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正常的商业是不需要政治选择的，而是相对纯粹的经济考量。 有正常的政治氛围和良好的商业环境，就不会存在谁跑不跑的问题。 存在这个问题，恰恰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本博感想: 李嘉誠:我是地球人，地球村村民，全球化擁護者，商人無祖國.....我沒跑
別想甩鍋給李嘉誠，
你不仁，我為何不能不義
保護血汗錢，天經地義
李嘉誠說出許多人的心聲
只是有沒有能力，能做到
有無遠見而已
李嘉誠跑先，跑成功了
更不想背這口大黑鍋
不過更加得罪當局
大陸，李可能回不去了
李嘉誠出來說實話
應該也想好回不去中國了
要等習死，應該李也等不到了
李年紀更老
----------分界線----------- 以下均為油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6sOyqCLIQ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vi5Z3HggA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zfQhc9OEog ----------分界線-----------
李嘉诚：有正常政治氛围，就不存在跑不跑的问题(ZT)
正常的商业是不需要政治选择的，而是相对纯粹的经济考量。有正常的政治氛围和良好的商业环境，就不会存在谁跑不跑的问题。存在这个问题，恰恰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李嘉诚 我是一个商人，希望大家不要给我戴上什么帽子，无论高的，还是矮的，我都不想有。因为我不是道德家、教育家、更不是什么阴谋家、政治家，我仅仅就是一个商人而已。
了解这一点，你就很容易读懂我的自我辩护。很多时候，我的选择，是因为我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不是因为我想进行这样的艰难选择。 1928年我出生在中国广东潮州，出生时没有什么特殊的异象，预示我以后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家，或者是一名出色的奸商。目前各种关于我的各种传记，绝大多数是基于文学演绎的穿凿附会，你们都不要信。如果我可以选择我的出生，我宁愿出生在富庶和平的国家。 和多数普通潮汕人一样，父亲安排我祭拜孔子儒学，进入观海寺小学念书，读的是一些传统爱国爱家的思想书籍。我成绩既不优秀，也不很差，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放在街头，站在村口，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异样。
如果没有战争，或者我就留在潮州，不会来香港，那么我可能度过平庸的一生，也或者过早死于战火，或者过早死于饥荒和疾病。当然，也可能侥幸度过这些劫难，现在潮州的某一个街道或村庄，悠闲地踱着步伐，没有被批判，也没有鲜花和掌声。当然，很可能比现在贫穷很多，但不一定就不如现在幸福。
因为日本侵华，我逃到了香港。同时因为后来的中国内战，我留在了香港没有返回潮州，我的故事因此开启，人生被彻底改变。请注意这个关键点，这些并不是我想要的，不是我主动选择的，我也被时代的大潮裹挟到了香港，不是荣耀的移民，而是逃离的难民。我到世界其他地方可能是为了经商和学习，但是我回到潮州故里访亲，纯粹是寻找一份家的感觉。 有一些东西不是我想要的，也不是我主动能选择的，这一点很重要。这就是我的命运，我的人生。但是我在最艰难的被动选择里，选择了相对较好的结果，这是我的成功之处。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宁愿不要这些艰难的选择。我希望我的孩子们、我的同事们、甚至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有主动选择的余地，从容安排他们的人生，不像我李嘉诚。 我从普通的学徒、店员、街头推销员一步一步做起来的，直到塑料花厂的总经理。在其中我积累了不少经验，那段时间虽然过得非常辛苦，但是非常充实而快乐。我早早失学，没有读过太多的书，但是社会就是最好的学堂，我一直在学习，没有停止过，直到现在。我充分理解失学的痛苦，所以后来援建了汕头大学。如果我能选择，我愿意坐在汕头大学的课堂，而不是香港的写字楼里。 我也不是白手起家，我创业的时候得到妻子家族的帮助，这一点我从不讳言。不要把我打扮成白手起家的商业之神，我感谢在我创业之初支持和帮助我的所有人。不过我并不是什么富二代、也没有去吃软饭，我最终靠的是自己的能力，还有天时和运气。网上流传的白手起家和完全靠朋友支持的两个极端，都非事实。