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否繼續需要一個超級政府?
其實,中國人自己關於民主和專制的討論,都沒有太大的意義,包括中國的政治體制是需要一個民主政府還是專制政府,這種討論和爭論,在筆者看來,意義也不太大。因為,統治西方國家的力量,也是專制和民主合一的,西方國家的真正統治力量,也不是單一的民主制,甚至也不是政府本身,西方國家政府的能量和力量很小,西方是資本的專制與政府的民主合一的;反過來,中國的統治力量,也不是單一的專制,也是專制和民主統一的,古代如此,現代也如此。因此,問題的核心就轉變為,什麼樣的政府適合中國,或中國是否只需要或一直需要一個超級政府,這是比較現實的問題,可惜,有太多的人把精力放在民主還是專制的領域裡面爭論不休,浪費了太多的精力,而沒有抓到問題的實質。
現在,是到了拋棄專制與民主話題的時候了。
很多人有一個奇怪的想法,就是中國可能要學台灣,或學新加坡,筆者一見這種弱智的想法,就想笑了,中國和台灣,或中國與新加坡根本沒有可比性,台灣僅僅相當於中國的一個小省,甚至就是一個上海市和北京市的規模,而新加坡僅僅是一個中國的中級城市的規模。甚至中國與西方的歐洲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可比性,不要說歐洲有很多國家僅僅有幾百萬的人口,如北歐各國,其規模也就相當於北京市的一個區,其政府的級別,實際上也就是北京市東城區政府的級別。就算英法德俄國,這樣的大國,與中國也沒有可比性,在中國人看來,這些國家也就是中國的一個省而已,有的是大省,有的是小省。原因很簡單,就是中國從古至今都是一個“超級大國”,其規模地域人口,都是西方國家所不可比擬的。就歷史來看也是如此,當中國宋代的都城有100萬人口規模的時候,歐洲最繁華的巴黎僅僅有5萬人口,這就是差距。
治理一個“超級大國”,和治理一個區,縣,省,是完全不同的。西方的哲人亞里斯多德就非常謹慎的說過,國家的治理,與國家的大小大有關係,治理一個小國,和治理一個大國,其手法完全不同,其面臨的困難和問題也完全不同。筆者非常贊同亞里斯多德的觀點。
歷史上,能與中國這個超級大國的地域規模人口想匹敵的,大概也就是羅馬帝國和大英帝國了,蒙古帝國是一個異類,與中國和羅馬帝國不在一個層次上,奧斯曼帝國,其規模和人口,也與中國不能比,其全盛期,也就是中國地盤的一半和人口的三分之一不到。還有其他的所謂帝國,如亞歷山大帝國,波斯帝國,奧匈帝國,希特勒的第三帝國,日本帝國,但是,最關鍵的,是這些昔日的大帝國,現在都統統不存在了,而由古至今一直存在的超級大國,就是中國一個。世界上也就這麼一個。而關於中華帝國與世界其他帝國的不同之處,請參閱筆者的《中華帝國與世界其他帝國的不同》一文。
現在世界上,能與中國的地域規模人口相匹敵或接近的,也就是歐盟,美國,印度三個。而其中,歐盟是一個鬆散的組織,地盤與中國相近,人口是中國一個零頭;印度是一個不連續的國家,其中還被英國殖民了300年,人口接近中國,地盤是中國的三分之一,現在與中國也不能相比。因此,現在世界上,唯一能與中國相比的,就是一個美國。美國的地盤與中國相當,人口是中國的一個零頭,而美國的歷史,僅僅200多年,還沒有中國一個清朝長,其歷史經驗和治理模式,是比較新的,但因為新,因為沒有歷史經驗,美國也會出現非常多的問題。因此,拿美國來比中國,可以,但似乎也不在一個級別上。
