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专栏：习近平的第三次革命能成功吗？(ZT)

习近平发动了「第三次革命」吗？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易明（Elizabeth Economy）认为，习近平执政以来在中国发动了「第三次革命」。

若粗略地以三十年为一个阶段，从一九四九年开始的第一个三十年是「第一次革命」，即毛的革命，毛的关键词是「斗争」。毛一生都没有停止过斗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与国民党斗、与美帝斗、与苏修斗、与党内「走资派」斗，其乐无穷。所以，毛时代大多数处于政治倾轧、社会动乱和经济贫困状态，中国并未摆脱「一穷二白」的命运。

从一九七九年开始的第二个三十年是「第二次革命」，即邓的革命，邓的关键词是「改革开放」。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控制方面有所放松，在沿海地区引入西方资本主义模式，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国经济保持令世界惊讶的高增长率，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理念无法继续凝聚民心并为中共统治提供合法性阐释，各种社会矛盾愈演愈烈。

从二零零九年开始的第三个三十年则是「第三次革命」，即习的革命，习的关键词是「中国梦」——当然，我并不认为中共的极权统治可以再继续三十年。易明认为，习近平为邓小平的「第二次革命」画下句号，开启了自己的时代。习近平的「第三次革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由习近平领导下的激进中央集权；政府加强对社会的渗透；构筑无形规章与限制墻，对理念、文化与进出中国的资金施加更严厉的控制；以及大举投射出中国的国力。

一般而言，一个政权的外交是其内政的延续，其外交与内政的逻辑应当是一致的。易明却发现，习近平一方面再次主张政府对中国内政与经济生活的控制，一方面在国际上扮演更具野心与扩张的角色。习近平的内政与外交南辕北辙，一个人不可能同时追逐两个天南地北的目标。用易明的话来说就是，「中国没有展现出全球国家特有的属性，更没有出现一位支持政治与经济价值与体制自由的领导人」、「中国是一个不自由的国家，却想在自由的世界秩序中争取领导权」。所以，她呼吁国际社会对习近平的野心加以反制，才能保护自己；她也坚信习近平的中国梦刚刚开始就註定了必然失败：「比较史学没有站在习近平这一边。尽管世界上有些地区也出现民主倒车现象，但除了中国以外，世界上所有重要经济体都是民主体制。」

易明的「第三次革命」的概念以及三个三十年的时期划分，看似简单明快，却也有其盲点与局限。她夸大了习近平个人对中共政策的影响力，也夸大了习近平与后邓小平时代执政的江泽民与胡锦涛之间的差异。中国往左转或者说帝国意识膨胀的转折点，不是二零一二年习近平接班，而是二零零八年——主要的变化在胡温时代后期就已全面展开。二零零八年，美轮美奂、万国来朝的北京奥运会，堪比纳粹德国在一九三六年举办的柏林奥运会；四川大地震中，执政当局发现民间社会的巨大潜力与活力，由此开始新一波严酷打压；刘晓波发起的零八宪章运动是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遭到镇压之后民主力量的最大一次集结，以刘晓波被捕并被判处重刑画上句号——抓捕并重判刘晓波的是胡温，后来害死刘晓波的是习近平，胡温并非慈眉善目的好人，习近平只是加码了胡温的暴政。

国有企业是习近平的救命稻草吗？

习近平时代重要的经济政策「国进民退」在胡温后期就已经开始推行，习近平则将此政策大大加速。   

在中国，国有企业是政府的代理人，国有企业负有为北京推动战略目标的任务，它一直在天然资源开采、基础建设发展这类领域达成政府的政治和经济目标。中共官方文件指出，国有企业「是党和国际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

易明发现，在对待国有企业的态度上，李克强与习近平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分歧。李克强曾经说过：「要对僵尸企业、产能过剩企业狠下刀子。」所谓「僵尸企业」就是连续亏损三年、环保与科技水准没有达到标准、不能配合国家工业政策，以及极度仰赖政府或银行才能生存的企业。李克强还希望让国有企业「减肥瘦身」。但李克强很快被习近平剥夺了经济政策的决策权，成为中共历史上最弱势的总理。

习近平对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的思路是「大就是美」，这符合他在其他领域好大喜功的风格。习近平重用的国资委主任萧亚庆说：「我们这个事业的规模愈大愈好。」二零一二年，中国有两百七十五起国企合并案；到了二零一四年，增加到四百八十一件。二零一五年，中国远洋运输集团与中国海运集团合并组成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二零一六年，中国两家最大的水泥厂中国建材集团与中国中材集团合并，两家最大的国营铁路公司和两家国营电力公司也整合了。经过一系列的整合，八十三家中国国有企业登上世界五百强榜单，排名二、三、四的分别为中国国家电网、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中国石油化工集团。这样的排名大概能够满足习近平的虚荣心，但无法掩盖中国国企面临的危机——实际上，国有企业债台愈筑愈高，继续挥霍宝贵的贷款，提供的新就业机会却寥寥无几。

