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孔子，抛弃《大学》之路

孔子之后，有一个儒家的学派，就是后世所说的曾子，子思，孟子，宋儒一系，这个儒家学派真正的兴起是在宋代的时候，后来在明清时代这个学派统治了中国思想文化界和政治界达700年的时间。

只是，相对于中国5000年的文明来说，700年也不是很长。现在是到了彻底抛弃这个学派思想的时候了。

这个学派的思想后来被朱熹编著的《四书》给凝固下来，《四书》也成为了明清时代所有儒生必修的科目，也是科举考试的核心。在《四书》中，虽然还有孔子的《论语》，但《论语》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还有其他的三书，这三书，《大学》《中庸》《孟子》是宋儒新增加进来的，在宋代以前，这三书并不重要。其中《大学》《中庸》不过是《礼记》中的两篇，因为在宋代受到二程的重视而将其从《礼记》中抽出来，朱熹又将其与《论语》并列。《孟子》在宋代以前也不重要。无论是汉代的儒生，还是唐代的儒生，都没有如何特别看重《孟子》，《孟子》的崛起也是在宋代。

《大学》相传是孔子的学生曾子所作，《中庸》相传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而孟子据说是子思门客的学生。其实这两部书都不是他们所为，后来的人考证，都是秦汉之交的作品，《礼记》中的大部分篇章都是秦汉之间儒生的作品。但可能，其中的思想是从曾子和子思的传下来的，所以宋儒就搞了这个学派的统序，给人的印象是，这个学派是从孔子一脉相承下来的，而且是孔子的嫡传。

其实根本也不需要作如何的考证，我们一读文章，就可以分辨出来，《大学》与《中庸》的逻辑推理非常的严密，有强烈的论证论辩色彩，因此根本不可能是战国以前的作品。秦汉之间的儒生伪造了许多的书，包括后来的那个《孝经》，也是伪托孔子所作。

朱熹在编著《四书》的时候，按照难易程度，其顺序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朱熹的意思是《大学》是入门的东西，而《中庸》是心法，是比较难的。其实，宋儒的思想核心是《大学》，是以《大学》来解《论语》和《孟子》，用《大学》先塑造和固定一个眼光和基本的框架，然后你就从这个眼光和框架来看《论语》，来解孔子，来理解儒家思想。这当然是全新的解读，当然也是误读或者是歪曲。中国古人有一个传统，就是表面上的述而不作，你已经有新的想法了，新的思想了，但不能直接说，而是作注解，或再找出什么古书来表达自己的新的观点。宋儒他们也是这样干的。

那么，《大学》之路是什么呢？大学一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然后就叙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圣与外王之道，这才是核心所在。就是那个非常著名的四句话：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然后是正向反向的来回论述与论辩，非常的严密。这个大学之路在宋代以后，影响了中国的文人，文化，思想，政治达700年的时间，在中国的道统，政统和学统上产生很大的影响。

那么这个《大学》之路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是什么呢？就是要修身和以德治国。儒家思想的核心是要与政治有关，要取得政治的权力和普及其政治的理念。这个以德治国的思想与中国的专制制度和皇权思想及人治的思想是紧密相连的。你要想治理好国家，用什么手段呢？就是要讲个人或皇帝或大臣的修身，而要修身就是要先诚意，诚意就要先正心，正心就要先格物致知。而身修了之后，才能齐家，齐家之后才能治国，国治以后才能天下平。修身是治国的前提，这样就可以将道统，学统和政统整合起来了。

因此，这个学派的政治思想和治国思想的核心就是靠个人的品德，来治理天下。《大学》中还举了一些的例子，如尧舜的时代如何如何，桀纣的时候如何如何，正反两方面。“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所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因此，一国的兴衰取决于一家和一个人德行的好坏。

既然如此，那么儒家要怎样做，才能保证一个国家的政治运作比较好呢？是王道而不是霸道呢？因为任何一个人都可能为善也可能为恶，虽然孟子讲人性本善，可是现实中并不是这样，桀纣就是一个例子。因此，儒家就是要注重教化，教化好了，人人都为善，皇帝大臣都修身，都成为了圣人，那么国家不就治理好了吗，天下不就平了吗？这就是以德治国的政治理念。可是，问题是，我们从中国的历史上来看，包括明清两代，有多少的好皇帝和好大臣呢？国家治理的如何呢？人治，专制，中央集权，郡县制，这些东西与那个以德治国紧密相连，可是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中国也没有越变越好，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也没有越来越好。也因此，以德治国几乎就走到了死路上了，而人治与专制几乎就是中国产生暴君，独裁统治的基础。

