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位于季风区的中国一直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中国每6年有一次农业失败，每12年有一次大饥荒。在过去2200多年间，中国共计有1621次大水灾，1392次大旱灾，很多时候旱灾和水灾同时出现”(李约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确实就是“糊口经济”，至少对大多数底层民众来说就是这样。即使风调雨顺的年景，收成也有限，能挣个温饱就已经不错，一旦遭遇凶年，转眼间就会衣食无着，难以为生。随着自然灾害频繁地出现，人们时常遭受着饥饿和死亡的威胁。“凶年饥岁，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 

　　近代中国可谓灾难深重，与一场场人祸相伴而行的是接连不断的天灾：光绪2年(1876年)华北连续三年大旱，黄河中下游地区有1300多万人死亡；光绪22年(1896年)，一场台风和海啸扫荡了刚刚诞生的上海，10余万人遭遇没顶之灾。进入民国时代后，灾难进一步加剧。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自然灾害和战乱导致的流民泛滥，才使蹒跚学步的中华民国政府在短短数年间崩溃失败。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失，中国其实已经陷入无政府状态。白修德看到，“政府机关、医院、军队司令部、大学、省政府等一切机构都是形同虚设，或者是行将崩溃”。流民遍地的中国，整个社会已经彻底瓦解，一切都只能推到重建。从社会动员到暴力机器，一元化的共产党明显比多元化的民国政府更有效率。官僚腐败的国民政府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对乱世中国的控制，崩溃无可避免。历史学家费正清在当年的笔记中写道：“我获得一个明确的信念，我们的盟友国民党政权正在自我毁灭，并且走上丧失权力的道路。” 

　　“江山千万里，家国四十年”。现代历史学家唐德刚在《战争与爱情》中写道：“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实在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野蛮的时代啊。你会相信，哪儿还有人把闷死的幼儿，在锅里蒸着吃？你会相信，有人死了，家人不敢葬，因为葬下去，可能被挨饿的饥民偷去吃了呢？” 

　　据出生在中国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估计，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到700万人死于饥饿。如此估计，民国时代曾经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这样记载：1918 年大旱席卷了北方六个省，50 万人丧生。同年2 月，陕西和甘肃发生大地震。1921 年，六个省遭受大水侵袭。1923年，12 个省遭受水灾和旱灾。到1924 年和1925 年，自然灾害的范围更大，灾害加上暴力与战乱，造成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大的逃亡运动，几百万人从北方各省逃往满洲，这就是著名的“闯关东”。

 
　　民国十七年(1928)至民国十九年(1930)持续3年的北方八省大饥荒，导致1300多万人死亡，而其中又以关中旱灾最为严重。陕西全省92县悉数蒙难，八百里秦川，赤野千里，尸骨遍地，甚至人相食，惨绝人寰。有200多万人被活活饿死，200多万人流离失所逃亡他乡，800多万人以树皮、草根、观音土苟延生命于奄奄一息。因此一般关中人对“民国十八年年馑”最为耿耿于怀，这也是“万人坑”在现代关中人心中的出处。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在河南发生大饥荒的同时，广东的饥荒也完全失控，300万人因为冻饿而亡。蒋介石在1943年4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华侨在粤，有鬻卖子女过活者。河南灾区饿殍载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天呼！若不使倭寇从速败亡，或再延长一二年，则中国势难支撑。余将不能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矣！奈何苍天上帝盍速救我危亡乎！”在这场巨大的天灾人祸面前，蒋介石只能哀叹自己的回天无力，去祈求中国的老天爷和西方的上帝。 