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的来料加工业兴起，欧美的生产转移到香港，这是我的机会。现在回头看来，我成为所谓的“塑胶花大王”，并不是因为我多厉害，只是顺应了时势而已。即使没有我，也有其他人能够享有此名。事实上，我只是“塑胶花大王之一”，擅自称王，是对其他成功同行的不敬。 真正困难的第一次抉择，来自1967年香港的左派闹事，导致香港的房地产一落千丈，那时候我的损失也很大。这时候有一些人卖掉了房子和土地，离开了香港。而我认为香港终将度过这些风波，于是买进了不少土地。很多人认为我有眼光、低价收购土地储备。其实没有人关心我暗地里的担忧，私底下的恐慌。如果左派闹事成功，我将一文不名，甚至成为资本家的反面典型，在香港跳楼的名单中，就有我的名字，而不是在福布斯富豪榜上。 在这个过程中，风险和利益都是巨大的，也是均沾的，我不认为这有什么道德准则和商业原则的错误，它就是一桩生意而已，可能赚，也可能亏，而且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高风险生意。任何过度的解读都是阴谋论，都是事后诸葛亮。 其后从我们长江实业的上市，到购入老牌英资商行“和记黄埔”的部分股权，都是地地道道的生意。有钱赚是生意人的根本价值，做生意要遵从双方互惠互利的基本原则，当年购买我们股票的股民们也都有丰厚的利润。虽然因为缘分我心怀感恩，但本质上是合法、合理的，相互都不需介怀什么。 说得比较远了，我说一下现在网上各种对我的指责，说我忘恩负义，唯我是利，占了便宜之后转移资产到欧洲，面对经济危机不是承担责任而是全面撤资、影响到中国的面子和信心，并高呼“别让李嘉诚跑了”。甚至说香港目前的经济停滞困难，是我们这些“豪族”畸形的经济手法导致的。 我想写这类文章和赞成这些观点的，也是抱持善意，他们爱国爱民的心我能理解。但是他们不懂起码的商业原则，以及市场经济的运作真相，甚至于，他们不懂真正的人性。 让我们回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重启改革、97年香港回归之际，香港的社会波诡云谲，各种传言甚嚣尘上，对是否改革开放、是否会回到文革、是否会全面实现市场经济、是否保持一国两制等重大问题，抱有疑虑的非常多。在每一个政治关键的节点，都有大量的动摇者裹足不前，甚至逃之夭夭。每一个人都面对这些艰难的选择。 我只是一个商人，在每一个关键节点的选择上，我认为风险与利益同在，和很多人判断不同。于是我在大陆遍地投资，港口、地产、金融、科技等领域都有涉及。指责我的文章说我与官方走的很近，利用了权力资源。这是典型的事后判断。 回到当年，我选择与官方进行合作，官方在政治上同样获得了巨大的回报，这本质上依旧是一门生意，尤其是风险和利益同在且巨大的生意。我感谢当时的官方和政府，我也帮助了他们，带来了急需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让香港乃至全球商界对中国更有信心。在本质上，我们可以相互感恩，但是互不相欠，这就是生意。 中国经济整体依旧是向好的，这个我肯定。13亿的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机会肯定是无限的。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及信贷过度，已经来到了一个峰值，下一步会怎么样，我也不会贸然下结论，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商人的首要目标是让资本更安全，其次才是增值更快。我当年大举投资大陆和现在全球布局，时间点不一样，考虑的自然不一样，但都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原因。就是现在，我在大陆依旧还有不少投资。 如《别让李嘉诚跑了》一文所说，1967年、70年代末、90年代初、97年香港回归这些重要的节点，我的选择正确，因而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事实上，正常的商业是不需要经过这种政治选择的，而是相对纯粹的经济考量。有正常的政治氛围和良好的商业环境，就不会存在谁跑不跑的问题。存在这个问题，恰恰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在职业上，我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不要用那些空洞的道德来衡量我。如果不能做一个成功的商人，那我的职业是失败的，人生也是残缺的。不赚钱的商人不是好商人，也没有资本利润去做善事。很多人认为，商业赚了钱之后，应该回报社会。这个我是认同的。但是如何回报社会，这个分歧巨大。难道商人应该亏本，去补贴国家和政府吗？这显然是荒谬的。 我们回报社会，首要条件就是赢利、赚钱，这样才能回报人民。企业没有教导人民的责任和义务，宗教和教育才是。