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也坚信全国是丰收的，粮食总产量上没有多少问题，他怀疑多数地方肿病和死人现象再度蔓延开来，多半不是因为缺粮，而是因为1958年工作安排上太偏重于钢铁、粮食、棉花，导致蔬菜、油料作物生产太少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中共中央最早因饿死人事件处分省级领导人，发生在1957年。 

中央为何处分广西省委 

当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和《广西日报》首次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处分广西省、地、县一批主要领导人的决定。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书记郝中士、萧一舟，以及中共平乐地委书记、副书记,中共平乐、荔浦、横县县委书记、副书记等十余人被罢免了党政职务，有些还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决定说明，公开处分陈漫远等人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对广西省1955年和1956年发生大批农民逃荒，甚至饿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决定指出，广西省早在1955年就已经发生过农民逃荒和饿死的现象，国务院当时即发出过指示，要求“必须加强生产救灾工作，对某些情节严重的失职干部，应该予以严肃处理。”然而，广西省、地、县各级负责人“仍然麻木不仁，不能从事实中吸取教训”。1956年春荒再度到来，“广西省的领导干部由于在工作中严重地脱离群众，不了解下情，对灾情发展估计不足，因而没有领导有关部门正确地贯彻执行这一政策，及时地作好粮食调度供应工作”，终至“造成平乐、荔浦、横县等地区农民大批逃荒和死亡的严重事件”，“不仅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而且也严重地损害了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 
当时公布的广西省1956年因缺粮饿死的农民的数字，是“550多人，其中以平乐、荔浦和横县最多”。这个数字是否准确，尚有争议，但中共中央的处分，显然不止是针对1956年的问题，而是包含着对此前死人事件的追究问责。国务院的决定对此已经讲的再清楚不过了，邓小平对此也有很明白的说法，即中央最不满的，是“事件发生后，省委对有关失职人员一直拖着不处理，患得患失，你推我，我推你，不仅缺乏群众观念，连‘人民’两个字的观念也没有。”这里讲的广西省委拖着不处理的“事件”，也就是国务院处分决定中所说的情况，即对国务院要求严肃处理造成1955年饿死许多农民的失职干部的指示拖着不办，以至于1956年再度发生大批饿死人的情况。 
那么，1955年广西饿死了多少人呢？目前尚未见有可靠统计，但从广西一些县志的记载可以看得很清楚，1955年饿死人的情况要比1956年严重得多。如中共中央指出的1956年死人最多的横县，在县志里就没有具体记述当年死人的情况，倒是特别强调了1955年的灾情，称光是该县南乡、飞龙两个乡，1955年就有2971人因饥饿患了浮肿病，死亡434人。宾阳县志也没有记述1956年的死人情况，但却特别说明1955年因给农民留口粮偏低，以致该县因缺粮死亡667人。浦北县志也没有讲到1956年的灾情，但说明：1955年“全县断粮者最多时达226959人”，“患营养不良性水肿病10639人”，死多少人没有写出来。 

中国饥荒常态化的影响 

中共中央处分广西省、地级负责干部的时间非常微妙。因为它恰好是在1957年春夏之交。中央派人前往广西调查其问题是在1956年底，也就是在整风运动刚开始发动之际。中央书记处第一次讨论中央监委的调查报告是5月16日，读过沈志华教授反右运动研究的人都清楚，当时毛泽东正在警觉当中，反右的决策还没做出来，社会上反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正热气腾腾。而书记处第二次，即5月20日讨论对广西问题的处理决定时，毛泽东恰恰决定要发动反右了。在这个微妙时刻坚持自曝家丑，一方面固然与整风反官僚主义的初衷有关，一方面反映出中共高层对广西省地领导人的极度不满。只是，这主要不是因为死了多少人，而是因为广西当地负责干部隐瞒下情、无视中央指示的行为。 
