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1942》观后：双重道德底线的崩溃

最近中国大陆正在上映一部冯小刚导演的片子《1942》。这部片子据说在罗马电影节，在欧洲已经获得好评。片子是以刘震云的小说《温故1942》为底子，也参考了当时的各种历史史实改编。刘震云的小说，在十几年前笔者就读过了，当时的感受有两点，一个是，在民国时期，也是有大量饿死人的现象的，而不仅是在共产党执政时期；二是，由于国民党不救灾，而日本军队救灾，于是，中国老百姓调转忠诚，帮助日本人打中国军队。

这几天，笔者在网上看了电影《1942》，也读了一些人的文章，转载了杜君立的文章：《1942》的中国饥荒史，还看了一些电视专题，即专门做的关于1942河南大饥荒的节目，历史的脉络也更为清晰了。

除去那些普遍性的问题，如饥荒的自然性和人为性，笔者的感受最后集中在一个问题上，或两个问题上，就是在1942年，河南中国人的双重道德底线彻底崩溃了。这双重道德底线，一个指的是人类普遍性的道德底线，就是人不能吃人；二是国家民族的道德底线，即河南人最终选择了帮助侵略中国的日本军队打中国自己的抗战军队。

关键的问题不是中国人或河南人的道德底线崩溃了，而是要问，在何种情况下，这两个道德底线会崩溃呢？

道德，就是人基本的礼仪或礼节，也就是基本的行为规范和习俗，但是，这个道德是否有基础呢？当然有，中国的管子，在很早的时候，就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意思是，人只有吃饱了饭，才会懂得和展示道德。因此，可以说，道德的基础之一是吃饱饭，当然还有其他的基础，如人类普遍的人性。而当人们遇到大灾，人们饥饿难耐的时候，一切的道德就都崩溃了，甚至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人不能吃人，也守不住。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时候，基本的道德已经不是人吃人的问题，而是吃活人还是吃死人的问题，吃死人就是有道德，吃活人才是无道德。吃自己的儿女，吃自己的老婆老公不是无道德，而是活着就吃才不道德，杀了吃，也是可以的。卖儿卖女卖老婆更是家常便饭，都是一条生路。因此，在那样特殊的状态下，你让人们遵守所谓的人间道德，那真的是很难。而抢劫杀人，更不在话下。为了活命，不折手段，什么都可以干，道德底线的崩溃，可见一般。

因此，我们可以看，当人类的基本道德底线被突破以后，那么，那个国家民族的道德底线，也就是抗战的时候，河南百姓不能帮助日军打中国人自己的军队，也被突破，那就顺理成章了。因为在那个时候，吃饭是最大的道理，只要有吃的，有奶就是娘，中国军队不救灾，而日军帮助中国人救灾，不管日军是出于什么目的，是欺骗也好，是战略也罢，是更恶毒的攻心之术也罢，中国老百姓后来就帮助日军。这也没有什么错，在那个时候，双重道德底线统统都会被突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事，没有人在乎了。

中国的老话，民以食为天，在这里是最基本的道德。国和家都是建立在民的基础之上的，没有了民，也就是没有了国和家，更不用说军队了。因此，河南大灾的时候，中国军人的那句话：老百姓饿死了，土地还在，军人饿死了，国家就亡了，这句话有很大的问题，是本末倒置的。也因此，最后的结局也很简单，军人胜利了，抗战胜利了，可是，国民党的统治也完了，改朝换代了。

除了基本道德底线的崩溃以外，还有更可怕的，就是饥荒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摧残甚至是遗传，因为摧残的精神世界一旦进入文化，这样的文化是可以传承的：

饥荒摧毁了一切秩序，被饥饿驱使的人们失去最后的尊严和理智，整个河南仿佛一个“野兽般的世界”。抢劫、杀人、出卖、吃人，一切罪恶都被视为正常。曾经温情脉脉的中国乡村，那些维系人心的传统、道德、礼仪、亲情和怜悯都已荡然无存。灾难不仅消灭人的肉体，更消灭人的伦理与尊严。人不仅沦落为动物，人甚至沦落为食物，人吃人成为幸存者的“美德”。饥荒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河南人，也伤害更多幸存者的良知与尊严。灾难是对文明的逆淘汰过程，人们或苟且偷生，或奸诈暴虐，不择手段成为唯一的生存手段。“它扫荡了所有的忠诚，否定了所有的努力，人们不顾一切地去活命。……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理念能在已经发生的严酷现实中维系人心了。……食物就是惟一的信念，饥饿就是惟一的命令。”白修德这样写道。（摘自杜君立的文章） 

下面一些中国近代灾荒的数字，引自：杜君立：《一九四二》的中国饥荒史 一文

“中国每6年有一次农业失败，每12年有一次大饥荒。在过去2200多年间，中国共计有1621次大水灾，1392次大旱灾，很多时候旱灾和水灾同时出现”(李约瑟)

光绪2年(1876年)华北连续三年大旱，黄河中下游地区有1300多万人死亡；光绪22年(1896年)，一场台风和海啸扫荡了刚刚诞生的上海，10余万人遭遇没顶之灾。

据出生在中国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估计，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到700万人死于饥饿。如此估计，民国时代曾经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

《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这样记载：1918 年大旱席卷了北方六个省，50 万人丧生。同年2 月，陕西和甘肃发生大地震。1921 年，六个省遭受大水侵袭。1923年，12 个省遭受水灾和旱灾。到1924 年和1925 年，自然灾害的范围更大，灾害加上暴力与战乱，造成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大的逃亡运动，几百万人从北方各省逃往满洲，这就是著名的“闯关东”。

 
　　民国十七年(1928)至民国十九年(1930)持续3年的北方八省大饥荒，导致1300多万人死亡，而其中又以关中旱灾最为严重。陕西全省92县悉数蒙难，八百里秦川，赤野千里，尸骨遍地，甚至人相食，惨绝人寰。有200多万人被活活饿死，200多万人流离失所逃亡他乡，800多万人以树皮、草根、观音土苟延生命于奄奄一息。因此一般关中人对“民国十八年年馑”最为耿耿于怀，这也是“万人坑”在现代关中人心中的出处。

 1942年为民国三十一年。头年河南刚刚遭遇了水灾的洗劫，新年开开春，各地就接连不断地迎来了冰雹、黑霜与大风等自然灾害。然后是大面积的大旱和蝗虫。夏秋两季大部绝收。“水旱蝗汤”，“四害”齐聚，河南全省110个县、1000万众遭遇灭顶之灾，饥荒使300万人饿死。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在河南发生大饥荒的同时，广东的饥荒也完全失控，300万人因为冻饿而亡。

1946到1947年，南方发生大范围的饥荒，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

花园口决堤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人为灾难之一，死于这场灾难的河南平民将近90万人，这是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的3倍。相比之下，蒋介石的这场神机妙算导致日军损失7000多人。西进受阻后，日军由沿平汉线和淮河两路合围改为沿长江推进，4个月后，攻陷武汉。武汉沦陷后，斯大林认为中国已亡，将30多万居住在远东地区的中国人流放到北极圈，任其自生自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