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禮來談:中日文化的差異在哪裡
由於近來中日在釣魚島問題上的摩擦,中日之間能否發生戰爭是人們熱衷的話題,日本又一次成為中國人矚目的國家。那麼,日本到底是什麼樣的國家呢?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有什麼不同?這樣的問題很多,比如還有,日本從歷史上說,是大儒家文化圈裡的國家嗎?日本是西方國家嗎?日本的民主制度有什麼自己的特點呢?日本的軍國主義是否會復活?等等,這些問題對於中國人來說,仍然還是問題。而如何認識日本,是中國近百年來一個很重要的話題。
筆者的觀點,日本雖然離中國很近,古代的時候,還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但中國人對日本並不是太了解,而不了解日本人,給中國近百年的歷史造成的傷害非常的大。歷史上,中日之間爆發的四次戰爭,唐,明,清,民國,前兩次日本被中國擊敗,後兩次一次中國失敗,一次險勝。近代中國人因為甲午戰爭中國失敗,到日本留學的非常多,但可惜的是,這些中國的留學生對日本也不是很了解,他們了解的也只是日本的某一個方面。文人方面,如魯迅,周作人,郁達夫,郭沫若;政治家方面,如蔣介石,也包括前期的孫中山等,還有閻錫山等,;軍事方面的就太多了,包括蔣介石,閻錫山,蔡鍔,蔣百里他們都是,他們大部分人對日本的誤讀也很厲害,對日本文化的總結也不全面。這些人裡面,對日本比較了解的,應該是蔣百里先生,蔣百里早年留學日本士官學校,後來又去德國深造。他在1933年從日本考察回來以後,得出的結論就是,中日必有一戰,而後,蔣百里為中國方面制定的對日戰略,基本上就是後來蔣介石在抗戰時運用的戰略,因此說蔣百里是民國時代中國第一戰略家並不為過。戴季陶的《日本論》,算是比較好的。但總的來說,直到如今,中國人對日本的研究可能還比不上西方的那本《菊與刀》。
筆者以前寫過關於日本的文字,總的來說,其觀點是,日本文化的核心並不是正宗儒家的,而是僅僅有部分儒家的外表,而核心部分,不是中國儒家系統的。日本文化有自己的特色。
筆者今天試圖用中國的文化概念來解讀日本文化的特點,並比較中日的異同,也包括中日西方文化的異同,但基本都用中國自己的概念來敘述,而不採用西方的概念。
之所以筆者不認為日本文化的核心是儒家的,原因很簡單,日本文化核心沒有孔子的仁這個概念,進而也無法由仁而推導出宋代的理學和心學系統,或明代的良知系統。這是中日文化最大的差異。而對於道的理解,中日也不同。因此,中日對禮與道的不同理解形成中日兩個國家文化的不同。筆者在這篇先談“禮”,然後在下篇,再談“道”。
日本人,給人最大的一個外表的印象是彬彬有禮,比中國人還有禮貌或禮儀,但支撐日本禮的根基,與中國不同。我們還是先說說禮,然後再談談日本人的道。
日本的文化系統,可以簡單地敘述為:神----禮----忠系統,也就是說,支撐日本這個我們都看得到的禮的,是對神的敬畏,當然這個神,是多神崇拜,也就是日本本土的神道教,萬物有靈,現在的遍布日本的神社系統,就是這個日本神道教的崇拜的系統和場所;而另外一個支撐點是忠,日本的忠的傳統,可以是忠君,忠於天皇,也可以是忠於宗族頭領,幕府將軍,或門閥大戶,或現代的日本企業。而由於忠,帶來了階層和等級,這也構成日本社會的等級秩序,包括政治,公司的階層與階級,層層遞進,講究等級和排輩,這也是日本的禮的支撐點和另外一個來源。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日本禮的特點是被上面的神與下面的忠夾持着,而神的特點,是虛空但同時也是命令式的,是要絕對服從的;而忠,因為有具體的階級階層和具體的忠的對象,因此也是可以摸得到的,可以具體來實現的,因此也有很強固的根基,而且多少也有強制性的特點。所以,無論上還是下,無形還是有形,都是有力量的方式,也因此,日本禮的根基就非常的牢固,而且堅韌。這就是在日本禮儀多而能堅持的原因。
