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什么？兼谈摩罗之争

中国人从1840年以后，就开始了向西方人学习的步伐。中国人很谦虚的学习，那可真是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中国人从来都是别人的老师，这回终于过了一把当学生的瘾。可问题是，西方这个老师总有两面性，搞得中国人有点摸不到头脑，也许是中国人的思维有问题，中国人有点非黑即白的意思，可是西方人看着很纯真，很简单，可是内心却是复杂得很，鬼得很，尤其是大英帝国那阴沉的英国佬和那个英国佬的后裔美国人。

他们的两面性是，对内，民主和人权，对国内的人民是要多好有多好，可是，对外，就有帝国主义的特性，欺压其他民族，抢劫其他国家的资源，商船后面跟着炮舰。他们将这种两面性运用的非常的成熟，玩的脸不红心不跳，可是，正在拼命向他们学习的中国人就有点傻眼了。

你若说他们很好吧，可是他们用枪炮对付你，经常打你个半死，几次用几千人的洋枪队就占领了北京，逼着你签这个条约签那个条约，给你感受就是被老师欺负。你要是说他们不好吧，也不对，那些在中国的洋人，就个人的品行来说，还真的不错，比中国人自己都好。这样，折腾过几次之后，中国人就很迷惑了，这洋人和洋人的国家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他们到底是强盗还是天使？

于是中国人就开始了留学，想到强盗的老巢里去实地看一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呀。包括清朝那些去英国的驻英大使馆的官员，当时都是冒着必死的心去的，受到所有清朝官场上的官员的同情。可是，这些人到了西方以后，发现，哇，这西方人真的是太好了，又热情，又文明，还爱帮助人，西方的制度也是非常的好，有人性，尊重人权，人人平等，于是，强盗就又变成了天使，只是他们不知道，天使不是他们本来是天使，而是分权的结果，是权力制衡的结果，而洋人一旦到了国外，就没有了分权，没有了权力制衡，因此，洋人就变成了为所欲为，变成了魔鬼和强盗。

这些留学生在西方呆久了，也就呆傻了，以为洋人就是好，洋人是不会欺负人的，洋人的国家也不会是欺负人的国家。像胡适他们，像鲁迅，周作人他们，鲁迅与周作人甚至将日本当做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但是，当他们回国以后，就又发现了洋人们的强盗嘴脸了，因为，这些洋人是以国家的面目出现的，而不是以个人的面目出现，当他们变成国家的代表的时候，他们就成了帝国主义分子。天使又成了强盗。

中国人真的很晕，有些搞不懂。但是，在五四的时候，在1919年的时候，中国人终于有些明白了，就是五四时候的口号，笔者这里不是指知识分子提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而是五四运动本身的最实际的口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这才是真正的五四精神，可惜，这个五四精神，后来被一帮的文人们给歪曲掉了。五四在这些人的眼中，变成了民主与科学，变成了全盘西化，变成了仅仅是打倒封建，只有了“内惩国贼”，而没有了“外争国权”。

真正的五四精神，其实是真的学到了西方国家的真谛，即内外有别。对外，要争，绝不手软，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对内要民主，要惩办那些专权的人，那些欺压人民的人，要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

后来，真正继承了真五四精神的，其实还是共产党，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就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另一种叫法。可惜的是，共产党的理论是对的，只是没有平衡好两者的关系，共产党的大多数的力量用在了反帝，而没有反封，而且，为了反帝，还强化了封建的那一套。当然，共产党内部，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因为共产党内部有非常不同的两派，一个是海归派，一个是土鳖派，海归派的头目非常的多，从王明到周恩来，邓小平，土鳖派也有一大批人，代表就是老毛。后来毛的土鳖派占了上风，那是在延安整风以后，可是，到老毛死了以后，海归派的邓小平又出来了，重新开始了中国的新洋务运动。

这个新洋务运动的特点就是又将洋人从强盗变成了天使。其结果，就是中国的今天，在经济上，文化上，政治上处处受洋人的欺压，主要是美国人欺压。中国人是挣了一点的小钱，可是其国家利益的损害极大。

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开始了分化，变成了两派，一派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一派在中国是数量非常大的一批，其大本营当然是北京大学，另一派是左派，或新左派。左派有一批是党棍，但新左派就不同了，他们大多是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分化出来的，他们的势力现在也很大，原先很小，但现在很大了。他们有一批的书，书名很多都冠以“《中国。。。》，什么《中国不高兴》，《中国怎么办》，我记得原来还有一个《中国可以说不》，最近的一个就叫《中国站起来》。

最近中国的学界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摩罗写了一本书《中国站起来》。这本书一出来，就引起了争议和轩然大波，有批判的，有摩罗原来的朋友与其割袍断义的，因为摩罗原来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员，可如今，却跑到民族主义那里去了，很多人认为他是个叛徒，投向了新左派那边去了。

