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彻底私有化的危险之处
现在很多人推崇中国的私有化进程，认为，中国只有全盘私有化，那么中国经济才会真正的市场化，和高效率化，也就可以更好的发展，并能真正的废除腐败的温床。但问题是，中国的私有化真的能解决一切的问题吗？包括解决市场化，效率和腐败吗？
西方的一切制度，政治经济甚至文化制度，都是建立在私有化的基础上的，因此有如此的发展，那么中国学西方，学什么？当然要学根本，就是要全盘私有化，包括将中国的土地私有化，国企私有化，大学和教育私有化，矿产资源和能源私有化，铁路公路航空私有化，也就是说，要将中国还没有私有化的地方都彻底的私有化，这样中国才可能进一步发展。
这些观点听起来很振奋人心，但是中国真的在彻底私有化之后，就一切都好了吗？笔者持怀疑态度。
我们看，现在在中国和西方，其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什么，或基本的社会力量的分布是什么，笔者认为，中西方的基本社会结构和力量分布都是三大部分，一个是资本集团，一个是政府，一个是百姓，在这三方之中，政府是站在中间的，是调节资本集团与百姓之间关系和利益的，同时，政府也会受到资本集团或百姓集团的制约和压力，这三方是要形成适当的平衡关系的，而一旦这种平衡关系被打破，那么，社会就会有大的动荡或麻烦。而其中的资本集团，按其构成，一般还可以分为土地资本，工业企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政府方面有立法，司法和行政的分别，但不仅仅是行政一个层面，西方的国家可能是立法和司法有独立权，但中国一般是合一的，因为中国是一党独大。
就中国历史来说，也是有这样的三个方面的，就是资本方，政府和百姓。在古代中国，土地资本在资本集团的三部分里面占有绝对优势，工业企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不太发达，宋代除外。因此， 政府那个时候，调节资本方与百姓方，一般都体现在对土地和土地资本的控制，但那个时候，中国的土地资本是私有和国有或皇族占有共享，企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也是如此，就是私有和国有都占一定的比例，只是，有的时候，私有方面会成为主体部分，但在开国的时候，经常有国家的授田制度，如汉代和唐代，甚至明代的开荒，以保障老百姓手中有一定的土地资本。因此问题就来了，大土地资本方一般都有较强的实力，能影响甚至控制政府的政策，因此，一旦大土地资本与政府合谋，来共同对付百姓，那么一般就会发生平衡失效，社会就会发生大的动荡，原因是三足变成了两足，当然不会平衡。因此，那个时候，中国的官方一般都会尽量抑制土地资本方的土地兼并，不让其坐大，尤其靠诸子均分的承继办法，将大土地资本分化成小块土地资本。
1949年以后的共产党政府，在调节资本方与百姓的关系的时候，其方法是将土地资本收归国有，也就是政府将土地资本控制住，同时也将企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统统都控制在国家手中，这样，结果是三方关系，变成了两方，即超级政府和百姓。因此，这个时候的表现方式是平均，均贫富。也就是国家用超级占有的方式，来达到均贫富的目的。只是，这种方式的平均，不是如西方的用税收和二次分配的方式来控制和调节，而是用国家占有资本来保证百姓的利益，但其缺点是效率低下，还有可能成为穷平等。
1979年以后的三十年改革，国家将超级占有放松了，慢慢将土地资本的使用权放手，也将大部分的企业资本放手，只是金融资本没有放开，还基本控制在政府手中。因此，中国又重新形成了资本方，政府，与百姓的三个方面的关系。