灾荒，乃至于饿死人，在中国近代农村司空见惯。即使中共建国之后，每年还是会遇到春荒或夏荒。尤其是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之后，农民口粮被政府严格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上，一些地方的农民在青黄不接之际，因缺粮而逃荒甚至饿病的情况，时有发生。1954年，因发生全国性的灾荒，就曾导致几千万农民缺粮、断粮，不少省份都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其他年份，因国家太大，所谓“插花”式的这里旱、那里涝，出现广西那样的局部饥荒，屡见不鲜。在此之前，中共中央还从未因为饿死人而处分过省、地中高级干部。这也就是说，仅仅是因为有农民饿死，中共中央一般并不会轻易惩处下面的干部。 
比如，就在所谓大跃进的1958年春天，就发生了大面积的春荒，一度有16个省都出现了农村缺粮、断粮，农民逃荒、饿死的情况，仅毛泽东批示要求各地注意者就有三四次之多。 
据1958年4月25日中共中央转报办公厅所得各地的消息称，安徽有130万人缺粮，流浪到外省的农民有几千人。河北4个专区农民外出讨饭的有几万人，已发现12人因饥饿难耐而自杀。山东全省有67万人断粮，逃荒要饭的有15万人之多。广西壮族自治区29个县965个乡缺粮缺钱的困难户超过120万，占该地区总人口的16.2％，已经断粮的就有5.7万人。广东省50个县、市统计，因春荒断粮的近百万人，已知饿死7人，因饿病水肿的69人，卖孩子的10人，讨饭的66人。 
中央转发的这份简报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它指出：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无粮可供，“首先是因为灾区的领导干部对粮食情况不摸底，对形势估计不足，特别是有些干部怕犯右倾，见喊缺粮不相信，不积极采取措施。加上有些地区供应工作本来安排不当，闹粮情况发生后，又未迅速抓紧统销工作，对真正的缺粮未及时供应，致使闹粮面积扩大。” 
把这一点和上述国务院批评广西省委的错误稍加对照即可看出，中共中央很清楚，这类问题的发生，多半都是因为许多中高层干部“在工作中严重地脱离群众，不了解下情，对灾情发展估计不足”，以至于明明有粮有钱，却不能防患未然，人为造成饥荒死人。 
另一值得注意之点是，简报在行文中对缺粮、断粮强调不多，它更多使用的“闹粮”一词，并且把缺粮、断粮与“闹粮”相提并论。因为把缺粮、断粮与“闹粮”混为一谈，结果，即使发现一些地方干部存在着严重渎职的现象，也未必会引起高度重视。如简报中明确讲，甘肃全省21个县断粮，严重的如徽县，人们把鸡、狗、猫都吃光了，多数人只能以树皮草根充饥。该县有2031人患了浮肿病，其中一个合作社的死亡人数就占到发病人数的15％，4户人家死绝，全县因饥饿已死亡近800人。简报称，该县并非没有粮食可用来救急。县委因为不相信下面缺粮，把2000万斤销售粮和存粮“全部扣在县上不下发，这些粮食可供应两个半月”。正是由于把徽县县委的此种严重渎职行为视为判断错误，简报不仅没有要求惩处该县县委，而且还特别表扬了甘肃省委，说甘肃提出的“‘全党动员，苦战三昼夜’，尽速解决问题”，是一种极好的态度。 
当然，还有另一种看法也不能不提到。即主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多半认为，这主要还是全国范围粮食生产不足造成的。如谭震林在回复毛泽东5月24日询问山东农民缺粮情况的一个批示时就这样写道： 
“山东省每人（年）平均口粮360斤，少数山区是200多斤，一般说是够吃的。去冬以来劳动强度增加，有一部分人不够吃，这是全国的现象。粮食问题主要是增产赶不上口粮增加的需要，这个困难，估计三五年内即可能解决，即全国每人平均有一千斤粮食：口粮600斤，种籽200斤，余粮100斤。” 
这里的口粮斤数指的是原粮斤数，变为成品粮只及此斤数的75％。也就是说，360斤原粮等于270斤成品粮，平均到全年365天，山东农民当时最多每天只能吃到7两左右的粮食。如果是200斤原粮，则每天平均也就只能吃到4两左右的粮食。如此少的口粮，如何能不发生春荒夏荒，以至于饥荒呢？然而，对于这种情况，当时主管粮食及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却相信“一般说是够吃的”。这看来也是几年来春荒夏荒持续不断的一个原因。 

毛泽东对死人问题的态度变化 

中央在上述简报中一方面委婉地批评了甘肃省徽县县委的作法，一方面却并不要求甘肃省委“严肃处理”，还表扬甘肃省委在救灾问题上态度积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大跃进问题上受到过毛泽东的表扬，是当时国内各省农业大跃进的重要旗手。而能否实现大跃进，在1958年是衡量一个干部好赖的最主要的标准。何况，从毛泽东到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都是刚刚从革命战争年代里过来的。在他们的眼里，搞建设和打仗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大跃进其实也就是照战争打仗的思维设计和推动起来的。 
