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1961年,中国真的是风调雨顺吗?
对于历史上的那次饿死上千万老百姓的灾难,有些人定其为是没有什么自然灾害,完全是人祸。这种居心真的很难揣测。有些人先是拼命夸大死亡的数据,从3000万到8000万,无奇不有,然后再说,那三年根本就没有什么灾难,其目的就是要得出一个结论,即那三年的灾难完全是人为造成的,完全是人祸,连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话都不讲了。笔者真的是不太明白。 笔者在这里不是要翻什么案,只是对这种不顾历史事实,总是从某种情绪或仇恨出发的研究动机不太理解,也不喜欢。事实就是事实,该是如何就是如何,为什么要夸大呢?大跃进,造成的灾难,人为的因素当然非常的明显,重工业优先,大干快上,15年超英赶美,不顾现实条件,不顾经济规律,冒进造假,高积累,将农业的劳力大量用在工业上。农业虚报产量,然后高征收,结果造成农民口粮不足。 但是,全国的粮食减产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高征收之后,还是可以返还农民的,救济农民的。在河南,就有几个地方官员,违抗上级命令,私自打开国库,放粮救济农民,因此就基本没有饿死人。那个时候是有一些的粮食出口去换美元外汇,但数量并不是很大,换美元还是重工业优先的原则在起作用。而全国的粮食减产与自然气候的灾害有相当的关系。那个时候基本还是靠天吃饭,一旦气候有变,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个时候农田水利工程刚刚开搞,还不成体系,比如十三陵水库,因此全国的抗灾能力非常有限,到文革时代,全国大修水利工程,那以后,中国的抗灾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全国那个时候粮食都非常的紧张,无论周恩来如何的调配都不够,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而大跃进,不仅是毛一个人,几乎全部的中央领导都在头脑发热,都站在毛的一边,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还是主要的干将,他们观念的转变是后来才有的。周那个时候有些靠边站了,邓压在周的上面。而1958年至1959年的几次会议,包括郑州会议和庐山会议,本来的目的都是为了反冒进,反左倾,因为毛已经发现问题了,包括毛在武昌洪山的讲话,都可以看出毛准备政策调整了,可是下面根本没有贯彻。尤其是庐山会议,毛本来都准备改自己的问题了,本来也准备下山了,可是刘少奇揪住彭德怀不放,结果就又重新开会,开扩大会,解决彭德怀的反党问题,其结果是,会议后来变了风向,反左又变成了反右。于是大跃进又持续下去。大跃进死亡的人口大部分在1960年,如果1959年庐山会议按原来的计划开成功的话,政策就会调整,那1960年,就不会死那么多的人。非常可惜。 在大跃进时代,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问题很大,无论如何洗刷都洗刷不干净的。大家可以查一下刘少奇在大跃进时代的讲话,比毛还要激进。而邓小平在大跃进时代是毛的副帅,毛下面就是邓,邓做了10年的书记处书记,而那个时候是书记挂帅,连周恩来都要向邓汇报工作。邓在这10年中,1956-1966,干了三件事,一个是反右,邓是反右的主帅,因此邓一直到去世都不给反右平反,只是说反右的错误是扩大化而已;另一件就是搞大跃进,是毛的副帅;第三件事就是与苏联中苏论战。因此邓是为毛立有大功的人,否则在文革的时候,毛打倒刘少奇,可为什么不开除邓的党籍?毛仅仅是想给邓一个教训,以后还要起用。而一些吹喇叭的知识分子,包括钱学森他们,也都是洗刷不干净的。 笔者下面引用一篇文章,来专门谈那三年的气候问题,以及气候对农业的影响。读者可参考来看。
1959-1961年全国干旱灾害探讨述评 作者,徐海亮,发布时间:2009/09/05 来源:国史网