习近平缺乏经济学常识，却要像毛泽东一样垄断经济政策的决策权。邓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秘密，卑之无甚高论，只是将毛时代铁桶一般的计划经济松绑，引入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因素而已。计画经济必然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早在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大师海耶克之前，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俄罗斯经济学家鲍里斯·布鲁兹库斯（Boris D. Brutzkus）就针对苏俄当局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画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被苏俄政权驱逐出境，更多的俄国知识分子因为对苏俄经济体制提出负面看法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指出，在这种中央集权的国有体制之下，工人沦为奴隶劳工，千百万农民走向毁灭。「在苏俄的经济经济中，从中央政府到每个小部门，经济管理必定都是政治管理；经济活动参与者的利益必须到处服从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企业不论大小，前面必定站着一个政治上的自己人——共产党人。管理着共产主义计划经济的不是专家而是外行，这也是该体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布鲁兹库斯认为，苏俄的计画经济是一个完全从政治出发设计的经济制度，该制度彻底无视民众的需求。经济制度成为政治的附庸，说明市场的主导力量从民众经济生活中被彻底排除，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七十年代，苏联政权终因经济崩溃引发了政治崩溃。

然而，布鲁兹库斯早在一百年前就发现的真理，却被习近平完全漠视。他的着作已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习近平的书单中却不会出现。国有企业不是习近平的救命稻草，也不是所有独裁者的救命稻草。正如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所说：「党的领导体系并不想削弱，反而是要强化这些国有企业。除非这些独占企业崩解，否则中国将无法在这个领域走向创新，或者发展出经济规模。」 习近平雄赳赳气昂昂地率领中国重蹈苏俄之覆辙。

极权之下的创新是白日梦

习近平在多次讲话中倡导创新，要将中国打造成「创新大国」。但是，易明指出，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中国梦，原因很简单：全球化的意义就是资讯、资金与人员的自由交流，从而促成一个更加相互依存的整合世界。但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一面控制理念、人员与资金的流通，一面侈言领导全球化。这种排斥开放市场的理念与资金虽然带来无效率与浪费，但中国领导阶层为实现较为长期的战略目标，愿意付出这样的成本。

近代以来，几乎所有重要的科学及管理的发明都出现在民主自由国家，正如易明所指出的那样，发明是一种造成产品线或产业革命的突破性构想，需要智慧财产权保护、长期投资、承担风险、接受失败的勇气。这些发明条件在中国及一切独裁制度下的国家都不具备。中国唯一的优势就是偷窃和山寨西方的各种发明。中国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厚颜无耻的、以国家的名义进行偷窃的窃贼集团。美国参议院在近期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通过「千人计划」窃取美国的技术，该计画的目标对像是中国出生但是在美国工作的研究者，中国以高薪或大研究室等丰厚待遇招揽他们回中国。报告认为，中国训练该计画的参与者对美国的智慧财产权相关机构撒谎，让他们回到中国之后建立「影子研究室」，完全复制在美国的研究工作；或是像某些案例当中，直接窃取美国科学家所做出的研究成果。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新报告称，美国与中国学者及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直接促进了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该报道研究了中美学者共同完成的两百五十四篇论文后指出，这些论文涵盖从化学、光电、材料科学到海军工程等一系列主题，中国科研人员涉嫌隐瞒他们与国防项目的真正隶属关系。报告建议美国研究机构扩大与中国合作伙伴的合作审查和尽职调查，建立共同的道德和伦理标准，以防止可能有助于威权政府或违反民主价值观的合作。

中国的所谓「新四大发明」——高铁、网购、移动支付、共享单车——在国际上早已沦为笑柄。易明在本书中历数了习近平对大学、智库、媒体等在创新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机构的监控和打压，由此说明创新的种子在中国尚未萌芽就被连根拨除。就连北大和清华的院长级学者也在《科学》杂志发表文章，公开谴责一小群官僚由上而下垄断科技研发经费管道，使创新窒息。习近平掌权以来，中国的大学从图书馆中清除政治上「有害」的书籍，鼓励学生报告教授批评政府的言论，没有学术自由的大学，获得再多研究经费，也不可能是创新的发源地。

