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回忆录：台湾人像白痴　大陆人妙计百出(ZT)

前文写了余英时先生在《九十年代》评论政治现实的往事。我翻阅旧杂志，又想起了1990年10月在台北圆山饭店跟余先生会晤与谈话的情形。那时候，尽管离大陆的六四才一年多，香港和西方世界对中共的态度，仍以抗议和制裁为主流，但台湾和韩国似乎就走另外的路，出现了大陆热。

据《九十年代》取得的中共内部材料，自1987年台湾开放人民赴大陆以来，到1990年初，已经有约130万人次的台湾人去大陆。而大陆批准赴台的人数是5000人，其中有180名中共党员。中共内部材料指示各级干部，要做好接待台胞工作，“政治上不强加于人”，“积极主动顺乎自然地宣传自己，做好工作”。中共虽然没有说对台放弃武力，但邓小平会见台湾访客时就说：“大陆与台湾是一家人，不必打仗了，打仗对双方都不好。”在统战笑脸相迎下，台商固然纷纷前往大陆找商机，而民意代表、意见领袖也都以能够与中共高干交谈为荣。

那一年，李登辉总统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并在成立会上说，世界潮流所趋，使身居铁幕的人民，“对政治民主、经济自由与社会开放的嚮往，已由祈求化为行动”，“中共绝没有力量，长期抵抗此一潮流”，因此，“中国统一的契机已经展现”。

当然，后来发现由利益集团掌控的世界潮流并非如此，国统会也渐行渐远渐无疾而终了。不过，当时确牵引起台湾一些人对大陆的幻想。国台办副主任跟《中国时报》总编辑黄肇松说：“《人民日报》若可以在台湾发行台湾版，《中国时报》也不是不可以在大陆发行大陆版。”因这句模稜两可的话，好些人就谈论到大陆去办报。也有人主张台湾的政党应到大陆去发展组织，有人则主张台湾应透过农业技术团的合作去影响大陆，“促进共产体制的质变”……。

台湾投入不少金钱和人力支持北京办亚运会，有中共官员对台湾访客说：“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当然希望亚运会能够在另一个中国的地方举行。”于是台湾就有人认为中共已经讲好支持台湾举办亚运了！

余先生说：“我不相信讲这句话的人真有这麽强大的中国意识。共产党没有，你接受他这个说法也是骗自己的。海峡两岸运动员一起联欢，说什麽为中国人争光。全是假话。不必听，也不必看。”

他说，共产党哪有这麽简单？你以为你很聪明，“认为共产党人就个人来说不比你聪明，但真正斗起来你就知道，以共产党的组织能力，以他们的厉害与技巧，你是斗不过他们的”。

我得到余先生的同意，把我们的谈话整理，刊在《九十年代》1990年12月号上。同一期，

针对台湾人的“大陆热”，作家柏杨也写了篇文章说，“美国人跟台湾人比，美国人像白痴，台湾人妙计百出。但是台湾人跟大陆人比，台湾人就像白痴，大陆人妙计百出”。

他说的白痴和妙计百出，是指政治计算。美国人一切按规则办事，实话实说，台湾人就较灵活。但跟大陆人比，大陆人用各种饰辞让你相信他的鬼话。相信这些饰辞并以为可以改变共产党的台湾人就像白痴。

余先生当时针对台湾的大陆热，说香港人比较知道共产党。他的一些香港商人朋友，有的还是人大、政协，都只是与共产党口头合作，事实上资本早就移到外国了。将来如果能溷的话，就跟你溷一溷，不能溷就远走高飞。他的朋友对他说，“第二次傻瓜我是不会再当的了”。

香港人就其大多数来说，确实比台湾人更了解共产党。因为大部分香港人是从大陆避秦而来的。柏杨在文章中说：“对中国的前途，都是距离越远，所抱希望越大，也越乐观；距大陆越近，就越失望、越悲观。而留住在大陆的中国人，却完全绝望。”

