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湖南道县大屠杀看文革中的两派

我们一般人对文革的看法往往是，造反派是最恶的，是夺权者也是迫害人者，甚至是杀人者。但是，现在我们却不断发现，很多事情，尤其是很恶劣的事情，都不是造反派干的，而恰是所谓的掌权者，或所谓的走资派官僚系统的人干的。包括最近的宋彬彬道歉事件，所揭露出来的，恰恰是最早的一代红卫兵，所谓老红卫兵，大多是高干子弟，后面有当权者撑腰，而他们往往是迫害人者，甚至是杀人者。原因很简单，因为，造反派是要夺权，也就是夺取当权派官僚们的权，他们的目标是当权的官僚，而不是所谓的黑五类之流，四类分子等，或一般群众。

这种想法是否有规律性呢？我们还可以看一个例证，就是1967年，湖南道县的大屠杀事件。道县大屠杀，是非常骇人听闻，也是令人发指的。一共被屠杀的人接近5000人，而全地区，也就是道县所在零陵地区，死亡人数接近1万人。那么，杀害这么多的人，而且多数是在农村杀的，他们为什么要杀这么多的人呢？而这些杀人者又是什么人？被杀者，是些什么人？

按维基百科道县事件的条目，我们有如下的历史事实，以下黑体字均出自维基百科：

道县事件，也称道县惨案、道县大屠杀、道县文革杀人事件，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在湖南省零陵地区道县发生的针对“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的大规模屠杀事件，波及零陵地区（现称永州市）其他10个县。据统计，道县事件在当地造成的死亡人数达4519人，其中4193人被杀，326人被迫自杀。

一般人肯定会说，杀四类分子，肯定是造反派干的，但事实正好相反。道县当时分两派，一个是所谓的革联（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改联合指挥部，简称“革联”），也就是造反派，一个是所谓的红联（毛泽东思想红战士联合司令部，简称“红联”），红联是当权派官僚。

革联“主要由青年学生、市民、手工业者、下层知识分子及少数干部组成”，坚持反对当权的官僚阶层；红联“则与当地新旧政权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全国夺权运动中参加了本县的“一月夺权”，拥有该县当权者和“几乎整个乡村政权及组织”的支持。[1]

革联当时是造反派，占据了道县的道县二中，而红联则到了广大的农村，走所谓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由于革联先下手，夺取了县城武装部的枪支，并防守在道县二中，红联对道县二中的数次进攻被打退，还死了几个人，于是红联开始在农村进行报复性的大屠杀。 不过，这个报复很奇怪，他们说，县城二中的革联是由四类分子组成，其实这完全不是事实，造反派的成分肯定是好的，文革中四类分子根本没有资格参与革命，革联“主要由青年学生、市民、手工业者、下层知识分子及少数干部组成”，坚持反对当权的官僚阶层，然后红联就开始在农村杀所谓的四类分子。其实后来杀的也不全是四类分子和其子女，而是扩大化了。

自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1]

受道县事件影响，全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逼迫自杀1397人；另外，致伤致残2146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其他成份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1]

被杀人中，年纪最大者78岁，最小者10天。[1]

在杀人潮中，道县成立了数以百计的“贫下中农最高（高级）法院”。但只有柑子园公社正式挂牌办公开庭。8月23日，柑子园公社“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挂牌成立，后因有人指出“最高”有夺中央机关的权之嫌，改称“贫下中农高级人民法院”[4]。公社贫下中农协会副主席梁域当选为“贫下中农高级法院”院长。[1]

“柑子园贫下中农高级人民法院”成立后，共开庭审讯了13人，其中8人被判死刑。相比该县其他公社完全没有“程序”的杀人，该公社在当时还算是比较“文明”的。后来因“手续简化”，权力下放至各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公社的高级法院也就有名无实了。[1]

这样的结果也许出乎很多人的意外，杀人者不是造反派而是当权派和各级官僚。其实，这也简单，官僚和当权派如何会主动让出领导权？其实，道县事件，或道县大屠杀事件，有一个象征意义，也就是文革本身，其实就是两派的较量，造反派与当权派官僚的较量。很难说造反派胜利了，也就是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的造反派并没有在基层获胜，也许在部分地区获胜，或有少数造反派被提拔到中央，如王洪文，但大多数是失败的。原因也简单，当权派官僚是实力派，上下都有人，也有组织系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后来文革结束，毛死了以后，以前的当权派官僚很快获胜，邓重新掌权。其实在1973年邓重新出山以后，有些被打倒的当权派官僚就已经恢复职务了。反过来也可以说，毛失败了，也就是毛反对官僚的斗争最后是失败了，而且，当毛以全体官僚为敌的时候，他自己也就变成了孤家寡人，这也很正常，而且，当他是孤家寡人的时候，他也一定是个失败者。这里我们先不评论毛和邓谁对谁错，或毛的文革是否有正义性，或其方法是否得当，方式是否有正义性，而只是指出一个事实，至少在道县大屠杀中，杀人者不是造反派而是当权派官僚系统。

道县大屠杀案件最后的处理也很有意思，意味深长。也就是胡耀邦他们的处理方式。杀了那么多人的当年的当权派各级官僚，基本没有被追究责任，有的只是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而已。仅有几个人被判刑。可能当年是按政治事件处理，而不是按刑事事件处理。

一、对一千多名尤其是大队、生产队的杀人策划者和凶手作出了开除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等党纪政纪处分。

二、几十名在公社以上范围内为首组织策划杀人的国家干部被逮捕，并判有期徒刑。如关有志、袁甫礼。

三、对那些谋财害命者、强奸轮奸杀人者、积极主动充当凶手情节特别恶劣者、上级明确制止杀人后仍然成批组织杀人者逮捕法办，追究刑事责任。

但是，这样的处理，死难者家属不服，多次到北京上访，甚至围住胡耀邦的住处鸣冤。

1985年9月中旬，道县102个遗属到北京上访，先后去过国办信访局、中办信访局，到天安门广场散发传单，试图进去新华门时被中央警卫局劝退。第二天，美国之音报道了此事。[7]10月上旬，84个遗属进京上访，通过当时在北京工作的道县籍政府工作人员得知了胡耀邦的住所地址，聚集在胡耀邦住地附近堵塞交通达四个小时。10月下旬，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毛致用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处理零陵地区杀人遗留问题，当负责人汇报当时道县主要领导没有采取措施制止杀人时，毛致用站起来说：“一定要处分XXX，不然遗属有意见，上访稳定不下来。”[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