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改革打造了一個有問題的中層

30年改革後，很多人歡呼中國終於出來了一個中層，一個介於政府和百姓之間的中層，也就是資本一方，中國終於從兩級結構變成了三極結構，中國在經濟上也好像真的跨入了資本主義的行列，但是，在筆者看來，這個中層很可疑，問題也很大，如果不能有效的轉變和洗心革面，其結果堪憂。

老毛的共產黨，在近代以來，在中國做的一件非常巨大的事情，就是剷除了自宋代以來歷經千年而不倒的鄉紳地主階級。這樣，毛的政權，將宋代以來的三層結構，即專制政府，鄉紳地主和百姓變成了一個兩元的結構，即一方是專制政府，另一方是百姓，政府直接出面控制百姓。因此毛的政權在農村可以控制到村一級，在城市可以控制到居委會和單位，這是中國歷史上所有的專制政權都做不到的事情，也是從來沒有過的。也因此，毛的政權有了百姓的最大的支持，毛的政府也可以最大化的組織百姓，無論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百姓都可以被迅速組織起來。

這也是毛在近代中國的歷史舞台上戰無不勝的一個法寶，也是毛的自信之所在，因為他和其政府，就是百姓的化身。

從宋代以來的中國專制皇權，最多控制到縣一級，而鄉下的鄉鎮村，都是鄉紳地主的家族自治體系。因此，中國的專制統治是三元結構，專制政府，鄉紳地主，百姓。專制政府必須與鄉紳地主家族合作才能來統治百姓。這個三元結構有很大的優點和靈活性，因為專制政權總是比較僵化的，尤其是中國的地域非常的廣大，無論中央政府的什麼政策和法律都不可能同時適合中國全部的疆域，因此，中央政府也心知肚明，乾脆就是搞一個寬鬆的大一統的帽子壓在那裡，而底下有鄉紳地主家族自己來管理，愛怎樣管就怎樣管，給其很大的自由度和靈活性。這樣，中國的統治就成為，既有統一性，又有靈活性，是僵化和靈活的統一。中國古代的繁榮，靠的也就是這一點。

但這種政體也有一個缺點，就是政府自己不能有效的組織民眾。這也是中國在近代面對西方現代社會高度組織起來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在其壓力下，屢戰屢敗的原因。當西方國家沒有進入那個資本主義的時候，其國家組織也是很鬆散的，力量也有限，因此中國那個既統一又靈活的政治系統，還能對付，甚至占優。但到了近代，當西方列強過渡到資本主義高度的組織體系以後，中國的這個宋代以來的組織體系就有些的捉襟見肘了。不要說是西方的列強，就是那個剛剛組織起來的日本都打不過，那也很自然，因為日本已經學會了西方，可以將民眾充分的組織起來了。日本雖然是小國，但以一個舉國的小國來打一個無組織的大國，比如甲午戰爭，日本上下一心，當然可以擊敗只有李鴻章一個人率領的中國軍隊，淮軍和北洋水師。

到毛開始剷除這個中間的鄉紳地主階級以後，民眾就可以被毛的政權有效的組織起來了。因此，無論是日本人，也無論是國民黨，也無論是以美國為首的16國的聯合國軍，就都不是毛的對手了，更不要說印度，還有後來的蘇聯了。

但是，毛的這個兩元結構的國家組織，有一個巨大的缺點，就是僵化，因為，毛的政府還是一個專制政府，是高度集權的，而不是分權的，因此，以一個高度集權的專制政府來掌控如此廣大的地域，而且是將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一把抓，這樣，必然是一個僵化的政府，不能有效的和事實求是地，從實際出發的去對付非常複雜的地方事物和局面，行政命令和一刀切肯定會極大的傷害地方的利益，同時也會最終傷害到百姓的利益。這是必然的。

