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前總理、資深中國問題專家陸克文(Kevin Rudd)最近對一家德國新聞雜誌表示，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爆發冷戰「不只是存在可能性，而是很有可能」，他的言論在白宮引起軒然大波，白宮官員已竭盡全力壓制這種比較。

的確，他們承認，中國正成為一個比蘇聯更為廣泛的戰略對手——技術上的威脅、軍事上的威脅，以及經濟上的對手。雖然拜登總統上月在聯合國堅稱，「我們不是在尋求新的冷戰，也不是在尋求將世界分割成水火不容的陣營」，但他今年反覆提到「專制與民主」之間持續一代人的鬥爭，讓一些人想到1950、60年代的意識型態邊界。

然而，美國是否正在進入一場新冷戰的問題，不只是為這種不尋常的超級大國政治轉變找到合適的措辭那麼簡單。陷入冷戰思維模式的政府可能誇大每一場衝突，認為它們是更大鬥爭的一部分。他們可能會錯過合作的機會，就像美國和中國在抗擊新冠病毒時做的那樣，在氣候問題上也可能如此。

而這究竟是冷戰，還是其他東西，這個問題就潛伏在經濟戰略、技術競爭和軍事演習——包括在海底、太空和網路的演習——不斷升級的緊張局勢之下。

毫無疑問，過去幾週讓人想起了老式的冷戰行為：中國空軍在台灣防空識別區飛行；北京擴大其太空計劃，再次將三名宇航員送入其太空站，並加快了旨在擊敗美國導彈防禦系統的高超音速導彈測試；一名華為高層管理人員以及兩名加拿大人、兩名美國人的獲釋，看起來像是一次囚犯交換。與此同時，美國宣布將向澳洲提供核潛艇技術，這樣的潛艇也許能在不被察覺的情況下突然出現在中國海岸。中國的評論人士也注意到，美國上一次分享這種技術是在1958年，當時英國採用了海軍反應堆，以便反制俄羅斯不斷擴大的核武庫。

就在宣布與澳洲的交易之前，衛星照片顯示了中國新的核導彈場，對此北京沒有做出解釋。美國分析人士不確定中國政府的意圖，但美國情報機構和五角大廈內部的一些人懷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是否已經決定放棄中國奉行了60年的「最低威懾」戰略，甚至不惜引發新的軍備競賽。

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本月宣布成立一個新的中國任務中心，網路衝突和技術盜竊接連不絕的喧囂背景是其原因之一，該中心負責人威廉·J·伯恩斯(William J. Burns)說，它是用來對抗「我們在21世紀面臨的最重要的地緣政治威脅，一個日益敵對的中國政府」。

儘管如此，拜登的高級助手們說，用舊冷戰來描述正在發生的事情是錯誤的，使用這樣的詞可能會成為一種自證預言。相反，他們認為，這兩個超級大國應該可以實現就事論事，在氣候問題上合作，遏制朝鮮的核武庫，同時在技術和貿易上展開競爭，或在南海和台灣周圍爭奪優勢。

白宮不願給這種多層次的策略貼標籤，這或許可以解釋拜登為何尚未在演講中詳細闡述這一策略。但到目前為止，他的行動看起來越來越像是在一個競爭共存的世界中的行動，比蘇聯領導人尼基塔·S·赫魯雪夫(Nikita S. Khrushchev)用來形容舊冷戰的「和平共存」還要尖銳一些。（有趣的是，本月在瑞士與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會面後，中國最高外交官表示，他反對任何將中美關係描述為「競爭性」的說法。）

但是，儘管還在糾結於合適的用語，這屆政府表示他們知道不該用什麼詞。

「這與冷戰完全不同，冷戰主要是軍事競爭，」一位要求匿名的拜登政府高級顧問在接受採訪時表示，要求匿名是因為，在拜登的白宮，沒有哪個領域的用詞會比談論與北京的關係時更需要謹慎。

今年7月，拜登的亞洲事務高級顧問庫爾特·M·坎貝爾(Kurt M. Campbell)對亞洲協會(Asia Society)說，與冷戰相提並論「只會導致讓問題更難解，而不是更清晰」，而且「從根本上無助於解決中國帶來的一些挑戰」。