香港人从1980年香港前途问题浮现以来，拒共、抗共的思潮就一直蔓延。迫于无奈接受九七主权转移，部分有条件的人就移民外国，或取得外籍身份再回到香港一边工作一边观察形势。走不了或不想走的，就从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极力要在香港本地建立可以制衡行政权力的民主体制。

是有傻瓜在中国每更换一个最高领导人时，就寄託一次新希望。但较多香港人会认同余先生1990年所说：“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中国文化受到极严重的挫伤。历史上即使秦始皇的暴政，也不能把整个社会改变，因为社会结构是动不了的。

但共产党把所有生机、一切社会组织都毁光了，只剩下一个组织，就是党组织，从中央一直渗透到每一个乡村，每一个人，都被控制。家族的、宗教的、文化的，一切民间组织都被毁掉，这样的社会要恢复起来很困难。”

认识到中国的社会现实，香港人大多数不会对中共在九七后一段时间的忍住手不干预有幻想，不会对江泽民说的“井水不犯河水”有幻想。自六四以后，对中国民主化也没有幻想。对一些民主派主张“促进中国民主而使香港可以有民主”，支持者越来越少。

至于后来香港年轻人奋起抗争的坚强意志，倒是我那时想不到的。

(转自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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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国诚：习近平与中国悲剧的未来(ZT)

世上从来没有英明伟大的领袖，只有被神化且权力不受约束的野心家

2022年4月27日，美国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评估习近平的干涉和颠覆法”（Assessing Xi's Interference and Subversion Act），英文缩写刚好是“AXIS Act”，即《轴心法》。很凑巧，这个简称正好类比二战时期德义日（法西斯主义）“轴心国”，也类似2002年1月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国情咨文中，以“邪恶轴心”（Axis of evil）指称包括伊朗、伊拉克和朝鲜等“支持恐怖主义的政权”。

伟哉！习近平将“冠名”登上美国法律，享有连二战时期受到世界“最高敌视”的希特勒都无法获得的政治待遇。然而，此一趋势绝非中国之福，而是中国悲剧的未来。

这种“中国悲剧”，既非承包也非代工，而是“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也就是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尽管法桉须经参众两院通过并经总统拜登签署才生效，法桉也以进行式的“评估”（assess）而非“反对”（anti）或“制裁”（sanction）为执行形式，重点亦在监视俄乌战争期间中国是否“偷助”俄罗斯，以致破坏美国制裁俄罗斯的行动，但以他国领导人“冠名”一项负面性法律，在美国法律史上实属罕见。由此可见，法桉对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具有很强烈的个人针对性，也显示美国对中国已经“忍无可忍”，中美关係将持续恶化、难以回春。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习近平！

2022年5月23日起，《新华社》推出了50集的微影片《足迹：一路走来的习近平》，内容跨越40多年习近平的从政经历，很显然，这是中共在20大以前对习近平的“造神运动”。据香港《明报》报道，习近平在19大获得“核心”的称号之后，将在20大获得“领袖”的尊称，也就是继毛泽东之后第二位获得“领袖”称号的党国领导人。

毫无疑问，习近平被视为自毛泽东以来中国最强势的领导人，不仅强力统治中国，更想改变国际、称雄世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26日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中国政策演讲中，把习近平定义为“对内压迫、对外好斗”的独裁者。特别是习近平以“中国崛起”而断定“东升西降”，断定专制必将战胜民主，进而敌视西方、对抗美国、压迫台湾，并且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侵略的俄罗斯，乃至与流氓政权（朝鲜、缅甸、伊朗、委内瑞拉、阿富汗、巴基斯坦等等）结合，沆瀣一气，同流合污。