易明进而发现，中国政府试图在创新科技的投资与塑造过程中扮演强而有力的角色，要保护它免受外国竞争，结果是产生庞大的无效率、浪费与欺诈，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所谓「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市场」。中国领导人希望所有车辆都使用清洁能源，这个美好的想法没有错，但为了达成这个梦想，中国政府不是靠市场的力量，而是靠政府的力量，在其十二五计划中，将替代燃料和电动车工业订为七大新兴产业之一。地方官员为了制造政绩，争先恐后上马相关项目。然而，地方业者与电厂研发的产品在其他地方并不相容，在一个城市买来的车，往往无法利用另一个城市的充电站充电。中央各部会奋力瓜分这块大饼：工业和信息化部点名日产为策略伙伴，科技部却扶持本土企业比亚迪——后者大量抄袭其他国际名牌汽车的设计及技术，其生产的电动车与传统的汽柴油车相比不但不能节能，反而更加耗能。

美国如何应对习近平政权？

易明对习近平政权基本上持负面评价，但她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建议却是错误的。她虽然认为，「一旦习近平的第三次革命波及全世界，危及全球安全与繁荣的基本原则时，就应该义无反顾与中国对抗」；但她立刻又从这一立场退缩，强调美国应当采行一套「兼顾新旧政治现实的做法」：包括在外交上再接再厉，善用习近平想当全球领导人的野心，推动促使各方承担更多责任的多边努力。一旦中国不遵守约定或谋取不当利益，能够更积极启动惩罚措施，并加强美国政府的能力，让华府更能掌握中国不断变化的内政与外交政策。

易明所谓的美中之间应当加强「技术性的合作」，包括「美国应该与中国开发银行合作，确使中国公司在推动一带一路的过程中遵守环保、劳工与透明度的最佳实务，这对维护美国公司的竞争力至为重要」。其次，「美国还可以加入亚投行，进一步伸张它的经济利益」。这些建议，简直是重演农夫与蛇的故事。易明的局限在于，她一辈子研究中国，却未能洞悉中共政权的本质是极权主义，比纳粹还要邪恶和危险。她在书中大量引用亲北京的各类学者的言论，诸如李成、郑永年等，其实这些人是中共大外宣的一部分，是喉舌而非有独立洞见的学者，她在某种程度上收到这些人的误导。

易明认为中国太大，美国不能断绝与中国在若干议题上的合作，诸如北韩、伊朗的核问题，全球暖化等。这正是传统上民主党人和若干共和党建制派的思路，在过去三十年来已证明失败了。台湾评论人杨光舜在《外交家》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拜登团队的两岸政策》的文章指出，民主党决策者倾向支持美国对同盟作出更多承诺、对国际组织投入更多投资、采取多边解决争端机制、并处理气候变迁问题。比如，瑞特纳及小布希政府国家安全会议及国防部资深官员范腾（Richard Fontaine）建议对中国要采取「议题式的竞争」，而不是重演冷战式的全面对抗。在气候变迁及核武不扩散议题上，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前国家安全顾问唐尼伦（Tom Donilon）在认知到中国科技进展对美国构成的挑战后指出，美国在科技发展上投入更多投资，并接纳更多优秀移民，会是比对中国加关税更好的反制措施——然后，所谓优秀的移民，是否包括中国派出的间谍和窃贼呢？美国如何对此进行甄别呢？杨光舜的结论是：虽然许多民主党人的看法已经有所转变，但要说民主党今日的对中政策有了「典范转移」还言之过早。尤其是他们还是主张在许多方面必须要跟中国用谈判、沟通的方式，找出合作的可能。这就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习近平的野心不可能被美国「善意引导」，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与虎谋皮。因此，川普政府不再对习近平政权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将中国正确定位为首要的战略对手。二零二零年七月三十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说，美国针对中国的外交努力已经奏效，国际社会在觉醒，「潮流正在转向」。他举例说，有三十多个国家禁止使用不可信的华为的技术；丹麦拒绝中共对其报纸进行新闻审查的企图并对北京在北冰洋的活动感到警觉；瑞典关闭了境内所有的孔子学院；立陶宛情报部门首次把中国列为潜在的威胁；印度禁止使用一百零六个中国的应用程序；美国、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英国加大了在南中国海的海上军事演练等等。美国的盟友纷纷归队，中国和习近平逐渐陷入孤家寡人之境地。

在这一大转折、大脱钩的历史关头，西方的中国问题研究者们也需要在知识结构、研究范式上作出重大调整，否则他们又将犯下当年西方的苏联问题专家的致命错误——没有一个苏联问题专家预测到苏联的崩溃居然如此之快。

(以上转自台湾风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