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以德治国：好品德也能赚钱

我们说西方是法制社会，是以法治国，这没有错，但以法治国并不等于没有其他的治国方式与其共存，任何单一的治国方式，都有问题，单一的以法治国也有问题。中国古代的秦国就是以法治国的模范，法家治国，就是以法治国，但是后来中国的历史和朝代，并没有选择秦国的模式，而是选择了法家儒家共存的模式，也就是以礼治国，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共存的模式。

西方也是如此，西方治国的主体是以法治国，但西方也有以礼治国和以德治国，甚至还有以战治国。这些治国方式，都是相辅相成的。笔者以前已经叙述了美国的以礼治国的方式（见《礼教之美国》），还叙述了西方的以战治国的方式（见《西方的以战治国：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这里要说的就是西方的以德治国的方式：好品德也能赚钱。

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赚钱的问题，那么，赚钱和品德如何可以挂上钩呢？而且，就世界历史来说，一般都是，一个人变坏了，就可以赚钱了，这基本是普世的真理。坏品德可以赚钱，而好品德不能赚钱。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如此，是大方向。现在华尔街的赚钱，大家也认为是坏品德赚钱，美国人在法律上不能把华尔街如何，但在道德上，可以控告华尔街。

美国和西方国家现在的这个社会是已经充分的世俗化了的社会，因此又开始出现坏品德赚钱的实例，也就是开始回归到自己传统的普世真理里面了。但西方和美国在资本主义中期的时候，也就是成熟期的时候，曾经出现了一个好品德也能赚钱的时期，而且这个时期也非常的长，因此这个时期影响了美国和西方的许多国家，并对现在的西方和美国的社会也继续有相当的影响力。这也是我们中国人来到西方以后的一个普遍的感受，就是西方社会也有道德，而且这个道德的要求还很高，比如诚实，比如信用，比如时间观念。而西方的这个道德的最大特点，就是不仅仅是从你个人的良心出发的，也不仅仅是从你的宗教信仰出发的，或从基督教信仰出发的，而是一个普世的要求和标准，并且还和赚钱挂上了钩，并用好品德能赚钱来强化这个好的品德的持续和标准与要求。因此， 好品德可以赚钱，就是西方以德治国的标准，也是用来强化资本主义道德方面的标准。

关于好品德可以赚钱，这在一些西方思想家的书里面是有展示的，一个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个是美国开国领袖之一的富兰克林的诸多论述。

韦伯是社会学家，因此他的论述是有社会学统计作为其基础的。韦伯发现，在新教伦理盛行的地方，比如德国，英国，美国，人们普遍富裕，不仅比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富裕，还比天主教徒富裕，也就是比南欧的那些天主教国家的人富裕，也比南美的那些天主教国家富裕。尤其在一些持有新教伦理的诚实，守信，时间观念强的地方，人们也普遍要富裕。因此韦伯的结论就是，资本主义就是为了赚钱，资本主义精神也是如此，但在道德伦理高的地方，反而加强了赚钱的可能，道德水准高与赚钱多两者联系在了一起。这就非常有意思了，因为此前的所有历史和实例都向我们展示的是，没有道德，或道德低下，才有赚钱的可能。

其实韦伯阐述的是一个基督教新教伦理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天职观。也就是从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包括马丁路德在内的改革家神学家们，比较注重的一点，就是大家都不要仅仅做一个星期天基督徒，而是要将基督徒做到世俗世界，也就是基督徒要在世俗世界中发光，做世上的盐和光。而基督徒的世俗职业，就是一个发光的地方，要在世俗职业中见证主的荣光，要有职业道德，要尽心尽力，做好每一个职业工作，而做好职业本身，就是敬拜基督。这就是很有名的天职观。这种天职观，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世界的职业观和职业道德，因此，凡有基督徒的地方，他们在职业中都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勤奋努力，因此，他们也同时用工作和劳动致富了。这就是好的道德品质能赚钱的本质所在。

富兰克林也在其书中，论述了相近的思想，就是，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诚实就是金钱。也就是将一些好的品格，如遵守时间，信用第一，诚实的人，与金钱挂上了钩，也就是与资本主义精神挂上了钩。

