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T 于建嶸:中國家庭教會調查
轉帖自愛思想網:http://www.aisixiang.com 鳳凰衛視7月15日《社會能見度》節目:中國家庭教會調查,以下為文字實錄: 家庭教會在中國是什麼面貌? 曾子墨: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國的基本宗教政策,這是《憲法》賦予中國公民的權利,同時,《宗教事務條例》也規定,宗教團體要按規定來辦理登記。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基督教信教人數大幅增長,家庭教會相應激增,但一個公開的事實是,這些家庭教會絕大多數沒有按規定登記,處於“地下”狀態,人數超過千萬。這樣的組織狀態會給社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他們為何游離於監管之外,為此我們也採訪了社科院教授于建嶸。 解說:于建嶸在家裡專門辟出一個小房間來,用於收集和家庭教會有關的資料。他感到,近兩年來,隨着政策的寬鬆,他所研究的處於“地下”狀態的家庭教會,也能夠見得陽光了。 記者: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關注家庭教會的? 于建嶸:家庭教會是我們的一個項目,國家委託的一個項目,國家有個部門,當時它有一次開會,開會的時候,有一個很多部門開會,有一個部門匯報了家庭教會的這個情況的時候,他們提出了建議,就是說進行打擊,我當時提幾個看法,我說你沒搞清楚你怎麼打擊,到底多少人,怎麼活動,當時匯報時發生爭議了,爭議了有一個領導說那你去搞清楚,所以他給了我一筆錢去搞清楚。 解說:于建嶸和他的團隊用一年多的時間,在中國十多個省展開調查。他們首先需要確認的就是中國基督徒人數。根據中國宗教事務局公布的數據,中國基督教徒約1000萬人,但因為家庭教會的大量存在,研究者們大多認為,這 記者:根據你們調查的結果,現在中國家庭教會的教徒大概有多少人呢? 于建嶸:西方有一些宗教組織,說中國家庭教會有一億二千萬,國內也有一些家庭教會說它有八千萬,七千到八千萬,根據我們的調查,大約四千萬左右的這樣子,全國的基督教徒應該在七千萬左右。 記者:其餘的那三千萬都來自於“三自”教會。 于建嶸:“三自”教會,應該是差不多是三分之二,因為這個數字很難有一個很準確的數字。 記者:那是什麼樣的原因造成官方的數據如此之少,而西方的數據又如此之大呢? 于建嶸:官方的數據小,我曾經有一個故事,我到河南省的一個地方去調查,河南省那個地方的家庭教會很多,教會基督徒也很多,發展得特別快,我一問宗教局的領導,他們一個領導陪我去調查,我說這麼多,你們為什麼不報呢?他說這個不能,這個問題比較麻煩,他說,我說怎麼呢,他說又不像種樹,種樹可以多報一點他說,這個報多了中央領導也不高興,我們一般總的原則往小的報。 另一個方面,可能現實調查地區也有關,關於統計還有一個問題,有什麼問題,不好確定,你說什麼叫基督徒,你不是共產黨員,黨員要發證書,大家知道,那基督徒他說他受洗了,他有些沒有,有些叫慕道友,所以這個數字很難統計,很難統計,就為這個數字我們開了兩次會,討論,請一批各種人士討論,討論之後,我們大概確定在七千萬左右是比較確定的。 解說:1950年7月,基督徒吳耀宗先生倡導發表《三自宣言》,即“自傳、自治、自養”,號召“促成一個為中國人自己所主持的中國教會”,獲得全國教徒的熱烈響應。到1954年,簽名擁護宣言的教徒已達40萬人以上,占當時全國新教教徒人數的三分之二。但是在這樣一個熱烈的局面下,根據于建嶸的調查,那時家庭教會就已經存在了。 記者:那當初政府對於這種私自的家庭教會的活動是什麼態度? 于建嶸:當時實際上政府也沒有完全拒絕他們,因為你們幾個人聚會在一起,聚會在一起也沒有,但是後來又發展到了,因為一旦變成,大家幾個人聚會,可能政府你們都信教的人在一起,但是你一旦久了之後,它有個固定的場所,它必須固定的人,還有一些比如講,你神職人員開始產生了,所以政府是當然要打擊的。 