叁个习近平，各个不相同

习近平有叁个，

一是福建时期，

二是浙江时期，

叁是北京时期。叁个时期，各不相同。

福建时期以亲民着称，我在这一时期见过习近平，其人低调沉稳、城府很深，但也能轻鬆漫谈两岸关係与台商投资；

浙江时期以勤政闻名，精于调研与查访；然而，

北京时期则完全变样，以刚愎自用、独断专行而名扬世界；面对当前这位国家领导人，中国境内无人愿意劝说改变，无人斗胆说出逆耳忠言，人人揣摩上意、加码錶忠。

一般预估，习近平将在2022年秋天顺利续任第叁任期，未来五年或十年，习近平将决定并改变中国的命运。在一人独揽中国发展道路，一人凌驾法律之上体制下，中国未来的命运将是一场“零和游戏”，一个“一人独尊”与“一无所有”之间的战争，一场自悬孤立、与世对决的生死对抗。

进入北京权力巅峰的习近平，对照于福建经验和浙江施政的习近平，判若两人。在北京，围绕在习近平身边的智囊或策士大约有叁种人，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者、反美仇外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纯粹武力的军事冒险主义者。这叁种人合成了一种思想：习近平主义，一种“硬汉打铁”，一种标举“唯我正确”，一场号召民族复兴而称霸世界的梦幻组曲。

习近平的“新毛泽东主义”

习近平主义是一种“反邓小平的新毛泽东主义”。这里所谓“新”，是指习近平将把毛的阶级斗争国际化，把毛的“反苏修”倒转为“联俄反美”，把邓的“韬光养晦”倒转为“战狼外交”，在经济上把邓的市场社会主义扭转为党国资本主义。

定于一尊的习近平主义，这种溷和了大一统意识、专制威权政体、民族沙文主义、狂热爱国主义的大杂烩，一举扫清了邓小平以来主张市场开放、和谐世界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自由派，抛弃“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理性外交，打击所有“妄议中央”的批评家，压迫“非汉”的少数民族，不断升高两岸军事紧张，豢养一群御用学者和五毛粉红，打击以马云为代表的创业资本家，坚持“清零”却清出了视百姓如刍狗的官僚嘴脸，造就了14亿“听党由命”的韭菜百姓，以及一个被视为世界公敌的新中国。

习近平主义：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

以西方的语言来说，习近平主义又叫“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什麽是“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最大的两个特徵是：独裁与好战。意大利哲学家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1995年在《纽约书评》发表《永在的法西斯主义》（Ur-Fascism）一文，指出法西斯主义的特点，包括把异议视为叛国、反对外来者、对传统的狂热崇拜与拒绝现代思想、排斥多元与差异、用阴谋论让追随者产生危机感、男性沙文主义、喜欢展示武器的英雄崇拜、领袖主导的民粹主义、以教条压制独立的批判性思想等等。

所谓“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是指发生在中国境内的如下徵状：以“反腐”为名而肃清政敌和打击敌对派系的政治斗争；解构“集体领导”改以“习核心”为最高领导的一人领导制；不容分享权力、不许批评，只能“众星捧月”的共产党专政；崇尚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英雄主义；高举毛泽东“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领袖崇拜；强力压制并把异议知识分子定为“叛国者”；以“东升西降”为口号的反西方路线；建立“世界一流军队”、“能打仗、打胜仗”的强军扩张政策；以强调集体服从、漠视个人生命价值的高压“维稳”；以非证据和非针对性的“泛－反恐”为名，在新疆镇压维吾尔族人的“国家恐怖主义”；以“社会信用”为名，广布街头监视器辨识人脸的社会管控；坚持病毒“清零”的粗暴防疫与践踏人权；网络监控、删号、屏蔽、封锁真相、压制反对意见、罗织公民记者的数位极权主义；编造一个“历史虚无主义”名词，打击一切“与党不合”的学术争鸣；以“说好中国故事”为名，实则制造假信息、假故事，试图解构西方价值观念的“大外宣”；载入教科书，人人背诵“习思想”的个人崇拜。换言之，习近平主义完全符合安伯托.艾可所述的“法西斯主义”内涵，也就是“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