现在的问题是，孔子是这种思想吗？如果按宋儒的解说来看，好像孔子也是同样的思想。但如果我们换一条思路，我们抛开宋儒，抛开《大学》，《中庸》和《孟子》，我们回到孔子的思想的本身看，孔子真的如他们所说的也是如此吗？这就涉及到回到孔子的问题，以及如何真正的全面的理解孔子思想的问题了。笔者的意思是，孔子是大宗师，孔子的思想不是这个学派的解法。

如何理解孔子真实的思想历来有很大的争议。因为孔子早已经变成了千脸观音，孔子的真正的思想和真实的面目早已模糊不清了，也被随意曲解。笔者现在觉得，如果要真正的回到孔子，真正的理解孔子，必须要以孔子解孔子，而不是以曾子解孔子，不是以子思解孔子，不是以孟子解孔子，不是以汉儒解孔子，更不是以宋儒解孔子，也不是以五四解孔子，不是以新儒家解孔子。

而回到孔子有两条路，一条是以《论语》解孔子，一条是以孔子所生活的社会状态和孔子本人的愿望来解孔子。

我们要回到孔子的本源，回到孔子为我们建立的真正的思想体系，也要回到孔子生活的时代。孔子的思想体系是非常的丰富的，也是非常的平衡的，如果你单拿出孔子思想的某一部分来加以发挥的话，而不顾及孔子的其他思想，那就会背离了孔子，也割裂了孔子。如果你不回到孔子的时代，而是从后代来随意解孔子的话，那也背离了孔子。

孔子是博大精深的，是大宗师，不是后来的儒家所能局限的。后来的人竟然将儒家划分成多少的期，什么第一期儒家，第二期儒家，第三期儒家；还有人用什么发展的观点看儒家思想，分什么原始期儒家，发展期儒家，成熟期儒家，衰落期儒家。在这些人的划分中，孔子就成为了第一期儒家，原始期的儒家。不过我所赞同的正是这个第一期与原始期的孔子，因为这个时候的孔子还没有被歪曲，我们要的就是这个原始，这个第一，因为，这才是真正的孔子，而不是被后来歪曲的孔子。

据很多人考证，孔子不仅是在战国的诸子百家之前，甚至还在那个老子的前面，因此孔子不是诸子，也不是那个儒家。孔子是上承周公，以及中国古代典籍的人，中国古代的典籍基本都经过了孔子的手，而且是被孔子修订过的。包括那个易经。可能还有一些别的没有经孔子之手的古代典籍，但大都没有流传下来。

后代的人歪曲孔子的一个办法，就是割裂孔子，只将孔子某一方面的东西，也就是那些的人想要的东西，拿出来，也就是断章取义，而不是要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的孔子。那么，孔子的思想体系在哪里呢？就是在《论语》中。有很多其他的书都假托孔子，有很多的子曰，但都不可信。唯一可信的是《论语》中孔子的思想，而且是成体系的思想，而不是个别的言论。因此，以孔子解孔子的第一条路径，就是以《论语》中孔子的话来解孔子，而不是以后代的孟子，荀子，董子，程子，朱子他们等来解孔子。

以孔子解孔子还有一条路，就是以孔子生活的时代来解孔子，因为孔子的思想是不可能脱离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因此我们不能用后来中国的朝代的思想来解孔子，因为孔子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孔子没有生活在专制制度和中央集权的时代。程朱他们都生活在后来的专制制度的时代，那些时代与孔子的时代都不同了，因此他们的解法肯定有问题。

很多人论及孔子的政治思想，常说孔子是想恢复西周的政治制度。孔子的思想的确是法先王的，孔子的政治思想的核心不是以德治国，而是以礼治国，而这个礼，就是周礼。他不像春秋时代的其他政治家，如管仲，他们是法后王的，是跟着时代的节拍前进，或者直接推动着时代向前走的。管仲在齐桓公的时代曾经发布过一个法令，“赋禄以粟”（管子。大匡），即让分封的贵族直接领取俸禄，而不再在自家的封地上取禄。这实际上标志着分封制度的瓦解和郡县制度的开始。贵族们失去封地，便不能再和王分庭抗礼了，贵族和王之间那种互相尊重的和谐关系也就丧失了。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就是指的这个。当然也指诸侯与周天子的关系。因为周天子丧失了陕西那么一大块天子自己的封地（被犬戎和反叛的人占据了），而被迫跑到洛阳，以至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都不能和大的诸侯国相抗衡，还不得不在军事和经济上经常要有求于诸侯，这样便导致了500年来天子与诸侯的互相尊敬又相互帮助的“礼”崩掉了。