記者:這個打擊大概是持續了多久,在哪一年? 于建嶸:打擊應該一直到文革之後,而且文革的時候,而且原來“三反五反”“打反革命”那些政治高壓下,文革的時候比較嚴重。 文革期間牧師被批鬥 教堂被搗毀 但家庭教會依然存在 于建嶸:我們在溫州調查,發現了另外一個現象,越打擊它,越發展得快。 記者: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于建嶸:就這個原因,我當時在溫州,我也去訪問了很多人,它有一個,它的教義中間有一個贖罪心理,就我遭到打擊越嚴重,我離上帝越近,所以這個時候反而帶來了反彈,所以很多人加入了這個,我更有動力去發展人去入教,那麼這個是反而發展得很快。 解說:改革開放以後,更為寬鬆的宗教政策在中國推開,一批在六七十年代放棄宗教信仰的人又開始公開信教,而另一方面知識階層大量進入教會,城市家庭教會也發展起來,寫字樓、出租房或者家庭中,都成為他們的聚會場所。 記者:那現在這種不同類型的家庭教會的活動,多半是公開的以宗教的名義進行呢,還是說也有的是偷偷的秘密進行的? 于建嶸:基本都是公開的,我見到這些教會他們現在都不隱瞞。還有很有意思,我們認為信教都是私人的事情,你到湖南去了他都貼在門上,貼對聯,我們家信教,我們家有教會貼一個十字架,貼一些對聯。 記者:這對聯上一般都怎麼寫? 于建嶸:都是感謝感謝主啊,什麼什麼嘛,都是這個宗教的一些話語,貼到對聯上去。 記者:用中國最傳統的方式來表達自己是基督教徒。 于建嶸:對對,所以這個中國的,他現在隱瞞下來的很少。但也可能有一些地下的,我們都不知道的,也有,但是那些我分析,但是一般的基督徒,你去和他交往之後他都會說我是信教的,我怎麼樣,他會告訴你。 解說:這是我們在一次採訪中拍攝的畫面,老奶奶的孫子討要工錢被人砍傷,她就不斷地向主禱告,這個一無所有的家庭在宗教中得到現世的精神溫暖。在中國農村,許多地方都能看到基督教的符號,一貧如洗的家庭也不忘在顯要的地方貼上關於信仰的對聯。但是,對於這樣一個顯見的事實,地方政府採取了怎樣的管理方式呢? 記者:那在不同的區域,比如說當地的基層政府對待家庭教會的態度會有不一樣嗎? 于建嶸:有不一樣,有些地方它是一個裝作不看見,就我在這一項調查,調查家庭教會,我們發現一個很大的家庭教會,就問那個地方官員說,你們家庭教會有沒有啊,他說沒有,沒有。我說你看看,因為他那個家庭教會,不像我們說躲在家裡,他已經打了很大的牌子,很大很大的牌子。 記者:牌子上寫的什麼? 于建嶸:叫做基督教聚會區,很大的一個牌子,它也不是教堂,掛了個大牌子,那麼我一說,你看看那個地方不是有嗎?他說沒看見,我說你看看,我都看見你沒看見,他說沒看見,我說為什麼,他說中央沒看見,我怎麼看得見,另外一種以非法聚會的地方進行打壓,還有一些地方,最近一個兩個月來,發生了一些新的情況,取締你這個地方,我現在要通知你這個房主,你不能租房子給這些人,你沒辦法了吧,所以講公開對抗有過,公開對抗,也就是所謂非法聚會的名義,但是主要的方式還是比較軟,比較軟。很多的大量的地方,會裝作沒看見,沒看見,我看不見。 記者:有沒有一些家庭教會的成員給您描述過,當他們的活動被取締的時候會是一種什麼樣的場面? 于建嶸:對,不但描述過,他們還給我看過錄像,我到浙江調查的時候,有一個小女孩給我看錄像,取締他們的時候,她說他取締我們我們也不對抗,我們照樣拿着我們的《聖經》,尋找我們的上帝。 記者:那他們的心中會對採取,比如說打壓措施的這些人會有憤恨嗎? 于建嶸:我曾經問過這個問題,當時給我回答兩個,第一個,這種苦難可能是上帝要他接受的,我們只能接受它。另外一個說,我們向上帝祈禱,我們禱告,我們尋求上帝的幫助。很少有人問到說,我們去怎麼樣怎麼樣,很少的。 家庭教會會否成為“邪教”的土壤 曾子墨:關於集會,中國1989年通過的《集會遊行示威法》規定,必須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並獲得許可。