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戊戌變法看中共政治體制的不變革
最近，溫家寶受到很多的攻擊，包括溫在很多場合說，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要民主化等等，但都沒有什麼實際行動。因此，很多人都說，溫家寶是在政治作秀，一如以前很多中共的政治家談了政治體制改革都是雷聲大雨點小一樣。
那麼，為什麼改革30年以來，中共可以在經濟領域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但在政治領域就是不動呢？他們怕什麼？他們在顧忌什麼? 現在中共在經濟領域內的改革幾乎就走到了極點，已經沒有什麼繼續改革下去的動力了，而且，再改革必然面臨在政治領域內的碰撞。那麼，現在是否是到了政治改革的臨界點了呢？也就是說，再不進行政治改革，國家就面臨很大的危機了呢？很多人認為是到了，如同清末時代的政治改革一樣，再不改，就要面臨滅頂之災了。
在清末的時候，有兩場政治改革，一個是1898年的戊戌變法，一個是1909年的預備立憲。前一個是局部的變革，後一個是整體性的變革。但是，無論前一個和後一個，清廷都錯過了最佳的變革時期，結果，就是清廷的最後垮台，被革命的浪潮吞沒。在這裡，筆者着重談的是前一個變革，即局部性的政治變革，戊戌變法。
戊戌年的變法，是中國歷史上最失敗的變法，也是在現實和實際領域裡影響最小的一次變法，只是在政治觀念上影響比較大。在中國古代，有很多的變法發生，有的成功，有的失敗。如商鞅變法，很成功，秦國走向了富國強兵的路，但商鞅本人被殺。王莽變法，失敗，王莽的新朝覆滅；王安石變法，先成功後失敗；張居正變法，先成功後失敗。而戊戌變法，就沒有成功過，然後就失敗了，變法的譚嗣同他們被殺，康有為梁啓超他們逃亡國外。
戊戌變法僅僅進行了103天，三個月，發布了300多條變法的法令，平均一天3條。這次變法的特點就是，以光緒的名義以一天三條的速度，發布大量的新法令，300多條，但是，下面根本沒有執行。因此，戊戌變法對當時大清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非常的小，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地方根本沒有執行，也來不及執行。然後，變法就失敗了。慈禧太后重新掌權，殺掉了那些變法的人，囚禁光緒。
戊戌變法是清末政治體制進行變革的一次嘗試。其實也不是全局性的，而是局部性的。清末真正全局性的政治變革是1909年的預備立憲，建立君主立憲的政體，那才是全局性的政治變革。如果那次君主立憲的政體被建立起來，而沒有孫文他們革命的搗亂，那中國會如何還真不好說，也許現在就不需要進行什麼政治體制的變革了。中國到現在還沒有真正的新聞法，而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新聞法，就是在清末的1909年的時候被宣布通過的。
那麼，為什麼一個影響如此有限，或者幾乎就是毫無影響的變法還會失敗呢？慈禧太后出手是為了什麼？是要奪光緒那已經很可憐的權力嗎？是對變法的厭惡嗎？是覺得變法會最後威脅到大清的政權嗎？是一些的官員聯名上告的結果嗎？是覺得變法派要搞掉自己嗎？是袁世凱告密嗎？
在1895年甲午戰爭中國失敗以後，國人的一個共識就是中國不僅要進行經濟軍事上的變革（洋務運動) ，還要進行政治體制的變革。這是一個普遍的共識，而不僅僅是變法派才有的。而且，那個時候，在湖南，已經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政治體制的變革，湖南一度成為全國政治改革的先鋒，而湖南的改革與光緒康有為他們的改革派並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
現在的歷史學界，對是否存在康有為的公車上書都有懷疑，很多人認為是康有為的虛構和誇大；對袁世凱是否曾經告密更是有懷疑。也就是說，戊戌變法的當事人康有為梁啓超本人的話和回憶錄，也並不可信。這很有意思吧。所以，筆者對許多歷史當事人的回憶錄也好，記錄也好，並不太信任，包括有關文革的許多當事人的回憶，其可信性也非常的有限。因為，歷史也是可以偽造的，當事人也會偽造。包括康有為的所謂衣帶詔是否真的存在，也有疑問。因為歷史當事人的回憶，尤其這些人本身就是歷史人物的話，他們的話，就更可疑。他們往往是將歷史向有利於自己的方向變化，甚至不惜歪曲歷史事實。
因此，戊戌變法實際上是一個被逃亡者康有為和梁啓超給誇大了的一個運動。那麼，我們的問題是，這樣一個在當時實際影響如此之小的一個變革，為什麼慈禧他們還要掃除掉呢？慈禧他們看出了什麼？也就是清朝的統治者在一個小小的局部的變法中看到了什麼有威脅的東西了嗎？