查一下毛泽东1958年的历次讲话可以看得很清楚，一直到这一年11月底，他都是抱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革命的逻辑思考问题的。 
3月9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就讲到过死人问题。在有领导人汇报到劳动中工伤事故增加较多时，他插话说：“花这一点代价赶上英国也是要付的。各省准备死500人，1年1万多人，10年10万人，无时不死人，要有准备。” 
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到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毛泽东更是明确讲：谁都不愿意打仗，但要准备有战争疯子。“打起来也要不大惊小怪，打起仗来无非就是死人。打仗死人我们见过，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原子仗现在没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几亿人剩几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了。换来一个资本主义全部灭亡，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 
8月19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又讲：“打了那么多年仗，死了那么多人，没有谁能赔偿损失；现在搞建设，也是一场恶战，拼几年命，以后还要拼，这总比打仗死人少。” 
11月1日，毛泽东在河南新乡与几个县委书记谈到土法炼钢容易发生死伤时还是在这样讲。他说：“这比打日本好，比打蒋介石好，打仗要死人，这也可能死一个两个的。” 
分析毛泽东上面的这些说法可知，他并不是完全不在乎死人。他的看法很清楚，战争死人多，但躲不过，该打就要打，死人多，胜利了就不是坏事；搞建设死些人也是必然的，要高速发展不可能不付一点代价，不能因为死几个人就不去跃进了。然而，他认定一点，搞建设死人要少得多，一个工地“一个两个”，全国至多“1年1万多”，不会大规模死人。因此，一旦他发现像打仗那样去搞建设，可能会造成大批死亡的时候，他就再不这样讲话了。 
毛泽东是何时发现用大跃进的方法可能造成严重死亡现象的呢？应该是在这一年的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因为我们注意到，从这时开始，他在讲这个问题时态度一下子改变了，开始反复强调要让农民吃饱睡好，不要太过劳累了。 
11月10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此讲得更明白了。他说：一定要使生产者能够吃饭，吃得好一点，一定要保证食品中有足够的热量和营养。他特别提到：现在云南几个月中间就死了4万人，就是没有注意让人吃饱。“只要人家苦战，每天十几小时，吃得不够，休息得不够，粮食、油盐、蔬菜，那个东西不注意（是要死人的）。”这种强迫性的作法“现在我们必须制止。一个要吃饭，一个要睡足”。“搞社会主义有优越性，但是死人，成万的死”，这叫什么优越性？ 
十天之后，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的话讲得更重了。他说：不能像过去那样干了。“除特殊外，还是要睡一点觉。现在要减轻任务。”明年的生产指标要降下来，不能总是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否则，“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他指着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说：“安徽要搞那么多（吗）？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他特别强调要把水利建设今冬明春全国的土石方量降下来，批评中央提出的在1958年的基础上提高两三倍的计划不合适。声称自己负不起这个责任，说“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谢富治为什么没有被处分 