可见，礼崩乐坏的关键并不全是在道德的败坏，而是实力（封地）在起决定的作用。当然，也与道德有关。西周最后一位天子幽王，就是因为宠幸褒姒，烽火戏诸侯，以及废了皇后和太子，道德败坏，以至丧失了天子封地。各诸侯国的王也非常的贪婪，将新取得的地都归在自己的名下，以至王的封地大大超过其他贵族，使得其他的贵族无法与王抗衡，也导致了分封制的逐渐瓦解。

在孔子的理想中，尧舜并不是非常完美的国度，因为，那个时候尧舜治下的百姓还很穷苦。孔子理想的大治天下应该是西周，尤其是在周公统治时期。“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脩）。“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可见，不仅西周的制度，而且西周的周公也是孔子一直向往的理想人物。

西周是分封制的，天子，诸侯，王族，贵族，公卿，士人等都有大小不等的封地，因此从财政，治安，诉讼，军事，都各自独立，没有明显的依附关系，当然，从上到下都有各自应尽的权力与义务，上下关系很好，社会和整个的天下都很平安。西周500年，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动荡。这样的社会，在孔子的眼中，是非常理想的社会。

我们可不可以说，分封制是孔子的理想社会，而不是后来的郡县制。中国的专制制度，是以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为主的，这个制度根本不是孔子的理想社会与制度。因此，把孔子的思想放在后来中国漫长的专制制度中，其实是并不太合适的。也一定会被歪曲的。孔子的理想社会就很接近于西方中世纪的社会，而西方中世纪社会是西方近代民主制度的起源之一，因此，我们可不可以说，孔子的思想有很大成分的民主思想，这肯定是成立的，只是，中国后来的儒家将孔子的思想向专制方向歪曲了。

因此，我们解孔子，读《论语》，是不能脱离孔子当时生活的具体的社会环境的。必须从西周的制度与风俗，再从春秋早期发生了什么来理解孔子的思路和思想。要回到孔子思想的本来面目，而不是后人的解释。

比如，在孔子的为政思想中，有一句话非常的有名，就是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句话的本意是孔子正名思想的一个表现，孔子的意思是，一个国家要治理的好，就是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那么孔子是如何说君臣父子的关系的呢？孔子说君待臣以礼，臣待君以忠，这是君臣关系的核心，是礼让和谐的关系;父与子的关系是，父要慈，子要孝。可是，后人，包括宋儒是如何解这句话的呢？就是君臣父子要有一个等级的观念，君在臣前面，父在子的前面，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种解法与孔子本来的思想差之万里。在孔子的时代，君臣的关系根本不是后来专制时代那个样子，孔子的时代刚刚有一点郡县制的苗头，天下基本还是分封制的，君臣关系还是很和谐的，君对臣也没有绝对的权威，如何会解成后来的那个样子呢？就是他们都是脱离了孔子生活的时代来解孔子。

比如，后代很多的人将孔子的仁拿出来，认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这个很难说，孔子是有论仁的观点，可孔子还有论礼的观点，还有论天的观点，还有论道的观点，还有论君子的观点。这些观点是如何平衡的，因此我们必须用思想体系来看孔子的思想。孔子说，仁者爱人，但孔子还说过克己复礼为仁，说过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矣。这又如何理解？即如何理解仁，人，爱，礼，己，克己，天下的关系，必须在这种关系中来理解仁，才行。如果我们按宋儒的理解，仁者爱人，就是仁者，要有爱人之心，这好像也对。但如果我们了解了孔子整体的思想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样解是不对的，因为孔子对仁，对圣的理解都不仅仅是一个内在的心的理解，不是知的理解，而是知行合一的，必须要有行动，是心和行动的统一，那么，孔子所说的仁者爱人，不是仅指那个爱人之心，而是说，仁者要爱人，要有爱人的行动，和爱人的结果，是爱人之心和爱人的行动和结果，是知行合一的。这种解法与宋儒就完全不一样了。在《论语》中，孔子的仁的概念有四到五个意思，是非常复杂的，我们不能将其简单化，那就不是孔子的本意了。

