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创新是中国应对危机的方式

中国在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大的危机出现，那么，中国是如何应对的呢？其应对的方式是成功还是失败？其方式是否是正确的选择？这是很有趣味的话题。那么，中国人一般是采用什么方式来应对大的危机呢？就是制度的改革和创新。

当一个危机来了以后，无论这个危机是来自内部还是来自外部，都会引起中国在制度上的变化，中国就是靠着在制度方面的改革和创新来应对各种危机的。也许有人不同意，那我们还是先来看看中国的历史，看看中国人的祖先是如何用制度的创新来应对历次的危机的。

第一次的危机应该是在西周的时代，当武王文王伐纣建立周朝的时候，因为是占了商人的地盘，刚开始的时候，没有立即分封诸侯，后来在周公掌权的时候，也没有分封。这个时候就有了一次很大的叛乱发生，也就是蹇叔他们的叛乱，二个叔的叛乱，他们叛乱的原因就是不满周公或周王朝的自私，将天下视为己有的方式。这次的叛乱对周公的刺激很大，对周王朝来说也是很大的危机，因为危机发生在内部，而且商的贵族们也在外部蠢蠢欲动。周公在平定了这次的叛乱后，立即开始了分封诸侯，主要是同姓的周王室与贵族。

周公分封诸侯的办法，非常有效的应对了朝廷这次大的危机，也避免了周朝廷被颠覆。裂土分封，一方面保证了周王室的利益，也保障了贵族的利益，同时，分封诸侯镇抚四方，也保障了对商人贵族的监视，同时也可以有效的打击那些各地的蛮夷。分封制，保障了西周500年的和平与安定，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天下才开始变化。

第二次危机是在春秋时代。由于周王室失土，王室开始衰微，地方诸侯的势力开始崛起。这个时候，齐国的管仲开创了“尊王攘夷”的方式，创一代霸主的地位。因此，在周代后来这500年的时间，无论是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都是沿着管仲的路线，即尊王攘夷的方式，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式来应对天下的变化。尊王，也就是仍然尊崇周天子为天下的主，攘夷，就是那个时候中国周边有很多的蛮夷，东南西北都有。对于管仲的策略，孔子给以了很高的评价，认为管仲九合诸侯，尊崇周天子，打击蛮夷，保持了中华文明的火种，贡献很大，如果没有管仲，中国人早就沦为蛮夷了。

第三次危机是在秦帝国15年灭亡之际。从春秋战国开始了诸侯争霸，越演越烈，由于战胜敌人为第一要务，因此各国都开始了改革，即加强王权的郡县制开始出现了，法家思想也流行天下，富国强兵为各国的最优先的选择，其结果，就是一个皇权独大的郡县制度在秦帝国得以实现，但是，这个制度的非常严重的自私本性，为天下贵族和士人所不容。所以，秦帝国的彻底王权独大的郡县制在实行了15年后就不行了。秦帝国灭亡后，代之以汉帝国的兴起。面对新的形势，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治国，摆在汉帝国统治者的面前。项羽要回到分封制度去，但刘邦不这样想。刘邦他们后来采用的对策，是分封与郡县并举。一方面分封可以安抚贵族和王室，也可以拱卫皇权，另一方面，郡县制可以保证皇权的超强和独大，而征召天下士人为皇权的郡县制所用，也可以安抚天下士人的心。

汉帝国的这个分封与郡县并举的调整，影响了中国后来的1000年历史。只是，从汉代一直到宋代，小王的分封与贵族的势力一直还是非常的大，因此从汉到三国两晋南北朝，贵族的势力一直很大，隋唐也是如此，因此中国在从汉到唐的1000年中，是分封与郡县并举的，但是到了宋代及宋代以后，又有了新的变化。

第四次的危机就是唐代的安史之乱。安史之乱给唐帝国非常大的打击，也令后来的宋代开始调整政策，也就是改变分封与郡县并举的策略。只是，改变的是并举，也就是并列的方式，由并列改为纵列，就是郡县的皇权与分封不是并列的，而是皇权在上面罩着，形成一个大一统的模式，但下面是乡绅地主的天下，是自治的，也就是有分封的特点，当然，也就不叫分封了。从汉到唐，贵族与地方豪强的势力一直都非常的大，对皇权是一个威胁，两晋的时期，皇帝就成了贵族豪门的玩物。安史之乱也是地方刺史的权力过大，威胁皇权。宋太祖创立了以文压武的策略，杯酒释兵权，将大一统的皇权压在上面，但给下面的乡绅地主与家族以很大的自由和自治的权力，但是，用诸子平分财产的政策，分化了可能的贵族与豪强的崛起，仅仅将下面的自治的力量限制在乡绅与地主的小规模的阶层。

