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经过上百年来的实验及证明，现代到了应该与社会主义区分开来的时候，不能再像以往刚出现时视同一类对待，尤其是目前存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北朝鲜家族社会主义….等奇葩实例，根本失去了社会主义的内容及原来乌托邦构想，演变成文明社会人人恐惧的巨大监狱国度、动物农庄、东方专制暴政农奴国主义借尸还魂……

不苹根本不像社会主义国家还完全相反而行，结果号称资本主义的国家如欧美等国，比以上那些标榜社会主义国家还要像社会主义，真是极大的讽刺，也是世纪最大笑话，笑死那些批评社会主义的对手了….

社会主义这一招牌，也因此被连累蒙尘，被耻笑、斗臭，也是可惜了原有理想，不过也是自作自受，不马上与共产主义划清界线，出来混早晚要付上代价的

如同伊斯兰不肯与自杀炸弹客划清界线，黑人不肯放弃打砸抢、放火、暴动维权…..等例子，必然要受牵连的，影响本来形象与招牌光洁程度。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争议，未来还会继续下去，不过有些事是经过历史事件的验证越来越清楚了，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美中贸易战後，越来越少人提起，连中共、中国人都不相信这一套了，习近平也孬了退缩了，上山下乡、内循环等示弱都说出口了…….

中国是贫富差距世界第一的国家，专制贵族阶级统治的类奴隶社会，还能跟社会主义扯上关系，真是说笑话了，说谎都不打草稿，这是人人向往的乌托邦国度?还是一有能力人人都想逃离、用脚投票的地方?…

哀，都是血淋淋的教训，历史的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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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社会主义:

关於社会主义的起源存在争议，但是与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比较则简单得多。关於社会主义的起源存在以下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包含著一定的背景，通常是从早期现代的各种观念运动来探讨社会主义论题；第二种说法主要认为社会主义思想起源於法国大革命时期。第一种说法中，有两个人经常被提及，一个是托马斯·莫尔爵士，因为他写了一本书叫《乌托邦》；另一个是再浸理论者托马斯·闵采尔。德国马克思主义元老卡尔·考茨基的《托马斯·莫尔和他的乌托邦》一书更证明了这一起源近年来又有人重复这一说法，在此同一时期的另一个可追踪的根据是英国内战。在这样的阐述中，像平等派和掘地派等团体常常获得高度评价。

第二种说法聚焦於法国大革命刚刚发生後的那段时期。一些学者对它与工业革命之间的相互作用也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利希海姆（Lichtheim）对18世纪90年代的评论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历史一定起始於法国大革命，简要地来说是因为法国是『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的摇篮。而且这两股思潮都产生於1789年到1799年的伟大革命期间。」大革命是一种严肃的考验，「社会主义」一词以及自觉坚定的支持这种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都经历了大革命的考验。所以这些现象在大革命时期和大革命之後都能找到它们的根源。企图通过激进的社会和政治行动来扩展民主、权利、正义和平等的尝试，尽管没有带来什麽善意的结果，但对全世界思想却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这种冲击一直延续到今天。法国大革命是自从1453年拜占庭帝国被鄂图曼土耳其灭亡後，欧洲各国发展各自经济、政治、军事时，社会主要矛盾的总爆发，古希腊式的民主政治揭示了，人、社会、国家、民主之间根本关系。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国家的主体，人类终究会战胜社会关系的束缚，充分体现人是自我的主宰。

社会主义的类别是多种多样的，包括：

•空想社会主义又称乌托邦社会主义。是产生於资本主义生产状况和阶级状况尚未成熟时期的一种社会主义学说，现代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之一。空想社会主义者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建立理想的意识形态社会，并为之不懈努力奋斗。

•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是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中的合理因素而发展的理论。之所以是「科学」，是因为找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的阶级力量——无产阶级、从「各尽其能，按劳分配」到「各尽其能，按需分配」的经济方案和为此进行奋斗的阶级组织方式——具有共产党性质的政党。社会主义从「空想」转变为「科学」。巴黎公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次尝试。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国家机器的，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但它与资本主义之间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对於「无产阶级专政」，卢森堡主义与列宁主义则有不同的解释。而列宁主义又被进一步扭曲成史达林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两词均背上了污名，反共主义者用其代称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国家，尽管这种模式根本不符合卡尔·马克思的原意。

•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把现代民主宪政和社会主义经济合为一体的政治意识形态。在经济上实行完全的或者大体上的公有制，分权式计划经济、参与型经济或者市场社会主义；政治上实行普选、多党制、三权分立、政治自由、宪政是其经典形式。