於是,我們可以簡單的得出一個結論,就是,有些人要用西方的治理模式來教導中國,或全盤西化中國,似乎是太托大了,西方沒有這個資格。西方的所謂的資本專制加政府民主的雙重體制,是否適合中國,還大有疑問。關於西方如何是一個資本專制和政府民主的雙重體制,請參看筆者的《從全球占領華爾街運動談資本專制》一文。
中國現在的政府,是一個黨國體制的政府,而且還是一個超級政府,其運作方法與模式,與西方完全不同,骨子裡,好像更靠近古代中國的統治模式。有人稱這種超級政府的模式是中國模式,而中國共產黨自己稱自己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筆者這裡專門談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的超級政府問題。而關於中國的社會結構和超級政府建立的特點,筆者引用自己的文章《從全球占領華爾街運動談資本專制》中的一部分來說明。
中國現在的社會結構是三個方面,資本方,政府,民眾。以前毛時代,中國的基本結構是二元結構,而不是三元,是超級政府與民眾兩個階層,資本方被老毛給消滅了。後來改革開放以後,政府將一些權力和資產下放,形成了中國的資本方,這個資本方,現在是由很多不同性質的資本構成,有權貴資本,買辦資本,私營資本,官僚資本,外資資本等。但無論如何,中國是有資本方了,而且社會也逐漸成為三元結構了。
但中國的政府方,與西方不同,中國的政府方,權力很大,而且還有其控制的資產,包括國企,大型的資源型企業,壟斷型電信,石油,礦產等資本,還有國有金融業,教育行業,醫療行業,軍事工業等。包括土地資本,還在政府的手中。中國政府,不僅要管對外關係,還要管國內的事情,其超級權力,是西方國家的政府無可比擬的。但無論如何,現在中國政府的權力與毛時代相比,已經小很多了。國企的資本,僅占三分之一,國企僱傭的職工人數,也只有30%。
但是,在中國,雖然資本方的勢力有了長足的發展,但資本方還不能控制一切,如西方國家那樣,也不能全面控制政府。中國的政府,現在還是一個比較獨立的力量,也還有能力控制資本方,進而可以擺平和平衡資本方與百姓的關係。中國政府的產生和運作雖然不是民主的,但中國政府在控制和平衡資本方與百姓的關係方面,還不是完全受資本專制的操控,這就形成了,在中國的三個階層中,政府是專制的,但中國的資本方卻不是很專制的,西方國家是政府是民主的,但資本方卻是完全專制的。
也就是說,在中國,最重要的是社會基本結構的問題,而不是政府的產生和是否民主的問題,西方政府的產生和運作是民主的,但是,西方政府本身的權利太小,在國家生活中的地位很低,也控制不了自己的國家,因此西方的民主政府並不能有效的統治其國家,國家實際上是被控制在資本專制的手中。因此西方國家是資本專制加政府民主的模式,是專制與民主的雙重體制。而且還是資本專制大於民主政府的模式。中國當然正相反,是專制政府大於資本專制的模式,國家基本還是有效的被控制在這個超級政府的手中。
那麼,中國現在這個超級政府是如何來的呢?很多人說是槍桿子裡面來的,也對也不對。因為任何一個改朝換代以後新出現的政府,都是從槍桿子裡面來的,槍桿子是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必要條件,這裡有一個逆取順守的問題,還有一個馬上得天下,但不能馬上治之的問題。就中國歷史來說,中國從古至今,不僅一開始就是一個超級大國,而且還都是有一個超級政府的運作模式存在的。近三千年以前周代的中國,地盤人口就非常龐大,已經是在淮河流域與黃河流域之間了,並且是東西並列,從大海一直到渭河流域。雖然是分封諸侯,但還是有一個中央政府,就是周天子和其王朝,而且,在法理上,也還是率土之濱莫非王土的理念,天下,還是周天子的,你們諸侯就是借用一下而已。也就是,所有權還在周天子,使用權在諸侯國。不過,那個時候,各諸侯國是自己管理自己,周天子基本不過問。但個諸侯國定期的朝拜周天子是當時的禮教之一,不能違背,而且各國都不能逾越制度的限制,孔子就批評過一些國家在禮教上逾越了界限,而冊封諸侯也還要由周天子來主持。