當然有。慈禧他們看到的一個就是，變法的最後結果，就是清王朝的垮台。原因很簡單，因為滿族的官員和大臣是容不得變法的，因為變法就是要重用漢人，而光緒採用的辦法就是一個另起爐灶的辦法，這是康有為的招數，就是繞開現政府，另起一個“軍機處”，此軍機處是由變法派把持的。
而變法的所有法令，幾乎都是與現有的官員的利益相牴觸的，是損害當時官員的實際利益的。同時，也是大大損害滿族特權階層的利益。這樣，變法當然會遭到所有官員的反對。本來，像李鴻章這些人也是贊同變法的，李鴻章還曾經想在經濟上支持康有為的強學會，但遭到康有為的拒絕。變法派的康有為連李鴻章這樣的人都拒絕，那他們如何會成功？那些地方上的一般督撫大員就更不可能支持變法了。
也就是，戊戌變法變成了一個，在政治上和力量上，僅僅有一個光杆的光緒帝的支持，和一些沒有實權的書生的運動。一個光杆皇帝，沒有實權的皇帝，加上一群的書生，會有什麼結果？當然是沒有任何的結果的，也不會成功。當一個政府，從上到下，都沒有人支持你進行改革的時候，你如何會成功呢？反過來說，你的變法政令為什麼沒有人支持呢？既沒有官員的支持，也沒有百姓的支持，百姓在看譚嗣同他們被砍頭時，都是大快人心，說，譚嗣同他們都是賣國賊，該殺。
那麼，回到一百年以後的今天，共產黨為什麼不敢在政治上進行改革呢？他們怕什麼？當然他們會如同慈禧他們一樣，怕自己的政權會在變革中垮掉。台灣的蔣經國先生在開放黨禁的時候就說過，開放黨禁的結果可能就是將來什麼時候，國民黨的政權會垮掉，會不是執政黨。當時，蔣經國先生說，只要對國家有利就行。這種胸襟是很了不起的。
清末的慈禧他們滿族貴族當然看的很清楚，政治體制改革最後會改到他們頭上，滿族貴族的統治會在將來的某一天垮掉，何況，各級官員都反對改革，因為改革傷害了他們的現實利益。
那麼，共產黨在政治體制改革中，會喪失政權嗎？當然也有可能，如果中國開放黨禁的話。俄羅斯是一例。台灣也是一例。只是，這種政治變革是否對國家有利？或對國家的長遠利益有利？這是爭論的焦點。政治改革肯定對現在的官員階層不利，會損害他們的現實利益，但對國家的將來是否有利，大家還有疑慮。因為大家現在很怕共產黨一倒，天下會大亂。同時也對中國出現一個上下互不統屬的政權結構有疑慮，因為民選和多黨制的結果，往往是會建立一個上下不統一的政權結構，對這樣一個上下分離的政權是否可以有效的控制和管理中國沒有信心。這就是梁啓超後來在晚年認為中國不適合搞民主政體的觀點。梁啓超認為，美國是有地方自治的傳統的，因此搞聯邦，搞上下不統屬結構的政權是可以的，何況人家有法制傳統。而中國沒有法制傳統，也沒有多黨和上下不統屬還能有效管理國家的傳統。所以，梁啓超認為中國無法移植美國的民主政治。
這是很多人疑慮的地方。包括筆者也有此疑慮。因為中國人習慣在一個強權下，在一個大一統的強權下生活，否則就會四分五裂，然後再重新尋找一個強權壓在那裡。中國人也習慣靠一個強權下的派系鬥爭來調整政策，而不是靠兩黨的競爭。一個強權或一個政黨下的不同派系輪流執政，既可以有效的調整政策，同時還可以維持穩定。因為說到底都是一個黨的嘛。而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中國也習慣有一個中央的大帽子壓在那裡，同時，地方也有權力，可以很有活力。如果地方出了問題，那麼權力就收歸中央，如果中央出現問題，那麼就靠地方分權來反制中央。中國人的這個習慣真的很難改。如果中央與地方的關係靠脫節的管理，或民主的方式管理，那就必須有一個法放在那裡，大家都執行這個法，否則，是不現實的，就會形成分裂。而軍隊的國家化也是一個問題。軍隊如果不能國家化，那一切都談不上。
這就是中國的現實：一是是否有法制的習慣，大家都尊崇一個法，這個法有權威性；二是軍隊是否可以國家化，如果不能，沒有用；三是大家是否習慣有幾個政黨輪流執政，而不是一個黨中的不同派系輪流執政，藉以調整政策；四是，中央和地方是否可以由互不統屬的黨和派系掌權，也就是上下脫節的管理方式，而能不分裂。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將是中國能否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
另一方面，中國的政治改革，也一定不能像康有為梁啓超他們那樣搞，今天一個政令，明天一個法令，而且都是書生之見，僅僅是一些的好的概念和好的動機，那樣肯定不行。一定要有人支持，至少是要有百姓支持，而且是可以操作的，而不能僅僅是一些好的願望和理想，或抄襲西方的一些觀念，移植一些思想過來。
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戊戌變法的失敗，和後來預備立憲的失敗，這些政治體制方面的改革的失敗，其結果是非常嚴重的，就是大清朝的垮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