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否继续需要一个超级政府？
其实，中国人自己关于民主和专制的讨论，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包括中国的政治体制是需要一个民主政府还是专制政府，这种讨论和争论，在笔者看来，意义也不太大。因为，统治西方国家的力量，也是专制和民主合一的，西方国家的真正统治力量，也不是单一的民主制，甚至也不是政府本身，西方国家政府的能量和力量很小，西方是资本的专制与政府的民主合一的；反过来，中国的统治力量，也不是单一的专制，也是专制和民主统一的，古代如此，现代也如此。因此，问题的核心就转变为，什么样的政府适合中国，或中国是否只需要或一直需要一个超级政府，这是比较现实的问题，可惜，有太多的人把精力放在民主还是专制的领域里面争论不休，浪费了太多的精力，而没有抓到问题的实质。
现在，是到了抛弃专制与民主话题的时候了。
很多人有一个奇怪的想法，就是中国可能要学台湾，或学新加坡，笔者一见这种弱智的想法，就想笑了，中国和台湾，或中国与新加坡根本没有可比性，台湾仅仅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小省，甚至就是一个上海市和北京市的规模，而新加坡仅仅是一个中国的中级城市的规模。甚至中国与西方的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可比性，不要说欧洲有很多国家仅仅有几百万的人口，如北欧各国，其规模也就相当于北京市的一个区，其政府的级别，实际上也就是北京市东城区政府的级别。就算英法德俄国，这样的大国，与中国也没有可比性，在中国人看来，这些国家也就是中国的一个省而已，有的是大省，有的是小省。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国从古至今都是一个“超级大国”，其规模地域人口，都是西方国家所不可比拟的。就历史来看也是如此，当中国宋代的都城有100万人口规模的时候，欧洲最繁华的巴黎仅仅有5万人口，这就是差距。
治理一个“超级大国”，和治理一个区，县，省，是完全不同的。西方的哲人亚里斯多德就非常谨慎的说过，国家的治理，与国家的大小大有关系，治理一个小国，和治理一个大国，其手法完全不同，其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也完全不同。笔者非常赞同亚里斯多德的观点。
历史上，能与中国这个超级大国的地域规模人口想匹敌的，大概也就是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了，蒙古帝国是一个异类，与中国和罗马帝国不在一个层次上，奥斯曼帝国，其规模和人口，也与中国不能比，其全盛期，也就是中国地盘的一半和人口的三分之一不到。还有其他的所谓帝国，如亚历山大帝国，波斯帝国，奥匈帝国，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日本帝国，但是，最关键的，是这些昔日的大帝国，现在都统统不存在了，而由古至今一直存在的超级大国，就是中国一个。世界上也就这么一个。而关于中华帝国与世界其他帝国的不同之处，请参阅笔者的《中华帝国与世界其他帝国的不同》一文。
现在世界上，能与中国的地域规模人口相匹敌或接近的，也就是欧盟，美国，印度三个。而其中，欧盟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地盘与中国相近，人口是中国一个零头；印度是一个不连续的国家，其中还被英国殖民了300年，人口接近中国，地盘是中国的三分之一，现在与中国也不能相比。因此，现在世界上，唯一能与中国相比的，就是一个美国。美国的地盘与中国相当，人口是中国的一个零头，而美国的历史，仅仅200多年，还没有中国一个清朝长，其历史经验和治理模式，是比较新的，但因为新，因为没有历史经验，美国也会出现非常多的问题。因此，拿美国来比中国，可以，但似乎也不在一个级别上。
于是，我们可以简单的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有些人要用西方的治理模式来教导中国，或全盘西化中国，似乎是太托大了，西方没有这个资格。西方的所谓的资本专制加政府民主的双重体制，是否适合中国，还大有疑问。关于西方如何是一个资本专制和政府民主的双重体制，请参看笔者的《从全球占领华尔街运动谈资本专制》一文。
中国现在的政府，是一个党国体制的政府，而且还是一个超级政府，其运作方法与模式，与西方完全不同，骨子里，好像更靠近古代中国的统治模式。有人称这种超级政府的模式是中国模式，而中国共产党自己称自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笔者这里专门谈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超级政府问题。而关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超级政府建立的特点，笔者引用自己的文章《从全球占领华尔街运动谈资本专制》中的一部分来说明。
