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改革打造了一个有问题的中层

30年改革后，很多人欢呼中国终于出来了一个中层，一个介于政府和百姓之间的中层，也就是资本一方，中国终于从两级结构变成了三极结构，中国在经济上也好像真的跨入了资本主义的行列，但是，在笔者看来，这个中层很可疑，问题也很大，如果不能有效的转变和洗心革面，其结果堪忧。

老毛的共产党，在近代以来，在中国做的一件非常巨大的事情，就是铲除了自宋代以来历经千年而不倒的乡绅地主阶级。这样，毛的政权，将宋代以来的三层结构，即专制政府，乡绅地主和百姓变成了一个两元的结构，即一方是专制政府，另一方是百姓，政府直接出面控制百姓。因此毛的政权在农村可以控制到村一级，在城市可以控制到居委会和单位，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专制政权都做不到的事情，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也因此，毛的政权有了百姓的最大的支持，毛的政府也可以最大化的组织百姓，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百姓都可以被迅速组织起来。

这也是毛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战无不胜的一个法宝，也是毛的自信之所在，因为他和其政府，就是百姓的化身。

从宋代以来的中国专制皇权，最多控制到县一级，而乡下的乡镇村，都是乡绅地主的家族自治体系。因此，中国的专制统治是三元结构，专制政府，乡绅地主，百姓。专制政府必须与乡绅地主家族合作才能来统治百姓。这个三元结构有很大的优点和灵活性，因为专制政权总是比较僵化的，尤其是中国的地域非常的广大，无论中央政府的什么政策和法律都不可能同时适合中国全部的疆域，因此，中央政府也心知肚明，干脆就是搞一个宽松的大一统的帽子压在那里，而底下有乡绅地主家族自己来管理，爱怎样管就怎样管，给其很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这样，中国的统治就成为，既有统一性，又有灵活性，是僵化和灵活的统一。中国古代的繁荣，靠的也就是这一点。

但这种政体也有一个缺点，就是政府自己不能有效的组织民众。这也是中国在近代面对西方现代社会高度组织起来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在其压力下，屡战屡败的原因。当西方国家没有进入那个资本主义的时候，其国家组织也是很松散的，力量也有限，因此中国那个既统一又灵活的政治系统，还能对付，甚至占优。但到了近代，当西方列强过渡到资本主义高度的组织体系以后，中国的这个宋代以来的组织体系就有些的捉襟见肘了。不要说是西方的列强，就是那个刚刚组织起来的日本都打不过，那也很自然，因为日本已经学会了西方，可以将民众充分的组织起来了。日本虽然是小国，但以一个举国的小国来打一个无组织的大国，比如甲午战争，日本上下一心，当然可以击败只有李鸿章一个人率领的中国军队，淮军和北洋水师。

到毛开始铲除这个中间的乡绅地主阶级以后，民众就可以被毛的政权有效的组织起来了。因此，无论是日本人，也无论是国民党，也无论是以美国为首的16国的联合国军，就都不是毛的对手了，更不要说印度，还有后来的苏联了。

但是，毛的这个两元结构的国家组织，有一个巨大的缺点，就是僵化，因为，毛的政府还是一个专制政府，是高度集权的，而不是分权的，因此，以一个高度集权的专制政府来掌控如此广大的地域，而且是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一把抓，这样，必然是一个僵化的政府，不能有效的和事实求是地，从实际出发的去对付非常复杂的地方事物和局面，行政命令和一刀切肯定会极大的伤害地方的利益，同时也会最终伤害到百姓的利益。这是必然的。

因此，建国后，毛的政府是政治上集权，经济上计划经济，也是集权，军事上当然也是，文化上也是，结果当然是中国会慢慢的僵化和发展缓慢。

而1978年以后，邓小平开始了改革，邓改革改什么？就是在这个毛的两元结构中，重新打造一个中间的阶层，也就是可以一些人先富起来，重新打造乡绅地主阶层，当然，这个时候不叫乡绅地主了，而是资本家了。同时，开始了城市化的进程。而中央政府慢慢的放权，不是直接插手控制百姓，而是从经济领域慢慢退出，在文化领域也退出，要这些中间的人，即资本一方来控制，给资本一方很大的自由和权力。有如宋代以来的专制皇权一样，给乡绅地主很大的自由和权力，当然，在政治领域和军事领域还保持着控制，也就是政治没有民主化，军队也没有国家化。

那么，现在中国的这个中层的人都是些什么人和势力呢？就是权贵资本，外资买办资本，私营资本和一小部分的国家资本，也就是那些新富起来的人。

中国人，无论城市还是乡村，现在慢慢的都在这些资本的组织和控制之下了，在公司和企业里讨生活了。那么，资本的中间阶层与原来乡绅地主家族阶层有什么不同呢？乡绅地主家族的一个优点是有组织性，但是缺点是没有流动性，而且，也很难被政府直接组织。当初，清末的绿营没有战斗力的原因是组织松散，而曾国藩组织湘军的时候，利用的就是乡绅地主家族的组织性，湘军的弟兄们基本都是同乡，都是亲戚，因此在作战时，就可以互相照应，也有战斗力。但是，这样的军队，一旦去境外作战，出省作战，就有问题了。其他人加入不进来，因此兵员必须要回到家乡去招募。曾国荃就几次回湖南老家招募新兵。但在资本的控制下，就可以流动，人们不必再像老毛时代那样被拴在土地上，被户口限制住，而是可以流动。也就是说，既可以流动，也可以被资方有效的组织起来。