　　1946到1947年，南方发生大范围的饥荒，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1948年发生在前满洲国首都长春的战争，最终酿成巨大的人道灾难，无异于一场南京大屠杀。城楼失火，殃及池鱼。因为守城的国军拒绝投降，围城的共军禁止城内难民出逃。从围城的第3个月开始，弹尽粮绝的长春城内就开始公开卖人肉。长达5个月的围城，数十万无辜平民被活活饿死，甚至被吃掉。作家张正隆在《雪白血红》一书称长春围城饿死了15万人；国军将领段克文则认为实际死亡人数达到65万。国军司令郑洞国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七月以来，市内已有饿殍出现，许多老百姓因粮食吃光或被军队搜光，只得靠吃树叶、草根度日，结果因身体极度虚弱而病死、饿死的人愈来愈多。有的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下就死去了，尸首也无人安葬，后来街市上甚至出现了卖人肉的惨剧……大约在八月间，蒋介石在庐山上发来电令，让我将长春城内居民向城外疏散，以减轻守军压力。于是我下令开放南向沈阳、东向永吉两条路口，放老百姓出市区。但老百姓到解放军阵地前，要查明身份才能放行，致使大批拖家带口的市民麇集在南郊和东郊两军阵地之间的空隙地带，一时出不去，欲退又回不来，加上一些土匪趁机抢劫，弄得百姓惨状百出，终日苦号之声不绝，以后在这些地方饿死、病死的人无法计数……长春本是个美丽的城市，此时却满目疮痍，尸横遍地，成了一座活生生的人间地狱。” 
　　 
　　四 
　　 
　　在民国史上，刚刚修通的陇海铁路成为一条悲惨的逃荒线，或者说是河南人的救命线。作为工业革命象征的火车来到中国不久，就颠覆了满清帝国和传统皇权。在汽车时代到来之前，火车为大饥荒中的饥民打开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逃生通道，这是民国十八年关中大饥荒所没有的。在一场场人祸天灾中，经历过十八年年馑的关中成为河南人的诺亚方舟，无数难民身无一物，背井离乡，沿着陇海线，或扒火车，或推着独轮车挑着扁担步行，一路乞讨，西出潼关逃往关中和西北高原。这些数不胜数的河南灾民流落关中，沿着陇海线，在关中安顿下来，这后来成为关中“河南担”的出处。“据估计，至1943年4月初，豫籍灾民入陕求食者先后已达80万人。”沿着陇海线几乎所有的城镇，都有许多河南流民落脚，河南话成为陇海线的第一语言。如今西安市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人是当年河南流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大约一半铜川人都说着河南化，关中因此几乎被河南化，成为第二个河南。 

　　对河南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来说，民国三十一年并不是最大的移民潮，更不是唯一的。此前四年，黄河“花园口事件”对河南人所造成灾难更为可怕。如果说前者更像一场天灾，那么后者就是一场地地道道的“人祸”。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夏，日本征服中国的战争已经进行到第7个年头，中日徐州会战后，徐州沦陷，中国军队兵败如山倒，日军沿陇海线直扑与京汉线的交汇点郑州。面对势不可挡的日军进攻，蒋介石采取“以水代兵”的办法，下令扒开黄河花园口，以黄河水“水淹七军”。黄河在这一段早已成为地上悬河，一旦溃决，必将一泻千里，整个中原必将灭顶。蒋担心军人抗拒执行，多次警告不要有“妇人之仁”。6月9日，花园口被中国军队炸开，黄河水顺着贾鲁河迅速下泄，肆虐的洪水冲断了陇海铁路，浩浩荡荡向豫东南流去。 

　　因为军方只提前一天通知，根本来不及撤离的河南民众瞬间就被黄河席卷而去。堤脚下的邵桥、史家堤、汪家堤等23个村庄转眼无存。洪水波及豫、皖、苏三省44县(市)，共计29万平方公里，酿成1200万人受灾、390万人流离失所、89万人死亡的空前灾难，形成震惊世界的中国“黄泛区”。黄河泛滥的9年期间，洪水、瘟疫、匪患、蝗灾、严寒、饥荒，轮番侵袭，曾经孕育了中华文明的千里中原变成了人间地狱。 

　　黄水所到之处，房倒屋塌，饥民遍野。整个中原沦为汪洋中的黄泛区，(

到处都是一幅悲惨的饿殍图。马上就要收割的麦子付之东流颗粒无收。人们极尽可能地节省存粮，三顿变两顿，两顿变一顿，馍改成粥，粥改成稀汤，粮食吃完了，开始吃谷糠麸皮和野菜，然后是猫、狗、蛇、鼠、青蛙。最后连树皮都吃光了，只有吃人和死亡了。因洪水淹死饿死的人和国民政府抓壮丁造成的平民死亡，远远超过被日军杀害的中国人。 

