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习李新政
十八大以后,七人的新一届中常委出现以后,下一届的中国领导人基本就确定了。那么,我们要问的是,如大家在胡温时代所期待的,所谓的胡温新政,那么习李新政,会是怎样?或会是什么一种方向呢?
由于在十八大之前,出现了薄熙来事件,薄被拿下,因此,右派人士非常期待十八大以后,会出现政治体制的改革,也就是中国将继续向右转。当时笔者就提出了一个观点,也写过文章,《杀薄熙来之日,正是左派崛起之时》,并认为中国转左势不可挡。当时很多人认为是胡扯,左派已经被打掉了,如何会转左。但历史的吊诡正在这里,现在这个中常委人员里面,基本上的倾向是中间偏左的,因此中国转左是大趋势。很多右派人士非常失望,原先他们还指望温家宝,现在,在中常委中,连一个喊空话的温相也找不出来了,于是他们又开始寄希望于五年以后,因为这一届中常委很多人年纪偏大,五年以后,会换一部分人,而且他们尤其为汪洋和李源潮未能入常打抱不平。
其实,他们不明白的是,政治本身是平衡术,薄熙来倒了,那么为了平衡,汪洋也进不来。而一向低调的李源潮为何也进不来,那只能说,中国国内左派力量的庞大了,因为据说李源潮的得票率非常低。薄熙来不是一个人,而是一股势力,而且这股势力,非常契合中国现在的实际情况,有利于解决中国现在存在的问题,一句话,就是中国太右了,因此必须左转,否则,中国这艘大船一定会倾覆。
而这,才是这一届中常委是如此的人员配搭的真正原因。总之是形势大于人事。共产党内部,对这一点还有清醒的认识。
因此,习李新政的方向,就基本定了,那就是转左,用稍微偏左一点的做法,来搞新政。
也许很多人认为,左派的做法也叫新政?当然。很多人认为,现在中国政治内部有一个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分派,而右派就是改革派,左派就是保守派,对这个观点,笔者一直不认同。
笔者赞同中国有左派和右派,甚至极左派和极右派,并认为,这种左右的分法,基本是在思想层次上的,即便是对政治而言,也是政论的层次,而在实际政治的操作层次上,大多数的官僚都是机会主义者,投机分子,包括薄熙来和温家宝,都是投机分子。政治家看的不是思想的派,而是权力和实用,什么实用,拿什么。对于这一点,笔者有专门的论述,这里不谈了,仅举一个例子,如江泽民。对于老江而言,他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在89事件以后,江就是保守派,因为那时的风向是如此,但到邓南巡以后,江立即转向,变成了改革派,最后还促使中国入常,好像非常开放,国企改革等等。因此,政治家都是机会主义分子和实用主义分子,也没有什么改革派和保守派,都是现实派和权力派。
所以,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提法,很可笑。何况,现在改革派三个字已经变臭了,有人说,改革派=贪腐派=权贵派。还是用左右的概念比较的清晰,也就是说,左右是一种做法和倾向,都能促使中国的改变,甚至改良,只是所用的手段和方法不同而已。问题的关键,是要切中要害,解决现实的问题。
回到我们的主题,那么习李新政会是一个什么方向呢?笔者认为,大概是三个方向:整顿吏治(也就是打击贪腐);改善社会民生;保持经济稳定增长。
我们先看一看历史,清代的所谓康雍乾盛世。在康熙时代,60年,基本是宽的方式,也就是吏治不好,腐败横行,但国家总体发展也不错,因为宽可以营造一个和平的环境,宽松的方式,这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但是,这个宽有一个限度,那就是如果吏治完全败坏,那国家也就完了,因此,到了雍正时代,雍正不能再宽了,必须要严。雍正用了13年的时间,来整顿吏治,肃清腐败。之后是乾隆的又一个60年,乾隆也是如康熙一样,用宽的方法,于是才有了和珅这样的超级贪官。但乾隆能宽的前提是,雍正朝用了严,否则,如何可以再宽呢?
中共的60年,前30年是用严,毛时代还是很严的,贪官污吏很少,但经济社会发展也受到制约;到了邓以后的30年,基本用宽,于是吏治不好,腐败横行,但社会总体发展很好,经济发展也很好。但问题是,能继续宽下去吗?不能,再宽下去,共产党就快亡了,于是,到了习李时代,他们如何办?那就是要严,要真正下决心整顿吏治,反贪腐。而习李之后,或许可以继续宽一些。
所以,习近平在就职演说中提出了“打铁还要自身硬”,这里面两个意思,一个是要打铁,一个是要自身硬。反贪,要进行,自己,也要硬。如温相,也喊反贪,但自己不硬,如何反贪,只能是喊喊而已。
很多人说,调王岐山到中纪委,是为了整顿吏治和反贪,笔者愿意相信。王岐山可以打铁,只是,这老兄是否自身硬呢?还不知道。希望他硬吧。而反贪腐的手段之一,就是阳光法案,公布官员和家属的财产。我们拭目以待,习李新政是否能将阳光法案搞成。
社会民生方面,也是一个急迫所在。习李新政要解决的,就是那个三座大山:求学,医疗,房子。如能将这三座大山从中国人头上搬下去,那么习李将功德无量,中国的维稳费用,也会大幅降低。与其靠维稳来保安定,不如用维稳的钱去增加民生福利。
求学,就是全民免费的9年义务教育,要真正全免,中国的教育投入,一直偏低,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这太说不过去了。医疗,全民医疗保险和免费医疗。这个据说有6000亿元就能拿下,中国现在每年财政是12万亿,区区6000亿拿不出来,说不过去。现在很多欧洲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医疗费用占政府总收入的30%到45%,中国拿出6000亿,不过才5%,即便是要拿出多一倍,1.2万亿,也就10%,并不高,完全能承受。陕西神木县,仅仅用了1.5亿,就实现了全县的免费医疗,中国有上千个县,也就是2000亿就能搞起来。现在城市和农村人口各占50%,完全可以办到。
房子问题,也不难,就是大建廉租房。国家掌控廉租房的所有权,廉租给穷困人口,保证居者有其屋。这种保障性住房,不仅新加坡在用这个方法,还有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都是这个方法。很多小区都有政府的廉住房。据说,中国在2011年,各级政府靠征地,得到了3.5万亿,可是仅仅盖了不到2000亿的廉租房,太不可思议了。
中国这三十年,在社会福利和保障方面,一个最大失误就是政府的退出,所谓国退民进。而在这一块,真正的是要国进民退,才行。很多学者都提到了这一点。而在经济领域要国退民进,而不是国进民退。中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方向,正好搞反了。
保经济发展方面,政府已经提出目标,就是8年后,2020年,再翻一番。据说,这个目标不太高,只要保证每年7%的增长率,就可以达到。那个时候,中国和美国的经济总量就一样了。中国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问题是。国际环境不好,中国只能主要靠扩大内需来保增长了,而社会领域和福利的支出,本身就是扩大内需的另外一种方式。
整顿吏治反贪腐,提高社会民生的品质,保持经济增长,这三样,如果习李新政能做到,那已经是非常的不错了。前面两样,胡温都没有做到,习李能做到这三样,就可以了,我们的期望也不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