我们通过守法经营以身作则，同时用资本捐助学校来达到教育的目的，通过捐助贫民来达到扶助的目的。如果我们亏钱，那什么都不可能去做。如果我直接去搞教育，一定比专业的大专院校来的差。这就是最好的商业，最好的教育。 香港需要寻找未来，大陆需要寻找未来，大中华区需要寻找未来，全世界都需要寻找未来，但是我需要寻找的只是利润。地产、金融可以，教育、科技也可以，对我来说，谁是趋势、谁利润更大才是我要考虑的，而不是空洞的政治考量和虚假的道德说教。不要试图让商人去承担国家的政治责任，也不要试图用政治去影响商人的经营理念。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商业的归商业，政治的归政治。我就是一个商人，会去努力理解政治，但是我绝不僭越政治，那是政治家们的事情。 我今年已经是古稀之年，安全比利润对我来说更重要。我从来就不是大家说的是什么超人，我可能算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我其实更是一个普通的人，甚至是一个老人。我希望我的人生能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而不想在晚年再横生枝节。我也希望我的家人和我的商业在我故去之后，正常运转，得到良好的继承。 我最后反复强调一点，我是一个商人，也是一个慈善人士，但绝不是政治家、教育家等。我参与兴建汕头大学、汕头大学附属医院、潮州的安居工程等，前后达到150亿港元，且绝大多数都花在大中华区。这都是纯粹捐献，没有任何利益可图。这是我最引以为骄傲的所在。 能为家乡人做事，能为祖国尽一份力量，是我的荣幸。我只是可能用的钱多一点，但是和其他人的捐献一样，同是一份心意而已，不高什么，也不低什么。汕头大学的毕业典礼，我风雨无阻地前去参加，力所能及地以过来人说说一些人生经验，但绝没有任何姿态，那里纯粹是老师们的课堂。 我希望大家不要把我神化，也不要把我妖魔化，其实我像你们现在的同事，也像你邻居的老头而已。我和他们一样犯过错误，也和他们一样慈祥友爱。我承担了我的错误，也获得了我的荣耀，我的人生由我自己负责，你们每一个人同样也是。 不要给我过多的褒扬，也没有必要泼给我很多脏水，虽然我不在意自己的感受，但是我在意你对你自己心灵的灼伤，以及毒化中国人脆弱的舆论环境。 我的生意或许部分不在中国，但是我的心一直在这里，根依旧扎在这里。我是潮汕人，也是香港人，还是中国人，也是加拿大籍，最终我们都是地球村的居民。我爱我的家乡，我爱我的故乡，我爱我的祖国，我也爱我们共同居住的地球，我的爱真挚而深沉，和你一样。 李嘉诚不会跑，也不愿跑，更跑不了。这是我的真心话，也是我的誓言。 ----------分界線-----------
想像出一个告别了共产主义的社会(ZT)
施化 近一段时间，有一个短语特别流行，这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百年之大变局”。起初，此话频频自习主席本人口中传出，并不清楚其中确切含义。后来，“百年巨变”这一成语传遍街头巷尾，大家各作各的解释，我才开始有点领悟。 顾名思义，既然称为“变局”，那就意味着改变。改变是什么意思？当然就是与过去的时代切割，一刀两断，彻底告别。而这一目标本人梦寐以求。多么惊喜的巧合！或许，巨变正是我们时代的大趋势，你看，就连当今圣上和他的文胆们都已经预感到了，证明这个趋势势不可挡。 前些日子，被一本随手翻到的旧书给迷住了。书名《潜意识的力量》，作者约瑟夫·墨菲（Joseph Murphy，1898～1981），美国哲学博士、神学博士和法学博士，是一位深受世人尊重的思想家和心理学家。作为“潜意识的力量”运动的发起者，他花了将近五十年的时间，透过书信、写作、顾问、演讲等各种形式，向世人传播人生的法则和生命的内在含意。有人评论说，作为影响人类进步的50部自励经典之一，这本书改变了全球数百万人的思考方式。 本人也是这数百万之一。平心而论，这本书的最大影响，是使我意识到，思想，而不是任何别的物质，对人类活动起着决定作用。虽然长久以来，我就一直倾心于意识决定存在这一叛逆原理，但无法准确论证它。墨菲在这本书里，用思想——言论——行动的三段论，把这个原理证明得无懈可击。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翻阅原著，这里不多费笔墨。用一句话简单概括，凡人类所有的精神和物质产品，无一不是先构想出来，然后用语言求证传播，最后以行动做出成品，无一例外。就连乔布斯做出Iphone，马斯克做出SpaceX，遵循的也是这个公式。这一顺序不会也不可能颠倒。 沿着这一思路，我把现今社会的一切存在，即人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现实，一并理解为，全都是前人思想所产生的后果。换一句话，由于某个祖先，在某个时代，想出了某个主意，通过某种坚持和推广，把这个主意变成现实，代代相传，谁也不去怀疑，于是，终于形成了今天的“大局”。