云南省这时的第一书记是谢富治。云南省几个月死了将近4万人，远比一年前广西陈漫远在任时造成的损失要大得多。但是，谢富治却安然无恙。毛泽东不仅没有处分谢富治，而且还表扬谢富治的检查报告写得好。 
谢富治的检查报告是怎么讲的呢？报告中说： 
在今年春夏之间，云南曾发生严重死亡的情况。肿病至6月下旬和7月上旬发病率猛增，遍及全省70多个县市，并兼有痢疾等流行。我们虽曾采取了一些措施，先后4次派遣医疗队伍进行检查和帮助，并调拨专粮、专款，但制止无力。至10月10日止，全省累计发病38.8万多人，死亡39721人，其中因肿病而死的占半数。 
云南全省死人以曲靖专区最为严重，共死亡19072人，占全省死亡人数的48％。而该专区又集中在陆良、泸西、曲靖等县。仅陆良县即死亡12917人，占该区死亡人数的67％，占全县总人口的5.6％，因肿病死亡者5205人，占死亡人数的40％。 
经解剖尸体及临床治疗断定，这种病属于混合性营养不良型水肿，病因主要是过度疲劳和营养不良。据查，每个农民在正常劳动情况下，每天需要热量2500卡，劳动最紧张时需3000卡至5000卡。但今年六、七月间，青黄不接，口粮较紧，特别是去年歉收地区，有的农民每天只能吃到四五两粮食，而劳动强度很大，因而造成死亡。 
报告承认发生问题的关键，是领导作风不深入，干部强迫命令，并举例说明陆良县死亡多与地方干部组织“督战队”，鞭打威逼农民，对群众生活不注意，留给农民口粮太少，农民劳动强度成倍增加有直接关系。 
报告以省委名义请求中央给予处分，谢富治并特别写信给毛泽东表示要承担主要责任。 
毛泽东在谢的报告上批示道： 
“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肿病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别的省分，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是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在这里，毛泽东关于我们现时普遍把任务提得太重，只知道把千钧重担压下去，逼得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对人民生活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因此不能专门责怪下面干部的话，说明了他不主张处分云南省委的主要原因。毛泽东没有讲到的另一方面原因是，云南省自2月份部分地区出现肿病之后，即陆续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6月开始全面介入，并几度主动向中央汇报过情况。10月以后更多次向中央和国务院全面检讨和请求处分。想来这也是毛及中央高层无意处分他们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对粮食丰收的认定与怀疑 

在毛泽东与大饥荒的研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他什么时候意识到各地在粮食问题上的谎报与浮夸的？ 
毛泽东1958年的讲话很多，不相一致的说法也比比皆是。事实上，还在运动开始轰起之时，他就很明确地讲过不赞成谎报和浮夸的话。比如在3月20日成都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他就提醒过，说：“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但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然而，在这之后，毛泽东本人恰恰又讲了许多助长虚报、浮夸的话，使各级干部想不虚报、浮夸都不行。毛泽东站出来批评虚报、浮夸，已经是11月郑州会议的时候了。当时他已经注意到，他曾经表扬推广的一些大跃进的榜样，恰恰是弄虚作假的典型。比如他就明确地否定了他最早推广过的徐水人民公社的作法，说：“徐水不如安国，以后要宣传安国，不要宣传徐水，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钢铁‘卫星’的数目也不实在，这种作法不好，要克服，反对浮夸，要实事求是，不要虚假。” 