这就多少有资本主义的性质了。资本主义的组织方式就是这样，人们既可以流动，也可以有效组织。而且，这个中间阶层的资方，有很大的自由度和权力，可以变化万方，可以进行高效率的生产，可以有效的转型，收放自如，而不是像老毛时代的工厂那样的僵化，那样的不灵活了。而政府，也可以放权给这些的资方去管理百姓，而不必直接控制了。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个邓小平时代出来的新的中层，即在政府，资方，百姓的三方中这个资方，有很大的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其资本财富的非道德性，一个就是管理的非人化，一个就是骨气缺失的问题。

我们说，中国现在的资方的构成有权贵资本，外资买办资本，私营资本和国家资本四个方面。在这四个方面中，权贵资本，私营资本的财富来源都有问题，也就是有道德性的问题。权贵资本的财富来源当然基本是不道德的，基本是靠权力而将原来的国有资本转移到个人私人的帐下的，违背了孔夫子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教导，这些人当然会遭到了百姓的唾弃和愤恨。而私营资本中有一部分也是不太道德的，靠坑蒙拐骗偷搞来的，也是取之无道，也是被百姓痛恨的，当然，另外一部分的私营资本是正当劳动所得，是取之有道的。而外资买办资本，是西方资本大举进入中国的产物，是比较中性的，如外资和合资的企业。当然，这些资本进入中国不是为了帮助中国，而是为了在中国赚钱，为了盈利，为了剥削中国，中国的百姓对这些外资买办资本是中性加警惕的，在适当的时候，也会变成愤恨的，如富士康他们。而国有资本，由于只保留了大型的和资源性的资产，有非常强的垄断性，产生垄断暴利，因此也经常被百姓病诟，如中石油他们。

这样，在资本的四个构成上来看，从道德上讲，多少都有些的负面，因此，这些资方，在中国三个阶层环节中的地位，处于中间，但可能是不稳固的中间，是很可能与下面的百姓形成道德方面的紧张对立的，因此也是不稳定的因素。现在很多的富人，开始移民海外，就是受这种道德对立的影响，他们觉得自己的资本不安全了，害怕有朝一日会被百姓剥夺。如浙江商人大举移民，浙江商人很多都曾参与山西的投资，是山西的煤老板，在道德上，有严重的问题。所以，所谓的第四次移民潮，有人说是中国精英的流失，笔者不这样看，这些人的资本来源很多是有问题的。

而且这个阶层的财富与百姓构成了巨大的差距，1%的人现在占有中国41%的财富，贫富差距如此巨大，已经超过了美国。

另外一个就是管理的非人化。前一段出来的富士康跳楼事件，就是管理的现代化但同时是管理的非人化的问题的大暴露。因为中国企业在世界的产业链中处于低端，利益非常的薄，资方必须压榨工人才可以得到利润，因此这些资本对中国的工人，采用非人化的方式管理，结果就是工人在无论工资待遇，福利待遇，人情关怀上几乎都是空白，因此这些的资本与工人大众的关系经常是紧张的。而政府在国民的福利上几乎无所作为，因此这种紧张就愈发激烈了。最近有很多工厂发生工人罢工的事件，而且很多发生在外资和买办资本的领域，这是一种警示。

骨气的缺失方面。由于中国资本阶层的产生，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因此也是在向西方开放的一个结果，西方的文化和技术，对中国的资方产生很大的压力，也因此，很多资方变得没有骨气，崇洋媚外，甚至产生极端的媚外，于是出来了很多怪异的理论，比如要牺牲一代老工人，比如要被殖民三百年，比如原始积累的血腥没有原罪，比如将国有资本变成私人资本的合法性，比如打着以市场换技术的口号，可是市场是丢了，技术也没有换到。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是西方世界的加工厂，同时也是西方产品的倾销地。中国的很多利益被这些的资方给出卖。而政府的很多部门，也被从西方回来的人把持，政府的政策也经常偏向资方和西方，这必然引起下层百姓的不满。

由上所述，无论在资产的道德方面，管理的非人化方面，骨气的缺失方面，这个改革开放30年产生的新的中层，资本与资方有很大的问题，因此，这个中层在中国现在，还不是非常成熟和稳定的中层，也没有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如果这个中层与下面的百姓的矛盾日益尖锐的话，有一天，也许会被百姓重新铲除，如同毛时代一样。笔者很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希望这个新的富裕的阶层和资方，可以做中国的中坚力量和表率。但这也仅仅是希望而已。笔者也希望，在百姓与中层的资方紧张对立的时候，中国政府要保持中立，不要轻易站在资本一方，那将是非常危险的。

中国现在这个三层的统治格局，未来会有什么样的走势呢？大概有三种，一个好结果就是，资方慢慢通过努力，消除自己不道德的资本来源性质，回馈社会，比如福利慈善等等，改变自己的形象，而不是畏罪潜逃到国外；在企业方面，改变非人化的管理方式，变得有人情味，有福利制度保障，与工人的关系搞好；在骨气方面，进行创新，搞出中国自己的品牌，自己的技术，拿回自己的市场。这样的中层，与下层的百姓开始合作和联合，在可能的时候和时机，还可以对上面的专制政权进攻，要求实现民主宪政。

还有一个可能是，资方与工人与百姓的矛盾愈来愈深，闹到不可调和，最后逼迫政府出手，与百姓联合，搞掉资方，重新回到毛的两极政权时代。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个结果，笔者很不愿意看到。

还有一个可能是，资方与政府联合，逼迫百姓，出台大量倾向资方的政策，出卖中国和百姓的利益，最后逼迫百姓造反斗争，一举搞掉政府和资方，这就是当年国民党的下场。这种斗争最残酷，一定是以暴力和武力进行的。笔者当然最不愿意看到这种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