迎，但應當互惠；要競爭無妨，但應當良性；要對抗不懼，將奉陪到底”。不到叄個月，美國國安會印太協調人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也做出回應，表明美國與中國接觸的時代已經終結，美國對中政策改變的核心因素就是習近平本人。坎貝爾指出，習近平對經濟不感興趣，非常講意識形態，同時寡情薄義。實際上，戰狼外交無法建立國際友誼，完全無助於中國的國家利益與國際形象，只有樹敵，沒有朋友。

中國的“數位集權主義”

許多人把中國稱為“牆國”（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因為中國建立禁止其人民登入境外網絡和獲取信息的防火牆－“網絡長城”，並且通過嚴密的網絡審查，封鎖和刪除一切官方看不順眼的言論，甚至利用手機應用程式、生物數據收集系統、人工智慧、大數據等等數位科技，監控和追蹤人民，以便牢牢控制中國人民的大腦與行動。

在習近平鼓勵並推動網絡監控之下，中國已成為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小說《1984》裡的“老大哥國家”。2013年8月，習近平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中提出警告：“西方反華勢力一直妄圖利用網際網絡『扳倒中國』……”；在2015年12月浙江烏鎮的“世界網際網絡大會”中，習近平提出了“網絡主權”的概念，也就是中國要依據自身的利益，建立中國式網絡政策與戰略，把網絡作為“超限戰”－認知作戰－的強大武器之一。

最新並深入個人的監控手段就是手機上的“健康碼”。這項技術可以根據地理位置、旅行史、核酸檢測結果和其他健康數據，生成特定用戶的檔桉。當局依據健康碼顯示的綠、黃、紅叄種顏色，決定居民所有行動的許可或禁止。健康碼還可用來追蹤政治異議份子，反對者一有不服，“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和“尋釁滋事罪”兩項罪名，立刻找上門來，扣你頭上。

牽手俄羅斯，自找孤立與自絕世界

自近代以來，俄羅斯先後通過《尼布楚條約》、《恰克圖條約》、《璦琿條約》、《北京條約》、《塔城界約》、《伊犁條約》、《科布多塔爾巴哈台界約》、唆使唐努烏梁海獨立、占領黑瞎子島、唆使外蒙獨立，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外蒙從此脫離中國，乃至中共執政之後簽署《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等等，截至1945年止，俄羅斯總共謀奪了中國領土總共588萬3千8百平方公里！對於這個真正侵略中國的最大帝國主義者，習近平竟與之簽訂“中俄聯合聲明”。只讀“黨史”卻不讀中國近代史的習近平，宣稱中俄兩國友好關係“沒有止境”，宣稱普京是他“最知心的好朋友”！

與普京“哥倆好”，除了擺出反美的虛張聲勢，被國際社會視為俄烏戰爭的“幫凶”之外，對中國無一是處！習近平以為俄羅斯必將“閃電攻占烏克蘭”，那麽中國也可以“迅雷奪取台灣島”。習近平的真實立場是：假挺俄、真反美。挺俄是戰術表演，反美才是戰略核心。直到西方國家對俄羅斯進行翻天覆地的制裁，看見俄羅斯在侵烏戰爭中一籌莫展之後，才驚覺苗頭不對，才發覺站錯邊、押錯寶，產生“今日制裁俄羅斯，明日懲罰中國”的危機感。但中國此刻已是過河卒子，即使想掉頭轉向也已為時已晚！

對中國戰略定位的誤判

習近平最大的偏失是對中國“國際角色”與“戰略定位”的誤判，此一誤判導致他矢志顛覆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秩序，但實際上，中國力不從心、大夢難圓。

從西方的視角來看，習近平被視為當今世界最大的“規則破壞者”（rule breaker），破壞黨內任期制度的規則、破壞科學防疫的規則、破壞市場經濟運行的規則、破壞普世價值與國際秩序的規則、破壞學術自由與知識分子地位的規則、破壞兩岸和平發展的規則，破壞民族平等與族裔自治的規則，最後，破壞了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期望與信任。

從中國庶民的親身體驗來看，一場“清零”運動，清出了人民對共產黨本質潛在的嫌惡與鄙視，清出了對黨國暴力的體驗與覺悟，破壞了人民對於政府的信任。當中國面臨人口負成長的危機之際，年輕世代卻以“不生不育”來終結自己被奴役的一生，乃至發出“後代不做中國人”的終極絕望之時，中國未來的悲劇不言自明、可想而知。

對兩岸關係的嚴重誤判

習近平不斷強調以武力實現祖國統一，發動全年不打烊的軍機擾台，緊貼台灣航空識別區卻美其名為“常態巡航”，使得曾經百花盛開的“兩岸關係”變成“兩岸沒關係”。當然，習近平可以不在意兩岸關係的榮枯，不在乎台灣民主體制的存廢，但國際社會卻時刻緊盯、高度關注。

習近平僅僅以“民進黨執政=台獨”的簡化邏輯，以14億民意大於2300萬民意的大小對比，以“武統”做為對台政策的主軸，這是習近平對兩岸情勢“以對抗代替和談”和“軍事冒險主義”的嚴重誤判，將原先可以通過和平交流、經貿互惠、理性溝通、制度學習、民間友好等等“友誼政策”，實現兩岸自然趨近、多元融合、相互理解，乃至可能的統一形式，一掃而光、化為烏有。習近平只看到解放軍是否具備攻台能力，卻看不見美國及其盟友保衛台海安全的意志；習近平堅決實現祖國統一的意志，卻不知美國同樣堅決維持其世界領導地位的力量。習近平只知“台灣問題”對中國非常敏感，卻不知台灣問題對國際社會一樣敏感！

習近平不知，台灣海峽不是中國的私人後花園，而是人來人往的交通要道。習近平不知，“一國兩制”何以在台灣失去民意市場？習近平也不知，民進黨為何可以不訴求政績，只要喊出“抗中保台”就可以贏得執政？

俄烏戰後，西方全力圍堵中國

無論俄烏戰爭結果如何，牽手俄羅斯的中國必將成為“連坐制裁”的對象，承受來自美、加、英、歐、日、澳、紐、印“新八國聯軍”的圍堵，面對“國際抗中統一戰線”的圍攻。美國連續作出數十個制裁中國的法桉，歐盟與G7也連番以中國為敵，波羅的海叄國採取“離中挺台”的外交政策，德國逐步採取與中國市場脫鈎，“四方安全對話”（Quad）劍指中國，“英美澳安全協議”（AUKUS）旨在遏制中國軍事擴張，“五眼聯盟”則緊盯中國一舉一動，國際資本與外資企業紛紛撤離中國。連日本也關切台海安全而積極推動圍堵中國的東亞安全戰略。中國已經處於四面楚歌、八方為敵的困境之中。在日本政府前後兩年（2021-2022）公布的《外交藍皮書》中，日本批判中國對普世價值的蔑視和地緣政治的擴張，警告中國對台灣的軍事冒險，宣稱中俄聯手是世界和平的亂源，直指中國是日本最大威脅。

習近平這種自找孤立、自找制裁、自絕世界的領導人，不是什麽“核心”，也不是什麽“領袖”，而是一場“大國悲劇”的編劇與導演。世界所有的人為災難都是來自獨裁者的野心。習近平腦中的“毛主義遺緒”和“世界第一的大國意識”，是一切錯誤的總根源。直到今日，中國始終自欺之後而自信，依然看不到這個錯誤根源得到反思與糾錯。

(轉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