經過春秋戰國的動亂和戰爭,到了秦朝一統天下的時候,中國開始了一種改革,就是改變了周王朝分封制的鬆散的統治,而一變為郡縣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但這個制度其實在中國的後來歷史中,一直沒有徹底的被執行。秦帝國15年就崩潰了,代之而起的漢帝國,開始了一個分封與郡縣制的雙軌制度。這種雙軌制度,一直沿用到了清朝,中間在宋朝的時候,給改革了一下,就是從漢唐以來的橫向雙軌制變成的縱向雙軌制,也就是中央的大一統政府,也就是超級政府在上面,但縣以下,還是分封制度的,還是地方鄉紳地主家族控制的,是自治的。郡縣與分封的並舉,其實就是專制與民主的並舉。
而真正將郡縣制進行到底的,是在毛時代,中央集權可以統治到村一級,但也不太長,20幾年後,又開始了寬鬆的統治。只是,現在縣以下的地方,還不能完全自治,村一級開始了自治,與中國古代的政治相比,其寬鬆度還要差很多。
黨國體制,本質上就是郡縣制,也是比較徹底的郡縣制。黨可以一直控制到村一級。其實,在中國歷史上,一直有黨這種統治的方式存在,尤其在宋代以後,只是不叫這個名稱而已。比如,明朝的太監階層,就是一個特權階層的黨的系統,可以直接對皇帝負責,在地方上和軍隊裡面還有監軍的權利,與現代軍隊的政委制度相似,還有錦衣衛和東廠西廠的特務系統。在清朝,整個滿族人形成了一個黨系統,滿族人不與漢人通婚,在各地都建有滿城,獨立居住,可以直接與滿清皇族溝通,還有秘折制度,形成一個凌駕在百姓上面的一個特權統治階層。也就是,皇帝一人甚至皇族是統治不了天下的,必須要有一個延伸的系統,這個,也可以稱為黨的系統。
因此,現代的黨國體制,雖然表面上好像是從西方學來的,從俄國搬來的,是從孫中山開始,蔣介石繼承,到共產黨發揚光大,但,在實際上,黨國,不全是外來的一種模式,而是有深厚的中國自己的歷史傳統影響的,是有可能將郡縣制進行到底的有力工具。中國明清以來的寬鬆度,要比以前的朝代差很多,比宋代,漢唐時代,都要差很多,但比國共以來的黨國體制,還是要寬鬆很多的,原因是,在縣以下,還是地主鄉紳家族自治的,而因為中國一直是農業社會,縣以下,幾乎就是全部的基層,非常龐大的地域和人口。
在中國歷史上,不論在秦以後,產生了郡縣與分封制度的雙軌制度,也不論是平行還是縱向,中國一直以來,就是存在一個超級政府,但這個超級政府,也是專制與民主的統一,因為郡縣是專制的,分封就是民主的。皇權是專制,科舉就是民主,僱傭大臣形成官僚階層,也是民主與專制的合一。
中國歷來都有國有體制,如漢唐時代,都有分田地的現象,也就是國家的授田制度,國家分配土地給農民耕種,雖然有土地私有制度,如宋代,土地可以自由買賣,但在天下觀上,還是有一個如同周代的率土之濱莫非王土的理念存在,天子,還是整個國家土地在法理上的所有者。這與西方中世紀以來的土地的徹底私有制不同,與資本主義興起後的私有制主體也不同。而郡縣制本身,就是大政府的一種形式。國家操控部分土地,大部自然資源,鹽鐵的專賣,甚至茶葉的專賣,銅礦業等等,軍隊也在國家手中。