灾害状况与灾情概述 1.灾害状况 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全国性旱灾,从气象、水文、农业、民政和统计部门记录的原始资料文献看,这是建国以来第一场连续多年的干旱灾害。按照国家气象局分析发布和出版的权威性资料文献[1],水利部统计归纳的资料和研究出版的专著[2],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汇编的《中国灾情报告》[3],概括其记载、归纳与研究,陈述于下: 按《中国灾情报告》记载,1958年,“为近30年未有的大旱”,1959年,“受灾范围之大在50年代是前所未有的。”[4]刘颖秋主编的《干旱灾害对我国社会经济影响研究》认为,“是新中国成立10年来旱情最重的年份”。[5] 《中国灾情报告》认为1960年持续旱情扩大:“……除西藏外,大陆各省区旱灾面积高达3812.46万公顷,为建国以来最高记录”;“本年灾情是建国后最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是年大旱,除黄河外,还有不少河流断流……1961年,旱情持续,东北局部、西北大部、黄淮、长江流域、西南北部降水偏少2-6成,局部地区偏少6成以上,依然是全国较大范围持续干旱的一年。[6] 人们习惯上将这几年的灾害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从干旱灾害发生、发展,延伸和转移看,影响我国农业生产的干旱灾害,前后延续了五年。时间上,以1959年夏秋至1960年夏黄河流域、西南、华南为主,1961年春夏秋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连续干旱为主;以及1962年春夏、夏秋的华北黄河流域、东北的干旱。 2.1959-1961年的干旱在建国以来干旱灾害长序列里的地位 成灾统计居于首位。 受灾与成灾面积是衡量灾害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干旱这一黑箱系统产出结果。长系列来看,它是气象降水、气温-蒸发、土壤含水量、作物需水、田间持水诸多要素交互作用的综合反映。在1949-1990年的长时期内,“全国受旱面积超过2000万hm2的有23年,成灾面积超过1000万hm2的重旱年有12年,成灾面积超过1500万hm2的大旱年有5年,按成灾面积大小,依次为:1961年、1978年、1960年、1988年和1989年……受旱率超过15%和成灾率超过5%的有15年,包括1972年、1976年及1959-1961年、1978年-1982年和1985年-1989年等3个连续年段。受旱率超过20%和成灾率超过10%的有6年,分别是1960年、1961年、1978年、1986年、1988年、1989年”。可见,仅按成灾面积统计,1959-1961年在该长序列中,成灾面积名列前茅,而在建国初期17年(1950-1966年)的统计里,该时段的受旱面积、成灾面积、粮食减产量、受旱人口的统计数值,则更居于首位(见图1)。[7] 图1: 中国农业旱灾的长时期(1950-2001年)变化中,“受旱面积的7个高峰期为1958-1962年、1972年、1978-1982年、1985-1989年、1991-1995年、1997年、1999-2001年,均在3000万亩以上。几个受旱超过4000万亩的严重干旱年,如1959年、1960年、1961年、1978年、1986年、1988年、1989年、1991年、1992年、1999年、2000年、2001年均出现在上述高峰期”。[8] 由国家气象局主持的重大课题《中国气候和环境演变》[5]中“极端气候与环境灾害对水资源的影响”条,也谈到在1949-1990年:“全国旱灾成灾面积接近或超过1000×104hm2的有15年,包括1972年、1976年及1959-1961年、1978-1982年和1985-1989年等3个连续严重干旱年”[9](参见图2)。