克己复礼也是一样。如果按宋儒的解法，肯定是，要克制自己个人的私欲，恢复到一个礼所规定的要求上来，道德规范上来，那么这就是仁了。也就是说，这是从一个反方向来定义仁，爱人是从正方向，而克己，是从反方向的，而一旦天下的人，都做到了克制自己的私欲，那天下就太平了，就充满了仁和之气了。这种解法好像也很在理。但这不是孔子的真实的思想。孔子的意思是，克己是为了恢复那个周礼，孔子是有所指的，指的是礼崩乐坏的现实问题，孔子希望，各个诸侯王都要克制自己的贪欲，要恢复到周礼上来，就是那个天子和诸侯和谐的关系上来，那样，只要有那么一天，恢复了周礼，那么天下就太平了，也就是仁了，而人与人的道德关系，也要恢复到周礼上来。这里，礼不是解成道德，礼仪，节制，而是周礼。孔子在《论语》中的“礼”有四层意思，礼仪，节制或度，德行，周礼，也就是周代的制度。宋儒一般都解成礼仪，德行，而没有度和周礼的意思。宋儒对礼具体的解释后来就变成了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及君臣父子的等级森严的关系。礼这样的解法完全是宋儒自己的观点，与孔子的思想差之万里。因此，我们必须将孔子思想放入到孔子生活的年代上来看，这也是回到孔子本来思想的一条路径。

笔者认为，孔子的核心思想是礼和君子。在《论语》中，出现最多的就是这个君子，而不是圣人，也不是仁人。而这个礼，就是周礼，西周时代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契约关系，各自尊重对方，各自都有权力与义务的关系。这个周礼，后来也形成了人们之间的道德的关系。而君子，就是在周礼存在前提下，人们要做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是做有道德的大人儒，就是君子，还是做那个小人。而这个周礼，反映了西周的那个天道观，是天道在地上的一个具体的实现。

因此，在孔子看来，天道在地上的表现不是后来的那个皇权，即汉代的董仲舒所发挥的那个天子与皇权，而是礼，即周礼。周礼与秦汉以后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相去甚远，而人治的思想也根本不是孔子的本意。孔子也讲过圣人为政以德，可以南面而作，垂拱而治理天下，可那只是孔子的理想层面的东西，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在孔子看来，尧舜都没有达到圣人的标准，这与后来孟子的思想相差很远。孔子是非常现实的人，他专注君子而不是提倡圣人和仁人，提倡恢复周礼，以礼治国而不是以德治国，就是孔子关注现实的一个表现。恢复周礼，克己复礼的现实办法就是做一个君子。因此孔子一生都致力于培养君子。孔子周游列国，不是在宣传那个专制的皇权思想，也不是在宣传以德治国，而是想用周礼来治理国家，孔子的政治思想是以礼治国，而不是以德治国。这与孟子和宋儒他们的思想相差是非常大的。

《大学》的成书时间是在秦汉之间，那个时候，秦帝国已经在用郡县制来治理天下了，因此《大学》的思想正是那个时期儒家思想的一个反映，那个时候的儒生已经在调整自己，开始适应变化了的时代了。汉代的董仲舒更是调整自己，在与汉武帝的天人三策中，根本就不提什么周礼了，也不想恢复到西周的分封制度了，这都是与孔子的思想背道而驰的，背离了孔子的思想。这样，我们如何可以说他们是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呢？他们这一派儒家思想如何是孔子思想的嫡传呢？其实，在《汉书。艺文志》里早就说了，儒家者流，是祖述孔子，以重其言。意思是说，战国后来的儒家说孔子是他们的开山鼻祖，只是为了以重其言而已，即是功利性的拉孔子来做其祖师爷。

我们现在就是要抛弃那个《大学》之路，也要抛开宋儒的思想，抛开《四书》中的三书，回到《论语》，回到孔子思想的本源上来。在“天道”上，就是要建立天道在地上的实现就是周礼的思想，而不是那个董仲舒与宋儒的那个皇权思想，专制思想的天道观；在“地道”上，也就是人间的政治思想上，就是要回到以礼治国，以周礼治国，而不是以德治国，以人治国，抛弃宋儒的大学之路，及对礼的解读，即抛弃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及君臣父子的等级关系；在“人道”上，即个人的养成上，一个是要抛弃孟子的人性本善的思想，因为孔子没有人性本善的思想，也要抛弃孟子与宋儒的圣人的思想，要回到孔子的君子的培养上来，也要恢复六艺，废除朱熹抛弃六艺，将六艺贬为小学的思想。

我们要重新建立孔子的天地人三道的思想体系，也要重建孔子的道统，政统与学统。孔子的天地人三道不是一个线性的关系，而是一个三角形的关系，是一个闭合的系统。因为孔子引述过易经中的话，即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在这句话中，天和君子中间没有隔着什么东西，是可以直接交流的，而董仲舒他们的的天地人的关系是线性的关系，一般的人与天之间是隔着天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