•苏式社会主义，是一种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在苏共中央指示下，二战後建立了一个个这样的政权，此类国家在东欧剧变和戈巴契夫改革後迅速减少。苏式社会主义或称为史达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北韩的主体思想都受到了史达林主义的很大影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做出较大修正的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一种，大量引入资本主义体制如市场经济、私营企业、股市等，却没有实行现代民主宪政。2012年中国的公有制经济GDP已不足国内GDP的40％[35]。（修正主义原本是中国共产党用来指责苏联批斗史达林主义而保护与史达林主义几乎相同的毛泽东主义的，但中国共产党在1976年後，邓小平主张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即带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这被中国大陆的毛派指责为修正主义，尼泊尔毛派领导人也有评论说中国是「修正主义」。）

•国家社会主义，顾名思义是指国家力量和社会利益的结合，是科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外的第三位置。

•还有一些具有民族主义或宗教色彩的政治主张也自称社会主义，如「基督教社会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佛教社会主义」等。

 (以上转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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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闭塞民智，梁启超明确反对：《世纪中国》选摘二(ZT)

五四运动的知识思想浪潮，从发生的中心点北京，一路扩散到中国偏远的内陆省分，青年毛泽东的经历可以说明此一过程。日後领导中国共产党达四十馀年的毛，此时还是个靠自学获取知识的中学毕业生，他写过几本内容激进的小册子，在湖南省会长沙经营一间小书店。根据现存於世的书店销售纪录，在1920年的四十天期间，书店卖出三十本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政治哲学》（Political Ideals）、五部美国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的演说集、三十本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克鲁泡特金（Kropatkin）的文集、五本《爱的成年式》（The Coming of Age of Love）、十本达尔文（Darwin）的《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数十册关於俄国革命与科学方法论的研究集、超过四十部胡适以白话文撰写的《尝试集》（胡适是北大教授，也是五四运动的领军人物）、最後是165本「五四运动」最重要的刊物：《新青年》。销售上述这些书籍共获利三十五元；净利是亏损的，不过书店的五名员工都没有支领薪水。

五四运动（今日中国仍然如此称呼）更长远的目标，是要终结当前中国的军阀混战，并且以大众接受的两个中心概念——民主与科学，和国家政治重新步上轨道两相结合起来，如此就能将中国带往和西方并驾齐驱的发展道路上。问题是：这样的改变要如何产生？自从宋教仁遇刺、国民党遭到袁世凯击溃以来，聪明才智之士持续投身政治，但是他们後来发现：自己怀抱的使命几乎不可能实现。思想家暨政治活动家梁启超此时的经历，再次证明了政治变革在此时的中国绝非易事。梁氏於1916年最终厌弃了袁世凯，与其分道扬镳，而在袁死後，旧国会於1917年重新集会，梁又重返政治舞台。他接受总理段祺瑞的任命，出任段内阁的财政总长，然而，梁对於段暗中向日本巨额贷款一事竟毫无所知。梁启超支持段祺瑞参与欧战的决定。直到隔年，他才永远退出政坛，将此生剩馀的十一年光阴投注在研究、教授历史和著书立说上。

梁启超在著作中明确表达反对马克思主义各项教条的立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有如晚清的儒教，不但狭隘、限制思想，而且闭塞民智。然而，纵使梁氏的见解得到若干人支持，时代的潮流仍旧坚定地朝其他方向前进。早在二十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便有许多中国青年前往巴黎留学，深受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薰陶。後来成为富商的浙江人张人杰，便是这些留法青年当中的佼佼者。他在1902年获得驻法公使参赞的头饺前往法国；到了1907年，张已经成为革命团体在法国办杂和研究会的经费赞助者。张人杰在1906年时首次见到孙中山，隔年至少捐了六万银元给孙的反清革命团体。1912年，当张氏随孙中山回国，共同效力於民国之时，他的友人创立了留法俭学会，使贫寒的中国学生得以先在设於北京的留法预备学校学习法语後，到巴黎南边约九十公里的蒙达尔（Montargis）学院留学。1913年，在袁世凯取缔国会中的国民党人之际，许多孙中山的追随者竟未随他流亡日本，反倒选择前往法国。到了1915年，他们将原来的「留法俭学会」转型成为「勤工俭学运动」，参与该运动的中国成员在法国工厂工作，一面获得劳动经验，一面赚取自己的学费。

1917年，由於中国本身经济情势发生变化，促使愿远赴欧洲、参与对抗德国战争的人数出现惊人成长。超过十万名中国劳工，分别由各地经船运或火车，穿越太平洋或经由加拿大的越洲铁路，再转从大西洋抵达法国，协助协约国船舰卸载货物，运送补给品到前线，并且帮助清扫战场以及掩埋死者。两千馀名中国人最终在此丧命，他们或死於德军的枪弹与轰炸，或因疾病而牺牲。可是，有更多人在这里接受国内无法得到的教育。中国工团体（由那些在美国或欧洲受教育的人士组成）也到这里来为国人同胞服务，教导他们读写及工业技术。

