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度的創新是中國應對危機的方式
中國在歷史上有過許多次大的危機出現,那麼,中國是如何應對的呢?其應對的方式是成功還是失敗?其方式是否是正確的選擇?這是很有趣味的話題。那麼,中國人一般是採用什麼方式來應對大的危機呢?就是制度的改革和創新。
當一個危機來了以後,無論這個危機是來自內部還是來自外部,都會引起中國在制度上的變化,中國就是靠着在制度方面的改革和創新來應對各種危機的。也許有人不同意,那我們還是先來看看中國的歷史,看看中國人的祖先是如何用制度的創新來應對歷次的危機的。
第一次的危機應該是在西周的時代,當武王文王伐紂建立周朝的時候,因為是占了商人的地盤,剛開始的時候,沒有立即分封諸侯,後來在周公掌權的時候,也沒有分封。這個時候就有了一次很大的叛亂發生,也就是蹇叔他們的叛亂,二個叔的叛亂,他們叛亂的原因就是不滿周公或周王朝的自私,將天下視為己有的方式。這次的叛亂對周公的刺激很大,對周王朝來說也是很大的危機,因為危機發生在內部,而且商的貴族們也在外部蠢蠢欲動。周公在平定了這次的叛亂後,立即開始了分封諸侯,主要是同姓的周王室與貴族。
周公分封諸侯的辦法,非常有效的應對了朝廷這次大的危機,也避免了周朝廷被顛覆。裂土分封,一方面保證了周王室的利益,也保障了貴族的利益,同時,分封諸侯鎮撫四方,也保障了對商人貴族的監視,同時也可以有效的打擊那些各地的蠻夷。分封制,保障了西周500年的和平與安定,到了春秋戰國時代,天下才開始變化。
第二次危機是在春秋時代。由於周王室失土,王室開始衰微,地方諸侯的勢力開始崛起。這個時候,齊國的管仲開創了“尊王攘夷”的方式,創一代霸主的地位。因此,在周代後來這500年的時間,無論是春秋五霸,戰國七雄,都是沿着管仲的路線,即尊王攘夷的方式,或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方式來應對天下的變化。尊王,也就是仍然尊崇周天子為天下的主,攘夷,就是那個時候中國周邊有很多的蠻夷,東南西北都有。對於管仲的策略,孔子給以了很高的評價,認為管仲九合諸侯,尊崇周天子,打擊蠻夷,保持了中華文明的火種,貢獻很大,如果沒有管仲,中國人早就淪為蠻夷了。
第三次危機是在秦帝國15年滅亡之際。從春秋戰國開始了諸侯爭霸,越演越烈,由於戰勝敵人為第一要務,因此各國都開始了改革,即加強王權的郡縣制開始出現了,法家思想也流行天下,富國強兵為各國的最優先的選擇,其結果,就是一個皇權獨大的郡縣制度在秦帝國得以實現,但是,這個制度的非常嚴重的自私本性,為天下貴族和士人所不容。所以,秦帝國的徹底王權獨大的郡縣制在實行了15年後就不行了。秦帝國滅亡後,代之以漢帝國的興起。面對新的形勢,到底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方式治國,擺在漢帝國統治者的面前。項羽要回到分封制度去,但劉邦不這樣想。劉邦他們後來採用的對策,是分封與郡縣並舉。一方面分封可以安撫貴族和王室,也可以拱衛皇權,另一方面,郡縣制可以保證皇權的超強和獨大,而徵召天下士人為皇權的郡縣制所用,也可以安撫天下士人的心。
漢帝國的這個分封與郡縣並舉的調整,影響了中國後來的1000年歷史。只是,從漢代一直到宋代,小王的分封與貴族的勢力一直還是非常的大,因此從漢到三國兩晉南北朝,貴族的勢力一直很大,隋唐也是如此,因此中國在從漢到唐的1000年中,是分封與郡縣並舉的,但是到了宋代及宋代以後,又有了新的變化。
第四次的危機就是唐代的安史之亂。安史之亂給唐帝國非常大的打擊,也令後來的宋代開始調整政策,也就是改變分封與郡縣並舉的策略。只是,改變的是並舉,也就是並列的方式,由並列改為縱列,就是郡縣的皇權與分封不是並列的,而是皇權在上面罩着,形成一個大一統的模式,但下面是鄉紳地主的天下,是自治的,也就是有分封的特點,當然,也就不叫分封了。從漢到唐,貴族與地方豪強的勢力一直都非常的大,對皇權是一個威脅,兩晉的時期,皇帝就成了貴族豪門的玩物。安史之亂也是地方刺史的權力過大,威脅皇權。宋太祖創立了以文壓武的策略,杯酒釋兵權,將大一統的皇權壓在上面,但給下面的鄉紳地主與家族以很大的自由和自治的權力,但是,用諸子平分財產的政策,分化了可能的貴族與豪強的崛起,僅僅將下面的自治的力量限制在鄉紳與地主的小規模的階層。
宋代開創的這個模式,一直沿用到明清,統治中國達1000年。其實質,仍然是郡縣與分封兼容,但不是並舉,而是縱列。上面是皇權,下面是勢力分散的自治的鄉紳地主與家族。然後用科舉制來保證一部分下面的鄉紳地主階級的人可以參與治國。皇權的專制僅僅到達縣級,下面的鄉鎮與村都是鄉紳地主家族自治的。這種模式,保證了帝國的統一與安全。明清兩代雖然也有部分的分封,但勢力都不是太大。明代前期,因為朱棣奪權以後,開始了削藩,其他的王對中央的威脅很小。清代康熙削藩之後,乾脆就是有王而無封地。上層是大一統的專制,下層仍然是鄉紳地主家族自治的。
