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产生的前提：欲望的张扬和道德治理的失效
一般人都会认为，现在西方的法制社会是非常好的社会，是我们中国现在和未来要学习的，也是中国前进的方向，而且很多人还会进而产生一个很自卑的想法，就是中国以前或古代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产生类似西方的法制社会呢？
有这种想法非常自然，笔者以前也有类似的想法。但是，如果我们从西方和中国的历史来看，或者我们拉开距离，从大的方面去看，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西方的这个法制社会，在中国以前的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那就是秦国和秦帝国的时代，也就是秦晋法家胜利的时代，也是商鞅变法成功的时代，那个时候，也是依法治国的时代，而且秦国还靠这个，富国强兵，击败了其他六国，统一了中国。可是，这个依法治国的时代，在秦帝国开始以后15年就消失了，秦帝国15年就崩溃了。于是，中国人检讨前朝的历史，也就是继起的汉帝国没有继承秦帝国的传统，而是转向了另外的一个方向，也就是以儒家制衡法家的方向，而不是以法家制衡法家，以法治制衡权力的方向。
这种转向，决定了中国后来两千年的走向，其转向的核心，就是转向了以德治国和以礼治国的大儒家传统，而不是依法治国的秦晋法家传统。那么，以德治国与以礼治国与依法治国有什么不同呢？或者，有什么优势呢？或是，有什么缺点呢？
其实民间有句话，非常中肯，就是法律是最后的底线，这是什么意思呢？很简单，也就是说，当你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包括婚姻在内，一般的方式，都是先有道德治理，然后是礼让，调节等等，最后才是对薄公堂，尤其是民事纠纷，大多是这个类型，包括公司之间的纠纷。上法庭，是最后的选择。也就是在当道德和礼法都失效的时候，法制和法律才出场。
所以，我们不应该将法制和法律的地位抬得那样的高，它不过是最后的底线罢了，在什么都不好使以后，才会动用法律。
换句话说，就社会或国家的治理而言，道德治理和礼教治理都是优先的，而且是治理效果非常好的，所谓攻心为上，所谓自律。而法制和法律，则意味着，道德治理和礼教治理的失败，自律失效，这个时候，作为他律的法制和法律才会出场。
而道德治理和礼教治理的核心是良心或人性中的善，或向善，或劝人向善。而法制和法律治理的核心或功能是对付人性中的恶，或欲望，或罪恶，也就是用外在的力量或他律来控制人性中恶的泛滥，欲望的泛滥和控制罪恶。
关于法制或法律这方面的意义，中国的法家，如齐法家与秦晋法家的管仲和商鞅韩非，与西方的柏拉图与霍布斯的法制思想都是一致的。《管子·法禁》上写道：“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商君书·君臣》上写道：“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韩非也有“明法制，去私恩”的说法。而在柏拉图看来，一个人的品性中，都具有善和恶两部分。如果较善的那部分占优势，就控制住了“恶”的那部分，这个时候，是不需要法律的；而如果他接受不良的教育，或者受坏人的薰染，恶性膨胀时，就只好服从外在的权威，这个外在的权威就是法律。而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人们生存的基本形态就是战争，争斗和争夺，而要消除战争，消除争夺，唯一的办法就是法制，用法律来规劝双方，放弃战争和争斗状态，而回到和平状态。
而在笔者看来，法律的核心或体现的是什么呢？是公平与正义，其中公平还占主要地位。而正义，也就是法律的正义，还不是道德的正义，法律的正义与道德的正义有关，但还不是一回事。按亚里斯多德的观点，法律的正义是指“诉讼正义”，其后面的支撑是道德正义，但两者不是一回事。所以，笔者认为，法律的核心就是公平，正义是从属地位的。
而法本身，或法是什么东西呢？笔者赞同孟德斯鸠的观点，即法本身体现的是一种关系，是人与物质界，人与人，人与国家政权或政治的关系。也就是说，法律的建立，是一个关系和契约，是人与物质界，人与人，人与国家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和契约。
综上所述，法律和法制有三方面的意思，一个是法本身表现的是一种关系，或契约的形态；一个是法体现的是公平与正义；一个是法的功用，是他律，是强制性的制约，其对付的对象，是人性中的恶和欲望。
那么，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和以礼治国是什么关系呢？就中国而言，在历史上，当儒家思想占上风的时候，运用最好的是以德治国或以礼治国，而以法治国被置于后台，是不得以而用之的，如宋代以后，明清，这也是儒家的理想。也就是首先靠的是，圣人化育万方，以德治国；而在乡村，在乡绅地主家族世界，是以礼治国，礼教是其治理的核心；万般无奈之后，才诉诸公堂，靠法制的强迫性和约束性。而在西方世界，也是如此，当基督教占上风的时候，也就是中世纪的时代，也是以德治国或以礼治国的时代，世俗的法律也会被置于后景，而不是前景，教会内部的教会法也是不得已而用之的。其方法，首先是向上帝忏悔，以求得上帝的赦免，自己就可以改过自新了，万般无奈，不改正的，最后才会动用教会法或世俗法律来加以惩处。