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是三个方面，资本方，政府，民众。以前毛时代，中国的基本结构是二元结构，而不是三元，是超级政府与民众两个阶层，资本方被老毛给消灭了。后来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将一些权力和资产下放，形成了中国的资本方，这个资本方，现在是由很多不同性质的资本构成，有权贵资本，买办资本，私营资本，官僚资本，外资资本等。但无论如何，中国是有资本方了，而且社会也逐渐成为三元结构了。
但中国的政府方，与西方不同，中国的政府方，权力很大，而且还有其控制的资产，包括国企，大型的资源型企业，垄断型电信，石油，矿产等资本，还有国有金融业，教育行业，医疗行业，军事工业等。包括土地资本，还在政府的手中。中国政府，不仅要管对外关系，还要管国内的事情，其超级权力，是西方国家的政府无可比拟的。但无论如何，现在中国政府的权力与毛时代相比，已经小很多了。国企的资本，仅占三分之一，国企雇佣的职工人数，也只有30%。
但是，在中国，虽然资本方的势力有了长足的发展，但资本方还不能控制一切，如西方国家那样，也不能全面控制政府。中国的政府，现在还是一个比较独立的力量，也还有能力控制资本方，进而可以摆平和平衡资本方与百姓的关系。中国政府的产生和运作虽然不是民主的，但中国政府在控制和平衡资本方与百姓的关系方面，还不是完全受资本专制的操控，这就形成了，在中国的三个阶层中，政府是专制的，但中国的资本方却不是很专制的，西方国家是政府是民主的，但资本方却是完全专制的。
也就是说，在中国，最重要的是社会基本结构的问题，而不是政府的产生和是否民主的问题，西方政府的产生和运作是民主的，但是，西方政府本身的权利太小，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很低，也控制不了自己的国家，因此西方的民主政府并不能有效的统治其国家，国家实际上是被控制在资本专制的手中。因此西方国家是资本专制加政府民主的模式，是专制与民主的双重体制。而且还是资本专制大于民主政府的模式。中国当然正相反，是专制政府大于资本专制的模式，国家基本还是有效的被控制在这个超级政府的手中。
那么，中国现在这个超级政府是如何来的呢？很多人说是枪杆子里面来的，也对也不对。因为任何一个改朝换代以后新出现的政府，都是从枪杆子里面来的，枪杆子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必要条件，这里有一个逆取顺守的问题，还有一个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之的问题。就中国历史来说，中国从古至今，不仅一开始就是一个超级大国，而且还都是有一个超级政府的运作模式存在的。近三千年以前周代的中国，地盘人口就非常庞大，已经是在淮河流域与黄河流域之间了，并且是东西并列，从大海一直到渭河流域。虽然是分封诸侯，但还是有一个中央政府，就是周天子和其王朝，而且，在法理上，也还是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理念，天下，还是周天子的，你们诸侯就是借用一下而已。也就是，所有权还在周天子，使用权在诸侯国。不过，那个时候，各诸侯国是自己管理自己，周天子基本不过问。但个诸侯国定期的朝拜周天子是当时的礼教之一，不能违背，而且各国都不能逾越制度的限制，孔子就批评过一些国家在礼教上逾越了界限，而册封诸侯也还要由周天子来主持。
经过春秋战国的动乱和战争，到了秦朝一统天下的时候，中国开始了一种改革，就是改变了周王朝分封制的松散的统治，而一变为郡县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但这个制度其实在中国的后来历史中，一直没有彻底的被执行。秦帝国15年就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汉帝国，开始了一个分封与郡县制的双轨制度。这种双轨制度，一直沿用到了清朝，中间在宋朝的时候，给改革了一下，就是从汉唐以来的横向双轨制变成的纵向双轨制，也就是中央的大一统政府，也就是超级政府在上面，但县以下，还是分封制度的，还是地方乡绅地主家族控制的，是自治的。郡县与分封的并举，其实就是专制与民主的并举。
而真正将郡县制进行到底的，是在毛时代，中央集权可以统治到村一级，但也不太长，20几年后，又开始了宽松的统治。只是，现在县以下的地方，还不能完全自治，村一级开始了自治，与中国古代的政治相比，其宽松度还要差很多。
党国体制，本质上就是郡县制，也是比较彻底的郡县制。党可以一直控制到村一级。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有党这种统治的方式存在，尤其在宋代以后，只是不叫这个名称而已。比如，明朝的太监阶层，就是一个特权阶层的党的系统，可以直接对皇帝负责，在地方上和军队里面还有监军的权利，与现代军队的政委制度相似，还有锦衣卫和东厂西厂的特务系统。在清朝，整个满族人形成了一个党系统，满族人不与汉人通婚，在各地都建有满城，独立居住，可以直接与满清皇族沟通，还有秘折制度，形成一个凌驾在百姓上面的一个特权统治阶层。也就是，皇帝一人甚至皇族是统治不了天下的，必须要有一个延伸的系统，这个，也可以称为党的系统。
