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核心：大儒家如何制衡大法家
很多人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大儒家系统，也就是儒道释系统，这是很流行的说法，同时也是比较无知的说法，他们进而推论出，大儒家系统是高级中国文化，而大法家系统（法兵纵横）是低级文化，或是厚黑文化。但以中国历史而论，从来都是大儒家与大法家系统的争斗过程，按笔者的说法，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大儒家如何制衡大法家的历史，当然也是一个儒家不断吸收其他非儒家思想，而不断形成若干期的“新儒家”思想的过程。因此，中国历史上，文化的演义，一个是按照儒法分野和儒法争斗来排列的，一个是按照几期“新儒家”的融合来排列的。
西方也是如此，西方的历史让我们看见，其实就是基督教如何制衡世俗冲动的过程。罗马帝国的衰落，是世俗冲动腐败到底的结果，而罗马帝国后期基督教的引入太晚了，来不及了。
而中世纪是基督教如何驯服蛮族世俗冲动的经典胜利，而中世纪后期以来，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直到今天，是世俗冲动不断战胜基督教制衡的过程。现在的西方，是世俗化的世界，因此西方的衰落，也不可避免，如同罗马帝国后期的衰落一样。基督教在欧洲已经退缩，在北美还有一点力量。
关于儒法的争斗，很多人或许不信，但笔者举一例，也就是到了毛时代的后期，据说毛时代是摧毁中华文化的时代，但那个时候，也有一次儒法斗争，很多人，都是在那次儒法斗争中，学习了儒法双方面的知识，有的还学会了读文言文。当毛将儒法斗争拿出来，笔者对于毛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方面的精深研究，就更为佩服了。当然，当年的儒法斗争有政治色彩，但是，学习儒法方面的文章和文化，竟然深入到了农村的老太太，这对于普及中国传统文化，是大有裨益的。毛也许是有心，也许是无意，但对于在那个时代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有大功。很多人就是在那个时代才了解了孔子的思想的。
为什么儒法系的争斗，或儒家如何制衡法家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呢？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其实本来应该是儒家文化如何吸收法家文化，可是因为宋代新儒家吸收失败，将法家思想排除在外，于是才产生了一个儒家如何制衡法家的故事。宋代新儒家仅仅吸收了道家和佛家思想，但排斥了法家思想，或者没有按照孔子的本意，将儒法的思想融为一体。而宋代以前的汉唐时代，统治者都是兼用儒法两家的，而没有想统一。宋儒的气魄很大，想统一与融合，但也没有办到。
一般人论中国文化，都要从春秋战国开始，原因是那个时代，有了士人文化，而在以前，仅有贵族文化，而无士人文化，因为士人是比较低的贵族，是下层贵族，有点像现在的中产阶级。而士人文化，最后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国文化在那样变动和动荡的，甚至战争的时代开始了自己的特有文化系统的产生。当然，也有人上溯到周公，或上古时代，如尧舜时代，但一般而论，中国文化第一期辉煌的时代，还是在春秋战国时代。
中国文化的第二期辉煌时代，是汉代，延续到唐代；中国文化第三期辉煌时代，是在宋代，延续到明清。现在中国文化还在发展，也开始了新的融合，估计融合的对象是西方文化，而一旦中国文化融合了西方文化，就会产生中国文化的第四期辉煌时代。