西方的的三者关系，其平衡办法是靠税收和二次分配的办法，也就是政府对资本方的控制，靠税收和二次分配，以便对百姓一方进行一定的补贴，也就是高福利，以此来达到三方的平衡关系，而政府之所以能对资本方进行一定的控制，一方面是靠百姓手中的选票，百姓一般能力有限，基本没有办法控制资本方对立法和政府的操纵，因为资本方有钱，而百姓没有，资方可以利用手中的钱操纵立法和政府，因此，百姓唯一有的就是手中的选票，用这个选票来对立法和政府可能的偏袒资本方的趋向进行一定的控制。只是，选票也有被操纵的时候，这个时候，还有舆论，游行，罢工等方式，甚至暴动的方式，来表达民意。
而在目前的中国，当改革的结果是重新形成了资本方，政府和百姓三者的关系时，百姓一方现在还没有选票，而舆论，游行，罢工等方式的合法性还没有被承认，因此中国政府现在非常容易被资本一方操纵，包括对立法的操控，只不过现在资本一方还不是太强大，仅仅在土地使用权，企业资本方面，有相当的实力，而土地所有权，金融资本还在政府手中，企业资本有一部分也在政府手中，包括资源交通电信等，因此，资本一方，尤其是私人资本和权贵资本一方对政府的控制还有限。
如果将来，中国开始将私有化进行到底，那么，其结果就是土地资本，企业资本，金融资本都掌握在私人和权贵手中，那么，那个时候，资本方就可以靠手中的钱完全控制政府和立法，政府与资本方合二为一，三方变成了两方，这个时候，百姓就是受欺压的一方，政府的调节功能丧失，社会必然会发生动荡，而百姓之所以不能对政府和资本方有所制约，是因为百姓手中没有选票，也没有舆论，甚至没有游行，罢工的权利。而这个时候，政府也不会出台对资本方的高税收和二次分配的政策，以补贴百姓。不要说彻底私有化以后，就是现在，中国政府喊了多少年的教育经费达到GDP的4%，但从来就没有实现过，这就是政府出台的法律经常被资本方和政府自己给变形，而百姓的力量很弱。那么在彻底私有化以后，百姓就会完全丧失对资本方和政府的影响力，只有暴动造反一条路了。
因此，在目前中国的百姓还没有选票，舆论，游行，罢工的情况下，或没有其他手段制约资本方和政府的时候，如果一旦放开彻底私有化的大门，社会的动荡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个时候，百姓的力量不仅弱了，政府的力量也削弱了，调节功能也丧失了。笔者的结论就是，目前中国如果走彻底私有化的道路，将是非常危险的一步。
也因此，在百姓还没有靠选票，舆论，罢工或其他方法来对付资本一方的超级能量的时候，政府手中还是要有相当的权利，也就是有控制土地所有权，控制部分国有企业，还有国家金融资本的能力，也因此可以有能力对越来越强大的私人资本，权贵资本方进行一定的调节和控制，将资本方与百姓的关系平衡化。
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和大的社会动荡，都是由于土地资本一方与政府合流，百姓丧失了监控政府和资本方的能力造成的。历史的经验值得重视。而中国的百姓对政府的监控，一般靠科举上去的官员来实现的，也就是靠儒家思想和官员的出身来达到一定的制约，但中国每个朝代末世的科举，一般都腐败了，不能反映民意，因此百姓的监控权力丧失，最后也导致朝代的更替。
西方百姓的选票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有的时候也有问题，就是如果资本方和利益集团有能力操控选票，包括操控舆论新闻和操控国会的话，那么选票的监督功能也会丧失，或有的时候，百姓根本没有投票的兴趣，认为不过都是那么几个人罢了的时候，选票的监督功能也会丧失。其结果，都是社会的三足鼎立变成两足，社会必然崩坏。
因此，中国未来发展的可能模式是，继续保持政府手中要掌控一定的资本，也就是土地资本，企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政府要当好中间人和调节人的功能，同时，在适当的时机，放开百姓的权利，也就是给百姓选票，舆论，游行，罢工的权利，来对抗私人资本，权贵资本方和政府本身的超级权利，在这种前提之下，才可能进一步私有化。如果不能，那么最好就是维持现状，不过度放开私有化的进程。也就是，要开放，两头都要开放，否则宁可不做。如果仅开放一头，势必平衡被打破，社会动荡不可避免。