而当法制和法律跑到前面来的时候，一般都是人性中恶的部分，邪恶的部分，欲望的部分张扬的时代。在中国，如春秋战国时代，如秦国和秦帝国时代，是法家人物最吃香的时代，他们用法制和法律来掌控国家，但这个时候，却是“礼乐崩坏”的时代，是人欲横流的时代，是欲望张扬的时代，是邪恶张扬的时代，是战争和利益优先的时代。而当西方开始走向法制和法律时代的时候，也就是在中世纪以后，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后，在西欧，在美国，他们开始了法制时代，宪政时代，但我们会发现，那样的时代，同样也是人解放自己的时代，其本质也就是人性中恶的部分，和欲望的部分张扬的时代，也是世俗化的时代，是西方追求财富，追求征服，追求利益的时代，也是战争频繁的时代，而这个时候，恰好就是法制和法律张扬的时代，也同时是基督教开始逐步退缩的时代。
所以，当法制法律很健全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补救的办法和招数，因为在这个时代，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必须首先肯定人的欲望，恶，邪恶，冲动，利益的合理性，征服，甚至战争的合理性，而当这些东西都合理化以后，并被认为是人性中最重要的部分的时候，那么，唯一制约他们的，就是法制和法律，包括国际法，包括战争法，包括红十字条例，这些法律都首先肯定利益冲突，肯定战争，然后谈谁是正义的战争，在战争的时候，谁犯有反人类罪，红十字会如何进行战场救助，只是，滑稽的是，一边打仗，一边救治，一边死人，一边大谈人道，那这些人在干什么？
所以，我们会发现，包括西方的人道主义，人权，民主自由等等，受到法律的保护，表面上看，好像很先进，其实，这里面的背后，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些所谓的法律，首先要保护的，是人类的欲望，征服，恶，邪恶，利益，然后建立的法律，不过是要对这些的恶和欲望加以限制，或加以公平化而已，而不是要铲除。因为只有严刑峻法，才能限制住人性中的欲望和恶和利益的不公平。而在肯定这些恶和欲望与利益的时候，道德的劝化，或礼教的制约，这个时候，都是不起作用的。
所以，当一个法制社会到来的时候，并不是一个人类美好时代的来临，而恰恰是人类邪恶本性充分张扬，欲望本性，利益本性充分张扬的时代。呵呵。中国当下的社会，正是这样的社会，是一个靠道德和礼教无法控制的时代，于是，法制和法律也该上场了，法家也该出场了，依法治国也该出场了。西方与中国唯一的不同是，他们已经是法制和宪政时代了，他们在肯定恶与欲望与利益的同时，已经建立了庞大的法律来限制这些东西了。西方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所做的，不过是先释放了邪恶和欲望与利益的争夺，然后建立法制来加以限制，但仅仅是限制，而不是摒弃，如此而已。
反过来也可以说，当一个法制社会来临的时候，恰是人们最自由的时候，也就是人们可以将恶，欲望，利益，本能得以张扬和获得最大肯定的时候，也是离中国的儒家和西方的基督教最远的时候，当然，也是这些东西被法制和法律加以限定的时候，注意，是限制而不是摒弃的时候。
而中国长期不是法治国家原因，也很简单，当然，中国在秦帝国的时候，是有短暂的法治国家的历史的，但后代的历朝，都摒弃了法治，其原因就是，中国还是受儒家思想影响，总是想靠道德和礼教治国，而不想靠法制治国。而且，中国人认为，法制与欲望和情欲的泛滥相对应，中国人对欲望，利益，情欲的控制是很厉害的，而且主要是靠自律，也就是靠以德治国，以礼治国等大儒家的方法，并认为这两者是治国的上策，认为以法治国的他律是下策了。
最后说一下，法制与法治的不同之处。一般来说，法制是任何社会和国家都必须有的，讲的是法律制度，而法律制度是不是在一个国家治理中占据中心位置，这不重要；而法治，一般是与人治相对应的，讲的是在国家之内，占据核心地位的是法律制度，是依法治国，而不是靠人治。但法制与法治又有关系，也就是当一个国家在治理过程中，法制占据核心地位的时候，那就是依法治国，是法治国家，而不是人治国家；而当法制在一个国家治理中，不占据核心地位的时候，那就是人治国家，而不是法治国家。但在所谓的人治国家中，也不等于没有法制，只是比重多少的问题，占不占核心地位的问题。
中国现在仍然不是法治国家，而是法制国家，是人治与法制相结合的。中国过去的治理方式，是以德治国，以礼治国和以法治国相结合的。而现在，中国会慢慢加强法制，法制的比重会进一步加强，因为中国现在仍然是处在富国强兵的时代，也是法家思想占上风的时代，因此加强法制就非常重要了。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在这个时代，是物欲横流的时代，是释放欲望与邪恶的时代，不靠法制是控制不了国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