但是大量存在的沒有按規定到行政部門進行登記的家庭教會,他們的聚會顯然也不符合相關的法律規定,那麼他們有着怎樣的規模,對社會會產生怎樣的影響,這是否又會成為“邪教”的土壤呢? 解說:在于建嶸收集的資料中,有關於“三班僕人教”的全部資料。 2006年2月28日,黑龍江省雙鴨山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了一起邪教殺人案,一個被稱為“三班僕人派”的地下教會涉嫌殺害另一個地下教會“東方閃電派”的信徒多達20人。雙方都自稱基督教,都被公安部定為邪教組織。爭奪信徒是命案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那麼,規模對家庭教會有什麼影響呢? 記者:那家庭教會現在發展的規模一般都能夠有多大? 于建嶸:情況不一樣,因為家庭教會它也有一種組織結構不一樣的,有寶塔式的家庭教會,有一個總負責人,下面的不同,這個有些發展下來,可能也有幾萬人,也有些扁平式的,就是互相之間都不隸屬關係,沒有隸屬關係。這種家庭教會一般的,有兩三百人,三四百人的也有,也有一千到兩千人,但是它沒有一個嚴格的這個人員的隸屬關係,比如說我今天這裡,可能一個大教堂,很多人來參加活動,做完了就走了,那種隸屬關係的,很嚴格的隸屬關係的,往會走向一種很嚴重的問題。 記者:那家庭教會內部的組織結構是什麼樣的? 于建嶸:這內部組織結構不完全一樣,有兩種基本方式,一種基本方式是一個寶塔式的。比如“三班僕人教”,他有一個大僕人,二僕人,下面有使女,各個省有使女,是吧,有各個省,有不同的,他是一個很大的一個,上下關係的一個教會這種關係,這種關係應該說組織比較嚴密,而且人員是比較固定,另外一種現在更多的家庭教會的方式,就是比如講,它有幾個知事,有幾個管事的人,我們租了一個地方,一個比較民主的一個方式,就是說我們租來一個地方,我們做宗教活動,我們請來一個有宣道的神父,是吧,我們互相之間有管錢的,有管事的,也有幾個人,也有這種情況。這種情況它基本上,這種大的現在就是各個教會獨立的情況,這個比較多,這種反而比較多。但是在河南的很多都是寶塔式的。 記者:這和所有信眾教徒,他的知識架構,他的眼界有關係嗎? 于建嶸:有,應該有關係,一般的知識分子,知識比較高的,他不願意加入那個有人身依附關係的教會的,而農村有些反而願意加入這個東西,我就在河南的農村調查的時候,有人就願意,說這個好啊,兄弟姐妹多了,互相幫助的人多了,我可以找到人,是吧,我出了什麼事有人幫我。 解說:在許多家庭教會內部,有專門的神職人員,並且他們有專門的培訓系統,為越來越多的家庭教會培養輸送神職人員。而這一套體系也沒有得到政府的認可,沒有一個規範的模式。有的甚至處於地下狀態。 記者:那內部的學校培訓體系是什麼樣的? 于建嶸:我最擔心的是這個,當時我在溫州調查的時候,我們幾個朋友,他們都趕過去看我,因為我在那裡調查,他們剛好禮拜天去了,去的那一天,我帶他們看了一個家庭教會的一個學校,他們當時都目瞪口呆,我們到了一個寫字樓,外面也看不出是學校,不是寫字樓,就是居民樓,坐電梯上去之後,一點都看不出,一個普通的居民樓,沒有人知道裡面是什麼,裡面有20多個孩子在裡面做培訓。而且這20多個孩子三個月之內不能離開這個門,包吃包住,你們就在這裡。我當時看完之後,我心裡充滿着一種幽怨,因為我們不知道這些孩子你們教他什麼,他們怎麼來的,從網上招聘來的,有些還是大學生。 記者:要付學費嗎? 于建嶸:不要付學費,包吃包住,不要學費,將來還有份工作,你去宣道,你想對有些現在這個社會是有吸引力的,我不是說這種學校本身有什麼問題,我擔心它什麼地方,因為它教育了什麼,學了什麼,我們不知道啊,整個社會不知道,是不是,別人不知道,他在裡面,我最擔心的實際上是這問題,所以我在國家提出來,我說你不如讓他公開辦,是吧,我好管理。 解說:于建嶸在調查中發現,江浙等經濟條件較好的地區,一些家庭教會甚至有自己的教堂,或者為了迴避行政管理,把新建的樓當作教堂,有的可以容納幾千人。 