皇族還有自己的專有領地。也因此,中國古代的階層是這樣一種劃分和秩序:士農工商,士,也就是未來的官員,農,因為中國一直是農業大國,工商在後面。官員是第一位,因為中國是大政府超級政府的模式;農業第二位,也就是地主鄉紳家族第二位;工業第三位,也就是城市的工業,手工業;商業最後,也就是城市的商業。這種順序是非常中國化的,也非常正確。毛時代,搞了一個工農商學兵的順序,其實,正確的順序應該是:黨工農商學兵,與中國古代沒有太大的不同,因為黨就是官員的化身,唯一變化的是將工提到了農的前面,畢竟是工業化的時代了。
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階層的順序應該是,黨商工農兵,唯一變化的是商跑到了前面,但黨或官員的地位仍然不變。說中國是官本位,這是不錯的。
國有,郡縣,大政府,國家操控很多的資源和土地,官僚階層,這就是中國幾千年來的特色,不同於西方的特色。因此,近代的黨國體制也好,徹底郡縣制也好,專制也好,都不僅僅是孫文,蔣中正,毛澤東的專利,而是中國的傳統。而這個傳統,與中國從一開始就是一個超級大國有關。一個超級大國,如果要實現一種統一,可能就需要這樣一種制度,也適合這種制度。比如西方的羅馬帝國,在還比較小的時候,還是民主共和體制,但一旦變成超級帝國以後,就開始過度到獨裁和專制的體制,而且後來還乾脆分裂成為東西兩個帝國。可見,一旦大了,一旦超級了,就不一樣了,因此,亞里斯多德的觀點,可見還是正確的。
西方的資本專制和民主政府的建立,其前提是私有制為主體,公有為次要,而中國歷來都是公有為主體,國有為主體,私有為次要。這就是西方是小政府,而中國是大政府和超級政府的由來。
有些人可能會說,中國也可以不需要一個超級政府,那唯一的辦法就是將中國分裂成為許多的小國,這是很多人的夢想,甚至退回到周代的分封制度,僅僅要一個比較鬆散的統治,有點像美國的聯邦政府,但歷史證明,這些小國,在春秋戰國時代,或以後的時代,包括近代的軍閥割據時代,都走向了,或者說是要血拼出一個最強的,最後還要統一成為一個超級國家。中國有一種非常強大的統一力量,因此,超級國家和超級政府,也許是中國人的宿命。
很多人談到專制政府的合法性問題,關於這個問題,西方社會契約論的鼻祖霍布斯,在其名著《利維坦》中,談到了超級政府或專制政府的合法性,就是,霍布斯有一個基本的假定,就是在自然狀態下,人們都是互相爭鬥的,互相爭奪利益的,是戰爭狀態的,而一個統一的政府,一個可以維護國內和平與抵禦外敵的政府,一旦建立起來,不論是民主還是專制的,都有合法性,其社會契約就已經建立起來了,是合法政府,而其合法性,就是它必須要保持國內的和平與抵禦外敵,如果做不到這兩點,其合法性就沒有了。而洛克的社會契約論與霍布斯不同,原因是其前提與假定不同,洛克假定的自然狀態比較適合西方,但不適合中國。
中國近代的清朝,因為不能抵禦外敵,因此垮台了;民國的蔣介石政府,因為不能維護國內的和平,因此也垮台了。這幾天垮台的卡扎菲和利比亞政府,內不能維護和平,外,不能對抗強敵,當然要垮台,其政府的合法性,也就沒有了。就這麼簡單。
筆者理想的政府,不是西方的,也不是現在中國的,因為西方的資本專制與民主政府模式還不適合中國,而現在中國的黨國體制還沒有寬鬆到位,官員的上升,也沒有公平的科舉製做基礎和前提。筆者的理想政府,是中國古代漢唐宋那樣的政府,是專制與民主並立的,是郡縣與分封並立的,是統一與寬鬆並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