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戊戌变法看中共政治体制的不变革
最近，温家宝受到很多的攻击，包括温在很多场合说，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民主化等等，但都没有什么实际行动。因此，很多人都说，温家宝是在政治作秀，一如以前很多中共的政治家谈了政治体制改革都是雷声大雨点小一样。
那么，为什么改革30年以来，中共可以在经济领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在政治领域就是不动呢？他们怕什么？他们在顾忌什么? 现在中共在经济领域内的改革几乎就走到了极点，已经没有什么继续改革下去的动力了，而且，再改革必然面临在政治领域内的碰撞。那么，现在是否是到了政治改革的临界点了呢？也就是说，再不进行政治改革，国家就面临很大的危机了呢？很多人认为是到了，如同清末时代的政治改革一样，再不改，就要面临灭顶之灾了。
在清末的时候，有两场政治改革，一个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一个是1909年的预备立宪。前一个是局部的变革，后一个是整体性的变革。但是，无论前一个和后一个，清廷都错过了最佳的变革时期，结果，就是清廷的最后垮台，被革命的浪潮吞没。在这里，笔者着重谈的是前一个变革，即局部性的政治变革，戊戌变法。
戊戌年的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失败的变法，也是在现实和实际领域里影响最小的一次变法，只是在政治观念上影响比较大。在中国古代，有很多的变法发生，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如商鞅变法，很成功，秦国走向了富国强兵的路，但商鞅本人被杀。王莽变法，失败，王莽的新朝覆灭；王安石变法，先成功后失败；张居正变法，先成功后失败。而戊戌变法，就没有成功过，然后就失败了，变法的谭嗣同他们被杀，康有为梁启超他们逃亡国外。
戊戌变法仅仅进行了103天，三个月，发布了300多条变法的法令，平均一天3条。这次变法的特点就是，以光绪的名义以一天三条的速度，发布大量的新法令，300多条，但是，下面根本没有执行。因此，戊戌变法对当时大清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非常的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地方根本没有执行，也来不及执行。然后，变法就失败了。慈禧太后重新掌权，杀掉了那些变法的人，囚禁光绪。
戊戌变法是清末政治体制进行变革的一次尝试。其实也不是全局性的，而是局部性的。清末真正全局性的政治变革是1909年的预备立宪，建立君主立宪的政体，那才是全局性的政治变革。如果那次君主立宪的政体被建立起来，而没有孙文他们革命的捣乱，那中国会如何还真不好说，也许现在就不需要进行什么政治体制的变革了。中国到现在还没有真正的新闻法，而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新闻法，就是在清末的1909年的时候被宣布通过的。
那么，为什么一个影响如此有限，或者几乎就是毫无影响的变法还会失败呢？慈禧太后出手是为了什么？是要夺光绪那已经很可怜的权力吗？是对变法的厌恶吗？是觉得变法会最后威胁到大清的政权吗？是一些的官员联名上告的结果吗？是觉得变法派要搞掉自己吗？是袁世凯告密吗？
在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失败以后，国人的一个共识就是中国不仅要进行经济军事上的变革（洋务运动) ，还要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这是一个普遍的共识，而不仅仅是变法派才有的。而且，那个时候，在湖南，已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政治体制的变革，湖南一度成为全国政治改革的先锋，而湖南的改革与光绪康有为他们的改革派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现在的历史学界，对是否存在康有为的公车上书都有怀疑，很多人认为是康有为的虚构和夸大；对袁世凯是否曾经告密更是有怀疑。也就是说，戊戌变法的当事人康有为梁启超本人的话和回忆录，也并不可信。这很有意思吧。所以，笔者对许多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录也好，记录也好，并不太信任，包括有关文革的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其可信性也非常的有限。因为，历史也是可以伪造的，当事人也会伪造。包括康有为的所谓衣带诏是否真的存在，也有疑问。因为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尤其这些人本身就是历史人物的话，他们的话，就更可疑。他们往往是将历史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变化，甚至不惜歪曲历史事实。