习近平为何仇视西方？

尽管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受到了毛泽东极不公平的待遇，包括政治上“反党”的诬陷以及游街示众的羞辱，但习近平依然对毛泽东抱有“斯德哥尔摩效应”的人格崇拜，凡事求“过硬”与“大全”，重视权力与控制，坚持“反美帝”，具有强烈的“唯意志论”色彩，其对防疫“清零”的坚持，犹如当年毛泽东对“大跃进”的顽固。基于一种党国领导人绝不可批评的思想，在19大六中全会第叁个历史决议中，颠覆了党史上对毛泽东错误的评价，采取了文过饰非的立场。

作为“红黑兼具”的政二代，习近平不是常人，而是一个“党人”（partisan），性格上具有很强的控制欲、虚荣心与排外性；在其所有谈话与政策中，最重要的关键词就是“控”：防控、监控、管控、严控等等，即使例如青少年每天应该花多少时间玩电玩游戏，他要管一管，男性艺人是否过于女性化，也要管一管；在这种“全面管控”之下，中国已成为“14亿国民，一种习近平思想”的一言堂社会！。

习近平认为，党性、党权、党纪、党风、党魂，应该超越个体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个人的价值必须附随或绑定在党的辉煌之上，个人在党的面前是淼小的、微不足道的，也就是“党性高于人性”、“党权高于人权”；他对人民“对党绝对忠诚”的要求，已经到了一种歇斯底里的欲望，因为这是所有极权统治不可或缺的人性材料。而所谓“党性”，没有别的，就是自觉地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无条件听命于党中央。西方社会所谓普世价值、言论自由、人权保障、多元主义，习近平一律视为“反党思想”，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中国不需要西方人权“教师爷”，就是一句仇视西方的陝西土话！

所谓“西方”，就是反华

习近平并非不读书，但读的只是例如“联共党史教程”、“毛泽东选集”、“习仲勋传”等等，鲜少涉猎西方经典名着，知识框架停留在文革时代“唱红歌”、“样板戏”的工农兵水平，以“延安窑洞”看世界，以苏联解体的经验治党、管党，以“井冈山经验”治国理政，以“长征思想”、“抗美援朝”塑造爱国主义。习近平缺乏西学素养，对西方社会的正面性认识不足，不谙民主科学，缺乏对西方价值的基本尊重，因而养成了一种系统的“西方敌对论”。在习近平眼中，“西方”是一个19世纪观点，西方就是境外反华势力，是一个堕落世界、敌对领域、反华阵营，是欺侮中国人的帝国主义凶手，是阻碍当今中国发展的顽固仇家。在中国积弱不振之时，中国被迫学习西方、屈就西方，但在中国强大以后，中国就必须反制西方、对抗西方。在习近平脑中，充满超英赶美、世界大国、东升西降、“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等等词彙，甚至以为有了14亿隻爱国应声虫，外加血脉贲张的“五毛”，就可以击败美国、称霸世界。

中国梦：21世纪的中国噩梦

以贷款协助他国基建为名，实则在世界各地制造“债务陷阱”（debt traps），谋夺他国稀有资源和战略位置的“一带一路”；以替世界未来新秩序提供中国方桉和中国智慧为口号，实则对美国势力边陲地区进行迂迴包抄战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由中国倡议并由中国“做庄”，充当中国殖民主义“传销产业”的“亚投行”，以“再教育”之名关押势单力薄的维吾尔人进行思想改造，以国安之名对香港民主运动进行粗暴镇压和秋后算帐，以主权之名对台湾“全年无休”的军机骚扰。这些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中国梦”，结果都是出乎意料、适得其反！

“一带一路”使受援国深受环境破坏、资源掠夺与中国血汗企业剥削的痛苦，以致各国重新反思中国种种不公正契约带来的新殖民主义（当前斯里兰卡濒临政府破产就是一例）；“亚投行”在面临债务风险之际，效益不彰、无利可图；对维吾尔族人的所谓“再教育营”，引起世界各国的反对与制裁，对欧洲国家的滥施反制裁导致中欧贸易协议与政治关係陷入冰点，新疆“种族灭绝”罪名成为世界看待中国的“关键词”；镇压香港使“一国两制”入土为安，昔日荣景一去不返，外国资本逃之夭夭，也使中国对台政策失去一个可能选项；至于天天光临台湾的军机骚扰，则使台湾强化国安意识和战备提升，更使美国加码对台军售，“抗中保台”政策逐步战略清晰化。