　　在大人物和政客看来，当国家遭遇战争时，“舍卒保車”常常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战略选择，因为政府是“車”，而民众只是无足轻重的“卒”。花园口决堤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人为灾难之一，死于这场灾难的河南平民将近90万人，这是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的3倍。相比之下，蒋介石的这场神机妙算导致日军损失7000多人。西进受阻后，日军由沿平汉线和淮河两路合围改为沿长江推进，4个月后，攻陷武汉。武汉沦陷后，斯大林认为中国已亡，将30多万居住在远东地区的中国人流放到北极圈，任其自生自灭。 

　　早在做出决堤放水之前，中国军方就拟订了宣传策略，称日军飞机狂轰滥炸，致使黄河大堤决口。为了栽赃给日本人，商震命令在花园口决堤的同时，将附近的小龙王庙和民房、大树炸倒，以伪造日军炸毁黄河大堤的现场。国民党中宣部配合拍摄了大量照片和影片，用来对外宣传。决堤之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以国家新闻中心的名义向全世界宣布，黄河大堤被日军炸毁。军政部长陈诚在武汉召开了中外新闻发布会，向全世界“揭露”了黄河决堤的事件“真相”，声色俱厉地谴责日本飞机无视国际准则，公然地野蛮轰炸了花园口黄河大堤，造成了堤坝垮塌的人间惨剧。中央社“统一口径”，国内各大报社如《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等纷纷谴责日军炸毁黄河大堤、致黄河决口泛滥的反人类暴行。中共《新华日报》也义愤填膺：“豫东战场:敌因屡犯被阻，竟决黄河大堤，黄水汹涌处庐舍荡然，敌妄图消灭我战斗力”，“犯新郑敌已击退，暴敌仍到处决堤，中牟、白沙大水，数万灾民集郑”。 

　　在中国官方的鼓惑之下，全世界为之哗然，包括路透社美联社在内的各国舆论几乎一致谴责日军屠戮平民的暴行；日本方面虽然矢口否认，但也有口难言。中国军方一箭双雕，一方面以此阻滞日军凌厉攻势，另一方面用嫁祸于敌的宣传策略，激发河南民众的仇日情绪，使中国人同仇敌忾。 

　　花园口决堤后，国民政府发放50000元用于直接受害区的“急赈”；后又发放200万元用于黄泛区持续性赈灾。但这种救助杯水车薪，平均每个难民不到一块钱，只够买两个馒头。再加上洪水导致道路损毁，田园淹没，灾民既无法被救，也无法自救，因此大多数灾民都无法逃脱饥馑饿殍的悲惨命运。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侵略者的日军也参与了救助灾民的人道工作，这是很多中国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据《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载，花园口决堤后，日军用运输机对受困的第16师团展开救助。针对中方的栽赃，日军针锋相对地展开宣传战，在广播和报纸上公开“真相”，声称有数十万“支那良民”葬于水灾，日军积极救援，蒋介石是人类的敌人等等。 

　　古人云：“善欲人见，是为小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在很长一段历史中，“花园口”都是中原人民无法摆脱的噩梦，“花园口”和“黄泛区”也成了蒋介石一生的敏感词。虽然国民政府矢口否认决堤是中国军队所为，坚称系日军轰炸所致，但毕竟做贼心虚，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花园口事件从此就成为一种中国禁忌。直到蒋经国时代，花园口事件在台湾仍然禁止公开谈论。美国前外交官陶涵在《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一书中写道： 

　　黄河决堤使得南、北战场隔离，往后六年日军无法跨入黄河泛滥区以西地带——郑州直到一九四四年四月才沦陷。今天中国有些学者认为这对中国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当然许多人也有不同看法。蒋毫无疑问认为在中国文明存亡绝续脉络下，此一牺牲虽不得已，却有其必要。他私底下并无愧疚，在日记中完全没提到这件事。他没有时间对人命牺牲表达同情，但大战中又有哪些领导人会呢？ 

　　孟子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兽而食人也，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从1938年的大饥荒到1942年的大饥荒，河南民众有一万个理由诅咒“蒋该死”。1975年清明节，蒋介石在台湾去世。4个月后，河南板桥水库崩溃，当年的黄泛区再次成为一片汪洋，数十万无辜民众葬身“水墓”。如果蒋介石在天有灵，不知对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技术灾难”的“75.8”浩劫作何感想…… 