河北省徐水大跃进的虚假“经验”，早在毛泽东成都会议上告诫不要虚报、浮夸时，就在会上被当作成功经验向全党在推广了。当年8月4日，毛泽东得知徐水粮食亩产上百万斤的消息后，还专门去到徐水参观了解，并予以了肯定。《人民日报》关于“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讨论，也是毛泽东参观徐水等地粮食“卫星”田之后，公开提出来的。徐水打破家庭结构，把农民组织起来，分成男营女营过集体生活，吃大锅饭，实行“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化”，同样是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搞起来的。 
毛泽东发现徐水弄虚作假，搞强迫命令，甚至于违法乱纪，是10月下旬。先是中央办公厅下去调研的工作人员写了一个报告，递到了毛的手里。接着河北省委工作组亦报告了徐水这方面的严重问题。10月24日，毛召集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徐水情况，对徐水的一些作法提出了批评。31日，他再去河北，在石家庄讲话又直接批评了徐水强行搞平均主义的做法。到11月开郑州会议时，他已基本否定了徐水的经验，并开始注意到：现在许多地方的跃进都是通过谎报得来的，比如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把亩产300斤麦子报成400斤。 
因为一切都是听汇报、看报告、读报纸，和走马观花得来的，再加上毛泽东主观上想要看到高指标，从1958年年初起就一直在推动各部、各地制定“破除迷信”的高指标，因此，当各种高指标雪片般飞扬起来之后，他自己也不能不日渐受到各种虚假宣传的左右了。即使到1958年年底，他注意到徐水等地有弄虚作假的情况，由于中共中央主管经济工作，包括主管粮食工作的负责人一再报告全国范围粮食产量较头一年增产两倍有多，因此他对粮食大丰收的看法一直没有改变。而且，毛泽东的一个基本态度，就是要大力保护一切“敢想、敢说、敢做”的跃进精神。 
同样是在郑州会议上，他一面批评虚报、浮夸，一面又对山东范县声称1960年粮食产量“保证亩产二万斤，争取三万斤”的“卫星”计划欣赏有嘉。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吗？行路匪遥，一周可以往还，会后出征，以为如何？” 
当然，对虚报已经有些敏感的毛泽东这个时候也不是十分相信那些自信满满的中央领导人提供的数据。他相信这一年因大跃进迎来了粮食大丰收，但是他对是否增产两倍却很怀疑。11月8日他已经在讲：1957年粮食3700亿斤，今年能收7400亿斤，翻一番就不错了，我不太相信会翻两番。“粮食产量，估计不算数，要看实收数。” 
第二天，他在郑州会议上进一步讲：大家都说今年至少9000亿斤，我看最多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定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 
几天后，中央书记处开会，传达毛泽东的意见：“粮食各地报的数字打个七折，还有8000亿斤，我只要7500亿斤就满意了。7500亿斤－8000亿斤就很了不得了。” 
随后在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都一直在问谭震林、李先念，甚至是湖北省委，真实的粮食产量到底是多少。但显而易见的是，最后大家都还是相信取得了大丰收，故八届六中全会最终确定：1958年粮食总产量是7500亿斤。 
谭震林后来解释说：这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了，“今天谁也拿不出一个确切数字来。要多，能多到9000亿斤，要少也能少到5000亿斤，因为他把小杂粮、地瓜已经吃去的部分都不计算在内了。” 

毛泽东的困惑：粮食会紧张？ 

由上述情况不难发现，国务院1957年处分广西省领导人时所称“领导干部由于在工作中严重地脱离群众，不了解下情”，无法正确制定和掌握政策，应对和解决问题的情况，上至中央和毛泽东也是一样的。今天几乎所有对那段历史略有常识者都清楚地知道，所谓1958年粮食产量翻一番，甚至翻两番，统统都是下面虚报、浮夸的产物，然而，从中共负责农村工作、粮食工作、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一直到毛泽东，全都被蒙在鼓里。因此，当1958年底1959年初出现肉蛋副食紧张、蔬菜紧张，粮食紧张，全国几百万农民又出了水肿病时，所有中共领导人都懵了，不明所以。 
最初，毛泽东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他再三讲：“五六年只增产150亿斤粮食就大跃进，五七年只增产50亿斤，五八年能增产1000亿斤，我就满意了，也是了不起的事情。但现在不是1000亿斤，而是3800亿斤，这不是大跃进吗？” 