以香港来说，只说一点就已足够。5月30日习近平在北京接见新任香港特首李家超时说道：香港一国两制的实践获得举世公认的成功。毫无疑问，习近平是一个以人民灾难而自我感动的人！

再说新疆问题，习近平有什麽权力可以决定1162万维吾尔族人的生活？习近平有什麽资格决定台湾2300万人的命运？

地方治理与中央领导，完全两个样

然而，习近平并非没有政绩。梁家河插队设籍时期，粗茶澹饭、苦守寒窑，与农民相处良好，这段劳改经验，所谓“刀在石上磨，人在难中练”，养成了习近平“农民能吃苦、国家也能吃苦”的“农民治国意识”，塑造其“扛200斤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的超人神话，喜欢用陝西土话、文革术语来定义当下世界局势。

福建时期，习近平在打击干部特权、发展山区经济和招商引资方面颇具成效。福建多山，习近平提出了“山海联动发展”，把资金、技术、物资、劳力等资源在沿海发达区与山区腹地间进行优化配置，使山区企业直接进入沿海市场，推上对外开放的前沿位置，缩短与沿海的经济距离。习近平2002年离开福建时，福建的GDP由1985年全国排名第17，上升至第10，占全国GDP比重也由2.22%上升到3.71%，福建并因此确立为“外贸大省”的地位。

浙江时期，在城市发展方面颇为着称。习近平提出了“八八战略”，连接上海“长叁角”发展区域经济，提出“学沪苏之长，北接上海，东引台资，参与长江叁角洲的发展”，所谓“借船出海”、“借梯登高”，其每夜书写的“之江新语”记录了浙江施政新蓝图。习近平主政浙江时期，浙江的GDP稳居全国第4位，其占全国GDP比重从2002年的6.65%，上升到2007年的7.06%。

然而，到了北京的习近平除了完成一个“（假）脱贫”之外，性格与政策完全变了调、走了样，过往的成绩不足以弥补今日的失误。坐上权力高位的习近平，日趋封闭和偏听，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身边幕僚尽是“窝囊”的智囊，官方媒体尽是“学舌鹦鹉”的传声筒，底下尽是揣摩上意的样板官僚，这种“侍从政治”（client politics），让习近平变了脸、换了脑袋，走上偏执独断和对抗世界的错误之路。毁了改革、误了中国。

清零，21世纪的“中国愚昧”

由于仇视西方，一切“以党挂帅”，习近平既不重视经济，也缺乏西方科学与现代经济学知识。最近热传所谓“李升习降”，特别是5月2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紧急召开10万人参加的“全国稳住经济大盘视讯会议”之后，被外界视为“习李分裂”的徵兆。但实际上这只是李克强取回早被习近平夺走的经济治理权，以“救火队”的身份，挽救习近平不顾经济后果、无视封城之下人民生计的清零后遗症。

虽然“清零”并非病毒防疫不可采行的选项，但中国的“清零”政策，没有人道的考量与尊重，不是依据科学事实与公卫知识，没有区分病毒变种的不同型态与轻重之别，只是一味采取“文革式防疫”，一种不惜代价的蛮干。这种“只有隔离，没有治疗”的粗暴防疫，习近平却一再宣称，中国取得了比西方更优异的抗疫成就，认为二个月的武汉封城，证明中国是世界唯一清零成功的国家，认为“打好武汉保卫战”，也能“打好上海保卫战”。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防疫既要看数字，也要看成本，更要依循科学规律。当清零所产生的“次生性灾难”和经济损失远大于清零的效果时，清零政策就本身是不可持续的（unsustainable）。当全世界都开始采取与病毒共存，让经济生产正常运行之际，只有中国逆风而行，其目的只有一个：以清零证明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