　　半个世纪后，河南作家李准用一部史诗般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记录了一代河南人在花园口灾难中的遭遇。在电影《一九四二》中，张国立饰演的河南难民“老东家”有一句台词：“下辈子千万别托生在这儿！”如果说上个世纪的灾难曾经留给河南人数不清的坟墓的话，那么如今，这些劫后余生的河南人连他们的祖坟也被彻底铲除，河南人与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之间正在失去最后的联系。在一个完美的权力时代，一个失魂落魄的流民群体正如孤魂野鬼般四处游荡…… 
　　 
　　五 
　　 
　　春秋时代，老子是楚国苦县人；2500多年后，这个叫做苦县的地方已成为黄泛区的中心地带，名为鹿邑。这位中国智者曾经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这句话道出了饥荒的根本原因。统治者常常将饥荒这种“人祸”归罪于天(灾)，称为“自然灾难”。孟子指出，这种“天灾”的说法就如同用刀子杀人，然后声称不是他杀人，而是刀子杀的人。(原文：狗彘食人食而不知俭，途有饿殍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 

　　房龙曾经说过：人类的历史就是饥饿的动物寻找食物的历史。这句话几乎是对中国历史的最简练概括。中国逃出饥荒的历史其实并不遥远，但人们的记忆远比饥荒要消逝得更快。2012年11月17日，在贵州毕节街头的一个垃圾箱里，5个流浪儿童在饥寒交迫中死去；据说，一碗2元的面条是他们的最后一顿饭。从世界范围来说，如今的工业化已经彻底解决了粮食短缺问题，但却并没有解决饥饿和饥荒问题，由此可见饥荒并不完全是天灾。因为在饥荒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玛蒂亚·森认为，食物拥有量的程度与饥荒的出现并没有直接联系，避免饥荒的最好办法是建立民主制度，因为没有公民权比没有粮食更容易制造饥荒。 

　　因为一场饥荒，来自美国的白修德被载入中国史册。这场饥荒似乎并没有改变中国，也没有改变蒋介石，但无疑改变了白修德，至少改变了他对中国和蒋介石的认识：蒋介石“不仅对我们毫无用处，如史迪威将军所说的那样；而且对他的人民也同样毫无用处，这一点才是更加重要的”。在后来出版的《风暴遍中国》一书中，白修德揭示了河南大饥荒的另一种真相： 
　　1942年，冬小麦因为缺少雨水而歉收，但政府还是照常征收实物税。这就意味着，在整个歉收季节里，冬小麦几乎全部被政府征收掉了，省政府当局向农民保证，雨是肯定会下的，农民会有足够的小麦和玉米来填充他们饥饿的肚子。但是，雨没有下，1942年的整个夏天都没有下雨，谷物的秸秆全都枯萎了。到了秋天，河南省饥荒开始蔓延。尽管重庆作出了很好听的减税决定，但每个军事机关和地方当局还是要求千方百计地勒索赋税。各县政府要求农民交纳的粮食比农民田里实际生产的粮食还要多，而且毫无宽容可言，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叶的农民，被迫把他们最后一点粮食种子交给税收机关。身体虚弱得几乎走不动路的农民还必须给军队交纳军马饲料。那些无力交税纳赋的农民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得卖掉他们的牲畜、家具甚至土地，换钱来购买粮食，交纳赋税。 

　　作为这场灾难的亲历者，白瑞德最感到愤怒的是，中国政府官员和军队不仅见死不救，而且落井下石地征收繁重的谷物税。日军占领汤恩伯部的军需仓库后，发现里面囤积的面粉就有100多万袋，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而汤恩伯却不愿拿出哪怕一袋用来赈济灾民。在采访一位中国军官时，白修德指责他们不顾灾民死活的横征暴敛，这位军官说：“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在《一九四二》中，蒋鼎文对李培基说：“农民饿死了，土地还在；军人饿死了，国就亡了。”农民重要还是军人重要，其实是说人重要还是国家重要。这句话让人想起朝鲜电影《北逃》中那句著名的台词：“吃饱饭难道比祖国重要吗？” 