就儒家文化系统而言，也有三期，这是近代新儒家们普遍承认的，而且这三期儒家文化与我们上面说的三期中国文化是相平行的。第一期，就是春秋战国时代，以孔子，还有孟子荀子为代表的第一期儒家文化系统的产生，而其中，孔子是大宗师，其思想是超越了后来所谓的儒法的，是后来的儒法道兵纵横的总合；第二期儒家，是在汉代，有今文派和古文派，其实是汉代新儒家综合了先秦儒家与部分道家的文化，尤其是黄淮地区的道家文化，还有一部分法家文化系统，尤其是齐法家的系统，因此，汉代的新儒家，是融合了先秦儒家，黄淮道家，和齐法家的一个新儒家文化系统；第三期，是在宋代，宋代的新儒家，其实是综合了传统儒家和道家以及佛家的东西，尤其是将从东汉以来新传入中土的佛家的思想和佛家思维方式加以融合，也就是将儒释道给融合在一起了，形成了一个新的大儒家系统。
但第三期的新儒家系统，没有融合法家思想，或大法家思想，这是宋代新儒家与汉代新儒家的一个区别。汉代的新儒家是儒道法的融合，而宋代新儒家是儒道释的融合。这种不同的融合方式，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甚至影响了中国后来的兴衰。而关于如何影响了中国兴衰，我们后面再谈。
我们再来对应一下相应的三期中国历史，也就是春秋战国，汉代以及唐代，和宋代以及明清。
就春秋战国时代而言，中国那个时候，士人文化是其核心代表，但在诸子的士人文化中，成为显学的，不是儒家，也不是道家，而是法家系统，或大法家系统，包括法家兵家和纵横家。因为春秋战国时代，是乱世，是动荡的年代，也是战争的年代，因此儒家的仁者爱人的思想，或礼--仁的思想不被重视，道家的退让避祸思想，养生思想，也都比较消极，或不给力罢，因此，那个时代成为显学的，是法家兵家和纵横家的思想，如法家系统的商鞅，韩非，李斯
；兵家系统的孙武，孙膑；纵横家的系统的苏秦张仪等。这些士人，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如鱼得水，高官厚禄，他们都从一般的士人，爬到了高位，有的当上了宰相，有的当上了将军，有的还同时挂六国相印。而反观孔子，孟子他们，也只能周游列国讲学为生，灰头土脸，得不到重用。老子也只有出函谷关一走了之。
就法家系统而言，有齐法家和秦晋法家。齐法家讲究的是吏治，惩治腐败，靠君王的圣明来治理国家；而秦晋法家靠的是法制，靠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最后，在战国的后期，以秦国的秦晋法家获胜而告终，秦国统一天下，形成了周代以后，中国的又一次的统一。
但秦帝国15年崩溃，之后，黄淮地区的小混混刘邦在楚汉战争中获胜，战胜了楚国的贵族项羽，建立了大汉朝。而秦帝国短暂的朝代寿命，给人的一个警醒就是，秦国可以靠秦晋法家的法制和严刑峻法和兵家纵横家的思想获胜，一统江山，但是不能持久。因此，如果要想让一个大的统一的朝代持久，那么就要另想办法。只是，汉代的建立，也是靠的法家兵家纵横家的一套东西，才能成功，所谓马背上打天下，因此，他们后来废弃的法家思想，仅仅是秦晋法家的思想，而齐法家的思想还在，原因是齐法家的特点是比较温和，如讲究富裕，讲究礼和法的统一，讲究在圣明君主下的吏治和惩治官员的贪污腐败，而不是完全靠严刑峻法的法制，如管仲的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就是将富裕与礼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汉代的早期，最早引入的非法家思想，是黄淮地区的道家思想，也就是黄老思想，无为而治，不折腾，休养生息，这是在文景之治的时代，然后在武帝时代，又引入了儒家思想，也就是董仲舒为代表的新儒家思想。因此，我们看，大汉朝的治国思想或主体的文化是一个新的融合，就是将齐法家和道家与儒家的思想融合。如汉武帝在重用儒生的时候，同时重用酷吏治国，而酷吏就是齐法家。这个时候的汉朝，是伸缩自如，兼容并包，王霸兼用，缓急得当，刚柔并济。也因此，汉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也是寿命最长的朝代，西汉东汉加一起，有四百年的时间。
