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与中国的执政合法性从哪里来？
很多人怀疑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认为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因此没有合法性，这个有点牵强，因为不仅中国历代都是枪杆子或武力里面出政权，而且西方也是如此。美国立国两次，每次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次是开国，就是美国对英国的独立战争，也是靠打赢了仗而获得独立的；另外一次是南北战争，那一次也是另外意义上的立国，也是靠战争，靠枪杆子，北方战胜南方，其实南方本身也是独立战争，只不过没有打赢而已。因此美国的开国和维持国家统一，都是使用枪杆子。
英国，法国，德国，俄国也都是如此。因此，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合法性，那就是那个了。因为枪杆子后面有人，有利益，有掌握枪的人，有掌握武力的人。有人，有粮食，有组织，当然也有人心的向背在。
但我们的问题是，第一代枪杆子出政权是可以的，但后代，后来的继承者是否有执政合法性呢？这个就比较复杂了，也很有意思了。
我们先看看西方，再看看中国古代和近代。西方的罗马帝国被北方的蛮族以武力，也就是用枪杆子给灭亡了以后，建立了很多的小国，这就是西方的中世纪时代。那么，第一代的国家和执政者有合法性，可是第二代的执政者是否就必然有合法性呢？那就不一定了。但是，在西方，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基督教开始征服了中世纪欧洲的各个国家，也就是征服了蛮族，因此这些蛮族国家后代的权力继承者，在继承王位的时候，那些国家那个时候也是专制国家，也是王位家族继承制的，与古代的中国一样的，但他们需要补办一个手续，就是其执政权力，必须要得到教皇的认可，如果没有教皇授权，那就是非法。因此，我们看，西方中世纪国家权力过渡给下一代的时候，靠两个东西来维持其权力的合法性，一个是靠血缘，也就是你不是皇族或贵族，没有资格，另外一个是靠神，也就是君权神授，靠教会的教皇的认可。
因此，西方的世俗国家那个时候都非常的老实，世俗国家都对教皇毕恭毕敬。还有一个故事，可能有点演绎，但也是事实上可能发生的，就是一个国家的国王，不服教皇管束，后来教皇大怒，不认可其王位，于是那个国家的国王没有办法，就上去罗马，站在教皇居住的门外，在大雪里面，站立了七天，终于感动了教皇，于是教皇批准其王位合法。
教皇当时的权力很大，不仅有授权各个国家王权合法与否的权力，还有发动战争或停止战争的权力。如十字军东征，是教皇亲自发动的。但在很多时候，西方各国互相打仗，教皇不高兴，说，你们要停下来，停一个月，于是各个国家都得听教皇的，就停战一个月。不仅如此，教皇还有权干预各国国王的婚事，国王的婚事也要教皇批准。英国的亨利八世与教皇的分裂，就是因为婚事。
因此，中世纪的时候，西方各国王权合法性的前提，是必须要君权神授。教皇的批准与否，也代表神的权力，是其政权合法性与否的最重要的因素。包括到拿破仑时代，已经是法国大革命以后了，但拿破仑皇帝的地位，还要教皇来认可，当然拿破仑很牛，据说是将皇冠从教皇手中抢过来的。拿破仑敢抢皇冠，其勇气来自哪里呢？当然一个是来自枪杆子，另外一个是因为西方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就是西方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后，开始了政教分离。那么政教分离后的世俗国家，其执政者的权力来源于哪里呢？肯定不是来自教皇和神了，那么来自哪里呢？一个当然还是枪杆子，也就是很多国家开始了重组和新建，包括法国德国俄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法国大革命时代和后来的拿破仑上台，是靠枪杆子，以及后来的诸个共和国，都是靠武力建立；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重组德国，将几百个小国统一，也是靠枪杆子；德国的三十年战争，普法战争，都是如此；俄国的十月革命，更是靠枪杆子；美国的出现与独立，也是靠枪杆子。甚至最和平的英国，因为是个岛国，因此可以避免很多欧洲的战争，但在那个最有名的大宪章的时候，也是靠枪杆子（武力）的支撑，不过是贵族的联合击败了王而已，然后才有那个契约的形成；而且英国在克伦威尔时代，也是靠武力执政的。