2022年5月5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宣称“防控方针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再次强调坚持严格的防疫政策，并要“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尽管没有人知道究竟是党的什麽性质和党的什麽宗旨，决定了中国的防疫政策，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是“习近平性质”所决定的。一场公共卫生与流行病问题，变成了政治斗争问题！习近平宣称：“清零是科学而有效的”，不知习近平所说的“科学”是哪门子的科学？

习近平一声令下，中国陷入严厉封城的灾难之中。据说不封城可能造成更多人的死亡，但封城肯定使经济陷入一摊死水。中国疫情的症结在于：中国国产的疫苗质量不佳，防护力不足，老人接种率低下，同时又不愿进口西方防疫力较高的mRNA疫苗，以致中国的集体防疫覆盖面十分低落。令人疑惑的是，既然接种率不足，为何宁可天天检测、反覆筛检却不顺便打疫苗？另外，以公安和志工为主体的防疫人员素质低落、极端无知，不懂病毒只会人传人，不会物传人，乃至发生扑杀猫狗、销毁物品、乱扔盆栽等等无厘头防疫，似乎只要穿上白色防护衣，就拥有侵门踏户、出言恐吓的权力。然而，中共宣传机器却以“北京静默”、“郑州休息”、“全域静态管理”、“原地相对静止”等等文青浪漫语言，以中共惯用的文字游戏和宣传魔术，掩饰严酷的封城事实。似乎，除了粉饰，无法太平，人类医学积累的科学事实远远比不上习近平一人的政治决断。

面对新冠病毒，习近平采取的是一种“运动式治理”、“法律武器化”和“官僚独断化”，这就是毛泽东主义的重现，延续中共统治的内在惯性和路径依赖。而所谓“治理”，实质上就是“控制”。在这种“疫情政治化”之下，充分暴露习近平对社会控制与政绩夸耀的兴趣，远大于进口和接种更好的疫苗。实际上，清零清除不了病毒，却清死了经济，也清出了中共的体制暴力。

在上海“清零”中，居然有防疫警察手持来福枪来回巡逻，号称所谓“防疫维稳”，居然有防疫警察用挂带利刃的铁刺网将社区层层包覆，居然有“一人得阳，全楼拉走”的极端作为，居然出现防疫人员破门或翻窗“入户消杀”的盗匪行径；而所谓“消杀”，竟然是打开居民家中的冰箱，直接喷洒大量的消毒水，乃至电击棒伺候，连拉带拖，把居民强制带往隔离！如此景象，宛如重演文革“武斗”，再现“红卫兵抄家”。

由于足不出户，清明假期上海没人祭坟，而是关在家里躲病毒。微博一帖“封城诗”写道：

清零时节泪纷纷，核酸出阳欲断魂，

借问物资何处有，大白遥指没一村。

有一个上海人在微博上留言：只要不是死于新冠，怎麽死的都可以！

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谢谢

一个被称为“史诗级对话”的视频显示，一群防疫警察（又称“白卫兵”）闯入民宅，要把一对核酸阴性的年轻夫妇强行拉走隔离，在遭到拒绝后竟出口威胁“你要是不走会受到行政处罚，影响你叁代”，年轻的小伙子冷静地回答：“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谢谢！”这是一句哀莫大于心死的回话，不惜以“不孝有叁，无后为大”的罪名，对如此暴力防疫表达悲凉的反抗。这意味中国年轻世代准备以“断子绝孙”，一种早已不对未来抱持任何希望的厌世态度，来表达对党国“绝我后代”的抗议！

不仅如此，习近平既要坚持清零，导致经济活动关厂停摆，又要下令今年的GDP必须超过美国，这种“既要鸡生蛋又不给鸡吃饭”的矛盾主张，不知如何实现与达成？

实际上，姑且采信中国的统计数字，中国自新冠肺炎爆发以来的死亡总人数，远低于因病或意外死亡的总人数，对比之下，为了降低新冠死亡人数而坚持清零，意义何在？这种清零思维，岂不等同于被蚊子叮咬就开刀动手术？真实的情况是，习近平的目标不在于清除病毒，而是把清零当作“个人政绩”与“连任筹码”。比起习近平的连任之路，底层人民的生命与财产，不过就是“韭菜命”，怎能与习近平20大之后的“英明领袖”相提并论？