从汉朝开始，秦晋法家的依法治国的东西，在中国再也没有复兴过，而齐法家的思想，却一直长存下来了，也就是靠吏治清明，靠反腐败，靠明君圣人治国，靠人治而不是法治。依法治国的思想，在秦国和秦帝国只是昙花一现，在中国的后代失传了。
那么，也就是说，在汉代的时候，那个在春秋战国时代不是显学的道家和儒家思想，终于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为与大法家思想并列的思想。反过来，也可以说，是大儒家思想（儒家道家）终于可以制衡大法家思想（齐法家，兵家纵横家）了。
那么，在第三期中国文化的时候，也是第三期新儒家的时代，也就是在宋代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呢？这个时代的儒家思想又是如何制衡住法家思想了呢？或这个时期的新儒家思想又融合了什么新的思想呢？
宋代的大部分思想都是从唐后期来的。唐代的思想，也如同汉代一样，是儒家道家法家并重的，这从唐代的科举考试的科目就可以看出。而且，因为在魏晋时代，道家思想的繁荣，导致道家思想演变成为玄学思想，也奠定了道家思想的历史地位。因此，到了唐代的时候，还是儒家与道家法家并重，而且还加入了一个新的思想，就是佛家思想。佛教从东汉末期进入中国，在唐代的时候，非常繁盛，对中国的思想界影响非常大。那个时候不谈佛就不是文化人，如同现在的中国，不谈西方文化，也不是文化人一样。但到了韩愈的时候，韩愈开始大声呼吁要摒弃佛家思想，要排斥佛家思想的地位，认为要恢复儒家的传统。韩愈有《原道》一文，专门谈儒家的道统承继关系，并力主儒家思想是中国的核心思想，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排斥佛教思想的影响力，恢复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这与现在中国有些新儒家人物，力主排斥西方文化一样，他们也试图建立中国自己的新儒家文化的主体地位，与当年的韩愈如出一辙。
韩愈的夙愿在宋代获得了实现。只是宋儒抗击佛教思想的方法，是将其吸收进来，而不是如韩愈那样的排斥。而无论先秦儒家，还是汉代儒家的今文古文学派，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伦理性强而思辨性不强，因此，宋代新儒家要与思辨性极强的佛家思想抗衡，就必须提出自己的思辨体系。于是，宋代新儒家采用的办法，就是从儒家和道家的思想里面，寻找思辨材料和概念，建立自己的道学体系或理学体系。于是，道家的无极，太极，阴阳，有，无等概念，进入了新儒家的思想体系里面，而儒家特有的概念，如仁义礼智，礼义廉耻，诚，信，中庸等概念，仍然是其思想核心。而在这个体系里面，其思辨性本身，也就是思维的特点本身，是佛家的。而所有这些的核心，是做人的问题，也就是你要成为什么人的问题。儒家要成圣，道家要成仙，佛家要成佛。于是，宋代新儒家就将儒家，道家，佛家的很多优秀的东西，继承下来，再加以改造，成为了煌煌宋代新儒家体系，或道学体系，或理学体系。
但是，一个问题是，宋代新儒家并没有吸收法家的思想，而且还排斥法家的思想。法家思想的核心是富国强兵，还有就是肯定人的贪欲本性，还有人性恶的本性，并加以利用，用奖励和惩罚的手段，来引导人们，包括奖励耕战或商战。宋代有一个义利之辨，和王霸之辨。通过这两个辩论，将法家视为讲利和要称霸的异类，加以摒弃。这是宋代新儒家的迂腐之处，并且与孔子的思想相违背。法家思想中，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富强，讲耕战，富国强兵，运用法治治国，惩办贪官污吏。而宋代新儒家将法家的富国强兵视为要利益，要称霸，加以排斥，原因也简单，因为他们一心要成圣，与佛教的成佛相抗衡。只是，他们心中的圣人标准与孔子大不相同，而是与佛教的佛靠近了。孔子的思想，是不排斥富裕，不排斥富国强兵的，同时也是王霸兼备的。宋儒偏向了一个方面和方向。因为宋儒的排斥法家，最后造成的后果，就是在明清两代，在儒家独大的时候，中国的国力衰弱了，包括宋代自己后来被蒙古人所灭。宋人只是保留了富，而没有强，更没有强兵。