还是那个老问题，第一代开国的时候，政权的合法性可以靠枪杆子，可是后代的继承者呢？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教皇的认定了，政教已经分离了，于是，西方开始转向了民意。卢梭有社会契约论，洛克有自然法，孟德斯鸠也有自然法，于是，是否有民意，就开始代替了教皇的认定了，自然法也代替了神。有民意认可，就是建立了一个社会契约，政权就有合法性了。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表达这个民意呢？西方采用的方法是议会制，也就是代议制。百姓选出议员，授权给议员，议员代替百姓议政，立法。而且，由议会认定的首相或总理，也就有了民意的基础，而后来，有的首相和总理或总统还要民众直接选举，有的不用，议会的多少党党魁，自动成为首相或总理。当然，西方的这个民意是渐渐扩大的，一开始只是有钱的男人才有投票权，后来没有钱的男人也有了投票权，再后来，女人也有投票权了，美国的黑人也开始有投票权了。
只是，这个用投票来表达民意的方式，有一个问题，就是投票的意思是赞同或授权，也就是授权这个人可以执政，可以代表选民，但是，这种授权或同意，都是在一个人上台之前的一种认可，只是，这个认可本身，其实是一个未经检验的认可，因为这个人是否真的行，是否能实现其夸夸其谈的想法，还没有经过检验，因为他还没有上台，所以，这个民意本身其实就是一个预期，有点像期货买卖，选民是有可能被骗的，因为那个人仅仅是在说，仅仅是在表演，仅仅是在许诺，他是否有能力做到，谁也不知道。当然，选民可以监督，一旦这个人在执政的时候，没有实现其许诺，选民可以不让其连任，但在这一任，选民其实也没有办法，就那样了。
所以，在西方，经常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就是一个人刚上台的时候，民意支持在60%或70%，可是，上台仅仅一年，民意支持就可以跌倒20%，甚至10%，按说这个人就是一个骗子，可是，也没有办法，还得让这个骗子干完四年，除非他犯了可以被弹劾的事情，否则，也只有等待。当然，那些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如日本，不用等那么长的时间，可以在一年之内，内阁就倒台。所以，日本近十年来，几乎是一年倒台一个政府。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就是这个人是否有执政能力，在选举的时候，没有经过检验，那时候的民意仅仅是一个预期而已。当然，其后面也有各种利益集团的角逐，和受资本方的操控。
西方近来，尤其是欧洲，很多国家的领导人领导不力，目光短浅，就是因为这个，其能力没有经过检验。
西方先放下，我们来谈中国。中国古代皇权的后代继承者的合法性，来源于两个因素，一个是血缘，一个是天定。没有皇族血缘的人，根本别想，这与西方中世纪国家的时候是一样的，而另外一个认可，是上天，而西方国家那个时候是靠教皇的认定。上天的认定有两种，一种是封禅，一种是祭天，其目的都是要获得上天的认定。秦始皇，汉武帝们都要到泰山封禅，也是祭天的一种，目的是获得上天的认可。后来有了天坛，新皇帝要去天坛定期祭天，对上天表明心迹，以获得上天的认可。而且，在汉代的时候，董仲舒还发展了一种天人感应和灾异的学说，意思是，皇帝是天之子，受上天的控制，而上天如果对皇帝的作为不满，那么就要降下一些灾祸来警告皇帝，这个时候，皇帝就要下罪己诏，来向上天认错。
而在事实上，尤其是在汉唐宋以后，明清时代，除了这两种认定以外，还有另外一种认定，那就是儒家系统的认定，也就是儒家思想和精神是对皇权是否存在的另外一种认定，意思是，一个皇权还要靠是否合乎传统儒家的治国思想来得到认定。这个其实也很厉害，也就是尊孔祭孔以及认定中国的科举考试。这种认定在明清时代是非常重要的，对皇帝的执政本身既是认定也是约束。皇帝的行为如果有违礼教，那么那些靠科举考试上来的官僚们是可以群起而攻之的，如明代儒生和大臣们对皇帝的争斗，如清代统治者不得不认同中国的科举考试和儒家思想以及孔子的特殊地位。
那么，在中国近代，中国最后一个朝代清代被推翻以后，这种皇权的双重认定，即血缘与上天的认定，还包括儒家思想和礼教的认定就没有了，如同西方中世纪国家后来消失了一样，那么中国后来的政权，其合法性的认定靠什么呢？
中华民国的办法，本来是学的西方，是按西方来的，是靠民意。也就是政权的合法性，尤其是后代政权的合法性，是靠民意基础，而不是靠上天和血缘以及儒家思想的认定。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干的一件事，就是推翻儒家思想和孔子的地位，也是打破了那种认定的权威。那个时候，也有议会，有议员，总理总统都是议会选举出来的，但不是选民直选，而是间接选举，由议会选出。而议员，也不是由选民直选出来的，而是各地推荐的。所以，在民意基础上来说，其政权的民意基础，要比西方差一些。
那么，到了共产党执政的时候呢？共产党的政权也是靠枪杆子里面来的，因此第一代政权的合法性与西方国家一样，没有什么问题，问题的关键是后代继承者的政权合法性来自于哪里？
共产党也有议会，就是人大和政协。执政者也是靠人大选举出来的，但人大代表和政协代表，都是各地推荐出来的，而不是直接选举出来的，与中华民国的时候一样，甚至这些代表本身大部分就是共产党，人大代表大部分就是共产党的各级官员，政协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有的地方人大的代表表面上是选举出来的，但因为是等额选举，意思不大。因此，共产党本身的政权继承的民意基础，还是比西方要差一些的。