宋代开创的这个模式，一直沿用到明清，统治中国达1000年。其实质，仍然是郡县与分封兼容，但不是并举，而是纵列。上面是皇权，下面是势力分散的自治的乡绅地主与家族。然后用科举制来保证一部分下面的乡绅地主阶级的人可以参与治国。皇权的专制仅仅到达县级，下面的乡镇与村都是乡绅地主家族自治的。这种模式，保证了帝国的统一与安全。明清两代虽然也有部分的分封，但势力都不是太大。明代前期，因为朱棣夺权以后，开始了削藩，其他的王对中央的威胁很小。清代康熙削藩之后，干脆就是有王而无封地。上层是大一统的专制，下层仍然是乡绅地主家族自治的。

第五次的危机就是近代，西方列强的到来。西方列强的表面特点是船坚炮利，但内里有很完备的西方文明。因此李鸿章惊呼是中国两千年未有之变局，胡林翼在看到西方列强的铁甲汽船行驶江面如平地，而大惊吐血。甲午战败以后，中国开始了政治体制的变革，想引进西方的宪法政治，先是清朝的君主立宪，主要是梁启超康有为他们，后来是孙文他们的革命，建立共和制，也就是总统----内阁总理制度，即北洋政府时代，后来到了蒋介石又变成了总统制。中间还有袁世凯的回归君主立宪制的努力，也是梁启超在后面支持。

但是，这些倾向西方宪法政治的改革与努力，都失败了，从戊戌变法到1949年，50年后，中国进入了毛时代。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的所谓的宪政改革和革命，都是在上面搞，也就是在上面宋代开始的那个专制的大一统的皇权方面的变革，而对下面的乡绅地主家族自治的模式没有改变。上面在不停的变，城头变换大王旗，可下面是以不变应万变。

毛的势力是起于民间，是从占领乡村开始的，即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毛的办法是将盘踞乡村的乡绅地主家族自治的势力给连根拔掉，也就是将存在了1000年之久的，从宋代开始的那个模式给搞掉了，也就是打掉乡绅地主阶层，将土地收归国有。

毛的方式，对组织民众方面非常的有效。因为近代100年以来，由于所有的改革和变革都是在搞那个上层，对下层的组织没有任何的改变，而中国的下层与上层，在宋代的制度变迁之后，基本是脱节的，上面是专制，下面是自治，因此中国近代100年来在与列强，包括与日本的对抗中，是屡战屡败，原因就是没有一个力量和政治可以组织下层的百姓。而一个国家，没有下层百姓的支持，那肯定是战败。所以，甲午战争，有人说是李鸿章的战争，是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而中国的对手是日本，日本是以举国之力，中国是以李鸿章一个人，那无论中国如何的庞大，当然会失败，因为一个人是打不过一个举国的小国的。但是，在1900年，当中国发生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尽管义和团是很愚昧的组织，而且也没有多少朝廷的支持，但义和团还是让列强发抖了。从义和团以后，西方列强基本就断了实际占领中国的念头，也就是断了英国实际占领印度的想法，只是划定势力范围，遥控，有所谓的百姓怕官府，官府怕洋人，而洋人怕百姓，这种奇异的怪圈存在。

只是，日本目光短浅，没有看到这一层，没有西方列强的眼光，还将中国放在明末的地位来考量，以为自己还是可以如满清一样，虽然小，可还有机会入主中原，占据中国。日本当然是想错了。

所以，笔者曾经说过，在抗战的时候，即使没有美国和苏联的帮助，中国最后还是可以战胜日本，其原因就在这里。蒋介石肯定要失败，因为蒋的政权无论如何的民主，可那个民主只是在上层，他们没有能力变化和组织下层的百姓，因此必然失败，而毛肯定会胜利，并可以战胜日本。因为毛找到了一个法宝，就是知道如何组织下层的百姓。

所以最后中国走到了一个极端专制的制度，即那个专制社会主义的制度，这个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毛的政权深入到了乡下的村一级。毛后来连美国和苏联都没有放在眼里，就是因为毛知道自己把握住了中国的民众，而民众是不可战胜的。

第六次的危机就是在文革时期。是文革最后变化了中国。从文革开始到文革后期，中国的各方势力开始了较量，最后以邓小平胜出为结局。邓的势力上台，标志着毛的失败。

邓的改革开放，将中国引向了另外一条路，也就是从毛的极端专制，重新回到宋代的统治方式，即上面有一个宽松的大一统的专制在罩着，但下面给你自由和权力，宋代的下面是小农资本和商业资本，明清的下面基本是小农资本，邓的专制下面，是引进现代资本主义的体系，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专制资本主义的方式。

从这样的中国历史看过去，我们会发现，中国在历史上，一直都在以制度的创新来应对世界的变化，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的变化，都是如此。当然，中国人最后能不能完全接受西方政治那一套，还很难说，因为中国有中国自己的传统与文化。

落基山人写于7月1日，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