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网络陪审团

中国的司法制度里有陪审团制度吗？没有。只是，笔者从2009年的一系列的案子的审判过程中，发现，中国也有陪审团，那是一种特殊意义的陪审团，笔者称之为网络陪审团。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到，在2009年轰动全国的几个大案中，网络呼声的力量，网络舆论的压力，也就是人民大众的力量，最后竟然可以改变审判的结果。有人对这种现象叫好，说，这才有真正的公正和正义；也有人说不好，因为网络舆论可能会干预司法的公正性，和司法审判的严肃性和合法性。

这两方面的说法都有道理，那么我们如何看呢？网络舆论的压力，人民的呼声到底有没有道理，到底是干预了司法的公正性，还是还司法以公正性？这种判断的差别很大，我们如何看？只是，如果我们将网络的舆论，网络的呼声，人民的声音看成是有中国特色的陪审团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开辟另一种新的思路。

我们先来看什么是陪审团制度，这种制度的意义在哪里。陪审团制度是英美司法体系中特有的一种制度，并不是世界普遍的制度，欧洲的许多国家都没有这种制度，香港是有的，因为香港是追随英国的。大概是去年，日本才开始采用陪审团制度，但是效果如何还不得而知，日本的许多人还在反对这种制度。

其实陪审团这个词的翻译有些问题，因为人们总愿意望文生义，陪审嘛，肯定就是陪着审，好像是一种附属品，也处于附属的地位。其实，陪审团制度表现的不是陪着审，而就是审，无论是刑事案还是民事案都由陪审团做出最终有罪或无罪的判决，有些小案子，法官就可以判决，如电视上常放的法官朱迪。在有罪无罪的判决上，陪审团的地位好像还在法官之上，法官的作用是在陪审团做出有罪无罪的判决之后，用法律手段来量刑，判多少年那是法官的事，但认定你有罪还是无罪，那是陪审团的事。

这怎么可能？尤其是这些陪审团的成员都是随机抽出来的，是从社区中随机抽出的，很多人根本就不懂法律，还可能是地位很低的人，文化很低的人，这些人如何能对一个案子进行判决？太神奇了，这就是英美司法体系的迷人之处，也是民主思想的核心展现。笔者也是最近才开始着迷这种奇异的制度的，因为笔者也不是学法律的。

古希腊就有陪审团制度，那个时候的陪审团的人数很庞大，有200-300人，哲学家苏格拉底的案子，陪审团多达500人。现在美国的陪审团一般是12人。审刑事案一般是12个人意见一致才可以判决；审民事案件一般是10对2，有的州是9对3也可以。因为刑事案事关重大，所以比较慎重。

那么，这12个随机抽出来的不懂法律的人如何可以进行判决呢？他们凭什么来判决呢？为什么大家会信任他们的判决，而不把判决的权力交给那个懂法律的专家法官呢？

这真的非常的神奇。关键是在这12个陪审团人员的组成方式。一，他们是随机抽出来的，不是特选的；二是他们都与案子的当事人无关，没有联系，也没有利益关系；三是他们都没有什么偏见；四是他们判完了案子就解散，回家了，与案子的后续发展没有任何的关系了。如何选出陪审团是有专门的法律规定的，很严密的。那么，这些人来判决为什么会比法官公正呢？或大家为什么会信任他们的判决是公正的呢？他们可能还不太懂法律，可能也没有什么文化，就是一些的小民。这实在是很有意思。

法官为什么不被信任？其实法官还是有权力的，但他的权力被分解了，按法律术语，笔者也是刚刚学到的，事实认定权是在陪审团，而法律适用权是在法官。白话说，就是判有罪无罪的权力在陪审团，判多少年是法官的权力，这两者是分开的。

陪审团的出现，肯定是源于对于法官的不信任，或不绝对信任。因为法官可能被收买，被贿赂，或被威胁，或被自己的好恶，自己的名声所左右，法官虽然懂法，但这个人本身可能会出问题，所以，要有陪审团的制衡。其实也不是制衡，干脆就是陪审团来定案，来判决。那么，陪审团成员凭什么来判决？很简单，凭良心，凭常识，凭经验，凭个人的公义之心。很神吧，就凭这，就可以断案。

中国从古至今都是青天大老爷说了算，就是法官说了算，其实古代的判决者还不是法官，干脆就是县令自己。县令本身是官员，又是法官，又是税官，三权合一。中国到了近代，才将县令与法官分离了，但是，县令还可以管着法官，因为县委书记或市委书记管着法院和公安局，还有政法委书记专管司法口。但毕竟，法官和县令或知府大人不是同一个人了，有了一定的进步。那么，在中国的法官，他可能被上面的官员管着，也可能被人贿赂，被人收买，或被威胁，尤其是中国现在的大环境，是腐败的环境，所以，中国法官判案的公正性一定会大打折扣的，尤其是当双方的地位不平等的时候，如一方是官，一方是民，一方富有，一方贫穷。

我们看，邓玉娇案当时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司法体系。中国唯一有的是合议庭，即也不是一个法官说了算，一般是三个法官来合议，最后裁决。中国没有陪审团制度。但是，邓玉娇案的判决出现了问题，因为她的案子牵扯到了官员，是官对民，所以，公众一开始就不信任法官的判决，因为在中国，法官是没有独立性的，是被政府官员控制着，而官官相护又是“明”规则。

好在中国现在还有网络在，若在以前，媒体全部被政府控制，小民有冤屈也无处伸。公平的讲，网络上那些人绝大多数人与邓玉娇没有什么直接的人身关系，也没有利益关系，虽然他们不是被随机抽出来的，但，他们人数众多，随意性很大，跟随机抽出也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法律知识应该说也很有限，他们唯一值得怀疑的是他们的偏见可能有一些，这种偏见，就是对法官和政府官员的不信任。于是，在中国就产生了一个奇异的景观，即，有了笔者称之的网络陪审团。

网络陪审团的呼声与压力，最后竟然真的左右了案子的判决，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是前所未有的。邓玉娇案肯定可以进入中国司法案例的经典。笔者现在打字用的是搜狗，邓玉娇三个字已经是词组了。2009年，还有那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偶然强奸案，最后也是在这个网络陪审团的压力下，改判的。

还有很多的案子。因为有了公众的网络呼声，按笔者的总结就是有了网络陪审团的出现，中国的司法系统，据说，也要开始变化，他们把公信力作为司法判决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他们在以后的判决中，宁可牺牲法律的公正，也要有公信力。这在司法界又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其实，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就是中国也要有陪审团制度出来，这样也不必牺牲法律的公正性，同时，也有了公信力，两者结合和互相制衡就可以了。只是，在现实上，大家可能没有醒悟到，中国其实已经有了网络陪审团的这个现象存在。网络陪审团当然不规范，要规范，还是要组建真正的陪审团和陪审团制度。在中国，笔者估计12个人的陪审团肯定不够，至少得24人，还得想办法保证这24人不被贿赂和威胁。24人，总比那3个人的合议庭要强，何况，是随机选的，判完就解散，不像那三个人是常年在法庭里晃荡的，这三个人是太不可靠了。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西方民主思想的主权在民，其中之一就是通过司法的陪审团制度来体现的。

所以说，民主与我们小民并不遥远，也不都靠选举制度来体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