“1959-1961年,我国遭受连续三年少雨干旱,灾情十分严重”[10]。这是国家水行政主管部门在40年后,对这次干旱灾害的冷静而简要的权威性评价。在水利系统的有关重大自然灾害的统计和专著中,也始终确认这几年的干旱灾害的严重性。 二、1959-1961年全国干旱灾害天气背景的回顾与评价 根据长系列旱涝灾害变化规律, 1959-1961年干旱灾害有其宏观的天气背景。 1.夏季降水变异的背景。 夏季降水直接地影响着当年秋季农业收成和秋播。从夏季旱涝特征看,建国初期的1953、1958、1959、1960、1961、1964、1966年都属于1类为北方型,主要雨带位于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盛产粮食的江淮流域大范围少雨,梅雨偏弱,出现明显伏旱。从我国夏季雨型的变化规律,认为50到60年代末,以1类的北方型为主。本文研讨的连续干旱灾害,就处于这样的大背景下。此外,夏季季风强度指数与降雨雨型关系密切,从统计看,夏季季风强年依次为1961、1960、1988、1981、1990、1964、1963、1959、1989、1973、1975、1962、1985、1994、1977年,研究时段的几个重旱年都在此列,而且观察后来导致重旱的1988、1989、1994年,也均属季风强年。再次,夏季副热带高压脊线位置偏北,长江及中间地带易少雨,盛夏出现伏旱,如1959、1961、1973、1976、1994,研究事件也有两年在此列。此外,当青藏高原位势高度偏高时,有利于夏季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偏北、偏西和东亚夏季风偏强,导致1951年以后,以北方类型降雨占优势,该系列干旱事件处于这一阶段。 印度低压偏强时,夏季多雨区将位于黄河以北,而江淮、西北将可能干旱少雨,如1959年8月,1961年到1964年,印度低压由弱转强,趋于最强劲,而系列干旱事件,就发生在这个转强的时段。[11] 2.秋季和冬季季风变异。 秋季和冬季季风气候变化,也关系到当年或次年的冬半年降水模式,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到次年夏季农业收成,以及长江流域早中稻生长。对热带太平洋海温与东亚冬季风异常关系的研究[12]认为,前期秋季海温异常偏高,未来冬半年东亚冬季风将异常偏弱,反之,未来冬春的半年东亚季风将显示偏强。而东亚冬半年,也即该年冬次年春季,其冬季季风强弱,往往影响到跨年度的冬春连旱。1958-1999年秋季西太平洋暖池统计资料显示:某年与太平洋海温关联的冬季风较为强劲,该年春或上年冬,(或者该年冬半年)出现较大范围的干旱,如1958、1959、1960、1972、1978、1982、1986、1989、1990、1991、1994、1997年。本文研究时段的连续干旱灾害,恰恰发生这种冬季风较为强劲的年际。 对青藏高原冬春季积雪与长江黄河流域汛期降水关系的研究认为,1959-1969年长江中游少雨区,对应高原的少雪年;黄河流域6月降水等级偏少的1959-1978年,也对应高原的少雪时段。高原降水积雪,自然也是与冬季风强弱相关的。 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主要农业区遭受的干旱灾害,也处于这一青藏高原少雪阶段。干旱有着较为宏观的天气气候背景。[13] 2.印度高压撤离早晚的影响与其他物理因素。 陶诗言院士指出印度高压撤离时空变化与东亚大气环流6月突变的关联,由此,后人的研究认为,印度高压平均撤离期是6月的第2候,最早是5月第4候,而59-61年干旱背景中,1958、59、60年该高压撤离时间分别为6-4、6-6、6-2,相对均值较晚,59年则是1955-95年中最晚的一年。研究认为:“初夏季节转换晚时,我国汛期降水偏少,其中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地区偏少的可能性更大”[14]。本研究时段正好符合这种宏观的规律。 此外,厄尔尼诺现象与中国东部降水类型似有较为显著的关联。1950-1990年代资料统计,厄尔尼诺发生年,7月降水类型多为2型、3型,而1958-1961年的夏季降水模式为1型,我国中东部连续干旱时段处于1957年和1963年两次厄尔尼诺事件之间。[15]从以上影响我国主要农业生产的宏观气候变化和当时天气条件看,形成1958年冬——1962年夏秋的连续干旱,是灾害性天气形势的客观反映,导致汛期少雨和冬春连旱的气象条件交替出现,促使了这些年持续干旱在江淮、黄淮和西南地区发生。 三、研究阶段降水资料的再分析与评价 1.降水记录距平的传统方法分析 1958年6、7月,长江下游地区降水距平为负50-85%,6-9月,湘东、赣北、浙西降水负距平为35-70%;均属于全国部分地区重旱。