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殤》、《走向共和》、《大國崛起》、《中國》：四個時代的四面鏡子

晚近三十多年來，中國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創作自由不斷衰減，文化界的創造力和想像力持續枯萎。如今，中國已是「道路以目、莫談國事」，連只「談古」而不「論今」都不太可能，用歐威爾的說法，「誰控制了歷史，誰就控制了現在與未來」，統治者不會讓民間掌握歷史的敘事權。

六四槍聲讓《河殤》的呼喚戛然而止

一九八零年代，是當代中國罕見的思想解放的年代，儘管仍然需要「戴着鐐銬跳舞」，但畢竟有了跳舞的空間。那個時代的代表作是電視政論片《河殤》——一九八八年五月底，《河殤》由中央電視台首次播出。到了八月中旬，中央電視台請示主管宣傳的政治局常委胡啟立，可不可以重播？總書記趙紫陽說：「我看，可以重播。」後來，地方台又多次重播，觀眾加起來超過一億。《河殤》總撰稿蘇曉康回憶說，當時北京市公安局黨委下了一個紅頭檔，組織全市幹警學習、討論《河殤》。他們派了一個宣傳處幹部，到蘇曉康家找他，請他去市公安局給中層以上幹部講話，做學習《河殤》的輔導。蘇曉康說，去講話不合適。對方說：「我們政委說你應該去！」可惜，六四屠殺的槍聲讓《河殤》對蔚藍色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呼喚戛然而止，從此中國走上一條鬼打墻式的回頭路。

六四屠殺的槍聲讓《河殤》對蔚藍色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呼喚戛然而止，從此中國走上一條鬼打墻式的回頭路。（圖片摘自網路）

《走向共和》要洋務，不要維新

二零零三年，央視播出了近代史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這部電視劇的史觀並未超越歷史學家唐德剛的《晚清七十年》，卻與中共的馬列史觀略有差異，比如對晚晴洋務派持相當正面評價，對義和團有若干批評。此時已是胡溫執政，但這部電視劇可看作江澤民時代的尾聲。極左派學者張海鵬向胡錦濤寫告密信，除了斥責該片美化慈禧太后、李鴻章等滿清統治者及誤導觀眾認為今天中國還不是共和、還要走向共和之外，信中特別透露說：「此劇是中共長沙市委宣傳部、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全力支持的，拍成後先在湖南電視台播放，但未能造成很大影響。後來經過宋祖英介紹，中央電視台播了，這一下影響就大了。」在中國，誰都知道江澤民和宋祖英的關係，宋祖英向央視推薦，意味着江澤民向央視推薦。《走向共和》符合江澤民的思想脈絡：要洋務，不要維新；要船堅砲利，不要民主憲政。但另一方面，江澤民與黨內毛派、極左派的分歧，如同清末洋務派與頑固派的對峙。

《走向共和》符合江澤民的思想脈絡：要洋務，不要維新；要船堅砲利，不要民主憲政。（圖片摘自網路）

《大國崛起》將「妥協」作為其關鍵詞

到了二零零六年，央視播出十二集紀錄片《大國崛起》，體現了胡溫的政治思路。這部片子記錄了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俄國、日本、美國等九個世界級大國相繼崛起的過程，總結出「大國崛起」的規律——一個國家的強大，必須人民意見統一、力量集中，靠文化洗禮來決定政治方向，擁有優渥的經濟能力，利用科技優勢。左派抨擊說，該片「對帝國主義列強殖民掠奪的罪惡歷史『隱惡揚善』」、是「右派『主流精英』們忽悠老百姓的新手段」。該片總策劃、八十年代大名鼎鼎的報告文學作家麥天樞辯護說，《大國崛起》的根本目的，是在於讓中國人建立一種基礎的現代社會的歷史理性。西方現代國家的建立，是以理性、妥協、合作的方式，來探尋新制度和社會利益分配的新形式。「中國觀眾只要能領會和學會『妥協』兩個字，我們就功德圓滿了。」胡溫確實將「妥協」作為其關鍵詞。到了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會萬國來朝，胡溫好不得意，「大國崛起」成為中國的願景。但正如電視片《大國崛起》之局限，中國版的「大國崛起」只有全球化、商業貿易及國家主義，而沒有民主、自由、憲政、法治的位置。