而對於這個忠,也有兩個方面的支撐,即勇和恥。勇支撐正面,恥支撐負面。日本人比較尊重有勇力者,如相撲空手道武士道等,也很講究有羞恥之心,日本人自殺的也比較多,這基本都來自於勇和恥。日本人比較講究忠勇文化和恥文化,與中國戰國或三國時代的特徵很接近,也接近中國的法家系統。而日本人的恥,不是來自良知或仁義,而是來自是否能盡忠,或是否能成功盡忠,也就是不是運用內部道德良心來判斷,而是來自外部的是否認可。這與中國孟子的羞恥之心的來源完全不同。
也因此,被勇和恥支撐的忠,也是非常有力量的。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日本的忠本身不受仁愛的制約,而主要體現在具體的階級階層等級的格局中,忠本身並沒有形而上的道德性,也沒有絕對理念的超越性制約,如仁愛等的制約,而僅有形而下的道德性,也就是沒有是非,而僅有成功與否的現實性功利關係。
這種忠,可以體現在日本戰爭時期的行為和非戰爭時期經濟競爭時期的那種力量和非道德性,尤其是是非不分方面。原因就是,無論日本的禮和忠,都沒有一個超然的絕對道德律令對其制約,或良知方面的制約。那個外在神,是比較虛空的,因為這個神不言,沒有話語,與基督教或伊斯蘭教的神完全不同,僅僅是萬物有靈,因此神可以支撐禮,但沒有強制性。而這,也正是日本文化的力量性特徵,也就是霸的方面,同時也是其迷失的方面。也因此,當日本在某方面比較成功的時候,也就是這個忠是成功的忠的時候,日本人就會非常的狂妄,如近代對中國的狂妄,如二戰後科技經濟成功後在80年代對美國的狂妄。但一旦這個忠不成功,如二戰失敗的時候,或美國的科技又領先日本的時候,日本就會非常的自卑,又開始點頭哈腰起來。日本人的行為,受外在成功與否的影響非常之大,內心裏面缺乏一種恆久的超越性的東西在。
中國的儒家文化,可以敘述為:天----禮----仁,其中,天對禮的支撐比仁對禮的支撐要稍弱一些。從孔子開始,將周代及以前的天----禮系統,改為禮----仁系統。以仁解禮,成為中國儒家的一個核心。在漢代,還保持了天----禮-----仁的平衡。這個系統,在宋代演變成禮----理,或禮----心,天,也成為天理,在明代變為禮----良知,天理即良知。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是禮的外部運用,但其內部支撐是仁,是理----心,或良知,也就是自身的修養,所謂內聖外王之道。
而對於仁來說,其支撐點是忠孝,對外盡忠,對內盡孝,家庭關係,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的關係,是仁的來源與仁體現的範圍。勇和恥,並不是太重要,雖然孔子說過,知恥近乎勇,勇近乎仁。而中國儒家對於恥的理解,如孟子,也是從仁或良知方面來理解或判斷的,沒有仁心,沒有良知是應該羞恥的,而不是從是否忠或是否成功盡忠來說的。
因此,中日文化的核心差異就是我們前面說的那個,中國有仁的核心,而日本有忠的核心。中國因為有這個仁的核心在,也就是有一個超越性的東西控制,在國力強大的時候,也不會如何過分地擴張或過分地欺負別人,因此中華帝國一直是非常緩慢地擴張,但又非常的堅定;而在不順利的時候,國力衰微的時候,也會堅韌不拔。中國不會是今日高歌猛進,明日立即倒台那種。如蒙古人,如近代日本人和德國人的迅速擴張與倒台。