粮食增产那么多，怎么还会紧张呢？在1月22日批转山东省委、省政府就馆陶县发生逃荒死人问题的检查报告中，他也注意到粮食产量有虚报、浮夸的情况，曾提到：“在丰收地区中，往往有一些减产、平产或者增产不多的地方，如果不认真注意，就容易在这部分地方发生严重问题，1956年广西饿死人的事件，在平乐、荔浦等县，也是在一般丰收中的插花灾区发生的。如果加上作风上的虚报浮夸，为了怕失面子，不许群众向上级反映真相，秋收中的粗糙，秋后有一段多吃了一些，等等因素，就更容易发生问题。” 
1月中下旬已经有14个省报告因水旱灾害，有些地方减产，甚至绝收。山东省委即报告称，馆陶、金乡两地从中秋节到这时一直没有粮食吃，“吃地瓜、吃红薯渣，有的连地瓜、红薯渣都吃不到。”谭震林派人去查，证实2万人逃荒，已经饿死了23人。 
1月20日，谭震林在中央电话会议上通报说，全国浮肿、干瘦发病人数490多万人。还有两个省没有报上来，实际人数应该超过500万了。他得到的数字，已经死了7万人。他报告给周总理，总理说他的消息是12万人。谭对此感到不好理解。说：过去以为是老人和小孩身体不好，现在看，有些壮劳力也死了，这就和劳动强度问题有关了。但是，这几个月气候不好，天气恐怕也有问题，热一下，冷一下。“据说1919年也是这样的情况，死了两千万人。这样的气候对农作物的生长有影响没有，是祸还是福，请同志们注意一下。” 
毛泽东也坚信全国是丰收的，粮食总产量上没有多少问题，他怀疑多数地方肿病和死人现象再度蔓延开来，多半不是因为缺粮，而是因为1958年工作安排上太偏重于钢铁、粮食、棉花，导致蔬菜、油料作物生产太少。为此，他对1958年经济计划工作十分不满。在2月2日省市区党委书记的会议上，他对此予以很尖刻的批评。说：“浮肿病主要是蔬菜吃少了。油要抓一下。又要搞到东西，又要使农民不造反，一定要500万人害肿病，北京一人一两蔬菜才引起注意？！” 
对于各地原来喜报频传，国家按量收购却又百般抵制，毛泽东最初也是百思不得其解。1959年2月初看到广东省负责农业的书记赵紫阳考察雷南县征购粮食所做的报告，他才恍然大悟。因为按照赵考察的结果，大跃进，粮食大丰收无可怀疑。“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这一看法让毛泽东以为抓到了问题的症结。他马上向全国转发了赵的报告，而且批示称：“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耕和一九五九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但是，粮食大丰收，农民及其基层干部为什么还要瞒产私分呢？毛泽东再三询问后得出看法，认为一是因为粮食丰收了，再加上是公共食堂，农民放开肚皮吃，消耗太多；一是因为人民公社初创，一切白手起家，公共积累摊得太多，农民增产不增收，因而不满。 
2月底，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接连发表谈话，承认自己过去鼓励农民一天吃五顿之类的说法有问题，说：“去年大丰收，使我们麻痹了，粮食问题十年也不要说解决了。每人每年有三千斤粮食也不要说解决了。要大反浪费，生产永远也不能满足浪费的需要。”同时，他更多讲的，是要给农民利益。 
他讲：“我们和农民的关系有点紧张。一是粮食问题；二是供应问题。去年11月以来，这股‘共产风’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大米，几亿农民和小队长联合起来抵制党委。中央、省、地、县是一方，那边是几亿农民和他们的队长领袖作为一方。这个问题不很好解决，很可能会犯斯大林的错误。农业不能发展。” 
“谁料到大丰收出粮食问题？”毛泽东认定，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分配制度有问题，公共积累摊得太多。他计算了河南公社的收益分配情况，说“公社生产费20％，积累、税收50％，农民只分到30％，瞒15％，实际拿45％”，但猪归公社，大白菜也归公社，还要出工修水库、修路，农民怎么能不反抗？他的意见是：今后的粮食安排，必须先考虑农民。“第一是安排社员的生活。第二是安排积累，公社积累18％，加上国家税收7％，共25％，现在很多地方超过了这个比例，是很危险的”。 
而因为相信全国是大丰收，因此，粮食、副食、蔬菜再紧张，毛泽东也坚持认为这是农民抵制征购造成的。故3月28日上海会议中李先念报告说：“全国都是丰收的”，但有些省粮食还没收上来时，他还插话说：“为什么别的省未收起来？请各省学河南的办法，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上）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等 
来源: 《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