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政治中的權力制衡

西方的民主制度有兩個方面，一個是民意基礎，一個是權力制衡，兩者不可或缺。如果只有民意，而沒有制衡，那麼就會出現希特勒的現象，希特勒有強大的德國民意基礎，也是選舉上來的，但沒有權力制衡，於是希特勒就可以為所欲為。只是，那個時候想制約希特勒也難，因為希特勒的民意強大到可以解散國會，解散工會，群眾也擁護，甚至修改憲法。所以，民意本身並不就是民主，也不能必然保障民主。希特勒的民意就是所謂的多數的暴政。

那麼，西方的權力制衡用什麼來實現呢？有三個方面，一個是三權分立，行政立法司法分立，一個是地方自治，還有多黨制度。其中，地方的自治是基礎。地方將中央政府的權力給分散了，中央幾乎就沒有太大的權力，尤其是對內的權力，對外的權力，中央還要大一些，如外交和軍事權力。多黨本身也是分權，就是在議會中，有不同的黨派和其代表的席位，你執政黨也不能為所欲為。

那麼中國呢？中國古典政治制度有沒有權力制衡？關於中國古典政治的民意和民主基礎，筆者在那一篇《中國專制制度的民意和民主基礎》一文中已經說過了，不過現在筆者認為其題目應該改為《中國古典政治的民意和民主基礎》為好。因為專制這個詞，本身也是外來的，本身就有歧視性。

中國當然有中國的權力制衡機制。只不過，其方式與西方不太一樣罷了，因為中國的古典政治制度也同樣是民主制，也有民意基礎和權力制衡，表達方式不同罷了。

那麼中國的權力制衡的方法有幾種呢？筆者認為，有五個方面，一個是超越皇權的天的概念和儒家思想，一個是有限的皇權，一個是科舉制下的官僚體系，一個是相對獨立的御史制度，一個是地方自治。另外，皇帝還有反制官僚的辦法，如明代的特務機構，清代的滿人體系。

很多人說，中國的皇權無限大，這是不了解，或看多了電視劇。中國的皇權，在第一代皇帝的時候，也就是開國的皇帝中，要大一些，原因是開國的皇帝有強大的民意基礎，其個人能力也比較的強，即便是武力打下的江山，可是武力從哪裡來？武力需要人員，裝備，糧食，組織和民心，如果沒有強大的民意基礎，如何會戰勝其他人呢？但，我們看中國的古典政治，不能只看第一代皇帝，因為第一代皇帝也就是那麼幾十年就死了，如劉邦，大概也就是十幾年，很短。朱元璋要長一些，但也會死的，與明代270年的歷史比還是很短的。包括近代的毛澤東，也就是26年的歷史。

而後代的皇帝，因為其掌握權力是靠血緣世襲，其民意基礎不明，因此，後代的皇帝的權力就要小很多。明代的後代皇帝的權力已經非常的小了，有的還被迫做木工，斂財，甚至40年不上朝。不是萬曆皇帝不想執政，而是他的權力太小，被制約住了，因此就用不上朝來反抗官僚們，有些消極抵抗的意思。很可憐了。歐洲啟蒙主義思想家，伏爾泰他們，看到中國皇帝有限的皇權非常羨慕，說中國是小政府，恨不得就直接說中國是君子立憲制了。當然伏爾泰他們是有些將中國的政治理想化了，但也有一定的道理。

中國皇帝的皇權受幾方面的制衡，一個就是超越皇權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包括孔子的思想，孔孟的思想，都是聖人的思想，而聖人的思想是大於皇權的，皇帝也不能超越聖人的教誨，其思想和行為都受儒家思想的制約。比如，朱元璋就很反感孟子的思想，因為孟子說過，民為本，社稷次之，君為輕，朱元璋就不高興，說，為什麼君王要放在最後，就要刪除孟子，將孟子逐出《四書》，可是朱元璋當然不能得逞，《四書》還是《四書》，孟子還是孟子，而朱元璋自己死了。

除了儒家思想，在漢代的董仲舒時代，董仲舒還發明了一個天人感應和災異的學說，目的也是要限制皇權，董仲舒的意思是說，如果皇帝的行為不好，上天是要有反應的，也就是上天會降下一些的災異來顯示上天對皇帝不滿，這個時候，皇帝就要下罪己詔來向天下和向上天懺悔，請求上天的寬恕。這本身，也是對皇權的一個制約。中國的皇帝很信天，漢武帝他們要到泰山祭天，後來的明清時代的皇帝，要到天壇祭天，意思是我的權力是天授的，因此也不能得罪天。尤其是後代的皇帝，因為其權力來源的民意基礎有問題，因此他們就更誇大君權天授，因此他們也就很迷信上天。