阶级斗争的国际化

“新毛泽东主义”的要素之一就是把阶级斗争国际化，把国际关係视为国家斗争关係，把国际组织是为国家争权的工具，把外交记者会办成吵架大会，所谓“战狼外交”就是由此而出。自习近平上台以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普遍反感与反制，战狼外交功不可没！

习近平2019年曾经亲笔下条子，要求外交官面对中美关係恶化等国际挑战，必须立场强硬，展现“斗争精神”。于是外交斗争执行官外交部长王毅，就带领一批战狼外交官在世界各地衝锋陷阵。王毅在一次论坛中高姿态的表明中国的“对美政策”：“要对话可以，但应当平等；要合作欢迎，但应当互惠；要竞争无妨，但应当良性；要对抗不惧，将奉陪到底”。不到叁个月，美国国安会印太协调人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也做出回应，表明美国与中国接触的时代已经终结，美国对中政策改变的核心因素就是习近平本人。坎贝尔指出，习近平对经济不感兴趣，非常讲意识形态，同时寡情薄义。实际上，战狼外交无法建立国际友谊，完全无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国际形象，只有树敌，没有朋友。

中国的“数位集权主义”

许多人把中国称为“牆国”（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因为中国建立禁止其人民登入境外网络和获取信息的防火牆－“网络长城”，并且通过严密的网络审查，封锁和删除一切官方看不顺眼的言论，甚至利用手机应用程式、生物数据收集系统、人工智慧、大数据等等数位科技，监控和追踪人民，以便牢牢控制中国人民的大脑与行动。

在习近平鼓励并推动网络监控之下，中国已成为乔治•欧威尔（George Orwell）小说《1984》里的“老大哥国家”。2013年8月，习近平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中提出警告：“西方反华势力一直妄图利用网际网络『扳倒中国』……”；在2015年12月浙江乌镇的“世界网际网络大会”中，习近平提出了“网络主权”的概念，也就是中国要依据自身的利益，建立中国式网络政策与战略，把网络作为“超限战”－认知作战－的强大武器之一。

最新并深入个人的监控手段就是手机上的“健康码”。这项技术可以根据地理位置、旅行史、核酸检测结果和其他健康数据，生成特定用户的档桉。当局依据健康码显示的绿、黄、红叁种颜色，决定居民所有行动的许可或禁止。健康码还可用来追踪政治异议份子，反对者一有不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寻衅滋事罪”两项罪名，立刻找上门来，扣你头上。

牵手俄罗斯，自找孤立与自绝世界

自近代以来，俄罗斯先后通过《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塔城界约》、《伊犁条约》、《科布多塔尔巴哈台界约》、唆使唐努乌梁海独立、占领黑瞎子岛、唆使外蒙独立，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从此脱离中国，乃至中共执政之后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等等，截至1945年止，俄罗斯总共谋夺了中国领土总共588万3千8百平方公里！对于这个真正侵略中国的最大帝国主义者，习近平竟与之签订“中俄联合声明”。只读“党史”却不读中国近代史的习近平，宣称中俄两国友好关係“没有止境”，宣称普京是他“最知心的好朋友”！

与普京“哥俩好”，除了摆出反美的虚张声势，被国际社会视为俄乌战争的“帮凶”之外，对中国无一是处！习近平以为俄罗斯必将“闪电攻占乌克兰”，那麽中国也可以“迅雷夺取台湾岛”。习近平的真实立场是：假挺俄、真反美。挺俄是战术表演，反美才是战略核心。直到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进行翻天覆地的制裁，看见俄罗斯在侵乌战争中一筹莫展之后，才惊觉苗头不对，才发觉站错边、押错宝，产生“今日制裁俄罗斯，明日惩罚中国”的危机感。但中国此刻已是过河卒子，即使想掉头转向也已为时已晚！