那麼,仁和忠的區別在哪裡呢?仁是從個人的內心講的,當然也可以向外,如孔子認為仁人是內外的結合,是知行合一的,但到明代,也可以專指良知,有良知即可為聖人,雖然王陽明也講知行合一;而忠始終表現在對其他人的關係上或能否成功盡忠上,一個不成功的人,也是談不上忠的,失敗的人,那不是勇,那是恥。因此,中國人可以用仁和良知來判斷忠是否正確,而日本人則沒有這個判斷。中國有比忠更大的東西,如道,如正義,如仁義,如孟子所說:我們只聽說誅殺一個無道的暴君桀紂,而沒有聽說誅殺一個君主。
中國人在禮儀方面之所以現在反而不如日本人,其原因在於,日本人的禮有神的命令或忠來支撐,而中國的禮幾乎僅有仁來支撐,而神的命令或忠是非常有力量的,是會強制人們有禮儀的。而中國人則會認為,如果一個人沒有真心,沒有內在的仁愛之心,而在外部講究禮儀的話,那是虛偽,是偽君子,中國人寧可為真小人,也不太願意做偽君子,因為中國人比較講誠,誠本身無所謂對錯或是否仁義。而日本人的禮儀,有神的絕對命令或忠的階層等級控制,因此可以是外部的表現,而不涉及內心是否良善。中國人可能會認為日本人的禮儀或點頭哈腰是偽君子。
中國人在忠的方面也不如日本,原因上面已經說了。日本人很少有日奸或類似漢奸這種人,原因也是日本對忠非常注重,忠是其核心價值。而中國人也講忠,但比日本稍弱一些,因此中國歷史上的漢奸就要多一些。尤其是當仁控制失敗的時候,漢奸就會更多一些。
中國人有的時候顯得柔弱或善良,就是因為中國人心中有一個絕對的道德律在控制人心,也就是仁愛與良知,因此,有的時候,顯得不是那麼的忠勇和無所顧忌,或毫無是非觀,原因是仁愛良知都是很超越的,也是很玄虛的,但這個良知的外發,本身的力量不強,僅是內心體驗而已,還不如日本的神和忠的控制性強。
不過,中國歷史上的文化系統並不僅僅是儒家一家,中國還有法家和兵家縱橫家系統,這些系統,也不是太講仁的,因此這些系統的文化表現,就比較接近日本的文化,其區別可能是日本還有神的系統對於禮的控制和制約,而中國沒有。但中國的大法家系統,也就是法兵縱橫,或霸的方面,因為受到大儒家系統仁的制約,因此形成王霸兼容的特點,比較有彈性。
西方文化如果用同樣的概念來敘述的話,大概是:神----禮----法。因為有神,所以有禮儀,而這個禮儀在近代轉化成為世俗的法,法律系統。
日本現在雖然號稱民主國家,但日本的門閥大族仍然存在,階級等級秩序仍然非常明顯。選舉制度經常被門閥大族控制掌握,或門閥的利益集團控制,所以,日本的政治選舉,議員選舉,都有問題。由忠而禮,仍然是日本人的一個方向。勇和恥仍然是對忠的一個重要支撐。
而中國人之所以經常表現的軟弱一些,或良善一些,就是因為儒家的仁在起作用,而忠勇和恥要差一些。中國人在毛時代,因為近百年戰爭的原因,自強自立成為首選,因此開始從儒家系統轉向了法家兵家系統,因此仁義方面也要差一些,而勇武和戰鬥精神被發揮了出來,禮儀方面就更差了,這也是歷史的選擇,沒有辦法。現在的中國,正開始慢慢恢復禮----仁系統,也許要恢復中國漢代的天----禮---仁系統,這也是中國當代新儒家努力的方向。
而且,中國有大儒家(儒家道家佛家)和大法家(法家兵家縱橫家) 的兩套系統,比起日本人的一套系統,還是要豐富和複雜一些的。
最後總結一下,中日西方的主要系統的不同:中國是,天----禮---仁系統;日本是,神----禮---忠系統;西方是,神----禮----法系統。這些的系統,都是三角形的關係,也就是都是閉合和相互關係,而不是線性關係系統,只是筆者在這裡無法畫圖,所以只是表示成線性關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