兩個經濟體之間的深層聯繫——對技術、貿易和數據的相互依賴，在美國和中國主導的網路上，數據以毫秒為單位跨越太平洋——在人們更為熟悉的冷戰時期從未存在過。柏林牆不僅劃定了勢力範圍、在自由和專制控制之間劃出了鮮明界限，還阻止了大多數通信和貿易。柏林牆倒塌的那一年，也就是1989年，美國向蘇聯出口了43億美元的商品，進口了7.09億美元的商品，這對兩國經濟來說都是微不足道的小插曲。（以當前美元價值計算，該數字將會增加一倍多一點。）

在當前的超級大國對峙中，所有這些界限都很模糊，華為和中國電信的設備在北約國家進行著數據傳輸，中國擁有的TikTok應用在成百上千萬台美國手機上活躍，北京擔心西方打壓向中國出售先進半導體的行為會削弱中國一些最大的企業，包括華為。然而，即使經歷了大流行和「脫鉤」的威脅，美國去年還是向中國出口了1240億美元的商品，進口了4340億美元的商品。這使中國成為美國最大的商品供應國，也是美國出口產品的第三大消費國，僅次於加拿大和墨西哥。

「貿易關係的規模和複雜性被低估了，」坎貝爾在今年7月說，這是他解釋為什麼當下與40年前的冷戰截然不同的部分理由。

但是，拜登的另一位顧問前幾天指出，心理因素在超級大國政治中的重要性不亞於統計數據。這位官員指出，無論這兩個國家是否想稱其為冷戰，他們的行動往往顯得「我們已經沉浸其中了」。

這是一些人對新冷戰的核心論點，他們認為新冷戰與上一次截然不同，它將很快主導華盛頓與其主要競爭對手之間的事務。「人們認為冷戰的唯一定義是美蘇模式，」長期擔任中央情報局分析師、專注於亞洲的保羅·希爾(Paul Heer)說，「不是非得那樣。」

他同意白宮官員所說的新動態主要不是由核僵局或意識型態鬥爭來定義的，在那些情況下只有一方可以獲勝。而且，他在最近發表在《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世界不會「將自己分為美國和中國陣營」。

但舊冷戰的核心要素——希爾所說的「無武裝衝突的敵對狀態」——已經很明顯，因為兩國都在尋求權力和影響力，並相互阻撓或遏制。「兩國政府都有充分的理由不想將其稱為冷戰，」希爾上週在接受採訪時指出。「但他們都在向其靠近，雙方的政治讓我們很難想像我們將如何阻止它演變成那樣。」

在華盛頓，國會中為數不多的超越黨派分歧的問題之一是中國在半導體、人工智慧和量子計算等關鍵領域的競爭陰影：因此「中國法案」在參議院得到兩黨一致投票通過。（眾議院尚未開始對該法案的考量。）

雖然國會山莊上很少有人想說這些話，但該法案相當於產業政策，這個在華盛頓曾經有爭議的概念現在幾乎無人爭論，這要歸功於中國競爭的陰影。例如，參議院通過的法案提供520億美元用於擴大國內晶片製造，遠遠超過美國在30多年前與日本在同一行業的技術主導地位競爭時考慮的數額。但如今，日本在全球晶片銷售中的份額已下降至10%左右，美國工業界對它的擔憂不再顯得突出。

無論給這個時代起什麼名字，有理由擔心現在發生衝突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高。約瑟夫·S·奈(Joseph S. Nye)以其關於在地緣政治競爭中使用「軟實力」概念的著作而聞名，他反對冷戰的類比，並指出儘管華盛頓的許多人在「談論世界兩大經濟體的普遍『脫鉤』」，但「認為我們可以在不付出巨大經濟代價的情況下將經濟與中國完全脫鉤的想法是錯誤的」。

奈曾負責對美國面臨的威脅進行長遠評估的國家情報委員會，他警告說，目前存在著曾在1914年使世界陷入衝突的「夢遊綜合症」的風險。

「冷戰比喻作為一種戰略是適得其反的，但這不等於說不會發生新的冷戰，」他說。「我們可能會一不小心走到那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