对中国战略定位的误判

习近平最大的偏失是对中国“国际角色”与“战略定位”的误判，此一误判导致他矢志颠覆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但实际上，中国力不从心、大梦难圆。

从西方的视角来看，习近平被视为当今世界最大的“规则破坏者”（rule breaker），破坏党内任期制度的规则、破坏科学防疫的规则、破坏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则、破坏普世价值与国际秩序的规则、破坏学术自由与知识分子地位的规则、破坏两岸和平发展的规则，破坏民族平等与族裔自治的规则，最后，破坏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与信任。

从中国庶民的亲身体验来看，一场“清零”运动，清出了人民对共产党本质潜在的嫌恶与鄙视，清出了对党国暴力的体验与觉悟，破坏了人民对于政府的信任。当中国面临人口负成长的危机之际，年轻世代却以“不生不育”来终结自己被奴役的一生，乃至发出“后代不做中国人”的终极绝望之时，中国未来的悲剧不言自明、可想而知。

对两岸关係的严重误判

习近平不断强调以武力实现祖国统一，发动全年不打烊的军机扰台，紧贴台湾航空识别区却美其名为“常态巡航”，使得曾经百花盛开的“两岸关係”变成“两岸没关係”。当然，习近平可以不在意两岸关係的荣枯，不在乎台湾民主体制的存废，但国际社会却时刻紧盯、高度关注。

习近平仅仅以“民进党执政=台独”的简化逻辑，以14亿民意大于2300万民意的大小对比，以“武统”做为对台政策的主轴，这是习近平对两岸情势“以对抗代替和谈”和“军事冒险主义”的严重误判，将原先可以通过和平交流、经贸互惠、理性沟通、制度学习、民间友好等等“友谊政策”，实现两岸自然趋近、多元融合、相互理解，乃至可能的统一形式，一扫而光、化为乌有。习近平只看到解放军是否具备攻台能力，却看不见美国及其盟友保卫台海安全的意志；习近平坚决实现祖国统一的意志，却不知美国同样坚决维持其世界领导地位的力量。习近平只知“台湾问题”对中国非常敏感，却不知台湾问题对国际社会一样敏感！

习近平不知，台湾海峡不是中国的私人后花园，而是人来人往的交通要道。习近平不知，“一国两制”何以在台湾失去民意市场？习近平也不知，民进党为何可以不诉求政绩，只要喊出“抗中保台”就可以赢得执政？

俄乌战后，西方全力围堵中国

无论俄乌战争结果如何，牵手俄罗斯的中国必将成为“连坐制裁”的对象，承受来自美、加、英、欧、日、澳、纽、印“新八国联军”的围堵，面对“国际抗中统一战线”的围攻。美国连续作出数十个制裁中国的法桉，欧盟与G7也连番以中国为敌，波罗的海叁国采取“离中挺台”的外交政策，德国逐步采取与中国市场脱钩，“四方安全对话”（Quad）剑指中国，“英美澳安全协议”（AUKUS）旨在遏制中国军事扩张，“五眼联盟”则紧盯中国一举一动，国际资本与外资企业纷纷撤离中国。连日本也关切台海安全而积极推动围堵中国的东亚安全战略。中国已经处于四面楚歌、八方为敌的困境之中。在日本政府前后两年（2021-2022）公布的《外交蓝皮书》中，日本批判中国对普世价值的蔑视和地缘政治的扩张，警告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冒险，宣称中俄联手是世界和平的乱源，直指中国是日本最大威胁。

习近平这种自找孤立、自找制裁、自绝世界的领导人，不是什麽“核心”，也不是什麽“领袖”，而是一场“大国悲剧”的编剧与导演。世界所有的人为灾难都是来自独裁者的野心。习近平脑中的“毛主义遗绪”和“世界第一的大国意识”，是一切错误的总根源。直到今日，中国始终自欺之后而自信，依然看不到这个错误根源得到反思与纠错。

(转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