家庭教會資金主要靠教徒的奉獻 記者:家庭教會活動資金怎麼來呢? 于建嶸:也有人懷疑有些教會是不是境外資金,這個我講心裡話我沒有發現,我沒有發現,這個也屬於人家的核心機密,人家也不一定告訴你,但是我的了解,主要還是靠他們教徒的奉獻。 記者:很多人擔心家庭教會會成為中國的不穩定的因素之一,最主要就是境外資金由此來滲透,您有這種擔心嗎? 于建嶸:我不大擔心這個問題,我不大擔心這個問題,為什麼不擔心這個問題,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因為境外的資金滲透,它終究是有限的,而且你這個國家這麼嚴密的控制,是吧,你的資金來源什麼什麼都控制,我擔心的問題是什麼問題,就是說怎麼對待它們,因為發展規模到一定地步之後,你怎麼辦,你怎麼對待它。你比如講北京的守望教會,人越來越多之後,你政府你不給他登記,那麼你肯定要想辦法對付他,政府怎麼對付他呢,你是說要老闆不租房子給他了,那麼他們怎麼辦,他們冒着雪,站在雪地上做禱告,你這回怎麼辦。怎麼對待它可能是我們目前的關鍵,我認為它穩定或者不穩定,最關鍵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 記者:那為什麼現在我們,就您說的,“怎麼對待”,這樣的一個政策遲遲沒有方向呢? 于建嶸:最近兩年,實際上據我了解,因為國家越來越認識到這個問題,越來越認識到這問題,所以組織了我們調查完之後,有些部門組織了一個更大規模的調查。我當時給中央,對策提了三條,第一,我說與其我們裝作不看見,還不如合法地認可它存在,因為沒有辦法,沒有退路,你幾千萬人,你說取締能取締得了嗎,取締不了,那還不如說你合法存在算了,乾脆讓你合法化。第二點要它登記。第三點,我的觀點就是,你的這個教會的學校,你要公開化,你不能搞秘密化。我曾經有一句話,叫做,秘密化有利於邪教的傳播,他願意信讓他信去,但是這個信是要管理的。你包括一個人,很多人在這裡聚會,你安全也要管一管,是不是,通風道有沒有,管理還是需要的,但是這種管理,我的意思就是,不是一種批准制,不是說你批准我就可以信教,你不批准就不信教,不是,但是備案是可以做的,是不是? 該如何區分教派和家庭教會 解說:河南有一個被稱為“哭喊派”,除此以外,這裡還有“七靈派”“東方閃電派”等教派,假借基督教的名義與基督教家庭教會爭奪信徒。對於普通的農村老百姓,怎樣才能區分這些教派和家庭教會呢? 記者:現在有家庭教會他們自己主動地去做這種社團法人的登記嗎? 于建嶸:有,但是都沒有給他們登記,都不給他們登,有啊,很多,很多。 記者:他們這樣的做法是出於什麼原因呢,為什麼主動去登記? 于建嶸:還是想合法化,因為實際上宗教,你研究宗教你就知道了,你越給他秘密化,你越給他壓力,他可能發展得越快,宗教的,它這種不登記狀況,他是一種他內心的一種非穩定狀況,非穩定狀況,他要形成的是他的保護。 解說:邪教在中國的危害已然顯現。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河南農民徐雙付開創“三班僕人教”,此人自小信教,據稱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有信徒百萬。 同期:他說的話就是神說的話,那時候傻就傻到這裡,他說的話就是神說的話,就不敢違背。 解說:“三班僕人”教派的宣教資料聲稱,他們所信仰的就是全本《聖經》的基督教。徐雙付假借神的名義著書立說、傳經布道,說自己能行神跡救人脫離苦難,用祈禱為人治療癌症等。 在九十年代他就買奔馳車、住豪宅、戴價值20萬元的勞力士金表,一副眼鏡價值一萬元,並在全國各地進行商業投資,包括修車廠、印刷廠、飲食店、旅社等,這樣他可以在很多地方秘密行動。起訴書中顯示,他在各地共詐騙人民幣2050萬元。 記者:有不少人擔心中國的家庭教會,最後可能會演變成為邪教,比如說像“三班僕人案”。 于建嶸:“三班僕人教”,一個最核心的一個問題,他們宣道的時候,都是把所有的窗子蓋着的。