　　应当承认，“一九四二”大饥荒并不是最悲惨的。20年之后，一场疯狂的“大跃进”和“放卫星”将“人民公社”的河南和中国重新带回到“一九四二”。20年后的河南酷吏们更加“爱国”，以“清仓运动”劫掠的“爱国粮”填满了国家的仓库、车皮和远洋轮船。最大的不同是，当年的国民政府在陇海线上每天都开设免费的火车来转送难民逃荒；这一次，由军人押运的火车只运走农民的粮食，而不是帮饥民逃荒；在“军事化”的人民公社管制下，饥民连逃荒要饭的权利都被剥夺了……王泓在《跃入共产主义的悲壮实践》(《炎黄春秋》2006年第1期)一文中写道： 
　　大跃进时，河南村民饿得吃野菜树叶，被批给社会主义抹黑。村民饿得啃树皮，被批为扒社会主义的皮。这两种人都要批斗，批斗会称为光荡会，批斗者围成一圈，把吃树叶啃树皮的被批斗者放在中间，推过来，再推过去，有的倒下了，就再也起不来了。有人问村民为什么不出去逃荒，答曰逃荒就会被民兵开枪打死。 
　　“浮夸风”夺走“社员”的最后一粒口粮后，禁止逃荒的农民只能坐以待毙。仅以官方公布的数字，河南“非正常死亡”人数就达200多万，其中信阳地区死亡100万。很多饥馑的人因为藏粮、偷吃和逃荒而被酷吏们残忍杀害。河南地方为了掩盖灾情，省内全境封锁，仅信阳邮电局扣押的上告信就达12000多封。直到1961年北京以3万名武装军人接管信阳，才开仓赈粮，许多幸存者在爬到粮仓的最后一刻咽气倒毙，其状惨不可言。 

　　从民国的保甲制度到新中国的人民公社，民众都不过是权力和暴力的奴役对象罢了。在上个世纪中叶的20年间，河南连续遭遇3场灭绝性的大饥荒：从1938年的花园口决堤、1942年的四害到1958年的大跃进。这3次权力和暴力制造的浩劫，彻底改变了现代河南的文化格局和社会秩序。饥荒摧毁了一切秩序，被饥饿驱使的人们失去最后的尊严和理智，整个河南仿佛一个“野兽般的世界”。抢劫、杀人、出卖、吃人，一切罪恶都被视为正常。曾经温情脉脉的中国乡村，那些维系人心的传统、道德、礼仪、亲情和怜悯都已荡然无存。灾难不仅消灭人的肉体，更消灭人的伦理与尊严。人不仅沦落为动物，人甚至沦落为食物，人吃人成为幸存者的“美德”。饥荒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河南人，也伤害更多幸存者的良知与尊严。灾难是对文明的逆淘汰过程，人们或苟且偷生，或奸诈暴虐，不择手段成为唯一的生存手段。“它扫荡了所有的忠诚，否定了所有的努力，人们不顾一切地去活命。……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理念能在已经发生的严酷现实中维系人心了。……食物就是惟一的信念，饥饿就是惟一的命令。”白修德这样写道。 

　　多难未必兴邦。灾难使好人不得好活，使坏人不得好死。“一九四二”不仅是一场饥荒，而是讲述了中国的末日镜像：兵荒马乱、贪官污吏、礼崩乐坏、道德沦丧、经济崩溃、国家解体……这种灾难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每个人都是灾难的制造者。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每个人既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人性的弱点和罪恶被放大到极致。在河南现代史上，频繁的灾难和死亡使人们变得无耻、麻木和冷酷，最后一切都成为一串冰冷的数字，被遗忘在历史深处。在很长时间，河南人几乎成为“流民”的代名词。维系传统伦理的乡村精英近乎灭绝，劫后余生的落魄流民粗鄙无耻，流氓文化沉滓泛起。一方面，流落四方的河南人备受歧视；另一方面，麻木不仁、言而无信、欺软怕硬、贪嘴好吃成为苦难留给当代河南人的最耻辱伤疤。事实上，这种伤害不仅仅是河南人的，而是全中国人的共同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