这时在法国的中国人，包括数百名留学生，以及十万名以上的劳工——另外还要加上至少一千名中国学生，他们受到国内五四运动的鼓舞，还有此地勃兴的马克思研究团体的影响，变得十分激进。这些新团体（其中包括新近从传统桎梏中挣脱的女学生）有不少人和法国激进人士会面，并被引介加入共产党。当这些学生於1920年代回到中国後，在中国共产党於1921年召开首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都成为党内的活跃成员。他们之中有不少日後留名中共党史的关键人物：例如1920年代後期、中共处在艰困岁月时，领导全党的李立三，以及周恩来和陈毅这两位1920年代的勤工俭学领导人，在毛泽东於1935年取得党内领导权後，直到1976年毛过世为止，都是他的得力助手（译按：陈毅死於1972年，周恩来死於1976年1月8日，都在毛生前离世）；最後还有邓小平，他在1920年启程赴法时年仅十六岁。日後，邓注定带领中国走上经济发展复兴的道路；从毛泽东死後起，直到1990年代。（相关报导：当共产中国接管香港，美国该如何回应？《今日美国》投书：现在正是川普访台最佳时机丨更多文章）

这些「归国」的学生倘若单凭自己的本事，恐怕没办法有效建立起共产党的组织，况且由於他们缺乏发展组织的经验，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很快就会遭到各路军阀人马的围捕与处决。好在他们留学法国时，正好遇上苏联领导人列宁（Vladimir Lenin）在1919年，也就是布尔什维克革命（Bolshevik revolution）两周年後，做出了一项关键决定：苏联共产党以共产国际（Comintern）的名义，派出一个善於发展组织的代表团到中国来。这些共产国际的代表包括一位俄国人、一位荷兰人以及至少一位中国人，他们抵达中国的第一站是北京，首先从北京大学曾经赞助马克思主义学会的教员中，发展第一批成员，他们都是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共产国际代表接著前往上海都会区，与前北大文学院院长、现任《新青年》总编辑陈独秀接触。共产国际清晰的革命讯息，以及代表们在发展组织上的高超技巧，都让陈独秀立刻为之折服。在陈的协助下，他们开始在劳工组织里寻找能成为未来中共领导人的活动份子，并於1921年召开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样重要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孙中山这股势力。袁世凯死後，孙於1917年回到华南，试图重建已摇摇欲坠的政治大本营。他即将成为共产国际鼓动社会主义革命的盟友。

自1890年代末起，孙中山就开始对社会主义理念感兴趣，当时他於首次流亡海外时途经欧洲，阅读了很多当前社会主义的文献。在1913年之後孙氏二度流亡海外期间，他的理念又因为日本社会主义者而得以增强，而或许日本社会主义者也因为孙的缘故，对美国劳工运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不论美国劳工运动对於在美华工的权利抱持怎样的反对态度，此时美国的劳工组织已经发展得十分复杂精细。而在1920年以後，社会主义引发民众支持的潜力对孙中山来说更为重要，因为当时他正准备在上海或广州组织政府，与北京分庭抗礼，以重新致力於国家统一大业。然而，这时的孙中山极度欠缺资金，麾下能帮助他发展组织或通晓行政的能手也寥寥无几，也没有一支听命於他的军事武力。因此，孙在一开始苹好与他所在之处的军阀结成同盟，或令人感到羞辱地寄人篱下。

共产国际的代表和苏联派来的其他交涉人员，终於在1922年和孙中山取得接触，他们很明智地没有要孙接受共产党领导。相反地，共产国际代表遵循列宁及其顾问制定的各种路线，提议建立某种联盟关系，并由孙氏来领导。如此一来，身为中国国民党的总理（这个国民党是孙重新组织、整合而设立，在不到十年间已改组三次），孙中山就有机会能实现自己对政治体系的理想。他以独创的「三民主义」来说明自己对理想政治体系的构想。在这套兼容并蓄的独特思想体系中，孙氏试图运用政治民主、社会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民族思想等关键价值，来谋求国家的复兴与统一。由於共产国际的政策支持本土民族主义运动，因此苹要他们提供反帝、反封建的保证承诺，孙中山就能获得大力援助。苏联透过共产国际，以海运将资金、武器以及军事顾问送抵广州。共产国际决定，目前规模尚小、但充满能量的中共将加入孙的国民党，跨党的中共党员们遵循马克斯列宁主义路线，结合孙中山的反封建、反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为国共两党创设农民与劳工运动部门。中共党人在原来反资本家、反军阀、反地主的斗争目标上又添加一项内容：反帝国主义斗争，试图终结外国在中国的特权，恢复国家主权。

(以上转自台湾风传媒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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