因此，就思想上來說，皇權受到上天和儒家思想的雙重製約。上天和儒家的聖人思想都是超越皇權的，也是制約皇權的。包括儒家的禮教，皇帝不能違背。比如明代的皇帝，娶什麼人為妻，都要受到大臣們的管束，不能隨己意。於是，皇帝就只好逃避，甚至以不上朝相對抗。

科舉制度下的官僚體系也是權力制衡很重要的部分。因為皇帝下面必須要用官員來治理天下，包括中樞的宰相，首輔，軍機大臣領班，都可以組成內閣，而那個時候的內閣與現在西方的內閣制度，也沒有什麼不同。具體的事務，都要由內閣來定，重要的部分，才可由皇帝批。朱元璋曾經廢除了宰相和內閣，將權力抓在自己的手中。可是，朱元璋沒有了宰相和內閣就會累的要死，直接指揮六部，那當然要累死了，只是朱元璋本人精力充沛，還勉強應付，可是後代的皇帝就不行了，沒有那麼勤奮，也沒有那樣大的才幹和精力，於是，還是有首輔出來，如張居正，其實就是宰相，不過是沒有名分罷了。清代的軍機處也是如此，就是內閣，也有軍機大臣領班。內閣和首輔們，其實就已經將皇帝的權力給分掉了一部分。這個時候，皇帝管束不了內閣和各級大臣，於是只好發展特務組織，如明代的東廠，西廠，錦衣衛等，還有太監系統。清代的整個滿人集團，滿漢雙大臣制度，靠滿人來監視漢臣。其實，這些皇帝的監視系統，同時也可以制約官僚們的權力，也是相互制衡的辦法。清代還有密折制度，要官員們互相監督和制衡。

皇帝和官員們互相的制衡系統在中國古典政治中非常的發達，以至於後來梁啓超專門寫過一篇文章，抨擊這種制衡的制度，認為這種互相牽制，互相制衡的制度，是中國政治效率低下的原因。其實現在西方的制衡制度，也有這個問題，權力是制衡了，可是效率低下了，以犧牲效率來實現制衡權力，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御史制度，更是如此。中國古典的御史制度，是相對獨立的，皇帝都要讓三分，御史可以風聞奏事，不需要證據。由於御史制度的獨立性，中國從來都有冒死進諫的御史。御史的權力也很大，各級官員都很怕御史。官員一旦被御史彈劾，一般都夠嗆。這是另外一種監督機制，是獨立的機制，與皇帝和官僚相互制約的機制還不一樣。

地方的自治更是分權。中國古典政治制度，皇帝和官僚的權力，僅僅就到縣一級，縣往下，就是自治和獨立的王國了，由地方鄉紳和地主家族管理。這是非常大的分權。與西方的地方自主自治很相像。

那麼我們回過頭來看現在的共產黨的一黨制度，與中國的古典政治制度在分權上有什麼差距。共產黨的元首，一個是沒有上天和儒家思想的超越性的管束，也就是說，中國的一黨和國家元首，不受上天和超越世俗權力的儒家思想的制約以及道德和倫理的制約，沒有人能控制毛澤東，因為孔子的聖人地位被打翻了，這是一；二，各級官僚不是靠科舉上來的，沒有民意基礎，共產黨的官僚也不受儒家思想制約，現在也沒有什麼共產主義理想的制約和道德修養的制約；三，沒有相對獨立的御史制度，中組部，和反貪局與御史制度相去太遠，根本是兩回事；四，也沒有地方自治，沒有鄉紳地主階層的自治，共產黨是控制到村一級，而現在村一級有什麼選舉，都不太成功。當然，共產黨也有特務機關，公安部等，也可以查官員，雙規什麼的。可能也有秘折制度，官員間相互制約。現在還有問責制度。

由此看，現在共產黨的一黨制度，在權力制衡方面，與中國古典的政治制度相距很遠。所以，不要說有借鑑西方的民主制度，就是恢復到中國古典政治制度，也是非常大的進步。只是，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恢復孔子的地位和儒家思想，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否則，國家元首是共產黨的黨魁，是推舉出來的，沒有一種超越的思想和禮來制約；而一黨獨大的時候，也沒有議會可以控制，唯一有的是黨內的競爭和任期的有限制約。共產黨的各級官僚也不是科舉上來的，而是上面任命下來的，這問題很大，沒有公平性。應該改進的是，公務員考試要公平進行，平等競爭。現在中國靠考試上來的公務員僅僅有600多萬，但吃皇糧的人有4500萬，公務員占的比重很小。地方自治更不敢放，因為現在沒放就已經是黑社會當道了，如果一放，估計都是黑社會的天下。只是，中國古典政治可以做到要地方自治，但又不會變成黑社會的天下，中國古人是如何做的，要學習。而相對獨立的御史制度如何建立，也要學習中國的古人。包括司法獨立，要公平公正，司法必須獨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