當然你假如都是能夠公開進行宗教活動的話,另外一批人來宣教的時候,說我們必須把窗戶關了,怕政府打壓,那麼馬上有人可以識破它,由於你政府的這個宗教政策,使另外一些有歪門邪道的人可能利用,所以他來說,我們要把這個窗戶都拉開,拉起來,我們不要讓別人知道我們在信教,政府要打壓,那麼他在跟邪教,我的觀點就是,秘密化往往是邪教的一個最好的外衣。 記者:那在邪教和正規的宗教傳播之間,怎麼樣來區分它? 于建嶸:這個應該是交給教會的事情,交給教會。至於是不是邪教,實際上政府是很難界定的,他說上帝這句話是這麼說的,那句話那麼說的,他們兩個爭是他們的問題,但是法律規範是明確的。 記者:但是在不同的家庭教會之間,彼此沒有一個非常嚴格的組織架構的情況下,即便判斷了是邪教又能夠怎麼樣,可能政府是不是,更多地出於保護人身安全的考慮,來判定是否是邪教? 于建嶸:是,這個有這麼個說法,因為你宗教你也沒有裁判所,你也不搞裁判所,實際上它這個什麼問題,我們說交給宗教,也不是交給某個宗教組織,交給信徒們,他們自己的一個判斷。你看我在那個,在那個浙江調查的時候,他們就專門揭露有一個“東方閃電”,這樣去發展人入教的,他是壞人。 記者:他們是以什麼樣的方式? 于建嶸:他們貼牆壁,每個人都發手冊,實際上這種人到你們這來,用美女用什麼東西來讓你傳道的,說你們家裡生病什麼什麼,你們不要相信,這叫“閃電派”,它自己內部會發生教徒去抵制它。 解說:同樣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河南一位平民女子,自稱“女基督”,創立了“東方閃電派”,說自己是從“東邊發出直照到西邊的閃電”,相信她的人,將被她的話熬煉成為得勝者,在千年國度中與她一同做王,用鐵杖管轄萬國;而拒絕她的人,將遭受各樣的刑罰直至滅亡。有關資料顯示,他們也擁有了百萬信徒。這個組織同樣被政府定為邪教。 記者:但像邪教,它一般都會具有什麼樣的特點呢? 于建嶸:邪教的特點主要有這幾個特點,搞得很神秘,特別神秘,特別神秘,好像天天馬上要遭到打擊一樣,為了所謂逃避打擊,搞得很神秘,神秘是它的第一大特點。第二大特點就是說,它一般的有一個相對而言,有一個比較嚴格的組織系統,說我必須服從什麼人,服從什麼人,誰管理,這個有個組織,有一個上下關係,第三你一定要付出,是吧,不管你是不是自願,通過想盡一切辦法,你必須要付出,是吧,或者給錢,騙錢騙色是最主要的兩樣東西。 記者:那還有人擔心家庭教會大規模地發展,會對中國現有的執政理念造成影響,特別是如果一些意見人士、維權人士,加入某個家庭教會,讓整個組織為自己所用。 于建嶸:這個擔心現在是可能執政的人最重要的擔心。實際上也不可怕,因為根據我對基督教的研究,我曾經講了這麼三句話,第一句話叫做,精英們不要把基督教當工具,比如搞民主也好,搞什麼也好,大家不要把它當工具,它應該歸源於一種社會生活,那麼政府也不應該把宗教當敵人,因為宗教是沒辦法通過政府的公權力來消滅的,社會也不要把信徒當異類,更多的信徒的確是一種精神上的需求,他不是想為了,我加入這個東西我將來得天下,沒有這個想法的。 記者:那您認為宗教和政治之間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呢? 于建嶸:宗教和政治之間的關係,從來是扯不清的關係。從歷史到現在,宗教,因為宗教發生的戰爭,因宗教帶來的迫害,世俗權力和宗教之間的,對宗教的利用歷來是沒有能夠完全把它分開,但是越來越到了現代社會,政教分離的關係,是這麼多年來,許多現代國家處理宗教與社會政治關係的一個基本的一個標準準則,政教要分離。所以講我為什麼提出那個觀念就是這個意思,要把它回歸到一種社會生活。 曾子墨:正如法律所規定的,信不信教是公民的個人自由,但如果他們的組織沒有一種合法的生存方式,也無從談及政府監管和組織的健康發展。兩年前于建嶸還在極力地呼籲給家庭教會“脫敏”,如今已經可以有討論家庭教會問題的寬鬆環境,也許不久的將來,家庭教會將會真正成為社會生活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