于是，在近代，当西方以类似法家的武力和富国强兵的面貌出现的时候，中国就显得太无力了。这就是宋儒排斥法家思想，当然也是制衡了法家思想之后的一个很大的代价。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奇异的景观，就是整个中国的历史，就是如何运用大儒家思想制衡大法家思想的历史。同时也是摒弃了秦晋法家，吸收齐法家的历史，也是排斥法家思想的历史。但历史会验证，摒弃法家思想，背离孔子的平衡思想的危害有多么的大。
西方思想，其实是两套系统，一套是基督教思想，其核心也是劝人向善，方法是依靠神的带领，强调对邪恶和欲望的控制，恢复人本性中良善的方面。但西方还有另外一套系统，就是世俗系统，这个系统是富国强兵的系统，是调动人的欲望与邪恶力量的系统，当然，西方会用法制将这个邪恶和欲望加以限制，但仅仅是限制，而不是摒弃。因此，西方的历史，是基督教思想如何制衡世俗思想的过程与历史。在西方历史上，基督教思想制衡或控制世俗思想最成功的时代是中世纪，但在中世纪以后，世俗思想开始占据了主导地位，包括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其本质是世俗思想获胜，强调人本身的解放，可是，这种解放，也将人本身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都调动起来了，西方世界也日益的世俗化了。这与中国的用大儒家思想制衡大法家思想相似。不过，与中国的历史正相反的是，中国是在宋代以后，大儒家思想占了上风，制衡住了富国强兵的法家的思想；而西方是从12--16世纪以来到现在，是世俗思想占了上风，世俗思想反向压制住了基督教思想。西方现在过度世俗化的弊端已经出来了，而且也很严重了，而过度世俗化的结果，就一定会是罗马帝国的下场。
而中国在近代，之所以面对西方比较软弱，根本原因是中国是以一个大儒家制衡住了大法家的面目去面对西方的世俗冲动制衡住了基督教思想后的结果。如果中国这个时期，是面对西方的中世纪时期，也就是面对基督教控制住了世俗冲动的时期的话，那么中国是不会显得软弱的。反之，如果中国是以汉唐时代的儒法平衡的时期，去面对西方近代的话，那么中国也不会显得软弱。
而在1840年以后，中国慢慢就开始了转变，其实就是大法家势力在抬头，进而战胜大儒家系统的时代。大儒家思想被攻击，甚至抛弃，而富国强兵的思想，在抬头，调动人的欲望和野蛮的方面，不择手段，人性恶的方面也在抬头。毛时代是强兵的时代，邓时代是富国的时代，其核心思想，都是大法家思想而不是大儒家思想。而这种大法家的思想，与西方的世俗化思想是相一致的，于是，中国人就站立起来了，也富裕起来了，军队也开始强大起来了。但，同时，问题也就来了，因此中国现在仍然需要大儒家思想来制衡大法家思想，否则，问题就会非常大了。也可以说，中国现在又到了汉代初年的时代，也就是需要开始恢复儒家思想，制衡住法家思想的时候了。
而西方现在也是如此，也面临基督教思想如何制衡住世俗化思想的问题。华尔街的问题，金融危机的问题，其核心问题，也是太过世俗化的问题。所以，现在如此世俗化的西方，反而想靠一些的概念，所谓普世概念，来占领道德高地，动辄教训其他国家，基本上就是一个笑话，因为他们语言和宣传上是一套，而里面，行动方面是另外一套，也就是世俗化的一套，因此，他们如何可以服人呢？
中国文化的第四期，一定是吸收了西方文化以后，同时也是恢复中国的法家传统以后，将其融合的结果。当然，现在还是恢复儒家传统的时候，因为近代要救亡，无论是毛，还是邓，其主要运用的，还是法家思想。毛是强兵，邓是富国，而富国强兵，是不论手段，只看目的的，这是大法家思想的核心。现在，是到了恢复儒家思想，仁义礼智，礼义廉耻，诚，信，中庸的时候了，但一定不可丢弃法家的思想传统，否则，无法与西方相抗衡。
一句话总结就是，儒家制衡法家，又开始了新的阶段；基督教思想开始制衡过度世俗化,也到了新的阶段。呵呵，中西方都是如此呀，任重而道远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