因此，现代的党国体制，虽然表面上好像是从西方学来的，从俄国搬来的，是从孙中山开始，蒋介石继承，到共产党发扬光大，但，在实际上，党国，不全是外来的一种模式，而是有深厚的中国自己的历史传统影响的，是有可能将郡县制进行到底的有力工具。中国明清以来的宽松度，要比以前的朝代差很多，比宋代，汉唐时代，都要差很多，但比国共以来的党国体制，还是要宽松很多的，原因是，在县以下，还是地主乡绅家族自治的，而因为中国一直是农业社会，县以下，几乎就是全部的基层，非常庞大的地域和人口。
在中国历史上，不论在秦以后，产生了郡县与分封制度的双轨制度，也不论是平行还是纵向，中国一直以来，就是存在一个超级政府，但这个超级政府，也是专制与民主的统一，因为郡县是专制的，分封就是民主的。皇权是专制，科举就是民主，雇佣大臣形成官僚阶层，也是民主与专制的合一。
中国历来都有国有体制，如汉唐时代，都有分田地的现象，也就是国家的授田制度，国家分配土地给农民耕种，虽然有土地私有制度，如宋代，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但在天下观上，还是有一个如同周代的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理念存在，天子，还是整个国家土地在法理上的所有者。这与西方中世纪以来的土地的彻底私有制不同，与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私有制主体也不同。而郡县制本身，就是大政府的一种形式。国家操控部分土地，大部自然资源，盐铁的专卖，甚至茶叶的专卖，铜矿业等等，军队也在国家手中。皇族还有自己的专有领地。也因此，中国古代的阶层是这样一种划分和秩序：士农工商，士，也就是未来的官员，农，因为中国一直是农业大国，工商在后面。官员是第一位，因为中国是大政府超级政府的模式；农业第二位，也就是地主乡绅家族第二位；工业第三位，也就是城市的工业，手工业；商业最后，也就是城市的商业。这种顺序是非常中国化的，也非常正确。毛时代，搞了一个工农商学兵的顺序，其实，正确的顺序应该是：党工农商学兵，与中国古代没有太大的不同，因为党就是官员的化身，唯一变化的是将工提到了农的前面，毕竟是工业化的时代了。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阶层的顺序应该是，党商工农兵，唯一变化的是商跑到了前面，但党或官员的地位仍然不变。说中国是官本位，这是不错的。
国有，郡县，大政府，国家操控很多的资源和土地，官僚阶层，这就是中国几千年来的特色，不同于西方的特色。因此，近代的党国体制也好，彻底郡县制也好，专制也好，都不仅仅是孙文，蒋中正，毛泽东的专利，而是中国的传统。而这个传统，与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超级大国有关。一个超级大国，如果要实现一种统一，可能就需要这样一种制度，也适合这种制度。比如西方的罗马帝国，在还比较小的时候，还是民主共和体制，但一旦变成超级帝国以后，就开始过度到独裁和专制的体制，而且后来还干脆分裂成为东西两个帝国。可见，一旦大了，一旦超级了，就不一样了，因此，亚里斯多德的观点，可见还是正确的。
西方的资本专制和民主政府的建立，其前提是私有制为主体，公有为次要，而中国历来都是公有为主体，国有为主体，私有为次要。这就是西方是小政府，而中国是大政府和超级政府的由来。
有些人可能会说，中国也可以不需要一个超级政府，那唯一的办法就是将中国分裂成为许多的小国，这是很多人的梦想，甚至退回到周代的分封制度，仅仅要一个比较松散的统治，有点像美国的联邦政府，但历史证明，这些小国，在春秋战国时代，或以后的时代，包括近代的军阀割据时代，都走向了，或者说是要血拼出一个最强的，最后还要统一成为一个超级国家。中国有一种非常强大的统一力量，因此，超级国家和超级政府，也许是中国人的宿命。
很多人谈到专制政府的合法性问题，关于这个问题，西方社会契约论的鼻祖霍布斯，在其名著《利维坦》中，谈到了超级政府或专制政府的合法性，就是，霍布斯有一个基本的假定，就是在自然状态下，人们都是互相争斗的，互相争夺利益的，是战争状态的，而一个统一的政府，一个可以维护国内和平与抵御外敌的政府，一旦建立起来，不论是民主还是专制的，都有合法性，其社会契约就已经建立起来了，是合法政府，而其合法性，就是它必须要保持国内的和平与抵御外敌，如果做不到这两点，其合法性就没有了。而洛克的社会契约论与霍布斯不同，原因是其前提与假定不同，洛克假定的自然状态比较适合西方，但不适合中国。
中国近代的清朝，因为不能抵御外敌，因此垮台了；民国的蒋介石政府，因为不能维护国内的和平，因此也垮台了。这几天垮台的卡扎菲和利比亚政府，内不能维护和平，外，不能对抗强敌，当然要垮台，其政府的合法性，也就没有了。就这么简单。
笔者理想的政府，不是西方的，也不是现在中国的，因为西方的资本专制与民主政府模式还不适合中国，而现在中国的党国体制还没有宽松到位，官员的上升，也没有公平的科举制做基础和前提。笔者的理想政府，是中国古代汉唐宋那样的政府，是专制与民主并立的，是郡县与分封并立的，是统一与宽松并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