因此，建國後，毛的政府是政治上集權，經濟上計劃經濟，也是集權，軍事上當然也是，文化上也是，結果當然是中國會慢慢的僵化和發展緩慢。

而1978年以後，鄧小平開始了改革，鄧改革改什麼？就是在這個毛的兩元結構中，重新打造一個中間的階層，也就是可以一些人先富起來，重新打造鄉紳地主階層，當然，這個時候不叫鄉紳地主了，而是資本家了。同時，開始了城市化的進程。而中央政府慢慢的放權，不是直接插手控制百姓，而是從經濟領域慢慢退出，在文化領域也退出，要這些中間的人，即資本一方來控制，給資本一方很大的自由和權力。有如宋代以來的專制皇權一樣，給鄉紳地主很大的自由和權力，當然，在政治領域和軍事領域還保持着控制，也就是政治沒有民主化，軍隊也沒有國家化。

那麼，現在中國的這個中層的人都是些什麼人和勢力呢？就是權貴資本，外資買辦資本，私營資本和一小部分的國家資本，也就是那些新富起來的人。

中國人，無論城市還是鄉村，現在慢慢的都在這些資本的組織和控制之下了，在公司和企業里討生活了。那麼，資本的中間階層與原來鄉紳地主家族階層有什麼不同呢？鄉紳地主家族的一個優點是有組織性，但是缺點是沒有流動性，而且，也很難被政府直接組織。當初，清末的綠營沒有戰鬥力的原因是組織鬆散，而曾國藩組織湘軍的時候，利用的就是鄉紳地主家族的組織性，湘軍的弟兄們基本都是同鄉，都是親戚，因此在作戰時，就可以互相照應，也有戰鬥力。但是，這樣的軍隊，一旦去境外作戰，出省作戰，就有問題了。其他人加入不進來，因此兵員必須要回到家鄉去招募。曾國荃就幾次回湖南老家招募新兵。但在資本的控制下，就可以流動，人們不必再像老毛時代那樣被拴在土地上，被戶口限制住，而是可以流動。也就是說，既可以流動，也可以被資方有效的組織起來。

這就多少有資本主義的性質了。資本主義的組織方式就是這樣，人們既可以流動，也可以有效組織。而且，這個中間階層的資方，有很大的自由度和權力，可以變化萬方，可以進行高效率的生產，可以有效的轉型，收放自如，而不是像老毛時代的工廠那樣的僵化，那樣的不靈活了。而政府，也可以放權給這些的資方去管理百姓，而不必直接控制了。

但是，現在的問題是，這個鄧小平時代出來的新的中層，即在政府，資方，百姓的三方中這個資方，有很大的問題，一個問題就是其資本財富的非道德性，一個就是管理的非人化，一個就是骨氣缺失的問題。

我們說，中國現在的資方的構成有權貴資本，外資買辦資本，私營資本和國家資本四個方面。在這四個方面中，權貴資本，私營資本的財富來源都有問題，也就是有道德性的問題。權貴資本的財富來源當然基本是不道德的，基本是靠權力而將原來的國有資本轉移到個人私人的帳下的，違背了孔夫子的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教導，這些人當然會遭到了百姓的唾棄和憤恨。而私營資本中有一部分也是不太道德的，靠坑蒙拐騙偷搞來的，也是取之無道，也是被百姓痛恨的，當然，另外一部分的私營資本是正當勞動所得，是取之有道的。而外資買辦資本，是西方資本大舉進入中國的產物，是比較中性的，如外資和合資的企業。當然，這些資本進入中國不是為了幫助中國，而是為了在中國賺錢，為了盈利，為了剝削中國，中國的百姓對這些外資買辦資本是中性加警惕的，在適當的時候，也會變成憤恨的，如富士康他們。而國有資本，由於只保留了大型的和資源性的資產，有非常強的壟斷性，產生壟斷暴利，因此也經常被百姓病詬，如中石油他們。

