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东西方对专制概念的不同理解
专制这个概念,我们基本运用的是西方的,也就是运用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一个概念,包括从孟德斯鸠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等等,只是,问题是,当我们用西方的专制概念来套中国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西方这个专制的概念,是否适合中国的现实和历史的问题。这同样出现在“封建”这个西方概念是否适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问题。
说中国有两千年的封建社会,这固然很荒谬,关于西方封建这个概念是否适合中国,有很大的争议,笔者也曾有专门的文章讨论(《中国是有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吗?》),这里不谈,其实争议的核心,是封建这个概念的东西方的理解不同,而我们基本是引用了西方的概念来套中国,于是就出现了问题。而问题出现的原因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与西方的历史和现实是非常不同的,如此搬用西方的概念,就会出现荒谬性。
专制这个概念也是如此。当我们运用专制这个概念说西方的历史的时候,指的是西方的王权时代,包括罗马帝国后期,包括启蒙时代所面临的王权要独大的局面,尤其是法国和其他君主国家,甚至也包括英国。那么西方的专制是什么意思呢?基本的意思就是西方国家的王权想要独大,要独裁,要凌驾于其他贵族之上,要剥夺其他贵族的权利,其基本的背景是在西方中世纪的分封制下的,是贵族之间的对抗。因此西方的专制是指王和贵族之间的关系,而与老百姓没有关系,与平民没有关系。何况西方那个时候,还基本没有平民,西方的奴隶制度是非常漫长的。这与西方的民主制度一样,西方的民主,很长期都是贵族之间的民主,与老百姓没有关系,老百姓是奴隶,因此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
因此,西方的专制和民主都是指的贵族之间的关系,王不过是一个大一点的贵族而已,是指大贵族与小贵族之间的关系而已,如英国的《大宪章》,指的是王与其他贵族的关系,与小民没有关系,因为小民是奴隶,没有自由,谈何专制和民主?
但是,中国的专制,与西方不同。中国历史的几千年中,一直在分封(封建)和郡县制之间变化,从周代的分封,到春秋战国向郡县的转化,到秦帝国郡县制的建立,再到汉帝国的分封与郡县制的并举,再到宋代基本完成郡县制度,再到明清对宋代郡县制度的继承。
可以这样说,西方中世纪以来的历史一直是在分封制度中的,从来没有出现过郡县制,因此西方的专制和民主的概念,也一直是在对分封制度的理解中展开的。但中国的专制概念,是在郡县制的背景下展开的,而且中国的专制与平民的崛起是同时存在的。(参考笔者的《专制与平民的崛起》 一文)。西方平民的崛起非常的晚,基本是在启蒙运动以后,是在西方反专制的基础上才出现的;而中国的平民的崛起,恰好是在专制崛起的时候,也就是在郡县制崛起的时候,平民就崛起了,因此中国平民的崛起,比西方要早两千年。
中国的专制与平民的崛起是平行的,与郡县制的崛起也是平行的。这是中国的独特之处,是西方不太好理解的,也是西方专制概念误用的原因。
中国的皇权独大,是在与平民联手的基础上,才建立起来的。其结构是:皇权,贵族豪强,平民。当皇权要在贵族或开国元勋中崛起独大和世袭的时候,皇权就要与下层的平民联手,打击中间的贵族或新贵族和开国元勋。中国的科举制度的第一任务,就是皇帝与平民联手打击中间的贵族和豪强。平民有机会靠科举制度上升,成为被皇帝雇佣的官僚,而其他贵族在政府里要靠边站了。因此,隋唐以来出现的科举制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来的,武则天他们利用科举制度打击关垅和关西豪强贵族,皇帝与平民联手,平民的地位上升,郡县制度的建立,都是一个平行的关系。
因此,中国的皇权独大成为可能,而西方的王权独大,从来没有成为现实的原因也就在这里。理由是西方的王权在想独大的时候,也就是想专制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要与底层的平民联手,或与底层的奴隶联手,因此没有力量,王权搞不动其他贵族的联合力量,因此王权独大一般都会失败,如英国大宪章出现,就是王权想独大的失败,其他贵族的联军会打败王权,因为王权也不过是一个大一点的贵族而已,拿破仑的失败,也是败于西方贵族的联军。而王和贵族之间的权力的平衡,就是贵族民主的诞生。
反过来,中国的历史可以这样来看,几乎是屡试不爽的。当刘邦这个平民可以当皇帝的时候,刘邦这种平民皇帝,在西方的几千年历史上几乎是不可能的,西方一直到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出现,才有平民皇帝出来,刘邦就要想办法将自己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们搞掉,然后一家独大和世袭,也就是杀功臣和打击其他新贵族,或红色贵族。刘邦和刘邦的后代的一个办法,或者说是郡县制度的办法,就是要在民间征召人才,排挤贵族,后来董仲舒和其他平民儒家人才的出现,就非常自然。隋唐的科举制度,是将这种上升平民,排挤贵族豪强的方法制度化了,成为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的一个创举。
而当皇权衰落,贵族豪强势力强大的时候,也就是中国郡县制度瓦解的时候,如魏晋时代,中间阶层的贵族豪强势力庞大,皇权衰落,而平民也就地位下降,成为奴隶。因此,有一个奇异的景观,就是皇帝的出现和独大或专制与平民地位的上升是平行的,也就是中国越专制的时候,也就是郡县制度越强的时候,平民的地位反而越高,而中国越不专制的时候,平民的地位就越低,甚至变成奴隶。魏晋时代,豪强贵族的崛起,皇帝权威的丧失,同时也是平民地位下降,重新成为奴隶的时代。这种现象,是西方的专制概念所解释不了的。
西方的理论家注意到中国的皇权,并认为中国皇权的独大,与西方王权的独大是一个意思,这就错了。中国皇权的独大,反而是平民地位上升的开始。朱元璋杀功臣的时候,对他的儿子说,是给儿子开路,是拔掉那些树枝上的刺,这是对的,也就是朱元璋的做法,就是要搞掉那些的新贵族和新豪强,为儿子孙子的皇权独大开路。而对付新的豪强和贵族的办法,一个是杀,一个是办科举,让底层平民上来,为皇帝雇佣,来对抗新贵族和权贵。
中国这个奇异的专制现象,一直持续到毛时代。当毛的权威无限大的时候,恰好是平民地位最高的时候,毛联手平民百姓,也就是所谓的工农,干掉红色新贵族和官僚的时候,恰是中国底层百姓地位最高的时候。而当改革开放以后,当中国的贵族豪强权贵再次回来的时候,也就是专制权力下降,同时也是底层百姓权力下降,地位下降的时候。这真是中国的独特之处,很有意思。这也就是中国郡县制度迷人的地方,也是难解的地方,也是西方的专制概念无法套住的地方。
一句话,中国的专制,是建立在郡县制的基础上的,与西方的专制建立在分封制的基础不同。
东方的日本,是建立在分封制度上的,而不是郡县制的中央集权制,因此其历史走向,与中国不同,而与西方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