1959年,3-5月,黄河上游大部分地区,冀北、内蒙、辽南出现旱象,降水负距平为25-50%;7-9月,渭河、黄河下游以南至岭南广大地区,降水负距平为30-80%,属于全国较大范围的重旱。59年冬至60年春夏,华南与云贵川重旱,1960年,3-6月,渭河、黄河下游、海河重旱,7-8月,长江中游重旱,降水负距平分别为25-80%,45-85%;属于部分地区的冬春夏连旱,中部主要农业地区的大范围春夏、伏秋重旱。1961年春夏,华北大部、东北西部、鲁北部分重旱,降水负距平为30-60%,4-8月豫南、鄂北局部重旱,降水负距平为40-65%,6-7月长江下游部分地区局部重旱,降水负距平为45-80%,6-8月黔北川东和长江下游部分地区重旱,降水负距平为40-85%。依然属于全国较大部分地区重旱。1962年全国仍有相当多的地区严重干旱,春夏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严重干旱,降水距平负50-90%,7-9月,湘东、赣南、闽南降水负距平35-65%,8-10月华北、东北西部出现重旱,降水负距平为50-80%。因此,从1958年秋冬开始,迄至1962年秋冬,全国东中部主要农业地区遭遇了一场连续的干旱灾害,其中尤以1959-1961年为重。不过
由图3可以看出,连续几年的降水距平,显示出仅在中部、以及西南、西北和华南出现大面积轻度干旱,距平数值为-25% 至0%;局部中旱。而图上以黄色表示的干旱地区,的确也是那些年农业生产遭到重创的地区。本分析工具采用水利部信息中心防汛抗旱指挥系统的气象系统,分析结果以国家气象中心用同序列资料和同样方法检验,结果完全相同。 2.《中国气候灾害分布图集》分析 由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地理研究所和中国气象局国家气象中心编绘的《中国气候灾害分布图集》(海洋出版社,1997年),其中显示的这些年的分季灾害形势综合,与以上文字记载的灾害情况、全年缺雨情况,大致一致。 利系统对干旱指标的再分析 以上采用的是最常规的月降水资料-年降水距平分析的方法,无疑的,这是一种较为粗疏的方法。现今各种对于干旱灾害的评估,都是基于降水多寡,用的这一方法。为进一步深入,现采用水利部水利信息中心于2002年立项建设的《全国旱情监测预测系统》(已于2006年9月验收)干旱指标的研究成果之一,进一步探讨年度降水距平评估。 年度降水距平指数的获得: 降水年度距平指数P=0.6*P1+0.25*P2+0.15*P3 研究首先对数据库中已经占有1950年代以来全部旬降水资料的站点进行分析,从中选取了具有1955年以来全部资料的站点,共计197个;这些站点,按照气象网格分布,业已涵盖全国主要大中城市、主要县城,主要农业生产地区。再就这些站点,分别计算出每一单站的,截至2007年1月1日的降水距平指数曲线,从中专门截出1955-1965年这一阶段,观察、评价各站在本文研究时段干旱状态。并就1958年至1964年,绘制出全国分月的旱涝等级和降水距平分布图,逐月观察和评价全国各个地区的干旱等级。 降水距平指数分布: 从逐月(中旬初)的指数分布看出,1959年全国中部主要农业地区的干旱,有些月份仍然属于局部中旱和轻旱的程度,有些月份还以正常为多。但是,几乎全年在中部地区都有较大范围的干旱。要注意的是:这是一个平均分布的成果,一些站点比较突出的严重干旱,由于这种平均的统计结果,被拉平掩盖住了。其他年份,如1960、1961年情况也大致如此,分析图就不一一罗列了,仅将分析结果列表如下。不过,与年降水距平图相比较,这里可以看出一些农业生产的关键时刻,一些重要农业地区受灾轻重状况。造成对农业生产巨大冲击的,也许正在于这些重要地区、在关键的农业生长季节发生的持续中旱(前期降水累计距平为负20-35%)。1959-1962年,这种发生在我国中部地区的持续中旱,主要出现在年初冬春、春夏、夏秋季节,个别年份延续到年底的冬季。