这里没有什么当然的固定的不变的东西，不外乎都是人的思想产品。“存在即合理”？没有这回事。只因为你懒，不愿动脑子，才只能匍匐在前人的脚跟前。 比如中国的大一统和郡县制，就是商鞅或者李斯他们脑子里想出来的东西。这些人通过不断地游说，打动了皇帝，于是化为行动。用杀戮和战争，推行到华夏大地。中国当今的极权政治制度就从那里开始，坚固得如铁桶一般，谁都无法撼动。如今海内外的有识之士，虽对极权制度痛恨之至，立志要摧毁它，却奈如之何。 “天下大同”，是前人的又一思想。具体是谁想出来的，一时间无法考证。孔子？孟子？这一思想经过历代弟子传人的著书立说，深深编入华夏民族的基因，变成我们所有行动的指南。比如，并非每个后人都认同国父孙中山，但个个都迷信他的“天下大同”。可惜，到今天为止谁也没有想到过，“天下”是非常多样化的一个集合概念。天下中的每一分子，人人都有自己独立的特质和需求，每天都产生出与他人不同的思想，你用什么方法或手段，使之“大同”？严密的组织？高度的纪律？还是镇压，监禁，杀害？ 读到这里，有人也许已经明白，中国今天的这个僵尸般的制度，其实是中国人用自己的思想创造的。你可以容易地将此归罪于某党某个人，然而不解决根本问题，或者根本不解决问题。也许，借助某次机会，你可以侥幸地摧毁某种物质形态，可是然后呢？有人认真思考过吗？ 当今中国的核心思想，在我看来，无非共产主义。每个小学生从上学的第一天起，就接受共产主义教育。入队入团都要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既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潜意识里当然要痛恨资本主义，毕一生之力埋葬资本主义。这已经被某党国要员不经意地公开说出了，即在全球范围内消灭资本主义。 可惜，共产主义并非什么客观存在或规律，只不过是马克思脑子里的众多想法之一，空洞而荒诞。这个想法并不受世界上大多数人的青睐，却被占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坚定地坚守。这不奇怪，因为它与中国传统的“天下大同”产生某种共振。 共产主义理论其实十分原始落后，它源自于史前公社。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共产主义否定个人的地位与权利。而个人需要独立，个人具有不可剥夺的所有权，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客观规律。马克思否认这一规律，等同于把人类存在降低至昆虫蚂蚁的地位，恐怕连动物世界都不如。简言之，共产主义并不符合历史客观规律，而资本主义才符合。双方的第一次决斗，在上世纪90年代已经决出胜负。 可是共产主义潜意识依然活着，现在正把中国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由于共产主义思潮，中国人没有自己固定的产权意识，也不予别人的产权以正当地位，这推动中国当前的所有乱相。财富公有听起来非常美好，可是谁也不清楚，到底哪一个人才有权拥有它？既然不清楚，自然归属于权力最大的那部分人，因此权力就成了最大的财富，人们为了夺权而拼斗，你死我活。根据共产主义原理，今天，你可以夺走他的财富；明天，他可以夺走你的财富。当这一切变得合情合理，乱相就出现了。共产主义才是中国最终的乱源。 只当有一天，中国人恍然大悟，意识到现今中国所面临的所有危机，不仅仅来自于执政党，更来源于自己内心深处的共产主义潜意识，事情才会有转机。只有到了那一刻，他们才可能找到方向，走出困境。否则，崩溃之后还是崩溃；大乱之后仍是大乱。 墨菲说，遇到重大困惑，不必急急忙忙采取任何激烈行动，只要开始思想即可。先思想，再言论，最后才是行动。作为看不见摸不着的脑电波，思想具有无形的强大力量，难以令人置信地改变着世界。 思想不仅具有自由的特性，而且无害。即便那种存心要害人的思想，只要不说出来做出来，也是无害的。万一有错误思想怎么办？无碍。错误的思想将不会被人接受，并受到抵制，最终自动消失。如残存的纳粹分子掀不起大浪。前人历来追求的所谓自由，都是思想自由，根本不是什么随心所欲的行动。 我以为，只要给思想以自由，人类所有的社会变革将变得平和顺畅，免去大量的流血牺牲。战争解决不了的问题，思想都可以解决。当人们的想法改变了，现存的一切自然而然也就变了。 只要中国人从现在起，张开思想的翅膀，想像一个没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的具体形象，外延是怎样，内涵包括什么；需要具备什么，抛弃什么，从内心告别共产主义，中国的社会转型就会步入正轨。只要一开始这样想，每个社会阶层，每个团体和个人，他们内心的焦虑和恐惧就将消失，中国未来就出现希望。不错，这就是“百年之大变局”。 2023-08-15 (以上均轉自網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