就普遍意义来说，我们中国人到了西方会发现，西方人一般来说，在时间观念，信用观念和诚实观念上，是比中国人要强一些。为什么会这样呢？是西方人的人品和良心真的比中国人好和高吗？或西方人的道德品质比中国人高吗？笔者不这样认为，无论西方人还是中国人，其实道德品质都差不多，良心也都是从上帝而来的，都差不多，那么差距是如何出来的呢？就是西方将赚钱与好品德挂钩了以后，用金钱或资本主义精神，反向加强了对这种品格和品德的认可和强化，使一般人能更有效的保持住这种好的品德。

很多人谈到的中国人普遍作假的习惯，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毒奶粉，地沟油，学术论文作假等等，这不是说明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如何的低下，或中国人是劣等民族，而是表明，中国人现在还没有进入到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和成熟阶段，还在初级阶段中，还处于那种坏品德才能赚钱的环境中，还没有过渡到好品德也能赚钱的高级资本主义阶段中。

我们中国人到了西方，最先发现的就是西方人非常讲信用，一个人如果没有信用，那么这个人在西方的社会和环境中就玩完了，这一点都不夸张。如果一个人没有信用或信用破灭，那么他就不会有信用卡，也不可能从银行里面借到钱，也就是不可能买房买车，或进行消费，包括学校的学生贷款。金钱与信用是直接挂钩的，因此这样的资本主义，就加强了一个人的好品德，或强化了这种好品格。其他还有金钱与时间，金钱与诚实等，也强化了时间观念和诚实的品格。

其实中国人也讲好品德赚钱，比如所谓的儒商，所谓山西的票号的信用，清代山西的金融资本家们，都是一些讲信用的君子，只是这些品格，都是局部的，很快就会一风吹了，没有在社会中进行的彻底。而大的环境，还是讲，坏品德如何赚钱，所谓奸商，所谓无奸不商。现在中国社会普遍道德低下，与中国社会还处在资本主义早期有关，还处在赚第一桶金，而且很多都是带血的，无道德的第一桶金的时代有关，中国还没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成熟阶段。

关于道德和金钱，在中国传统思想里面，有一个概念可以概括，就是所谓的义利之辨。义就是道德，利就是金钱。而关于义利之辨，儒家是有一套看法的。就孔子的思想来说，关于义与利，是比较平衡的，孔子不是第一时间就将利打倒，而是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爱财没有什么不对，但要取之有道，要用道来控制对财富的欲望。关于富裕与教化，孔子也说，第一是要富裕，第二要教化，人们首先要富裕，在富裕了以后就要注重教化。孔子绝对没有说让人们不要富裕，富裕在孔子的心中还是很重要的。

但到了孟子的思想里面，义利之辨就不太平衡了，就开始走极端了，就是所谓的舍身取义，杀生成仁。利就慢慢成为不好的东西，是与仁义对立的东西了。而到了宋代的新儒家手中，义利之辨就更为极端了。

南宋的思想家朱熹与陈亮曾经有过一个关于义利之辨的论战，在南宋非常有名。因为中国在宋代的时候，是中国农业资本主义非常发达的时期，因此那个时候关于如何对待义利，争论也非常的激烈。朱熹当然是站在道学家这一边的，强调仁义本位，而陈亮就争辩说，要想发财，就要抛弃儒家传统的仁义礼智信，陈亮认为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是五毒，要想发财，必须抛弃这五毒的教化。陈亮这个人是读书人，但同时也做高利贷生意，而且还很成功。陈亮感受到，一个读书人，在做生意的时候，会受到很多的束缚，尤其是自己读的书的束缚，而这种束缚，很可能会导致生意的失败。

朱熹与陈亮的论战，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因为他们都没有找到将义利统一在一起的可能性，还是将两者分离了。所不同的是，朱熹强调仁义第一，陈亮强调利益第一，两者都将利益与仁义完全对立起来。

因此，无论中国的传统，还是西方的传统，都还是将道德和赚钱对立起来。西方赚钱人的极端就是犹太人，而犹太人的形象，在西方一直是不好的，比如西方大文学家莎士比亚，就写过一个《威尼斯商人》来嘲讽犹太人的刻毒。其实犹太人成为商人并有钱，都是被迫，原因是欧洲人歧视犹太人，不准许他们干实业，于是犹太人只好经商，然后成为了有钱人。而西方也只有在资本主义成熟期后，才将好品德与赚钱统一了起来，成为相辅相成的东西。

西方的以德治国，基本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方面是基督教的影响，宗教伦理的影响，天职观的影响，一个方面是好品德也可以赚钱。这两个方面，奠定了现代西方社会道德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