那么，现在的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来自于哪里呢？有些模糊不清。一般会认为有一个前后继承的关系，也就是其后代的政权，是从前代继承来的，如邓的政权是从毛那里继承来的，江从邓，胡从江或邓，但这种继承关系，有些奇怪，因为中国古代皇权的继承是靠血缘，天道，儒家思想的认定，而共产党靠什么呢？血缘，没有，天道，没有，儒家思想和礼教，没有。那么共产党有什么呢？好像也有。没有血缘，但有党，党本身是一种非血缘的血缘；另外，没有天道，但有人道，如前代的指定，或现在的隔代指定，但这种指定也有问题，如毛指定的是华国锋而不是邓小平，可是邓他们后来是靠民意和政变上台，因此这种指定就不完全成立；而到江和胡，靠的是邓的指定或隔代指定。共产党没有儒家思想和礼教的认定，但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一个人参加了共产党，就意味着不仅是加入一种组织，而且还是一种信仰和主义，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统一。这样也说得通，意思是用这个意识形态或主义代替了儒家思想的认定。
但现在的问题是，共产党现在在意识形态方面几乎就垮了，没有谁还相信什么共产主义了，那么，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承继关系也断了。
除了这种党的血缘以外，或前代领导人的指定以外，或意识形态方面的遗传以外，共产党以前还有一个民意基础，即群众基础。这在毛的时代是非常强调的，这原来也是共产党的一个法宝，其本质也是民意。但问题是，现在的共产党，在前代指定的合法性受到怀疑以后，还有意识形态方面的继承垮了以后，在民意基础上，好像也有危机。因为这种民意在官员上台的时候，表现很不明显，因为官员的权力本身是直接从上面来的，而不是从下面来的，那么其民意基础在哪里呢？
我们看，共产党后代政权的继承如何获得民意的支持呢？靠什么呢？笔者认为，靠的是执政的政绩。也就是说，共产党官员上台是靠上面认定的，是没有民意基础的，但他们执政一方以后，靠政绩来维持其民意合法性。共产党后代执政的民意基础的唯一来源，就是靠政绩。如果他们的执政的时候，其政绩被老百姓认可，或大部分认可，那他们的执政就有民意基础。反之，如果他们执政以后，政绩很差，没有民意的认同，那么他们就没有合法性，就应该下去。
这样，我们有一个有趣的对比，就是西方政府执政的合法性来自于民意，而民意的表达是靠选票，而选票的核心意思就是一种预期，因为这个时候，执政者还没有上台，所以民意仅仅是预期，而不是最后的政绩认定。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的民意基础，靠的完全是政绩。
如果一个官员的政绩不好，老百姓不满意，那就完全没有合法性了。所以，西方执政的合法性是事前预期，而共产党是事后认定。要说有问题，都有问题。事前预期的这一种，如果执政的政绩不行，许诺的东西都没有在任期内实现，那选民也只有等待，执政者到任期满了下台；而事后认定那种，如果执政者政绩不好，可是不能重来了，晚了，他们是下台了，可是事情已经干完了，没有机会在弥补了。只能等下一任了。
因此，西方官员的合法性，来自于民意的预期，所以他们都特别能做各种许诺来讨好选民，但到底在任期内能干的如何，谁也不知道；而共产党官员的合法性来自于政绩，因此他们就特别注重在任期内干出点什么，现在官员升迁的GDP主义就是这么来的。
看来是各有所取呀，也各有弊端。共产党官员的政绩如何被认定，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不能靠上面来认定，因为这个官员上台已经是靠上面了，是没有民意基础的，如果其政绩认定再靠上面，那就完全没有民意基础了，是非法的。所以，共产党官员的升迁和认定，应该完全靠其治下的百姓来认可，没有百姓的认可，那他们就完全没有合法性了，也不应该升迁。
综上所述，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是很微妙的，也很敏感，尤其是后代的执政合法性的问题。以前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第一代领导人的政绩没有什么，都很强，而华国锋就有问题，没有什么政绩，因此也不服众；而赵紫阳胡耀邦他们上台，是有其政绩基础的；江泽民上台的政绩基础不是很明朗，忠心第一；胡锦涛上台的政绩也比较一般，也是忠心第一；习近平的上台也是如此，政绩也很一般。其他高级官员有的好一点，有的差一点。
这样的话，就有意思了，如果共产党唯一的民意基础是在政绩的话， 如果政绩还有问题，那民意基础在哪里呢？就完全说不好了。所谓官员定责制，也就是靠政绩说话，如有问题，立即下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