第五次的危機就是近代,西方列強的到來。西方列強的表面特點是船堅炮利,但內里有很完備的西方文明。因此李鴻章驚呼是中國兩千年未有之變局,胡林翼在看到西方列強的鐵甲汽船行駛江面如平地,而大驚吐血。甲午戰敗以後,中國開始了政治體制的變革,想引進西方的憲法政治,先是清朝的君主立憲,主要是梁啓超康有為他們,後來是孫文他們的革命,建立共和制,也就是總統----內閣總理制度,即北洋政府時代,後來到了蔣介石又變成了總統制。中間還有袁世凱的回歸君主立憲制的努力,也是梁啓超在後面支持。
但是,這些傾向西方憲法政治的改革與努力,都失敗了,從戊戌變法到1949年,50年後,中國進入了毛時代。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的所謂的憲政改革和革命,都是在上面搞,也就是在上面宋代開始的那個專制的大一統的皇權方面的變革,而對下面的鄉紳地主家族自治的模式沒有改變。上面在不停的變,城頭變換大王旗,可下面是以不變應萬變。
毛的勢力是起於民間,是從占領鄉村開始的,即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毛的辦法是將盤踞鄉村的鄉紳地主家族自治的勢力給連根拔掉,也就是將存在了1000年之久的,從宋代開始的那個模式給搞掉了,也就是打掉鄉紳地主階層,將土地收歸國有。
毛的方式,對組織民眾方面非常的有效。因為近代100年以來,由於所有的改革和變革都是在搞那個上層,對下層的組織沒有任何的改變,而中國的下層與上層,在宋代的制度變遷之後,基本是脫節的,上面是專制,下面是自治,因此中國近代100年來在與列強,包括與日本的對抗中,是屢戰屢敗,原因就是沒有一個力量和政治可以組織下層的百姓。而一個國家,沒有下層百姓的支持,那肯定是戰敗。所以,甲午戰爭,有人說是李鴻章的戰爭,是李鴻章一個人的戰爭,而中國的對手是日本,日本是以舉國之力,中國是以李鴻章一個人,那無論中國如何的龐大,當然會失敗,因為一個人是打不過一個舉國的小國的。但是,在1900年,當中國發生義和團運動的時候,儘管義和團是很愚昧的組織,而且也沒有多少朝廷的支持,但義和團還是讓列強發抖了。從義和團以後,西方列強基本就斷了實際占領中國的念頭,也就是斷了英國實際占領印度的想法,只是劃定勢力範圍,遙控,有所謂的百姓怕官府,官府怕洋人,而洋人怕百姓,這種奇異的怪圈存在。
只是,日本目光短淺,沒有看到這一層,沒有西方列強的眼光,還將中國放在明末的地位來考量,以為自己還是可以如滿清一樣,雖然小,可還有機會入主中原,占據中國。日本當然是想錯了。
所以,筆者曾經說過,在抗戰的時候,即使沒有美國和蘇聯的幫助,中國最後還是可以戰勝日本,其原因就在這裡。蔣介石肯定要失敗,因為蔣的政權無論如何的民主,可那個民主只是在上層,他們沒有能力變化和組織下層的百姓,因此必然失敗,而毛肯定會勝利,並可以戰勝日本。因為毛找到了一個法寶,就是知道如何組織下層的百姓。
所以最後中國走到了一個極端專制的制度,即那個專制社會主義的制度,這個制度,在中國歷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毛的政權深入到了鄉下的村一級。毛後來連美國和蘇聯都沒有放在眼裡,就是因為毛知道自己把握住了中國的民眾,而民眾是不可戰勝的。
第六次的危機就是在文革時期。是文革最後變化了中國。從文革開始到文革後期,中國的各方勢力開始了較量,最後以鄧小平勝出為結局。鄧的勢力上台,標誌着毛的失敗。
鄧的改革開放,將中國引向了另外一條路,也就是從毛的極端專制,重新回到宋代的統治方式,即上面有一個寬鬆的大一統的專制在罩着,但下面給你自由和權力,宋代的下面是小農資本和商業資本,明清的下面基本是小農資本,鄧的專制下面,是引進現代資本主義的體系,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專制資本主義的方式。
從這樣的中國歷史看過去,我們會發現,中國在歷史上,一直都在以制度的創新來應對世界的變化,無論是內部還是外部的變化,都是如此。當然,中國人最後能不能完全接受西方政治那一套,還很難說,因為中國有中國自己的傳統與文化。
落基山人寫於7月1日,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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