也有人说，摩罗是两面不讨好，左派们不见得认可他，因为他是叛将，右派自由派又将其开除出党了。在众多的评论中，有一篇是比较中肯的，那里说，摩罗骨子里还是自由主义，只是现在开始征战民族主义的战场了。

我们看，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长期以来致力于的是“内争民主”，只是，他们有的时候会忘了“外争国权”，或者是现在的“内争民主”也是为了将来更好的“外争国权”。只是，中国现在严峻的形势，逼迫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开始转向，转到“外争国权”方面来，这也就是摩罗成为叛将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笔者原来对于国内的事情也不是太了解，只是最近才开始看他们的文章，包括摩罗的个人博客，还有孔庆东的博客。

摩罗这个人笔者不熟悉，孔庆东孔和尚，笔者还有一面之缘。那个时候，孔和尚还在北京的一所中学教书，是他走麦城的时候，笔者忘了是什么事，反正是去那个中学找他，一见面发现是个歪嘴和尚，当时就有这种感觉，后来这小子果然成了北大的大和尚，江湖人称北大醉侠。

笔者对摩罗的评价是，很多地方都非常有道理，只是，关于五四精神，有点理解错了，也许是被那些的所谓五四文人给搞的，以为五四的精神就是只讲民主与科学，只是要全盘西化，所谓中国文化崩溃论。对鲁迅，胡适，蔡元培也一棍子打死了。但笔者认为，五四精神就是原初的学生上街的那个精神，“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是内外兼修的。

摩罗对鲁迅的评价也有问题，笔者还是倾向于孔和尚的评价。鲁迅是非常复杂的人物，你可以说他是文化崩溃，说他是一直在抨击中国文化和中国人，但鲁迅还有另一面。鲁迅的骨子里，还是中国人，还是硬的，鲁迅写了很多关于中国古代寓言故事的小说，希望从中国古代的精神中寻找精神支柱，当然，鲁迅确实是从来没有说过日本人的坏话，这可能是他的感情在起作用。鲁迅与周作人还是不同，周作人多少有些中国文化崩溃的意思，所以周作人后来选择了投日。

摩罗现在是从“内争民主”转向了“外争国权”。仅此而已，也没什么不可以，不必大惊小怪，因为这两点都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也是西方文化的精髓。

那么，现在的疑问是，为什么摩罗会在现在，选择现在的这个时机，从一个积极宣扬民主自由，即“内争民主”的知识分子变成一个积极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反对帝国主义经济压迫的“外争国权”的斗士呢？这其实是非常发人深省的。

摩罗自己也有解说。他主要是从中国的经济解说的。因为他发现，中国现在在所谓的政治和经济精英的治理下，已经成为了西方世界的一个打工仔，如果摩罗所引述的经济数据是准确的话，那的确是非常的可怕。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是在2006年，中国的总收入2万多个亿，可是在那一年，西方世界仅从中国的银行系统就得到了1万个亿的收入。摩罗说，原先他以为，中国一个工人创造60元钱，中国的贪官会得到20元，西方得到20元，工人得到20元，可后来一算账，发现，根本不是这样的，结果是西方得到50元，贪官得到5元，工人得到5元。因此摩罗的结论就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掠夺远远大于中国贪官的掠夺。而在中国进行民主建设的目的，其中一项也是为了打击腐败，打击贪官，为老百姓争权益，可是，现在的结论是，西方国家的经济压迫和掠夺远远超过了贪官污吏的掠夺，因此，“外争国权”就又一次压倒了“内争民主”，这就如同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事情一样。这样来看，摩罗的转向就很必然了，因为现在的急所是“外争国权”。

还有一个数据，说是，中国一年与美国的外贸可以得到2000个亿，可是，因为中国2。5万亿的外汇储备中，70%是美元，中国又买了8000亿美元的美国的国债，只要美元贬值13%，中国就会丧失2000个亿，也就是说，中国那一年就是免费为美国打工，美国人白拿中国2000个亿。

中国人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可到头来，什么都没有得到。这太可怕了。而美元贬值13%，太容易了。这就是美元霸权的巨大作用。也无怪希特勒当年的新政，其措施是，立即放弃黄金本位，废掉货币，也不借外债。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也许就是摩罗转变立场的现实原因。

这样，我们也可以很清醒地看到，如果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只是宣扬“内争民主” 的话，只是把洋人看成是天使的话，那就会被洋人笑掉了大牙。因为洋人是内外有别的，也是内外兼修的。只有一方，就不是真正的西方文化。反过来，新左派和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如果仅仅是一味的“外争国权”的话，只把洋人当强盗的话，而忘了“内争民主”，或者，还拿“外争国权”来压制“内争民主”的话，那就又走了共产党的老路，那样，也是没有真正学到西方文化的精髓。因为西方文化是外与内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