因此，戊戌变法实际上是一个被逃亡者康有为和梁启超给夸大了的一个运动。那么，我们的问题是，这样一个在当时实际影响如此之小的一个变革，为什么慈禧他们还要扫除掉呢？慈禧他们看出了什么？也就是清朝的统治者在一个小小的局部的变法中看到了什么有威胁的东西了吗？
当然有。慈禧他们看到的一个就是，变法的最后结果，就是清王朝的垮台。原因很简单，因为满族的官员和大臣是容不得变法的，因为变法就是要重用汉人，而光绪采用的办法就是一个另起炉灶的办法，这是康有为的招数，就是绕开现政府，另起一个“军机处”，此军机处是由变法派把持的。
而变法的所有法令，几乎都是与现有的官员的利益相抵触的，是损害当时官员的实际利益的。同时，也是大大损害满族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样，变法当然会遭到所有官员的反对。本来，像李鸿章这些人也是赞同变法的，李鸿章还曾经想在经济上支持康有为的强学会，但遭到康有为的拒绝。变法派的康有为连李鸿章这样的人都拒绝，那他们如何会成功？那些地方上的一般督抚大员就更不可能支持变法了。
也就是，戊戌变法变成了一个，在政治上和力量上，仅仅有一个光杆的光绪帝的支持，和一些没有实权的书生的运动。一个光杆皇帝，没有实权的皇帝，加上一群的书生，会有什么结果？当然是没有任何的结果的，也不会成功。当一个政府，从上到下，都没有人支持你进行改革的时候，你如何会成功呢？反过来说，你的变法政令为什么没有人支持呢？既没有官员的支持，也没有百姓的支持，百姓在看谭嗣同他们被砍头时，都是大快人心，说，谭嗣同他们都是卖国贼，该杀。
那么，回到一百年以后的今天，共产党为什么不敢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呢？他们怕什么？当然他们会如同慈禧他们一样，怕自己的政权会在变革中垮掉。台湾的蒋经国先生在开放党禁的时候就说过，开放党禁的结果可能就是将来什么时候，国民党的政权会垮掉，会不是执政党。当时，蒋经国先生说，只要对国家有利就行。这种胸襟是很了不起的。
清末的慈禧他们满族贵族当然看的很清楚，政治体制改革最后会改到他们头上，满族贵族的统治会在将来的某一天垮掉，何况，各级官员都反对改革，因为改革伤害了他们的现实利益。
那么，共产党在政治体制改革中，会丧失政权吗？当然也有可能，如果中国开放党禁的话。俄罗斯是一例。台湾也是一例。只是，这种政治变革是否对国家有利？或对国家的长远利益有利？这是争论的焦点。政治改革肯定对现在的官员阶层不利，会损害他们的现实利益，但对国家的将来是否有利，大家还有疑虑。因为大家现在很怕共产党一倒，天下会大乱。同时也对中国出现一个上下互不统属的政权结构有疑虑，因为民选和多党制的结果，往往是会建立一个上下不统一的政权结构，对这样一个上下分离的政权是否可以有效的控制和管理中国没有信心。这就是梁启超后来在晚年认为中国不适合搞民主政体的观点。梁启超认为，美国是有地方自治的传统的，因此搞联邦，搞上下不统属结构的政权是可以的，何况人家有法制传统。而中国没有法制传统，也没有多党和上下不统属还能有效管理国家的传统。所以，梁启超认为中国无法移植美国的民主政治。
这是很多人疑虑的地方。包括笔者也有此疑虑。因为中国人习惯在一个强权下，在一个大一统的强权下生活，否则就会四分五裂，然后再重新寻找一个强权压在那里。中国人也习惯靠一个强权下的派系斗争来调整政策，而不是靠两党的竞争。一个强权或一个政党下的不同派系轮流执政，既可以有效的调整政策，同时还可以维持稳定。因为说到底都是一个党的嘛。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国也习惯有一个中央的大帽子压在那里，同时，地方也有权力，可以很有活力。如果地方出了问题，那么权力就收归中央，如果中央出现问题，那么就靠地方分权来反制中央。中国人的这个习惯真的很难改。如果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靠脱节的管理，或民主的方式管理，那就必须有一个法放在那里，大家都执行这个法，否则，是不现实的，就会形成分裂。而军队的国家化也是一个问题。军队如果不能国家化，那一切都谈不上。
这就是中国的现实：一是是否有法制的习惯，大家都尊崇一个法，这个法有权威性；二是军队是否可以国家化，如果不能，没有用；三是大家是否习惯有几个政党轮流执政，而不是一个党中的不同派系轮流执政，借以调整政策；四是，中央和地方是否可以由互不统属的党和派系掌权，也就是上下脱节的管理方式，而能不分裂。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是中国能否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
另一方面，中国的政治改革，也一定不能像康有为梁启超他们那样搞，今天一个政令，明天一个法令，而且都是书生之见，仅仅是一些的好的概念和好的动机，那样肯定不行。一定要有人支持，至少是要有百姓支持，而且是可以操作的，而不能仅仅是一些好的愿望和理想，或抄袭西方的一些观念，移植一些思想过来。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戊戌变法的失败，和后来预备立宪的失败，这些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的失败，其结果是非常严重的，就是大清朝的垮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