中國版的「大國崛起」只有全球化、商業貿易及國家主義，而沒有民主、自由、憲政、法治的位置。（圖片摘自網路）

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中國》，是習近平時代天朝主義的縮影

到了「定於一尊」的習近平時代，不要說《河殤》早已成為廣陵散般遙遠的絕響，就連《走向共和》與《大國崛起》的那一丁點創作自由和思想空間都蕩然無存。習近平時代的鏡子，就是所謂大型人文歷史紀錄片《中國》——它號稱「匯聚國內頂級紀錄片製作力量，耗時五年之久，以電影級品質、獨特新穎的視角，弘揚中國文化數千年之精髓，呈現出一個氣勢恢宏的史詩中國。」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在湖南衛視及視頻網站端芒果TV播出後，已有上千萬觀看人次，是近年來收視率最高的人文歷史紀錄片。不少年輕人留言說：「要是早幾年有這種紀錄片，我的歷史也不至於不及格了天啊！」、「終於出這種思想文化的紀錄片了！」

該片主創人員宣稱，該片最為鮮明的時代特色，就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域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交匯。「創作《中國》最根本的初衷，就是追隨習近平總書記的思想，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的思想。」換言之，《中國》表面上以人物誌的方式講述從孔子到李世民等中國歷史上的大人物們的故事，實際上傳達儒法互補的早熟的法西斯主義和天下帝國主義，並從中為習近平的統治尋找歷史演化的正當性。

創作《中國》最根本的初衷，就是追隨習近平總書記的思想，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的思想。（圖片摘自網路）

電視片《中國》吸納了部分西方最新歷史研究成果，比如承認唐王朝是北方游牧文化和南方農耕文化的融合體，是多民族的多元化帝國；但在最根本的歷史觀上，它仍堅持儒家中心主義、漢族中心主義和中原中心主義。在名為《融合》的第八集中，此前被正史評價不高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成為主人公。片中高度評價拓跋宏的漢化政策：下詔要求所有鮮卑人服飾、髪飾與漢人統一；將漢語作為「正音」，要求朝臣一律使用漢語；設立國子學、太學，教授禮樂文化等。電視片用煽情的解說詞總結說：「他將鮮卑文化的河流，匯入了中原的大江大河，促成了一次史無前例的民族融合。從此之後，以漢為主，胡漢融合，成為歷史發展的主流，融入了大家庭的各民族得到了永生。拓跋宏留下的火種，將在數十年後，照亮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空前之局。」

拓跋宏漢化政策最終土崩瓦解

其實，歷史真相是，拓跋宏的漢化政策失敗了，北魏帝國陷入南北紛爭，僅維持數十年即土崩瓦解。他使得鮮卑民族喪失了自己的文化傳統和生活習慣，消失在歷史的洪流之中，可稱之為「自我滅族」。歷史學家逯耀東在《北魏孝文帝前度與其家庭悲劇》一文中指出，拓跋宏的漢化政策引發維持鮮卑民族傳統的力量的反彈，這些力量聚集在其年幼的太子拓跋恂身邊，企圖奪回政治控制權。拓跋宏發起反擊，將不到十五歲的太子廢掉並賜死。逯耀東評論說：「孝文帝為實現自己的理想，曾付出很高的代價，不僅犧牲自己王位繼承人，而且放棄自己文化傳統，接受另一種意識形態。完全放棄自己文化傳統，投入另一種文化之中，就這種文化的本身而論，總是可悲的。」

拓跋宏將鮮卑話稱「北語」，將漢語成為「正音」，價值判斷不言而喻。《魏書》記載：「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年三十以上，習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降爵黜官。」電視片肯定拓跋宏的「語言統一」政策，醉翁之意不在酒。

語言不單單是語言，語言背後乃是政治。拓跋宏的做法，跟當年國民黨在台灣強行推行國語、打壓台語如出一轍——在學校不慎說了幾句台語的學生，脖子上被掛上侮辱性的牌子示眾；自稱虔誠的基督徒的蔣介石，派遣軍警闖入長老教會，沒收並焚毀台語聖經。今日，中共政權在內蒙、新疆、西藏等地強推漢語教學，削減乃至禁止當地的民族語言教學。二零二零年，內蒙古的蒙古人奮起反抗小學四年級起取消蒙語教學的語言歧視政策，有蒙語老師以自殺抗議，有電視台主持人辭職，有員警拒絕抓捕同胞，一向沉寂的蒙古人在全球展開聲勢浩大的聲援活動。中共借讚揚拓跋宏的激進漢化政策，來為其民族同化政策背書，這種「資治通鑑」式的宣傳，最後必然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以上轉自台灣雅虎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