分析汇总如下(见表1): 表1 逐年逐月年度降水距平指数分布分析成果汇总 年份 | 局部出现轻旱月份与范围 | 局部出现中旱月份与范围 | 大部正常月份 | 年度评价 | 1959 | 1-6,8-12月,中部、华南、西南;1-8月,东北 | 1-6,8-12月,中部、华南、西南、 | 7月 | 中部、华南等地区全年中等干旱;西北局部重旱 | 1960 | 1-12月,中部、西南 | 1-8月,中部、西南 | | 中、西南全年轻旱,1-8月中部、西南中旱;西北局部重旱 | 1961 | 1-12月,中部 | 1-6月、8-10月,中部 | | 中部地区全年中旱、轻旱;西北局部重旱 | 1962 | 1-7月,中部;9、11、12月中部 | 5-7月,中部局部中旱 | 10月 | 全年中部地区轻旱,夏季中部局部中旱 | 从一些典型控制站点的多年(1950-2007年)降水距平曲线里截取建国初期的变化部分分析,大致在1958、59年,至1961-63年,全国多数站点的降水距平指数有一个明显的下降低谷,尤其是一些典型站点处于50年代和60年代中期的两个较高指数峰期之间的最低阶段。评估为干旱、中旱。这一低谷,是建国以来第一降水距平低谷。部分站点的降水距平指数偏低正常均值20-30%,甚至接近40%。 那么指数的偏低趋势还要高出15-10%。所以,以下站点在58-62年,一度出现过降水距平指数偏低40%以上的严重缺水干旱事件,它们是:山西的右玉,安阳、淄川、郑州、开封、亳州、凤阳、汉中、安康、巴中、宝丰、许昌、西峡、重庆、涪陵、黄石、麻城、枣阳、信阳、固始、南昌、景德镇、屯溪。类似站点应还有长治、洛阳、德州、临沂、荷泽、宜昌、万县、大同、临汾、邵阳、铜仁、百色、沈阳、辽阳、郧县、沅陵、喀什、都兰、敦煌、酒泉、贵阳。 年代站网尚不完善,缺失一些重要站点,但以上站点基本上控制了甘肃、晋北晋东南、辽南、鲁中鲁南鲁西、河南全省、陕南、川东、黔东北、鄂北鄂东、赣东赣北、皖北皖南、湘西、桂西等地区。其中包括了农业生产的基本区域——松辽河平原、河西走廊、华北平原、江淮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湘赣皖南丘陵地区。这也是中国夏季、秋季粮食的主要产区。 4.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的降水指数分析 国家气候中心将全国分为15个区,每个区选取若干代表站(约8—17站),由各代表站点月降水资料,建立区域降水指数序列[18]。可以看出在建国初期,各大区逐年逐月降水变化趋势。将中东部各典型地区数据点绘图形。降水指数变化显示,逐年逐月,降水指数在平均数值150上下波动,但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存在一个较为突出的偏低阶段,特别是在影响农业生产的4-8月阶段。 综合述评 1.从国家相关业务部门的气象、水利、民政、统计和中科院有关部门的原始记录、单项分析、综合分析,在1958-1962年期间,我国中部和其他地区,确实发生过连续多年的以干旱为主的自然灾害。 这些记录和分析基于自然科技(仪器)和人文技术。 2.基于干旱指数的概念,客观存在的干旱灾害以我国中部地区的连续、跨年、跨季的中旱为主,这些地区是我国主要的农业生产地区,以其他地区的局部重旱为辅。总体是全国大部分地区中旱、轻旱,个别地区重旱。 3.从长序列(1950-2006年)的干旱灾害评估分析,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的干旱,属于建国50年来数次干旱高潮期的第一高峰期,但其气象/水文干旱灾害程度要低于1970、80年代和20/21世纪交接时段。 4.大气物理和多学科的长期天气背景综合分析,1950-1960年代的中国中部、西部干旱,存在十分宏观的大气环境背景,许多影响中国夏季降水的研究参数处于近50年来的极端时期。中国在这一时期出现大面积的干旱事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事件。 5. 从长期旱涝变化数理分析进行评价,这一阶段的干旱灾害程度,比单纯灾情记录的报告,要显得轻微一些。说明灾情报告和单纯的灾害面积的统计数据,带有较大的人为主观意向成分的影响,前者(数理分析)显示自然属性十分强烈,而上报灾情与灾情统计所蕴涵的社会属性则较为显著。 (作者为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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