這樣，在資本的四個構成上來看，從道德上講，多少都有些的負面，因此，這些資方，在中國三個階層環節中的地位，處於中間，但可能是不穩固的中間，是很可能與下面的百姓形成道德方面的緊張對立的，因此也是不穩定的因素。現在很多的富人，開始移民海外，就是受這種道德對立的影響，他們覺得自己的資本不安全了，害怕有朝一日會被百姓剝奪。如浙江商人大舉移民，浙江商人很多都曾參與山西的投資，是山西的煤老闆，在道德上，有嚴重的問題。所以，所謂的第四次移民潮，有人說是中國精英的流失，筆者不這樣看，這些人的資本來源很多是有問題的。

而且這個階層的財富與百姓構成了巨大的差距，1%的人現在占有中國41%的財富，貧富差距如此巨大，已經超過了美國。

另外一個就是管理的非人化。前一段出來的富士康跳樓事件，就是管理的現代化但同時是管理的非人化的問題的大暴露。因為中國企業在世界的產業鏈中處於低端，利益非常的薄，資方必須壓榨工人才可以得到利潤，因此這些資本對中國的工人，採用非人化的方式管理，結果就是工人在無論工資待遇，福利待遇，人情關懷上幾乎都是空白，因此這些的資本與工人大眾的關係經常是緊張的。而政府在國民的福利上幾乎無所作為，因此這種緊張就愈發激烈了。最近有很多工廠發生工人罷工的事件，而且很多發生在外資和買辦資本的領域，這是一種警示。

骨氣的缺失方面。由於中國資本階層的產生，是改革開放的結果，因此也是在向西方開放的一個結果，西方的文化和技術，對中國的資方產生很大的壓力，也因此，很多資方變得沒有骨氣，崇洋媚外，甚至產生極端的媚外，於是出來了很多怪異的理論，比如要犧牲一代老工人，比如要被殖民三百年，比如原始積累的血腥沒有原罪，比如將國有資本變成私人資本的合法性，比如打着以市場換技術的口號，可是市場是丟了，技術也沒有換到。中國成為世界工廠，是西方世界的加工廠，同時也是西方產品的傾銷地。中國的很多利益被這些的資方給出賣。而政府的很多部門，也被從西方回來的人把持，政府的政策也經常偏向資方和西方，這必然引起下層百姓的不滿。

由上所述，無論在資產的道德方面，管理的非人化方面，骨氣的缺失方面，這個改革開放30年產生的新的中層，資本與資方有很大的問題，因此，這個中層在中國現在，還不是非常成熟和穩定的中層，也沒有占據道德的制高點，如果這個中層與下面的百姓的矛盾日益尖銳的話，有一天，也許會被百姓重新剷除，如同毛時代一樣。筆者很不希望這樣的事情發生，希望這個新的富裕的階層和資方，可以做中國的中堅力量和表率。但這也僅僅是希望而已。筆者也希望，在百姓與中層的資方緊張對立的時候，中國政府要保持中立，不要輕易站在資本一方，那將是非常危險的。

中國現在這個三層的統治格局，未來會有什麼樣的走勢呢？大概有三種，一個好結果就是，資方慢慢通過努力，消除自己不道德的資本來源性質，回饋社會，比如福利慈善等等，改變自己的形象，而不是畏罪潛逃到國外；在企業方面，改變非人化的管理方式，變得有人情味，有福利制度保障，與工人的關係搞好；在骨氣方面，進行創新，搞出中國自己的品牌，自己的技術，拿回自己的市場。這樣的中層，與下層的百姓開始合作和聯合，在可能的時候和時機，還可以對上面的專制政權進攻，要求實現民主憲政。

還有一個可能是，資方與工人與百姓的矛盾愈來愈深，鬧到不可調和，最後逼迫政府出手，與百姓聯合，搞掉資方，重新回到毛的兩極政權時代。這是非常可悲的一個結果，筆者很不願意看到。

還有一個可能是，資方與政府聯合，逼迫百姓，出台大量傾向資方的政策，出賣中國和百姓的利益，最後逼迫百姓造反鬥爭，一舉搞掉政府和資方，這就是當年國民黨的下場。這種鬥爭最殘酷，一定是以暴力和武力進行的。筆者當然最不願意看到這種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